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1日，中興大學歷史系、海峽兩岸考古教學交流基地、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在中興大學共同舉辦“海峽兩岸考古教學交流基地座談會”，邀請來自兩岸考古相關專業(yè)的師生分享交流。由于海峽兩岸考古教學交流基地設置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大陸學者在座談會上介紹了近年湖北省境內新的考古發(fā)現，臺灣師生則介紹臺灣當地的考古研究與教學現況，雙方藉此取得了更多了解，為將來進一步的合作打下基礎。下文逐一介紹座談會上的六場報告與討論。
湖北近年考古新發(fā)現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羅運兵先生全面介紹了湖北近年的考古新發(fā)現和研究成果。從舊石器時期開始，湖北省就有著名的鄖縣人和江陵雞公山遺址。新石器時期的石家河、城河和屈家?guī)X等遺址則充分顯示長江中游在史前中國的重要性，最新的陶器殘留物分析結果顯示，石家河三房灣的紅陶杯堆積可能為作坊的廢品，其他地方出土的陶杯可能是用來飲酒。
商代的盤龍城遺址、兩周的銅綠山四方塘墓地則揭示湖北在中原王朝銅料開采上的關鍵地位。春秋早期的棗陽曹門灣墓地、隨州文峰塔墓地，則是關于周代諸侯國考古的重要發(fā)現，不僅解決了“曾隨之謎”，更厘清了“隨”應是國名，“曾”則是國都名的差異。江陵紀南城戰(zhàn)國楚國郢都遺址的發(fā)掘、馬山楚墓絲綢的發(fā)現、西周萬福垴遺址的青銅編鐘則讓考古界對楚文化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此外湖北也是簡牘重要的出土地，如睡虎地秦律是理解秦代政治與社會的珍貴材料，近年荊州夏家臺墓地、胡家草場M12更有豐富的楚漢簡牘出土。
羅運兵先生分享盤龍城等湖北重大的考古發(fā)現
城與水——湖北沙洋縣城河遺址的聚落考古收獲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紀南城工作站站長陶洋先生介紹了名列2018中國十大考古發(fā)現的“城河遺址”。城河遺址（舊稱“草家灣遺址”）位于湖北省沙洋縣，是五千年前的古城遺址。古城周圍城垣環(huán)繞，南邊有城河連結人工水系輸入城內，城內設有水壩，有儲水、防洪的功能；城址內部有扣豆、立缸等推測和祭祀相關的遺存，也有陶窯等和陶器生產相關的區(qū)域。透過對聚落內部各空間性質的討論，有助于認識新石器時期長江中游居民的生活型態(tài)和社會關系。
2018年發(fā)掘的王家塝墓地位于北側城垣外，是迄今發(fā)現規(guī)模最大的屈家?guī)X文化墓地。墓地的發(fā)掘顯示，當時的葬俗以豎穴土坑墓為主，少量帶有“偏洞”，同穴有時有雙室或三室的合葬墓；葬式以仰身直肢葬為主，多數使用筒狀獨木棺為葬具，顯示當地存在獨特的葬儀傳統(tǒng)。墓葬等級從小型、中型、大型都有，大型墓葬出土玉石鉞、漆器、豬下頷骨、象牙器和大量的陶器，而小型墓葬卻只有少量的陶器，說明此時社會出現一定的分化。綜合聚落型態(tài)與內部功能分區(qū)、以及不同等級的墓葬在空間中的分布情形，將有助于理解當時的親屬關系、社會結構和葬儀文化。
城河的發(fā)掘使我們首次可以探討新石器時代中晚期長江中游區(qū)域的中型城址。由于城河遺址的年代，正好是屈家?guī)X文化影響力擴大的時期，此時當地出現了不同規(guī)模的城址，顯然別具意義。將城河放在長江中游的空間聚落體系下思考，更有助于理解五千年前長江中游社會的結構與區(qū)域互動關系。
隨仲嬭加編鐘銘文的初步釋讀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術研究中心副主任凡國棟先生分享近年湖北隨州出土的“嬭(羋)加編鐘”最新的銘文釋讀成果。嬭加編鐘出土于隨州棗樹林墓地M169的槨室，從銘文和墓葬出土位置推論，墓主人嬭加應為嫁入曾國的楚國公主，是曾侯匋的夫人。其夫曾侯匋就葬在南側的M168。依據出土脈絡、銘文內容與字體判斷，嬭加編鐘可分為四組，一共19件（另有兩件佚失）。
嬭加編鐘的銘文，首先指出曾侯祖先乃是周王室的后裔，來到南方受封建國，和楚國為鄰，負有為王室守衛(wèi)南土、屏障楚國的使命。之后行文改用嬭加的口吻，她以男子常見的謙稱“小子”自稱，記敘因丈夫曾侯匋早逝，她長期代理丈夫的職責，治理曾國、保衛(wèi)疆土，延續(xù)諸夏的榮光。最后則以金文常見的宴饗套語作結。嬭加編鐘揭示春秋晚期曾國存在嬭加這位史書上沒有記載、實際上大權在握的女性；更刺激我們思考像嬭加這樣的貴族婦女，在春秋國際外交與國內政治，可能具有的影響力與能動性。
中臺灣考古學的教學與研究
臺灣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主任屈慧麗先生首先簡介臺灣舊石器到金屬器時期的考古學文化序列。之后分享幾個臺中搶救發(fā)掘的成果；臺中近幾年因為市地重劃，而有許多的搶救發(fā)掘工作，包括山仔腳遺址、惠來遺址、七家灣遺址、安和遺址和麻糍埔遺址等，就連會議地點的中興大學，也是頂橋仔遺址所在地。屈先生特別介紹了中興大學師生在保護遺址、設計陳列空間上所做的努力和成果。
除了發(fā)掘工作，公共推廣也是考古學另一項重要的責任。屈先生介紹科博館進行公共考古推廣活動的例子，包括讓民眾參觀發(fā)掘現場、和兒童進行游戲互動、制作介紹遺址的繪本等等。科博館近年也和湖北省博物館合作舉辦“鼎立三十”展覽，屈先生分享該展覽設計的過程，以及展覽期間舉辦的編鐘音樂展演、鑄銅模擬體驗等相關活動。博物館工作和純粹學院式的考古發(fā)掘不同，必須兼顧更多公共面向的責任與挑戰(zhàn)。
沙發(fā)考古與田野歷史——在臺灣講授考古學與中國上古史
中興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游逸飛先生分享了在臺灣歷史系教授考古學的經驗與心得。游先生強調研究中國上古史，考古知識的掌握必不可少。因為要建構完整的中國上古史圖像，必須要綜合考古和文獻材料，故學習中國上古史不可能繞過考古學，這也是他在歷史系開設考古相關課程的原因。但是歷史系的考古學訓練，和考古系或人類學系的考古學訓練也必然有所差別。就現實而言，由于臺灣考古學隸屬于人類學系，而后代歷史對考古學的需求較為有限，故臺灣的歷史系不可能設置大量的考古相關課程，也較難為學生提供田野發(fā)掘的機會，歷史系學生因此無法培養(yǎng)考古發(fā)掘的能力。就理想而言，歷史系似乎也不須為人類系培養(yǎng)具備考古發(fā)掘能力的學生，而是要培養(yǎng)歷史系學生“利用考古材料來構建歷史”的能力。因此游先生戲稱，所謂的“沙發(fā)考古”，平時在書齋里研讀考古報告，有機會時出外考察遺址，短期下考古工地參觀，也許才是最適合歷史系學習中國上古史的田野方式。
在具體操作上，游先生在中興大學開考古課程時，往往以個案取代通論，例如利用里耶秦簡、大云山江都王陵、荊州高臺秦漢墓等考古發(fā)現來復原中國上古史的某個時空剖面，嘗試在短短一學期的課程中盡可能展示“利用考古材料來構建歷史”的可能性。游先生進而注意到考古學和歷史學兩者的研究對象看似相同（均是“過去”），但兩者關注的議題和處理的視角，仍存在不小的差別，例如政治制度史是歷史學的重要領域，考古學者多半卻較很少討論，而飲食、工藝等考古學者普遍感興趣的議題，在歷史學界卻比較冷僻。因此游先生以歷史學者關注的里耶秦簡為例，利用里耶發(fā)掘報告里的考古材料，從考古學視角重新探討里耶秦簡反映的秦朝“過去”，提示學生中國上古史研究一定要綜合考古與文獻。
在臺大人類學系學習中國考古學
臺灣人類學系學士甘聿群根據自己在臺大人類學系就讀的個人經驗，分享中國考古學在臺大教學的情形。她首先回顧了考古學在東亞發(fā)展的歷史，指出1928年兩岸各自成立了兩個與考古相關的機構，一個是南京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另一個則是日本殖民政府在臺北帝國大學設置的“土俗人種學講座”；前者的成立目的主要基于對自身過去的興趣（“國史”的關懷），后者卻是來自于殖民者對被殖民“他者”的興趣。1949年李濟先生赴臺后，便在土俗人種學講座的基礎上，在臺大設立考古人類學系（現已改名為臺大人類學系）。因此臺大人類學系的考古學，建立于這兩套不同的考古學傳統(tǒng)上，一方面保存史語所以中國考古為重心的傾向，同時也把考古學定位于人類學的分支，并持續(xù)保有對異文化的高度關懷。
分析臺大人類學系的現行課程架構、統(tǒng)計其開設課程后，甘聿群指出雖然在50年代的臺大考古人類學系，中國考古學一度在史語所殷墟學者的主導下，成為教學的重心，但從現行臺大人類系的開課數目與學位論文主題的比例看來，中國考古已趨邊緣的地位，臺灣考古為才是主流。臺灣考古的興起歷程非常復雜，張光直主導的濁大計劃是不可忽視的標志性事件。殷墟考古學者的陸續(xù)退休、中國考古一手材料的取得無以為繼則反映出中國考古在臺灣的天然困境。事實上臺灣人類學式的考古學訓練，較為重視理論的訓練，強調世界性、跨區(qū)域的比較；在研究題材方面，受美國影響，傾向關注史前無文字社會。臺灣考古以石器時代為主，和人類學對無文字社會的關注先天契合，則是不可忽視的結構性因素。從更深層次來說，臺灣考古的興起，反映了臺灣學術本土化的趨勢，臺灣知識界對自身土地歷史的興趣，高過對中原的興趣。
湖北古建筑保護中心的吳紅敬先生分享對兩岸考古交流基地的期許
（本文由甘聿群紀錄，經游逸飛審訂）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