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樞，字惟中，歸安人。嘉靖五年(1526)進士。授官刑部主事。言官因李福達的官司交互彈劾郭勛，然而不得獄辭要領。唐樞上疏說：

　　“李福達的官司，陛下再三駁斥查問，這真是有古代帝王的欽恤盛心。但是諸臣有負陛下，欺蔽的人放肆地說別人的壞話，諂諛的人混淆其說，畏威的人改變自己的言辭，訪緝的人隱蔽真情。所以陛下的迷惑就更加厲害，而是非終不能明了。我心中考慮陛下的疑慮有六項。說謀反罪重，不宜隨便加以懷疑，這是其一。說天下的人相貌有相似的，這是其二。說薛良的話不可以聽，這是其三。說李玨當初已經查明，這是其四。說臣下結黨傾軋郭勛，這是其五。說崞、洛地方的證佐之人都是仇人，這是其六。我請求讓我一一加以辯解。

　　“李福達的出行，開始有王良、李鉞跟隨，其意何在？接著惠慶、邵進祿等人以之為師，其傳何事？與李鐵漢十月下旬的約會，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數語，其情何謀？‘太上玄天，垂文秘書’，其辭何指？劫庫攻城，張開旗子拜封爵官，雖然邵進祿等人做成的，其本原何在？李鉞伏誅在前，邵進祿事情敗露在后，反叛的情況非常明顯。所以陜西的人說可殺，山西的人說可殺，京畿中沒有一人不說可殺，只有皇上左右的人說不可殺，這就叫我不得而知了。這是不必疑慮的第一條。

　　“而且李福達的形貌最容易辨識，或取證于光頭，或證辨于鄉(xiāng)音，像李二、李俊、李三是他的同族，是認識他的。從戚廣的妻子口中說出的，她是李福達的孫子相識的人。開始讓杜文桂辨認，他是李福達相識的親家。讓韓良相、李景全對質證明，他們是李福達相識的朋友。一對證于高尚節(jié)、王宗美，他們是..州主人認識的。二對證于邵繼美、宗自成，他們是洛川主人認識的。三對證于石文舉等人，他們是山西、陜西道路行人都認識的。這是不必疑慮的第二條。

　　“薛良堅持作惡，真不是好人。但他所說的張寅就是李福達，也就是李午，實有明據，不得因人廢言。況且李福達的蹤跡詭密，黠慧過人，人們都墮其術中，不是薛良狡猾也就不能揭發(fā)他的陰私。從來發(fā)摘告訐這樣的事，原不必出之于敦良樸厚的人。這是不應當疑慮的第三條。

　　“李玨因為見薛良不是善人，又見李福達沒有龍虎形、朱砂字，又見五臺縣張子真戶內實有張寅父子，又見崞縣左廂沒有李福達、李午這樣的名字，于是茍且定案，輕易放縱元兇。殊不知五臺縣是從嘉靖元年(1522)黃冊才開始收錄，張寅父子突然從何而來？交納糧食封官，其為富戶一定不是一日之積累，在此以前為什么會被隱漏呢？崞縣在城坊既有李伏答，于是在左廂都追察，又以李午為真名，找他的籍貫住址，怎么能夠得到呢？則軍籍無從考察，又怎么能作為充足的證據呢？況且李福達既有妖術，那么龍虎形、朱砂字，又怎能知道不是先前假借來蠱惑群眾，后來去掉以逃避罪名的呢？也不可說薛良全是誣陷他的。這是不必疑慮的第四條。

　　“京師從四方來的人不只一個李福達，既改名張寅，又衣冠形貌像他，郭勛聽從他的話并相信他，這在道理上是說得過去的。李福達是妖賊的余黨，也是意料所不能及的。在郭勛來說自有可居之過，在陛下來說既然有寬大權貴之恩，諸臣縱使有傾軋郭勛之心，又怎能加他們的罪呢？這是不用疑慮的第五條。

　　“審查案件的人稱誣，一定要說被誣是什么原因。如果說是仇恨，一定要說仇恨的是什么事情。如果說薛良有仇恨，那么一切作為佐據證人就不是因為仇恨了。說韓良相、戚廣是因為仇恨，那么高尚節(jié)、屈孔、石文舉就不是因為仇恨了。說魏泰、劉永振是因為仇恨，那么當今的布政司按察司及府縣官員則不是因為仇恨了。說山西、陜西的人，是因為仇恨，那么京師道路之人就不是因為仇恨了。這是不用疑慮的第六條。

　　“望陛下六疑盡釋，明正李福達之罪。期望群奸屏跡，宗社幸甚。”

　　疏章呈入朝廷，皇帝大怒，將唐樞貶斥為平民。在這之后《欽明大獄錄》刪去唐樞的疏章不予登載。

　　唐樞少年跟隨湛若水學習，深造實踐。又留心經世方略，九邊和越、蜀、滇、黔的險阻厄塞，沒有不親身經歷的。腳踩草鞋口含野草，到老不衰。隆慶初年，恢復官職。因為年老，增加俸祿引退。正巧高拱不滿意徐階，說徐階體恤收錄先朝建言諸臣，乃是彰顯先帝的過錯，請求全部停止，唐樞竟然沒有被收錄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