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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變者與盜火者:嚴復在福州

《求變者:回首與重訪》是資深媒體人、《東方歷史評論》執(zhí)行主編李禮的歷史隨筆集,聚焦于推動近代中國觀念變化的這一批變革者,如徐繼畬、張之洞、嚴復、譚嗣同、王韜、張謇、沈家本、梁啟超等人。作者游走過去與當

《求變者:回首與重訪》是資深媒體人、《東方歷史評論》執(zhí)行主編李禮的歷史隨筆集,聚焦于推動近代中國觀念變化的這一批變革者,如徐繼畬、張之洞、嚴復、譚嗣同、王韜、張謇、沈家本、梁啟超等人。作者游走過去與當下,重訪歷史現(xiàn)場,以一本人物“游記”另眼觀察中國近代史。本文為節(jié)選,經(jīng)出版社授權刊發(fā)。

嚴復

嚴家祖居距離福州中心城區(qū)只有十幾公里,按圖索驥卻很難找到它。2017年的一天,幾乎走遍附近幾個村莊,我終于在跨過一座石板橋后,找到了簡陋的“嚴復故居”。原來門牌地理信息顯示這里是“蓋山鎮(zhèn)上岐村”,而非很多歷史資料中的舊名“陽岐村”。和多數(shù)中國鄉(xiāng)村相似,此間不復田園風光,村邊河流已是滾滾黑水。上岐村曾為唐、宋時期古渡口,一度是福州往南的主驛道,從這里走水路過烏龍江,翻越五虎山,可達莆田和廣東。

這座祖居始建于明代,我去的那天門口正在裝修,里面幾戶人家則忙著準備午飯,征得一位老者同意,我到室內轉了一圈,但收獲甚微。大雜院里堆滿家具和隨意擺放的雜物,很難讀出多少歷史信息。嚴復并不出生于此,但年少時曾在此讀書,14周歲時在這座古老的祖屋完成第一次婚姻,迎娶同鄉(xiāng)女兒王氏為妻。幾百米外,一座嚴氏宗祠位于一個高坡之上,外來者首先被門柱上的一行字吸引:“幾道傳播西學第一人”。宗祠大門緊閉,卻可以推門而入,里面空空蕩蕩,只有幾處圖文展覽。不出意料,“嚴復”仍是當然的主角,他無疑是整個宗族和這個村莊的驕傲。


蓋山鎮(zhèn)上岐村的嚴氏宗祠

1919年1月11日,回到故鄉(xiāng)的嚴復迎來了自己65歲生日,村里人紛紛趕來看望這位返鄉(xiāng)的大人物,他已經(jīng)25年未歸。閩劇戲班連演3天,以為助興。目睹此情此景,不知嚴復是否會想起少年時代的痛苦往事。父親嚴振先一次行醫(yī)被霍亂病人傳染,竟不幸去世,彼時嚴復結婚不足半年。突如其來的變故令家庭陷入困頓,妻、母不得不以縫紉勉強度日,14歲的嚴復還需面對村里無賴的欺辱。“門戶支已難,往往遭無賴。五更寡婦哭,聞者墮心肺?!?912年,嚴復如此回憶那段歲月。

好在命運的轉折并沒有停止,新的機會隨后從天而降。福州人沈葆楨接手福州船政大臣后,決定1866年為“求是堂藝局”組織首次招生考試。嚴復立刻投考,對幾乎走投無路的他來說,提供吃住、每月發(fā)銀4兩無疑吸引力巨大。面對筆試作文題《大孝終身慕父母論》,遭受喪父之痛的嚴復下筆沉痛,真情流露。文章立即獲得沈葆楨激賞,以第一名錄取。一年之后“求是堂”更名船政學堂,嚴復成為第一屆學生,不久他和一批表現(xiàn)優(yōu)異的青年被選派出國,跨入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大門,意外背負起大清海軍的希望。

“三坊七巷”號稱濃縮半部中國近代史,并非夸張。這里名人故居密集,位于郎官巷的嚴復故居卻相對冷落。15塊錢的門票擋住了多數(shù)人,面對一眼就能看到底的小院,人們更多選擇門口留影,然后匆匆而去。距此不遠的嚴復書院和嚴復翰墨館存有不少文物,陳初越是這家民間機構負責人之一,他們以“嚴校長”命名的文創(chuàng)產品,為嚴肅的思想家增添不少活潑面貌。2017年11月,我來的時候翰墨館正展出一批嚴復書法,不久展覽將北上故宮繼續(xù)舉行。


位于三坊七巷的嚴復故居

嚴復考進海軍學堂那一年,福州人林則徐與世長辭。林則徐故居距郎官巷不遠,那是福州最熱鬧的景點,并非僅僅因為免費,幾乎每個游人都曾在教科書里遇到林的章節(jié),他與虎門銷煙的滾滾煙火,構成了中國慘遭帝國主義欺侮畫卷的開端。中國從鴉片戰(zhàn)爭中敗退下來,林則徐的形象卻不斷上升,從禁煙大臣到“民族英雄”,此后不斷被重塑和加持。盡管在更小的歷史研究領域,林的強硬做法飽受爭議,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無論選擇強硬立場還是靈活變通,大清帝國都很難阻止英國人的到來。

福州被迫向西方人開放,成為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催生的首批條約港之一,各國領事館紛至沓來,開始它們被安置于搭建在河流之上的破敗小木房,1844年英國人李太郭甚至驚訝地發(fā)現(xiàn),每天漲潮時屋子會被淹沒兩次。外國人進不了城,轉而占據(jù)山海之間的制高點。一棟英國領事館建于馬尾造船廠旁一個山坡上,俯視著新生的中國海軍在敲敲打打中慢慢成長。今天這座舊址早已人去樓空,山下的馬尾造船廠卻仍在運轉,盡管不復遠東最大造船機構之雄。

“福建船政局建在昔日里的一片沼澤地填成的平地上,遠遠看去,就像一個英國制造業(yè)的村莊”,著名攝影師、英國人約翰·湯姆森如此描述。這看起來有點不可思議,不過中國第一艘千噸級輪船“萬年清”號卻從此誕生。因鴉片戰(zhàn)爭來華的前法國海軍上尉日意格是馬尾廠重要功臣,他在得到左宗棠和法國政府共同支持后,將廠址勘定于馬尾中岐山下一片田地,并認真地為福州船政局操辦機器進口。他的回報高達月薪1000兩白銀,清政府還毫不吝惜地把花翎、黃馬褂、一等寶星賜予這位法國人。然而吊詭的是,就在日意格帶走中國大筆酬勞不久,1884年法國艦隊不期而至,并一舉摧毀福州水師,戰(zhàn)場就在馬尾造船廠千米之外的江面。


福建水師旗艦“揚武”號

大概只用了半個小時,“馬江海戰(zhàn)”便大局已定,這很大程度歸因于法國人不宣而戰(zhàn)的突襲,雖然他們從不承認。不過,這也是中國海軍消極應對的苦果,他們對最終妥協(xié)抱有期待,避戰(zhàn)之心一直懸至法國人開炮之前。此役10年之前,到訪福州的英國海軍軍官壽爾已經(jīng)敏銳地感到,軍校里的中國海軍精英明顯缺乏戰(zhàn)斗精神?!皬闹橇碚f,他們和西方的學生不相上下,不過在其他各方面則遠不如后者。他們是虛弱孱小的角色,一點精神或雄心也沒有,在某種程度上有些巾幗氣味。這自然是由撫育的方式所造成的。上完課,他們只是各處走走發(fā)呆,或是做他們的功課,從來不運動,而且不懂得娛樂。大體說來,在佛龕里待著,要比在海上做警戒工作更適合他們的脾胃?!辈恢苏f的這群人里有沒有嚴復,這是1874年,他已進入船政學堂,并把自己的名字從嚴宗光改為嚴復。

一座立交橋把馬尾造船廠與船政學堂舊址分割開,這所海軍學校由前后兩個學堂組成——“法語學堂”和“英語學堂”,旨在分別學習制造(法)和學習駕駛(英)。結果顯示“后學堂”碩果豐富,走出更多不凡之才,如嚴復、鄧世昌、林永升、葉祖珪和薩鎮(zhèn)冰。歷史舊址之上重修的幾棟學堂樓相當嶄新,卻被一圈圍墻包圍。我騎著共享單車繞了一圈終于找到這片建筑的入口。不出意料,里面空空蕩蕩,除了兩個保安幾乎沒有一個人。寫著船政學堂文字介紹的幾棟樓大門緊鎖,幾個巨大的標語聳立背后,向路人展示昔日的榮光:“一座學堂引領一個時代”。

這句口號并非夸張,被稱為“閩堂”的福州船政學堂堪稱中國海軍甚至近代軍校開山之祖,西方軍事技術和思想經(jīng)由此地不斷注入東南地區(qū)。嚴復和他的同學們,課表上除了解析幾何、微積分、物理還有外語。1877年,他們當中的30人入選英法留學名單,其中英國12人,法國18人。福州船政局為此費力籌措了7.35萬兩白銀。當年5月11日,嚴復一行跨過萬里海域抵達英國樸次茅斯。85年前,馬戛爾尼正是從這里出發(fā)前往中國,歐洲人對中國的想象那時還沉浸于生機盎然的東方情調。這種想象不久被馬氏打碎,取而代之的是停滯的文明或“失敗的國家”。實際上,這一切開始時可能只是因為英國人沒準備好下跪,中國沒準備好自由貿易。不過為商業(yè)目的而來的馬戛爾尼卻把這個國家看得很準:“在中國,皇帝的利益始終是頭等重要的事,違反他的旨令,任何人的財產都是不安全的?!?/p>


船政學堂合影

幾年之后,嚴復和這批年輕軍官從歐洲歸國,帶回新的強軍希望,他們和裝備不斷升級的新艦隊一起,將中國海軍帶入先進的近代時刻,至少在技術上如此。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畢業(yè)之后,嚴復官運不錯,不久轉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任總教習,他的前途和北洋水師一樣,看上去一片光明。然而,冉冉升起的希望沒持續(xù)多久,就被不期而遇的日本人擊得粉碎。1894年9月16日,日本艦隊司令海軍中將伊東祐亨指揮12艘軍艦到達黃海大東溝,亞洲歷史上最先進的兩支海軍就此爆發(fā)戰(zhàn)斗,雙方從中午激戰(zhàn)至黃昏,5個小時后清軍“致遠”“經(jīng)遠”“超勇”“揚威”4艦沉沒。更不幸的是,敗退畏避的北洋艦隊不久在威海衛(wèi)遭受滅頂之災,苦心經(jīng)營的中國海軍夢竟在皇太后60壽誕之年沉入海底。

此役極大刺激嚴復,他沒有想到福建水師全軍覆滅的命運,會在裝備精良的北洋艦隊重演。覆巢之下無完卵,衰敗的國運和恥辱注定無法繞開。這種刻骨銘心的記憶在馬江海戰(zhàn)紀念館被展示得驚心動魄。這座紀念館毗鄰馬尾造船廠,昭忠祠是其核心所在。一間空曠的大廳里,1884年、1894年陣亡者牌位并列于正中。建于1886年的昭忠祠1920年重修時福建籍甲午烈士被合入祭祀,因此成為中國罕見的兩次海戰(zhàn)共同紀念地。

一片混凝土覆蓋的巨大墓地坐落于室外馬限山下,那里埋葬著1884年馬江戰(zhàn)役福建水師796名犧牲將士中的400人。馬江戰(zhàn)敗后的幾天,中國東南不少地區(qū)陷入“勝利”歡慶,令人興奮的假消息四處傳播。在溫州,傳教士蘇慧廉獲得的消息是中國軍隊全殲法國人于海上,結果卻完全相反。這種想象中的勝利到了甲午戰(zhàn)爭竟再次上演。馬江海戰(zhàn)重挫中國,激發(fā)起更大的海軍發(fā)展宏圖。然而從甲申到甲午,10年之間一場慘敗繼以另一場慘敗,向世人血淋淋地昭示一條歷史經(jīng)驗:流過的血并非總能澆灌成功,失敗和恥辱可以一次次重來。


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及赫胥黎的原著

當中國不得不向日本求和,郁悶的嚴復拿出更多時間研究西洋書。1885年第一次回鄉(xiāng)考試到1893年,他四下科場,費力雖多,結果還是考不上。與嚴復年齡相仿的張謇,幾乎在同一時期干著同樣的事。他們的人生經(jīng)歷絕非巧合,直到那時,中國人的政治機會和地位仍主要由科考提供。與1894年得中恩科狀元的張謇相比,嚴復的功名之路更加坎坷。直到1910年,4歲的末代皇帝頒旨賜其進士出身,才算了結他一樁心病。

不過中日戰(zhàn)爭卻讓嚴復、張謇們意外偏離傳統(tǒng)人生,轉而尋找新的救國之道。著手破解西方富強密鑰的嚴復首先從批判傳統(tǒng)圣人下手,不知這是否與一連串的科場挫折有關。1897年3月,在一封長達21頁的長信里,嚴復提醒梁啟超“教不可保,也不必保”,不必跟著康有為大倡孔教。梁啟超似乎頗受啟發(fā),回復直稱天下知其愛其者,“舍父師之外,無如嚴先生”。批判古人、圣人之所以變成一個重要目標,并非嚴復多么討厭儒學,而是他將其歸為中國貧弱之因:圣人牢籠天下,致使中國民力千百年來日益衰退。

嚴復宣稱看懂了西方強大的原因,從器物、制度直至“哲學”,密鑰正是人的力量?!短煅菡摗沸蜓猿鲎詤侨昃]之手,他對嚴譯評價可謂一語中的:“赫胥黎氏起而盡變故說,以為天不可獨任,要貴以人持天?!眹缽偷呐袛嗖粌H是“中國委天數(shù)”,“西人恃人力”(《論世變之亟》),更重要的是這種人力并非來自傳統(tǒng)圣人,而是今人。所謂中西事理,“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雖然進化論的中國支持者聲稱這種基于“進化”的價值判斷,與孔子人性發(fā)展的預言并不矛盾,但儒學家(如葉德輝)卻從中敏銳地嗅到不祥信號。這并非小題大做,晚清儒家的衰敗,不僅在于遭遇西方義理,中西合璧的詮釋同樣制造了很大麻煩。以《天演論》來說,它不可回避地挑戰(zhàn)了儒家正典,后者主張人性本善,美好時代已在過去顯示而非未來,它無需進化,更多需要的是感受和自省。

1890年代的知識精英焦慮無比,為國家危機坐臥不安。翻譯《天演論》正是克服危機的努力之一?!熬焙汀笆ト恕比绻媸ъ`,引入更多力量參與國家振興或能帶來新的機會。“溯源竟委,發(fā)明富強之事,造端于民”,1896年嚴復這樣告訴梁啟超。不過圣人之外的“人力”之所以被他關注,并非呼喚一種現(xiàn)代個人主義,盡管他對西方的洞察相當深邃,“自由為體,民主為用”的判斷更是達到19世紀中國人罕見的高點。但嚴復認定“自由”的最大功用卻是發(fā)揮集體力量,斯賓塞的個人主義在此被過濾。因此如果說《天演論》譯者是自由主義者,那么他更像一個“新型自由主義者”,而非流行于17、18世紀的古典自由主義者,后者更關心個人和如何限制王權。

嚴復游學歐洲那幾年,英國的思想氛圍正發(fā)生變化,動搖傳統(tǒng)自由主義的主角是格林,他的兩部主要代表作《政治義務的原則》(1879—1880年)、《倫理學導論》(1883年)分別在1880年前后完成。試圖將黑格爾哲學與傳統(tǒng)自由主義聯(lián)姻的新自由主義雖沒有最終倒向國家主義,卻賦予國家更積極的角色,使之成為道德和善的載體。因此有學者將格林時代的自由主義譯為新型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而把“二戰(zhàn)”后再次復蘇的哈耶克式“新古典自由主義”稱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李強語)。在格林們看來,“自我乃是社會的自我”,個人施展自由很大程度上只是為了更好貢獻社會?!捌降取⒆杂?、民權諸主義,百年已往”,目睹古典自由主義漸成明日黃花,嚴復心情復雜,卻正中下懷。他嘴里說的“故所急者,乃國群之自由,非小己之自由”,簡直和這股思想潮流說的是一個意思。

“中國人的個體職責不是依附任何一套固定的普遍的價值理念或約定的信念,而應當把自己作為社會的一小部分來關注社會的生存、發(fā)展作為首要任務?!眹缽妥钪匾暮M庋芯空呤啡A茲,將思考置于更大文化背景之下。上述情景多少源自傳統(tǒng)文化慣性或偏好,多少來自歷史階段所限,很難說得清楚。不過用進化論來解釋、強化國家主義則由此變得可能,甚至成為一種振振有詞的時髦之舉。1903年,湖南巡撫趙爾巽駁斥當?shù)馗叩葘W堂學生搞自由民權,用的正是一種社會達爾文語氣:“諸生亦知彼所謂民權自由之說,在當日為名言,在今日已為陳言乎?”這位巡撫聲稱西方社會已從“平權”進入強權時代,而強權時代中國正宜利用專制手段展開教化。

那么對國家來說什么才是眼下最緊要之事?嚴復的回答是:民智、民力和民德,其中民智為首選。對此,他在《天演論》“烏托邦”一章用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謂善治如草木,而民智如土田。民智既開,則下令如流水之源,善政不期舉而自舉,且一舉而莫能廢。不然,則雖有善政,遷地弗良”。開啟民智的重要手段除了翻譯就是辦報,這股歷史潮流方興未艾,嚴復迎頭趕上,用“國聞”命名一張新報紙。這兩個字,熟悉他的人之前曾在《天演論》序言里遇到:“討論國聞,審敵自鏡之道”。


本文節(jié)選自《求變者:回首與重訪》,李禮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301頁,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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