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偉瀛：臺灣史學的七十年

臺灣史學七十年的變遷，既是中國史學變更的一脈，也是世界史學發(fā)展的一支。臺灣大學歷史系的古偉瀛教授作為臺灣史學變遷的見證人和重要親身參與者，于2018年4月25日受邀在上海大學歷史系作了一場題為“臺灣史學七十年：史學變遷對個人研究的啟發(fā)”的講座。此講座以他在2018年9月?lián)紊綎|大學儒家文明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的訪問學人三個月期間的研究成果為基礎，文中參考并引用不少前人著作，尤其是王晴佳教授的《臺灣史學史》（上海古籍，2017）。他的講解帶入感很強，靈動性十足，以大歷史視角和個人體驗相結合，將臺灣史學七十年發(fā)展做了清晰的介紹和梳理。

《臺灣史學史》

內地史料派的移植

古偉瀛教授認為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傅斯年領導的“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和臺灣大學，深深影響了臺灣的史學學風?？箲?zhàn)期間，傅先生與“史語所”漂泊到四川李莊，后又于1949年1月隨“史語所”遷至臺北南港，同時傅任臺灣大學的校長。傅斯年先生治學風格強調擴充史料，但不限文字資料，更包括了對地下材料的擴充，他推動“史語所”李濟的河南安陽考古，即代表此一新趨勢。傅斯年先生對錢穆以考據(jù)成名而批評考據(jù)意見很大，對于談論歷史解釋以及所謂“義理”的著作不屑一顧。

傅斯年來臺不久后去世，“李濟與沈剛伯通力合作，兩人均才智過人，借助內外的公私資源，將臺灣的人文社會學界由衰敗殘余逐漸拉回到穩(wěn)定，再一步一步向前開拓發(fā)展”(引自許倬云教授)。

古偉瀛教授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進入臺灣大學歷史系本科學習，雖無緣親炙傅斯年，但也受到了史料派相當大的影響，特別是“史料派專家”方豪及前北大歷史系姚從吾教授的研究方法。方豪以前在浙江大修院時就私淑考證大師陳垣，寫信去北平輔仁大學請教，以致他差一點被修道院開除（當時修道院規(guī)定，不能隨便與外人通信）。方豪的考訂及在地是其研究特色，他極擅長考訂，許多研究成果均屬此性質，代表作《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古教授因為研究教會史的因緣，常有這方面的共同興趣及史料查找，所以與方豪教授有很深入的互動，并在其治學方面受到了影響。

古教授在講座中

史料派式微，轉向西方取經

臺灣史學在1970年到1990年間最大的特色是向西方取經。傅斯年遺留下來的“史料學派”特色，在六十年代后期逐漸式微。隨著臺灣地區(qū)與美國關系的加強，同時又與大陸學界隔禁，海歸一些學者的陸續(xù)返臺，臺灣史學經過了一場西方行為科學及社會科學的洗禮。臺灣史學研究在此時引進了大量的歐美的理論與方法，其中以韋伯理論、年鑒學派、心理分析方法及量化史學最突出。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美國學者提出的發(fā)展理論框架，亦即所謂的“近代化”(Modernization)敘事模式成為許多國家來詮釋其當代史的重要基礎。美國興起的行為科學，對于人及人類科學的研究又多了一門學科，此學科最重要的是加入了心理學。除了以前的“社會科學”，現(xiàn)在又加上了“行為科學”，在臺灣統(tǒng)稱為“行為及社會科學”。歐美此時的行為及社會科學在研究方法上有了很多的創(chuàng)新，更重要的是由于電子計算機的發(fā)明和普及，使得學術研究有更多及更快的發(fā)展。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臺灣史學界之所以能夠引進量化史學、心理史學的新方法，必須歸因于幾位海歸的史學家，他們不但具有指引之功，還有親自使用這些新方法的例子。田納西大學的郝延平回臺客座，就如何定下一個研究題目，主張一定要有主標題和副標題（“雙節(jié)棍”式的標題[彭明輝教授語]），此外還提倡“洋八股”，撰寫每段一開頭都要有主題句（topical sentence）。逯耀東教授（1933-2006）作為臺灣大學第一位歷史學博士，頗有使命感，學成后商討和推進臺灣史學的前景，除了以研究生的名義向哈佛燕京學社申請經費，出版專屬研究生的刊物《史原》以外，還提出一個方案，要博士生分頭研究中國各時段的史學史，他自己是魏晉史學，博士生阮芝生研究《史記》，羅龍治研究唐朝，張元研究宋代，徐泓研究明清，按此方案，可能出現(xiàn)較全面的中國史學史。雖然這些學者并未完全按照此方案從事未來的研究，但也在史學史界頗有表現(xiàn)。

歷史學家逯耀東

許倬云教授在獲得博士學位后，在“史學所”及臺灣大學任職，在其主持臺灣大學歷史系時期也時常聘請海外學者來臺大歷史系擔任客座教授，邀請青年海歸學者來開課訓練研究生，籌備出版《臺灣大學歷史學報》，開一時風氣，極大推進了臺灣史學的發(fā)展。

此階段，古偉瀛教授也在《食貨月刊》上介紹一些量化研究的方法以及應用于中國史料的例子，并陸續(xù)在量化史學領域發(fā)表了幾篇文章。許倬云教授曾教導學生不要以為數(shù)字即等于精確，數(shù)字一樣可以說謊，所以統(tǒng)計的類別適不適當、取樣足不足夠，曲線方法，走勢都不能亂搞，沒有窮盡材料就不能比較。為了改變學風，許教授又延聘在歐美大學教書的有名學者，例如艾伯華、孔華潤、郝磊夫、杜維明等人來系里客座，介紹史學的新方法和新觀念。許教授回憶：“從那以后，臺灣史學確實發(fā)生了很大的轉變，但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力量，還有《思與言》的雜志同胞們的助力，有系統(tǒng)的介紹史學方法和新觀念，主張歷史研究要借助社會科學的東西，強調史學不僅要‘敘述’，也要‘解釋’。從《思與言》到《新史學》，這五十年來臺灣史學界對歷史研究的方法和取向，以及大概的模式，就這樣定了下來。”

另外影響臺灣史學面貌的一個外在因素是當時臺灣與大陸是在冷戰(zhàn)時期的對立，因此臺灣史學界一方面無法延續(xù)大陸時期的史學成就，在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上更是無法以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進行，許多大陸的新發(fā)現(xiàn)的資料無從得知，更談不上應用。同時臺灣處在戒嚴時期，有些題目事涉敏感，不太方便研究，例如陶晉生教授提到他在六十年代初要選碩士論文題目時，“本來想研究宋金關系中的宋高宗，后來考慮到這個題目也會涉及到臺灣偏安一隅的政局，就改從宋金關系方面出題了”。同時期針對大陸的建國初期的系列運動，臺灣發(fā)起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提供資源來提倡中華文化的各種元素，特別是人文與藝術方面。

社會科學及史學的中國化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臺灣的人文和社會科學界受到了西方，尤其是美國學術風氣的影響，愈來愈多的學者使用西方傳入的行為及社會科學的理論及方法進行研究。不過在使用了若干時日后，發(fā)現(xiàn)了不少問題。最明顯的是這些外來的理論與方法在臺灣出現(xiàn)了水土不服的問題。

當時臺灣的行為及社會科學有一些新的轉向，就是社會及行為科學的中國化。當時這種轉變最力的提倡者楊國樞和文崇一提到：“多年以來，我國的社會及行為科學界，一直忙于吸收西方的研究成果，模仿西方的研究方式，似乎已經忘記了將自己的而文化背景反映在研究活動中。在缺乏自我肯定與自我信心的情形下，長期過分模仿西方研究活動的結果，使中國的社會及行為科學個性與特征，終會淪為西方行為與社會科學的附庸?！碧諘x生教授在“我的學思歷程”里提到：“一個歷史研究者總不能跟著社會科學的發(fā)展跑，而且即使能夠勉強跟上時代，還存在著西方學術理論能否運用到傳統(tǒng)中國歷史研究的問題?！?/p>

在當時，臺灣當時的政治文化及認同身份是以“正統(tǒng)中國”和“自由中國”自居的。但隨著中美邦交正常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lián)合國恢復合法席位，臺灣在國際日益孤立，加之1990年代李登輝主政后，臺灣意識強烈，“中國化”漸漸不太提了，而以“本土化”和“在地化”取代。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所用的名詞被取締，但行為及社會科學的研究是持續(xù)原來的方向。

古偉瀛教授在探討量化方法應用于中國史料中，就深覺分類的標準就需要“中國化”。他反思到作為一個中國人，在學術研究上當然應該中國化，這是毋庸置疑的，我們不能在學術上，裝上英國人的頭，美國人的腳(王學典教授語)，也不能用筷子吃西餐(葉啟政教授語)。若進一步思考，學術中國化有沒有具體的標準。我們有沒有純粹的中國史學呢？事實上，在史學與社會科學方面，自從二十世紀以來，都是模仿西方建立的學科，雖然史學自古已有，但自梁啟超批判傳統(tǒng)史學以來，史學這一門也是按西方的學科建制以及研究規(guī)范而成為今日的模樣。史學方面，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不管是喜歡還是厭倦，無論是史料的探求，因果的分析及詮釋，或是史著的寫成，處處都有外來的基因，有的是東亞他國的，有的是歐美澳的。但是只要在研究時是以中國人的主體性，或中國人的意識來進行，就是中國化。

后現(xiàn)代史學、新文化史的興起及本土史學時期

到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期，臺灣史學來步入了后現(xiàn)代史學、新文化史及本土史學時期。后現(xiàn)代史學以及新文化史大約是在1990年前后同時并起的，后現(xiàn)代史學的主張成為新文化史的養(yǎng)分，而新文化史也強化了后現(xiàn)代史學的一些訴求，加之由于臺灣政治局勢的劇烈變動，其逐漸去中國化的政策，使得臺灣史學本土化的趨向愈來愈明顯。

古教授在加拿大留學多年，觀察到弱小國家在世界強國的陰影下維持生存及發(fā)展的策略，體會到運用現(xiàn)代的行為及社會科學理論及方法上的有限性，因此對于后現(xiàn)代主義史學所提供的另類的史學思維及實踐很有想去認識的興趣。在進行閱讀及理解的過程中，他感覺臺灣的史學還可以汲取史學新思潮的養(yǎng)鐘，因此與從美國過來、又對后現(xiàn)代主義有深入認識的學者王晴佳合作出版了《后現(xiàn)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山東大學出版社，2003年），對影響頗大的后現(xiàn)代主義及其與歷史學的關系作了深入淺出、全面周到的解釋和評述，具體分析了一些具有后現(xiàn)代意識的中國史著作。古教授本人也發(fā)表過的后現(xiàn)代史學相關論文，并對后現(xiàn)代史學有著獨到而深刻的理解。

《后現(xiàn)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

由于后現(xiàn)代史學家強調所有歷史著作的“建構性”，因此在中外史學界產生了許多以“制造”（manufacturing）、“發(fā)明”（inventing）或“制作”（fabrication）為名的書籍。同時后現(xiàn)代主義史學強調的去中心化，尤其是去歐美中心論，使得學界將目光轉向一些曾被殖民的國家，以及曾被壓制或挪用的弱勢團體或族群的聲音。微觀史學的出現(xiàn)以及平時主流史學不會注意的“日常生活史”成為史學家新近有興趣的題材。日常生活包括了民俗活動、嘉年華會、歷史遺址、慶祝紀念日等都成成為史家研究對象，像是研究元宵燈會、龍舟競渡、黃鶴樓之研究等。

學者指出，在海外學者積極參與并協(xié)助下，臺灣近史所于1992年召開了主題為“近世家族與比較政治歷史”的大型的國際會議，目的是想要帶領一個新的研究方向：“人類文化原為一綜合體，歷史研究趨向以人類文化的總體面為研究對象，亦為學術發(fā)展的必然趨勢。在此一趨勢下，家族的歷史，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自然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p>

臺灣近三十年來充斥著一種現(xiàn)象，亦即大量歷史事件被重寫或改寫，臺灣史的各種題目的研究也此起彼落，例如二二八、白色恐怖或美麗島事件等，這種大量的歷史的重構或改寫是在爭取歷史的話語權，這樣的現(xiàn)象多有其意識形態(tài)的背景以及政治上或選舉上的目的，史料的選擇性很強，而其詮釋更是壁壘分明，都在宣示其或統(tǒng)或獨的立場。

“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隆志在2009年與2010年分別用中英文回顧了臺灣史研究的淵源和發(fā)展，他指出臺灣史的研究最初在日本殖民統(tǒng)治時期開始，在1945年之后成為中國地方史的一支，在1960年代開始受到了西方史學和臺灣政治因素的推動，幾十年來呈現(xiàn)了“蓬勃多元的發(fā)展面貌”，但當下的研究由于專業(yè)倫理薄弱、研究質量不夠，以及學術視野狹隘，已經出現(xiàn)了政治工具化、商品庸俗化及研究瑣碎化的危機。他覺得臺灣史學的前景并不樂觀，在邁向成熟獨立的發(fā)展過程中困難重重。

臺灣史學近十年的最新發(fā)展是網(wǎng)絡時代的“史學普及”創(chuàng)作。古偉瀛教授舉了2015年涂豐恩成立“史多禮股份有限公司”的發(fā)展為例子，“史多禮”就是英文story的音譯，他覺得歷史其實就是很多故事所組成的，希望用說“故事”的方式把歷史或者對過去的記憶表達出來，“史多禮”是一個想立足于臺灣、放眼世界的新媒體，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下講好歷史故事，通過“故事”，認識過去，理解現(xiàn)在，想象未來。

作為一位經歷了臺灣史學變遷的歷史學家，古偉瀛教授最后談到了他個人的研究，尤其實在近代史方面因近二十年來兩岸的交流開放，在史料提供及方法的切磋上獲益甚多。他期待兩岸資料可以互相開放，中央及地方檔案可以自由使用，理論與方法能夠互相切磋，人員經常交流往來互訪，共創(chuàng)一個輝煌的中華歷史研究的黃金時代。

（本文已經古教授審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