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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舟:日本是怎樣變成“東瀛”的

“東瀛”一詞,如今普遍被用作對日本的代稱。不過,在晚清以前,“東瀛”的原意一直并非如此,甚至還曾用來指代崇明島和臺灣島,直到近代中日交流興起,才變成現(xiàn)在人們所理解的含義。在這背后,不僅是中國人對海外地

“東瀛”一詞,如今普遍被用作對日本的代稱。不過,在晚清以前,“東瀛”的原意一直并非如此,甚至還曾用來指代崇明島和臺灣島,直到近代中日交流興起,才變成現(xiàn)在人們所理解的含義。在這背后,不僅是中國人對海外地理認(rèn)知的變遷,還有文化心理上的轉(zhuǎn)變。

“東瀛”的本意是指東海,在古典詩文中不時可見,但又不僅是現(xiàn)在所說的有明確邊界的“東?!敝猓€隱含著兩層意味:一是因中國東瀕于海,“東瀛”意味著東邊無邊無際的海洋;二是這一“瀛?!笔且騻髡f中的海上仙山瀛洲得名,帶有神話色彩。在傳統(tǒng)的宇宙模式中,這其實是環(huán)繞中土的大洋,故《清文獻通考》卷二九三《四裔考》序:“大地東西七萬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環(huán)?!闭虼?,晚清時徐繼畬論述世界地理的名著書名為《瀛寰志略》,因為這一宇宙模式中,“瀛海”環(huán)繞大地,故“瀛寰”即世界。之所以不稱“大洋”,是因為早先還沒有這樣的說法:“在唐以前整個海洋都被稱為‘?!?,如‘大瀛?!?、‘漲海’等名,當(dāng)時尚未以‘洋’來指遠(yuǎn)離陸地的深水區(qū)。一直到宋代,才出現(xiàn)‘?!ⅰ蟆⒅饾u以‘洋’代‘?!那闆r?!保ㄐ猎獨W《上海沙船》)


這樣的地理投射,有時是在水濱,如太湖中有三山島;南京西南長江南岸舊也有三山,晉太康年間王濬伐吳,自牛渚順流而下,抵三山,即此地。南朝定都建康,此處是形勝之地,南齊時詩人謝朓有《晩登三山望京邑》,唐李白的名篇《登金陵鳳凰臺》中一句“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鷺洲”即是此地。在杭州,西湖除了三潭印月象征“一池三山”之外,還有“西湖三山”,即孤山、丁家山(小孤山)、夕照山(雷峰)。白居易詠孤山如見仙島:“到岸請君回首望,蓬萊宮在海中央?!惫律揭惨虼伺f稱蓬萊島、瀛嶼(據(jù)康熙《錢塘縣志》),明末張岱《西湖夢尋》記述的孤山則是“亭觀繡峙兩湖,反景若三山之倒水下”(用《漢書》卷二五《郊祀志》記述海外求仙的典故:“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臨之”)。清人孫嘉淦《南游記》筆下孤山的清帝行宮也運用同樣的隱喻:“左右高樓,近挹湖光,遠(yuǎn)吞山色,如登玉霄金闕,而望十洲三島之仙蹤也。”在這里,“三山”與“蓬萊”或“瀛洲”當(dāng)然密切相連,甚至是同義詞,如唐雍裕之詩《曲江池上》:“何必三山待鸞鶴,年年此地是瀛洲。”

除了水濱之外,“三山”更多的則是在各地城市中,其格局中有“三山”被視為關(guān)乎當(dāng)?shù)仫L(fēng)水氣運。潮州有“三山國王信仰”,祭祀揭陽縣明山、巾山、獨山,雖然其起源未明,但“三山”發(fā)展為民間信仰,并非無由。北京有著名的“京西三山五園”,此三山通常指香山、萬壽山、玉泉山;武漢的三山(龜山、蛇山、洪山)扼守江漢,鎮(zhèn)江也有“京口三山”(金山、焦山、北固山);濟南有“三山不見”,雖然哪三座山諸說不一,甚至有人認(rèn)為這是指老濟南城中有三座山,雖在卻看不見——這個看似奇怪的說法,只有結(jié)合三神山的傳說才能理解。不過,最有名的“三山”還是在福州,據(jù)說是因福州城中西有閩山、東有九仙山、北有越王山,自宋代起“三山”遂成福州別稱。雖然這些山的名稱表面上看與仙島無關(guān),但這么多城市中不約而同出現(xiàn)“三山”,這決非偶然,只能解釋為世人心理上神仙世界在現(xiàn)實地理中的投射。

不僅如此,人們還把這些海外仙島的名字對應(yīng)到地理空間中。這其實也很好理解,就像“香格里拉”(Shangri-la)一名原是美國小說家詹姆斯·希爾頓在《失落的地平線》中描述的一個世外桃源,小說中根本不曾提到它的具體地理位置,這就像“香巴拉”一樣只是個虛構(gòu)的文化象征;但當(dāng)這個形象廣為人們所向外之后,“香格里拉”不僅成為一個連鎖酒店的名字(一如古代園林使用“小瀛洲”、“蓬萊勝境”之名),還引發(fā)爭訟,很多地方爭相宣稱自己這里才是最符合小說中描繪的世外桃源。1997年,云南省政府正式宣布:傳說中的香格里拉就在迪慶州;2001年,迪慶州的中甸縣正式更名“香格里拉縣”。


池泉

古人在尋找海外仙島時的心態(tài)也大體如此,許多地方因與三神山沾染某種聯(lián)系而被命名或更名。今山東蓬萊縣,就是因漢元光二年(前133)漢武帝東巡,“于此望海中蓬萊山,因筑城以為名”。唐開元二十六年(738),江南東道采訪使齊澣奏請,析越州鄮縣地置四縣,其中翁山縣(今定海)下設(shè)富都、安期、蓬萊三鄉(xiāng),而其中后兩個地名均與海外神仙有關(guān)——“安期”是以傳說中長生千歲的安期生而得名。現(xiàn)舟山下轄的岱山縣,唐至清末便為蓬萊鄉(xiāng)地,而“岱山”(岱嶼)之名原本也是源出仙島。舟山自古也別稱“瀛洲”,城中至今有東瀛路、東瀛賓館。

在這樣的文化心理下,不僅園林中有模擬仙境的“小瀛洲”,自比為“瀛洲”的也所在多有。今福建寧德便有“古瀛洲”(俗稱莒洲,為河中小島);福州臺江有瀛洲社區(qū)、瀛洲街道、瀛洲河,倉山則有“登瀛勝境”;安徽績溪縣也有瀛洲鄉(xiāng);但更常被指稱為瀛洲的,除了舟山之外,則是崇明島。明太祖朱元璋便曾為崇明題字“東海瀛洲”,此事寫入縣志,為當(dāng)?shù)厮院溃两褚灿绣薰珗@、瀛洲賓館等地名遺留,摘錄當(dāng)?shù)貧v代詩人的一部詩集,索性便名為《清瀛洲詩鈔選注》。

在現(xiàn)在看來或許不可思議的是,清末之前但凡提到“東瀛”,都不是指日本,而是指這些濱海之地。明初崇明籍詩人秦約提到“東瀛”時,其實是指崇明島;清代崇明詩人楊家駒(雍正十二年秀才)《木棉歌》中一句“東瀛蕞爾種偏多,七分棉花三分谷”,則更明確是以“東瀛”指本鄉(xiāng)。清初,據(jù)守臺灣的鄭經(jīng)曾在答福建總督書中稱“本島風(fēng)帆所指,南極高遼,北止東瀛”,此處所說的“東瀛”還沒有明確指向,猶言“大洋”;但到乾隆年間,臺灣已不時被稱為“瀛壖”,晚清王韜論臺灣的著作仍名《瀛壖雜志》。同治十二年(1873)刊印的一部丁紹儀所著臺灣記述,書名就叫《東瀛識略》,可見直到此時,“東瀛”都還可用以作為臺灣的美稱。

事實上,現(xiàn)在文獻中可查到的“東瀛”,最早竟是朝鮮半島上新羅王國的代稱,出自晚唐陸龜蒙詩《和襲美為新羅弘惠上人撰靈鷲山周禪師碑送歸》:“一函迢遞過東瀛,只為先生處乞銘?!痹诋?dāng)時,這類美稱并無專指,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朝鮮原本也多被喻為海外仙山,甚或以此自比。入唐的朝鮮詩人崔致遠(yuǎn)的友人顧云有贈別詩《送崔致遠(yuǎn)西游將還》,這是中韓關(guān)系史上非常著名的一首詩,第一句就是:“我聞海上三金鰲,金鰲頭戴山高高?!卑凳境r是三神山。李仁老《破閑集》卷中,記載昌華公李子淵游歷中原,到鎮(zhèn)江之甘露寺,歸國后與人說:“況我東國,去蓬萊山不遠(yuǎn),山川清秀,甲于中朝萬萬?!敝钡角宕腥~,乾隆帝仍以“東瀛”指稱朝鮮,他在“賞集東瀛西大蒙”一句之下,自注是指朝鮮及漠西外藩。

和朝鮮一樣,日本自古也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甚至日本古代的藤原京,也由“大和三山”(香具山、耳成山、畝傍山)環(huán)繞而成,這顯然是受中國式三神山觀念的影響。類似中國園林“一池三山”格局的池泉、中島、龜島、鶴島也是日本園林的核心要素,同樣旨在模擬傳說中的蓬萊仙島。有意思的是,日本本身就是中國人最經(jīng)常投射“仙島”的地理空間,據(jù)張俊哲歸納,日本在中國古代文獻中的名稱多達(dá)24種,其中多包括蓬萊、瀛洲、蓬瀛、三島、扶桑、祖洲這類海外仙島的隱喻;日本學(xué)者巖橋小彌太《日本的國號》一書則列舉出日本27種稱號(其中“扶桑”、“倭國”等7種屬于“和漢通稱”),但其中卻沒有“三山”、“東瀛”這類帶有強烈中國文化氣息的稱號。除了“扶桑”一詞之外,中國歷代對日本的雅稱也大多已被人所淡忘,現(xiàn)在最流行的代稱倒是近代興起的“東瀛”。實際上,中國詩文中雖然早就用“扶?!眮碇复毡?,但也不盡然,如宋人呂勝己《促拍滿路花》詞:“凌仙仙子,邂逅水云鄉(xiāng)。更約南枝友,游遍江南,共歸三島扶桑?!边@里無論是“三島”還是“扶?!?,都是指其本義(“海外仙島”),而不是指日本。


巖橋小彌太《日本的國號》內(nèi)文

晚清時,精通典籍的文人偶爾還會用“瀛洲”借指日本,如章炳麟《獄中贈鄒容》詩:“鄒容吾小弟,被發(fā)下瀛洲?!濒斞浮都饧ぁ搭}三義塔〉詩》:“偶值大心離火宅,終遺高塔念瀛洲?!钡蛟S是為與日語中的“東洋”對應(yīng),隨著中日交流的頻繁,人們越來越多使用“東瀛”來指代日本。1869年起來滬的日本高級妓女,當(dāng)時就被稱為“東瀛名校書”。清光緒八年(1882),岸田國華專程攜帶日本各家漢詩集來華,約請著名學(xué)者俞樾編選日本漢詩,次年六月,俞氏編成《東瀛詩選》四十卷刊印,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編選日本漢詩;又過一年,1884年,日本人岡千仞在上海發(fā)現(xiàn),中國人漸漸關(guān)注東亞大勢,《東瀛詩撰》(即《東瀛詩選》)、《朝鮮志略》、《安南國志》等書大賣?!掇o源》“東瀛”條提到指代日本的最早一例,即是俞樾此書。

從1880年初起的三十年,可能是關(guān)鍵節(jié)點,正是在此期間,“東瀛”開始頻繁地用來指代日本。光緒十一年(1885),署名“四明浮槎客”者刊行《東洋神戶日本竹枝詞》,此人生平不詳,據(jù)周作人推測很可能是旅日商人,書前有婁東外史作序:“如生長中原未步東瀛者,購讀一過,不啻身入蓬萊。”這里雖然仍借用了傳統(tǒng)的“蓬萊”說辭,但已明確用“東瀛”指代日本。此后東渡日本者遂習(xí)以為常,曾任四川提督的丁鴻臣,1899年赴日考察軍事,歸而撰成《四川派赴東瀛游歷閱操日記》一書;1903年方守敦詩《東瀛歸來聞近事,書憤一律》;又如秋瑾1907年《〈中國女報〉發(fā)刊辭》中說:“自茲以后,行見東瀛留學(xué)界,蒸蒸日盛矣。”這里均以“東瀛”指日本。

當(dāng)時深受中國文化熏習(xí)的日本知識分子,仍會用諸如“蓬壺”這樣的隱喻來指代日本。1881-1884年和1887-1889年間,黎庶昌兩次出任中國駐日本公使,其隨員、參贊官陳明遠(yuǎn)在回國之際,曾得日本史學(xué)家、詩人重野安繹贈別詩,其中“云帆夕日渺蓬壺”之語,即以“蓬壺”稱日本。黎庶昌的另一隨員黃超曾,世居崇明,出洋歸來后著《東瀛游草》六卷。在日本,他所結(jié)識的日本漢詩人森槐南(1863-1911)為其詩集題寫一闋《國香慢》詞,其中有一句“草綠瀛洲”,夏承燾注稱“此借指日本”,但從主賓之禮和全詞意義來看,其實森槐南恐怕是以“瀛洲”指崇明島,他就算不知崇明的這一雅稱,必定也會從黃超曾處得知。這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段佳話:兩地都曾被稱為“瀛洲”和“東瀛”,但在此之后,“東瀛”漸漸成為日本的專指,黃超曾的《東瀛游草》顯然因日本得名。到宣統(tǒng)元年(1909),另一位崇明籍女詩人施淑儀刊印其詩集《湘痕吟草》,其中提到“游學(xué)東瀛”的弟弟,此“東瀛”當(dāng)然也是指日本。

在此之前的1906-1907年間,日本軍人日野強穿越內(nèi)陸西行,后著有《伊犁紀(jì)行》一書。值得留意的是,該書附錄“新疆瓊瑤”的詩歌酬答中,中國人大多提到“大瀛東”、“瀛海蓬萊”、“滄瀛水”、“瀛海九州”、“東瀛”、“海外三山島”,以此指稱日本;而他本人在陜西渭南時曾賦漢詩:“渭南正值天長節(jié),遙望東瀛拜紫宸?!币馕吨毡救艘惨延谩皷|瀛”指代本國。到民國以后,隨著日本的存在感強化,“東瀛=日本”更在中國人的印象中占據(jù)了壓倒性的地位。1918年,毛澤東因友人留學(xué)日本,在《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有“東瀛濯劍有書還”一句;常任俠1935-36年留日期間的散文所結(jié)集的書也名為《東瀛印象記》,此類事例極多。自此,“東瀛”已被視為日本專用的代稱,并被社會普遍接受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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