本書以性別和家庭作為觀察視角,通過將階級和家庭結構層面中發(fā)生的社會變化與英國殖民統治這二者間相互關聯,重新思考了埃及民族主義和1919年革命的起源。作者巧妙地提出,埃及在19世紀的現代化進程中,加強了埃及精英階層一夫一妻制和資產階級家庭生活的理想,并將這些理想與政治和經濟的成功聯系起來。與此同時,英國人利用一夫多妻制、后宮和婦女佩戴面紗等家庭和個人實踐,宣稱統治階級已經腐敗,從而使其對于埃及的占領“合法化”。為了擺脫英國的統治,埃及中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建立了一種家庭政治文化,培養(yǎng)了新一代的民族主義者,并利用它向英國證明,現在是占領結束的時候了。這種文化在1919年的埃及革命中得到了應用,而改革后的中產階級家庭則被展示為“現代”埃及國家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