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彥弘（蔣立冬 繪）
孟彥弘，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歷史文獻學、隋唐史、法制史等研究，著有《出土文獻與漢唐典制研究》等，與吳玉貴先生共同承擔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隋書》的點校修訂工作。
隋朝國祚短促，前后三十七年；如果從統(tǒng)一全國算起，則不過二十九年。隋朝為什么會快速崩潰？唐人編《隋書》有沒有刻意貶低隋朝的形象？身負罵名的隋煬帝有沒有被“冤枉”？孟彥弘先生在訪談中介紹了他的看法。
《隋書》被認為是唐代官修正史的代表作，“官修”是否影響史書的立場？
孟彥弘：從史學史的角度，不少人強調(diào)唐代“官修”史書的特點。不過，唐初修前代史，好幾種其實在隋代已經(jīng)著手。且雖是官方組織，但有好幾種實質(zhì)是私修，如南史、北史。不必過于強調(diào)唐初修史的“官修”這一點。
修史，跟做別的事不一樣，非得能看到相關檔案資料才行。以私人身份撰史，也得有條件接觸、收集原始材料才行。至于說到回護、避諱、誣妄等等，任何史書都會有。過去常有人從編纂學的角度，評論某部史書體例是不是完善、遣詞造句是不是簡潔等等。像劉知幾《史通》主要就是這樣來談的。這其實是為將來修撰史書服務的，是討論“編修學”。我們研究歷史，主要是將它當作材料來看，是從史料學的角度來看，是不是保存了更多、更原始的材料。主要是要關注史料的價值，對編撰技術并不太關注。況且，不管它編得好不好，我們都得用它，沒得挑、沒得選。說它修得好還是壞，實際沒大意義?，F(xiàn)在學術界有不少學者關注“書寫”問題，這很有意思，對我們把握、理解史料很有幫助。但也并不是每部史書、每個部分都別有深意，不要“擴大化”。
《隋書》的史料來源，主要還是官方檔案。比如《孝義傳》中的人物，大多是下詔褒獎或“表其門閭”的，他們的孝義行為是上報過朝廷的。這個類傳，主要依據(jù)的就是上報朝廷的材料。比如《隱逸傳》中的《李士謙傳》，明確說鄉(xiāng)人“條其行狀”，上報給尚書省，請求給他謚號。他的傳，當然主要就是根據(jù)尚書省存的這份行狀了。
無論是官修還是私修，一部大書，總會有種種問題。有的問題，比如一個人立了兩個傳，這當然是工作疏忽；有的問題，卻未必是書成眾手、工作疏忽所致，比如紀與傳、傳與傳之間的牴牾。這主要是因為所依據(jù)的史料各不相同，即“史源”不同。比如我們將某人的傳與該人的碑或墓志相比對，一些經(jīng)歷、行事就對不上。就好像有的領導干部改年齡、改履歷，這必然造成同一個人的不同檔案，填寫的內(nèi)容就不一樣。這不是編撰學的問題，是史料學的問題。
有些觀點認為，唐人編《隋書》有刻意貶低隋朝形象的嫌疑，您怎么看？唐初修纂者在修《隋書》時有沒有面臨建立自身的合法性的問題？
孟彥弘：過去我也有過類似的想法，但近來細想，似乎又不盡然。魏晉幾百年，政權(quán)更迭十分頻繁，人們其實不太把政權(quán)更迭當回事，這跟明末完全不同。既然不當回事，所以也就沒必要刻意“抹黑”。
另外，官方修史，操作性要強，更難反映個體的意見，越是集體工作，就越難以完全實現(xiàn)“抹黑”之類的事情（局部的刪削、篡改是可能的）?！端鍟分饕€是依據(jù)官府檔案加以編排，當然不排除對個別人、個別事，有特別留心，或者加一個比較特別的史臣的按語之類。
當時的人對所謂“合法性”或“正統(tǒng)”的問題，并不太重視。他們也講五德，也講天命，但總的來說，忠君、忠于一家一姓的觀念也不強烈，對“合法性”也沒有太多的強調(diào)。武則天移唐祚而立周，李唐又重建，易代之際，也沒有發(fā)生過大的政治動蕩、沒有進行過大的政治清洗。安史之亂中，對張巡死守睢陽，唐人也有不同看法。對出仕安史政權(quán)的李唐大臣的處置、對安史叛將的處理，都沒有上升到非人道的高度。同時，隋煬帝死在江都，越王侗在洛陽繼立，成為一個政治中心。李淵、李世民父子是從山西起兵，入關中，占長安，也不需要特別證明自己的合法性。
唐初君臣反?。核宄敲锤?、那么強，怎么說垮就垮了？他們認為主要原因，是濫用民力、勞財傷民。但唐初史臣是不是刻意把隋煬帝的勞民傷敗、濫用民力，予以強化呢？也有可能。但這不是為了證明李唐合法化，這大概可以肯定。
《隋書》對所謂“合法性”沒有太多的強調(diào)，似乎并不需要把隋朝講得一團漆黑，李唐王朝才有改朝換代的“合法性”。《隋書》卷七十楊玄感李密傳之末，有很長的一段“史臣曰”，就是談煬帝的過失。對抗大唐的堯君素仍收入《隋書》卷七一的《誠節(jié)傳》，“史臣曰”還將他與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并列，說他們“不知天之所廢，人不能興”，“雖功未存于社稷，力無救于顛?！保€是比“茍免之徒”要強。獨孤盛是在江都被宇文化及殺的，元文都、盧楚是在東都被王世充殺的，堯君素是對抗唐軍的，但唐初史臣卻把他們放到了維護楊隋王朝的同一撥人中。
人們不太把政權(quán)更迭當回事。比如李崇，聽到隋文帝控制了政權(quán)，將行禪代之事，說“合家富貴者數(shù)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想要呼應尉遲迥，但聽說控制并州的叔父李穆已經(jīng)決定支持隋文帝，自己也就改變了主意，“亦歸心焉”。李安得知其叔父想要謀劃除掉隋文帝，于是告密，叔父一家被殺。隋文帝要封賞他，他婉辭，隋文帝也替他保密，沒有大肆宣揚他的“大義滅親”。宇文化及在江都發(fā)動政變，殺了隋煬帝，當時在江都的官員都到朝堂表示支持，惟獨許善心不去，他侄子騎馬去催他前往，勸他說：“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于叔而低徊若此！”善心不肯隨去。他侄子哭著說：“將軍于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這跟后代，很不一樣。
對易代的反應特別大，大概是宋以后吧。特別是明末，表現(xiàn)得最激烈。但也主要是士大夫，特別是江南的士大夫。這跟學校的普及、理學的傳播，特別是清軍的血腥高壓，大概都有些關系。普通老百姓大概比較漠然吧。誰坐天下，他們都是草民，都要納糧當差。
天下是一家一姓的天下，這個意識很強烈。比如隋文帝晚年，太子楊勇、蜀王楊秀被廢，高颎也被廢黜，大臣裴肅上書勸誡。隋文帝對楊素說：“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笔裢鯒钚惚徽?，裝病不來，源師勸楊秀從命，楊秀很生氣，說“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
隋文帝對自己利用禪讓的形式取周建隋，也覺得有種種偶然性。隋文帝要巡幸岐州，王誼就進諫，說：“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文帝說：“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jié)為臣，或當恥愧。是行也，震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边@雖是句玩笑話，但說明隋文帝并沒有把他當皇帝、建立隋朝當成天命所歸。當時的人，也不覺得楊堅稱帝是天命所歸。宇文忻就對梁士彥說：“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即是?！蹦苤С謼顖苑Q帝，也能支持別人稱帝。
正因為這樣，隋文帝對功臣大開殺戒，手段有時也幾近下作。比如，聽說李徹有怨言，“上聞而召之，入臥內(nèi)賜宴，言及平生，因遇鴆而卒”，下毒殺了他。王世積“見上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zhí)政言及時事。上以為有酒疾，舍之宮內(nèi)，令醫(y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殺得連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對太子解釋說：“微劉昉、鄭譯及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復子也?！沃畡t不遜，致之則怨，自難信也，非我棄之。眾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于功臣，斯不然矣?！?/p>
《隋書》卷四十“史臣曰”，對高祖誅功臣，基本是各打五十板?！八熵澨熘σ詾榧毫Α笳呔胍?，施者未厭……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高祖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高祖沉猜之心，固已甚矣?！?/p>
孟彥弘藏各種版本《隋書》
一般通史類著作對隋朝往往匆匆?guī)н^，人們也習慣“隋唐”并稱，隋有沒有隱沒在唐的光環(huán)之下？
孟彥弘：隋朝是唐朝的一個過門，一個上橋的匝道。從歷史發(fā)展來看，我覺得從隋統(tǒng)一到唐武則天，應該歸為一個階段、一個時期。在我們看來，就是如何在政治上解決一個地方政權(quán)轉(zhuǎn)變?yōu)橹醒胝?quán)的問題。
577年，北周滅北齊，統(tǒng)一北方；589年，隋朝征服陳朝，統(tǒng)一了中國。統(tǒng)一后執(zhí)政者采取高壓政治，并且有很強的地域歧視心態(tài)，行動上也確實有地域防范的舉措。比如隋煬帝一方面將政治中心往洛陽移，同時又環(huán)洛陽修了一圈溝塹。北周滅北齊、隋滅陳，是西北一隅的落后地區(qū)對先進地區(qū)的征服，同時也是一個實現(xiàn)從落后到先進的轉(zhuǎn)變過程。這兩個轉(zhuǎn)變，實際上要到武則天時期才算是完成了。所以，隋和唐前期同屬一個大的階段。學術界也沒有低估隋朝的歷史。
隋朝備受詬病的事件主要發(fā)生在隋煬帝身上：征高麗、開運河、多次巡游、役民無度。但近些年學界似乎有一些“翻案”的聲音？學界對這些事件如何評價？
孟彥弘：隋朝一共才不到四十年，煬帝執(zhí)政十三四年。他執(zhí)政后期出現(xiàn)了全面的社會動蕩，主要原因確實是擾民、濫用民力。
他一上臺就營建東都、顯仁宮，動用的勞力達百余萬。開鑿運河、修直道、修長城、環(huán)東都掘塹，動員人力少者十數(shù)萬，多者幾十、上百萬。他執(zhí)政的前半段，屢屢巡幸，一次有時要持續(xù)好幾個月、小半年。比如，他上臺的第四年（607）四月至八月，沿黃河西岸，北上至榆林，入樓煩關，至太原，返東都。608年三月至八月，至五原，祠恒岳，返東都。609年二月，自東都返京師。三月，巡行隴右，沿洮河西上，在今劉家峽附近渡黃河，至今青海樂都；經(jīng)祁連，至張掖，九月入長安。十一月幸東都。他出巡，地方就得接待，所到之處，都要求當?shù)毓賳T豐盛接待，常常將自己認為接待得不隆重的官員加以懲處。比如，大業(yè)五年（609）征吐谷渾，民苦勞役，時任天水太守的乞伏慧“坐為道不整，獻食疏薄，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發(fā)，乃釋，除名為民”。大業(yè)九年他到上谷，“以供費不給，上大怒，免太守虞荷等官”。
煬帝執(zhí)政的后半段，612、613、614年，連續(xù)三年攻打高麗。動員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為了造船，民工長時間泡在水里，腰以下都有生蛆的。
持續(xù)這么做，老百姓負擔很重，過得很苦。這是激起民變的直接原因。《張須陀傳》稱：“會興遼東之役，百姓失業(yè)，又屬歲饑，谷米踴貴?！薄稐钌茣鳌贩Q：“山東饑饉，百姓相聚為盜?！?/p>
有學者認為他開鑿運河、巡幸，是要改變此前的“關中本位政策”，并不是他個人追求享樂。我想，目的是一回事，結(jié)果又是另一回事。即使煬帝巡幸有他的政治目的，但客觀的結(jié)果，是老百姓負擔陡然加重，生活很困頓。無論他的目的是什么，無論要體現(xiàn)怎樣的國家利益，事實上老百姓因此而過得很不好，甚至不得不鋌而走險，這總不能說是好事。運河開鑿，確實起到了便利運輸?shù)淖饔?，但在當時并不是只有這一項工程，而是有許多工程在做，是許多工程中的一項。把這項工程從許多工程中抽出來，談其價值和效果，就變成了只是對這項工程如何評價的問題。這能說明什么呢？說明很有必要？很有價值？其實沒有人否定它的價值。
我們研究歷史的人，常常是從事后看，從國家利益來著眼，其實，我們還是要站在當時、普通人的立場來看。要以人為本。許倬云說，二十世紀許多壞事，都是打著國家、民族的旗號干的。他只認兩頭，一頭是人類，一頭是個體。我很認同。我們確實要以人為本來看問題。同時，我們也要用旁觀者的立場來審視歷史，不能總是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場、站在朝廷的立場、站在某個民族某種文化的立場來看。這很容易變成國家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甚至種族主義者，這不好。
就隋煬帝個人來看，他確實是一個好虛榮、好顯擺的人，比如他很愛寫詩，寫得也不錯，但對寫得比他還好的人，就很煩。他好大喜功、喜歡粉飾太平。他覺得隋朝很厲害，要給人夸耀隋朝很富裕，營造四夷來朝的氣氛，讓裴矩在武威、張掖引誘西域胡人來中原。大業(yè)六年（610），“諸夷大獻方物。突厥啟民以下，皆國主親來朝賀。乃于天津街盛陳百戲，自海內(nèi)凡有奇伎，無不總萃。崇侈器玩，盛飾衣服，皆用珠翠金銀，錦罽絺繡。其營費巨億萬……大列炬火，光燭天地，百戲之盛，振古無比”，“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民貿(mào)易，所至之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嘆，謂中國為神仙”。這個營造出來的盛世，是要花錢的。615年正月初一，周邊近三十個小國派使者來朝，有學者懷疑，這些其實并不都是使者，很可能是來隋朝做生意的商人裝扮的。
當然，隋煬帝對江南有好感，曾長期住在江都（今揚州）。他的這個態(tài)度，，是有益于削弱乃至打破關隴人對關東、江南的地域歧視的。但隋末的社會動蕩，并不是這個原因所導致的。
《隋書》點校修訂筆記
如何看待隋末出現(xiàn)的大動亂？這一時期的動亂在中國歷史上也頗具轉(zhuǎn)折意義，如果不是隋煬帝的個人作為所能解釋，還有哪些因素值得探討？
孟彥弘：秦吞并六國，西晉結(jié)束三國，隋統(tǒng)一中國，這三個結(jié)束分裂、實現(xiàn)統(tǒng)一的王朝，都很短命。宋以后，不存在“分裂—統(tǒng)一”這樣的問題。這是偶然的，還是有什么更深層的原因呢？一個政權(quán)，怎么才能穩(wěn)定？從分裂到統(tǒng)一，是不是要有一個穩(wěn)定期？這個危險期有多長？北周滅北齊、隋滅陳，對原北齊、陳，實行了高壓政策。史書上常說，這些地區(qū)原來的官員，很多“久不得調(diào)”?！额伿霞矣枴防镎f，自己不能決然引退，怕被人指為不合作。但蒙古人、滿清南下，都很殘酷，也沒有導致政權(quán)很快崩潰。前面已經(jīng)提過，一個地方性的政權(quán)，隨著武力征服，變成了一個全國性的政權(quán)，如何完成這個轉(zhuǎn)變，確實是一個問題。所謂關隴集團、關中本位政策，也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談的。在這個轉(zhuǎn)變過程中，有多種可能性，不是必然就要崩潰。事實上，唐朝建立伊始，也面臨著這個問題，但直到武則天時期，才算是完成了這個轉(zhuǎn)變。這大概需要一代人的時間。但隋朝的崩潰，主要還是濫用民力、民不聊生的問題。如果不是隋煬帝這樣一位胡折騰的君主，也許可以較為順利地完成這個轉(zhuǎn)變，至少不會導致社會的全面動蕩。在集權(quán)體制下，真是一人興邦、一人喪邦。特別是在一個社會轉(zhuǎn)型期，遇上這樣一位君主，真是一個悲劇。在這樣的體制下，也只能寄希望于出明君。這是無可奈何的。
唐初期，尤其是貞觀年間，君臣論治常常探討隋朝忽亡的歷史教訓。唐朝的開國君臣，是目睹了、經(jīng)歷了隋朝末年的社會大動蕩，是眼看著一個強大的厲害的隋王朝，很快就走向了崩潰，而這個崩潰，并不是有實力的集團導致的。楊玄感起兵，很快就被鎮(zhèn)壓了。這個崩潰，是普通民眾的暴動導致的。所以李世民才會說，老百姓就是水，朝廷是船，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君臣論政，就是要以剛剛滅亡的隋朝為借鑒，不能犯隋朝那樣的錯誤。貞觀之治，并不是說唐初社會經(jīng)濟有多好，社會有多富裕，而是認認真真地要以隋亡為鑒，愛惜民力，不折騰，休養(yǎng)生息，社會復蘇。以隋亡為鑒，以人為本、愛惜民力，才是貞觀之治的表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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