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圓舞曲：從啟蒙到日落的歐洲》，高林著， 東方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432頁，68.00元。
閱讀《皇帝圓舞曲》的時候，我偶爾會產生一種錯覺，那就是作者本人也來自十九世紀的歐洲，多處行文、語氣讓我想起了茨威格。在那個年代，寫成歷史文本的語言似乎可以是更華麗一些的。
讓這本書“過時”的第二個理由是它所描寫的對象：十九世紀。這個世紀有時被人稱作“美好年代”，很顯然不是因為這個時代的人活得有多么暢快、舒適，而是因為這個時代的人還滿懷希望，而這是經(jīng)歷過其后年代的人所不敢擁有的奢侈品。
當然，最能顯現(xiàn)本書“過時”的事實是，本書中居然有一篇在認認真真討論馬克思為什么蓄上一把大胡子。這個冷笑話也只有二十世紀后的人才會先疑惑地抬起眉毛，然后咯咯直笑，因為十九世紀的人們只會覺得這是一個理所當然的事實——自1848年以來，大胡子就跟革命氣概聯(lián)系到了一起。這種思想標志之明顯，讓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在1850年代下了一道法令，規(guī)定所有的公務員都要剃須。
這里有幅漫畫，講的是1868年奧地利自由主義改革時期發(fā)生的一件趣事——新任內政大臣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有著一把美髯。漫畫中的大臣走進了一間官員聚集的房間，那群官員驚呼道：“就是他！先生們！一個蓄須的內閣大臣！奧地利完了！”
當然，這把大胡子確實能解釋本書一半以上的內容，那就是雍容華貴、講究貴族禮儀與風度的十八世紀宮廷是如何遭遇到一把大胡子的入侵的。這把胡子在文化上是男人下頜上的那些毛發(fā)，在政治上則是一部憲法。
讓法國、奧地利和德國統(tǒng)治者所苦惱的是，他們既不能輕易地把毛發(fā)從所有男人的下頜上剃走，也不能忽視國民要求立憲的壓力。十九世紀確實是一個美好年代，因為在那個時代，舊制度的統(tǒng)治者雖然把“憲政”和“人民”當成一種威脅，卻不會像其后兩個世代的繼承者那樣嘲弄它、戲弄它。
以后人們在評論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所以爆發(fā)的原因時，往往會指出這么一種觀念上的誘因，那就是十九世紀的人對戰(zhàn)爭持有一種非比尋常的正向觀感。他們認為戰(zhàn)爭猶如森林中的野火，燒去枝蔓，而讓樹木更健康。如果我們撇去這種言論中所蘊含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推斷，把它放到十九世紀的歷史中去考察，就會發(fā)現(xiàn)，當時的人們之所以信奉這種觀點，正是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是真實的。
十九世紀的世界，相對于二十世紀早期的暴烈，以及二十世紀中期以后的和緩年歲來說，是處于一種低烈度競爭狀態(tài)中。而正是這種狀態(tài)讓歐洲列國都紛紛進行自由主義改革（在更嚴酷的時代，國家來不及進行這樣的改革，而在更和緩的年代里，政府沒有生存壓力也就沒有動力來進行改革）。我們能在十九世紀的歐洲史上看到這么一個模式一再出現(xiàn)：在一場戰(zhàn)敗之后，封建特權被廢除，個人權利被授予。普魯士的農奴制是在耶拿會戰(zhàn)慘敗后被廢除的（順便說一句，黑格爾專門為這次戰(zhàn)役寫了一本書，稱它為“歷史的終結”），奧地利的自由主義改革是從1859年意大利戰(zhàn)爭的失敗后開始的，而俄羅斯專制統(tǒng)治的大松動也起源于俄羅斯軍隊在克里米亞戰(zhàn)爭中的悲慘遭遇。
實際上，不獨歐洲國家如此，當時凡有志于自強的國家莫不以立憲為任務。當時世界上還沒有大做出口加工貿易、靠外資投資驅動經(jīng)濟發(fā)展的政治與經(jīng)濟條件，要想增強國力，只能靠國內社會與市場的內在發(fā)展。要與列國競爭，就不能不稍假民力。明治維新時日本元老院就在《推進國憲復命書》（1878年）中寫道：“（當今世界）以開明興盛著稱的國家均采用立憲之政……不伸張民權，國家則分崩離析，所以君主不能獨享其權。因此，欲分享君民之權，使君民之權各得其所，非制定國憲不可。”
既然憲政不可避免，十九世紀的統(tǒng)治者由此進行著一場艱辛的政治園藝工作，企圖把它與舊制度嫁接在一起。無論是在法國、德國還是奧地利，都紛紛出現(xiàn)了一種所謂的“最低限度的立憲政體”。這往往意味著有一部被當真的憲法，有一個功能受到極大削弱但仍有一定實權兼吵吵嚷嚷的民選議會，有一個強大的行政機構。這種體制從正面的角度講，是賦權與政府的自我約束，從負面的角度講，未嘗不可以看作威權人物對政黨和人民的某種“馴化”。政治分裂的因子就內含其中。
本書頗具慧眼的地方之一就是指出拿破侖三世、俾斯麥和威廉二世其實都有某種共通之處，他們既是“最低限度的立憲政體”的設計者與維護者，也都深受其中內含的政治分裂之苦。
比方說拿破侖三世的理想是實現(xiàn)“進步的君主制”。他和他的叔叔雖然都是法國大革命遺產的繼承者，但卻努力向舊王朝靠攏，做“馴服法國革命的人”。但是帝國的革命色彩讓他得不到保守派的支持，皇帝這個頭銜又讓他與共和派反目。在沒有確定社會階層支持的情況下，皇帝陛下不得不依靠反復的借力打力與政治騰挪。他需要用公決、普選產生的立法團來表示自己受到了人民的擁戴，但又不能真的將之化為政治現(xiàn)實。為了應對這個兩難局面，第二帝國需要一個張揚的君主，需要議題政治，需要皇帝陛下用宣傳、游行、節(jié)慶、城市翻新和外交冒險來吸引他人的注意力，以掩蓋他帽子下面那只拿著兔子的手。
作者接著從俾斯麥和威廉二世身上都嗅到了波拿巴主義的味道。
在德意志，霍亨索倫王朝一直有一套防御性彈性改革策略，即主動有控制地進行政治改革，以保證政治的主導權掌握在王室與貴族手里?！顿滤果溁貞涗洝分杏幸粍t故事，是腓特烈·威廉四世當笑話講給俾斯麥聽的。當時俄國同普魯士還是盟友，沙皇尼古拉找老朋友普魯士國王借兩個低級軍官，幫他背部按摩，理由如下：“對于我的俄羅斯人，只要我能盯著他們的臉，就不愁對付不了他們，可是背上沒長眼睛，所以我不能讓他們到我身旁來。”沙皇本人猜忌其臣民如斯，普魯士國王無疑引以為戒。俾斯麥自己呢，也否認自己是絕對專制統(tǒng)治的愛好者，他自承，“我一直認為君主權力在一定程度上應受到一種獨立的全國性代表機構的監(jiān)督”，以免君權肆意妄為。
不過，盡管王室與貴族都承認，有必要讓普魯士——德意志臣民享受一定的經(jīng)濟自由、私權保障乃至政治權利，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決定將政權拱手相讓。他們所希望的建立的這個體制，是“君主民輔”。根據(jù)1871年帝國憲法，帝國立法機構由兩院制議會構成，分成上下兩院，上院是聯(lián)邦議會，由各邦派出代表構成，掌握實權。下院才是普選出來的帝國議會，權能很小。官吏任命、軍隊統(tǒng)率、內閣組成均不在帝國議會權限范圍內。帝國議會的最大權力在預算方面，它可以同意或者拒絕政府提出的預算。不過，即使它拒絕，政府還是可以仍然按照上一年的財政預算獲得資金，而不至于斷糧，有學者因此諷刺說，帝國議會是一個“沒有政府的議會”，此言非虛。
對霍亨索倫王朝來說，帝國議會的真正作用在哪兒呢？它是一條護城河，能夠吸收并緩沖德意志人民的政治熱情。第一，它讓大家能有個念想，消停消停；二，為政府提供合法性；三，最重要的，當時德國社會是很多元的，各邦有很強的地方主義情緒，又有新教徒天主教徒的對立，再加上城鄉(xiāng)差別，帝國政府預計將看到社會上多個階層、集團或組織將為了選票而互相斗爭，帝國政府可以坐山觀虎斗，從中漁利；四，它制造一種漸進主義氣氛，給政府以從容布局的時間、空間。
“德國就是如此四分五裂，以至于無法形成重要的利益共同體，為有效的政治統(tǒng)治提供基礎?！闭怯捎谶@種“工具性憲政”所蘊含的分割對抗性質，才讓俾斯麥有機可乘，可以利用皇帝與議會的矛盾，來讓自己數(shù)十年大權在握，讓威廉一世笑稱自己是“在這樣一位宰相手下當皇帝”。只有理解這個邏輯，才能明白作者對俾斯麥的下述評語：“（他）背靠君主來壓制議會，又反過來用議會控制君主”“俾斯麥滿足于依靠帝國議會各黨派的的分裂和不團結，利用他們各自的利益矛盾，來操縱帝國議會的票數(shù)推動自己的統(tǒng)治時，他就成了一個帝國宰相府里的拿破侖三世”。
至于威廉二世，在作者看來，恰恰也是拿破侖三世的翻版。他的個性與早年境遇并不能充分解釋他那些變化不定的決策，那些極富鼓動性質的帝國叫囂。帝國結構性的政治分裂才更有解釋意義。他是個憲法君主，但是這部憲法本身在設計的時候就故意留下沖突的隱患。像俾斯麥那種高手自然可以在這些沖突間游刃有余，乃至利用這些沖突掌握權力。但威廉二世并不在此類高手之列。他應對政治困境的方法同拿破侖三世一模一樣：直接跳過現(xiàn)有的政治機制（議會、宰相府與政黨）向民意喊話，以民眾的真正代表自居。他撲向一切能引發(fā)民眾支持率的政治議題，做出相互矛盾的表態(tài)。于是，在那個德意志民族主義興起的年代里，他成了帝國主義的推動者與代言者。原因無他，威廉二世和拿破侖三世一樣受制于分裂的國內政治結構，只能用表演取代統(tǒng)治。而還有什么表演比挺胸昂首、旌旗招展與外人對抗更鮮明奪目呢？他們的結局也一樣，將各自的國度貿然帶入了一場并無必要的軍事冒險之中，并最終摧毀了自己。
所以，高林這本“過時”的書向我們展示了那個過去時代的一個歷史機制——最低限度的憲政機制并不能保障王朝萬世長存。俾斯麥有一次給他妻子寫信說：“在地球上所遂行的事情，總是有一種墮落天使的特質：漂亮，卻不意味著和平；概念偉大，也付出極大努力，亦不表示成功?！贝耸抡侨绱?。
當然，這本書還講了其他一些有趣的東西，但我太懶散了，就不贅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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