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注定是二里頭不平凡的一年。從1959年徐旭生先生的夏墟調(diào)查，到2019年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的建成開放，整整一甲子。60年間，這里發(fā)現(xiàn)了中國最早的宮城；中國最早的多進院落的大型宮殿建筑；中國最早的中軸線布局的大型宮殿建筑群；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網(wǎng)——井字形大道；中國最早的使用雙輪車的證據(jù)——車轍；中國最早的官營手工業(yè)作坊區(qū)；發(fā)現(xiàn)有專為貴族服務的、中國最早的青銅器制造作坊和綠松石器制造作坊。此外，還發(fā)現(xiàn)了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容器群和禮兵器群，大型綠松石龍形器等大量珍貴遺物。
為紀念二里頭遺址考古發(fā)掘一甲子，澎湃新聞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的許宏和趙海濤二位隊長，請他們?yōu)榇蠹抑v述圍繞二里頭的“百家爭鳴”。
在考古材料還相當不充分的情況下，考古學界將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對這些發(fā)現(xiàn)的歷史學解釋上，集中于大型聚落與文獻記載中的具體城邑，以及考古學文化與具體族屬、王朝發(fā)展階段的比附對應上?！脊艑W的學科特點，決定了其以長時段的、歷史與文化發(fā)展進程的宏觀考察見長，而拙于對精確年代和具體歷史事件的把握。
——許宏《方法論視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
澎湃新聞：2007年，美國漢學家艾蘭（Sarah Allan）就指出“二里頭是一種新范式（New Paradigm），可稱之為‘中華文明’的早期階段”，去年在訪談中，她又強調(diào)“中國文明的歷史長短與夏朝是否存在沒有任何關(guān)系”，在對文明的界定和二里頭的研究上我們應當注重什么？
許宏：這個問題非常有意思，我想艾蘭先生作為外國學者才能說出這樣的話來，恐怕這會引起我們相當一部分國人的不適。但如果作為一個真正的學者，就很難上升到良心、態(tài)度、情感和立場上去看學術(shù)問題；另外，我們不是標榜科學么，那就不好多說什么了。
這個問題應這么看，考古學誕生后我們有兩大話語系統(tǒng)：文獻史學話語系統(tǒng)和考古學話語系統(tǒng)，作為中國學者，我們不會無視豐厚綿長的歷史文獻財富和注重史學的傳統(tǒng)，但它是“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從三皇五帝一直到夏這一套東西，它是存在的，它存在于歷朝歷代人們的口中和筆下。而任何領(lǐng)域的學者大抵是出于自己學科本位的思考。作為一個考古學者，在前文字時代，我們只能見到物而沒有文字佐證。例如我的《最早的中國》《何以中國》《大都無城》等小書，叫考古人寫史，考古學有一套自身的話語系統(tǒng)，否則就自貶身價。而考古學不是獨立學科、一級學科么？我們不是強調(diào)它的獨立性么？在這種情況下，羅泰先生提出的“分進合擊”（一方面用適當?shù)姆椒ㄑ芯课墨I，一方面用另外一套適當?shù)姆椒ㄑ芯靠脊刨Y料；最后能得出結(jié)論的時候再把它們整合到一起?！幷咦ⅲ┦俏覀儽仨殘猿值?。歷史文獻學和考古學先把各自的工作做好，然后再去考慮這些問題，但具體操作上取決于學者自己，整合不整合是學者自己的選擇，合不合擊是學者自己的自由。研究路向是由他的學術(shù)理念、學術(shù)視角決定的。
艾蘭先生把那些記載看作神話，不作比附，以考古學的視角看待二里頭，這在學理邏輯上有什么問題嗎？沒有。而中國考古學幾乎是唯一在學科建立、起步之初就由本土學者來主導研究的，基本上是學術(shù)上的尋根問祖。我們便把相當多的情感融進去，在這種研究中你愿意比附文獻，作對號入座式的研究，都是沒有問題的，畢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它們都只能是推論和假說。從這個意義上講，二里頭姓夏抑或姓商，并不妨礙我們對它在中華文明史上地位的認知。
二里頭遺址位置圖（許宏先生供圖）
2018年5月28日，國新辦關(guān)于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發(fā)言指出：二里頭文化是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lǐng)者（參見趙海濤、許宏：《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lǐng)者：二里頭文化的歷史位置》，《南方文物》2019年第2期）。而這個發(fā)言是經(jīng)過國內(nèi)頂級專家的充分切磋醞釀，經(jīng)國家文物局認可，由國家文物局領(lǐng)導在國新辦的新聞發(fā)布會上對外公布的。要注意其中的三大時間節(jié)點：“距今5800年前后，黃河、長江中下游以及西遼河等區(qū)域出現(xiàn)了文明起源跡象；距今5300年以來，中華大地各地區(qū)陸續(xù)進入了文明階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區(qū)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tài)，并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lǐng)者。”這里面沒提公元前2070年（注：夏商周斷代工程以此作為夏的始年），不談夏的問題是合適的，因為它是考古學本位的探索。
注：本表據(jù)趙海濤、許宏：《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lǐng)者：二里頭文化的歷史位置》（《南方文物》2019年第2期）與《擦亮“滿天星斗”——解碼“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果》（《科學大觀園》2018年第12期）等文綜合整理而成。
作為一個文化呼吁者，站在這個考古學科大的轉(zhuǎn)型期，在比較文明史的視角下看早期中國，感覺在研究理論、方法論和具體實踐上，我們?nèi)蕴幱诒仨毾驓W美、日本等國學習的階段。現(xiàn)在還是拿來主義，目前的一個共識是必須學習，但怎么落實，如何本土化、中國化，正是我們在二里頭、在洛陽盆地區(qū)域考古調(diào)查中所踐行的。七零后到九零后這些年輕人現(xiàn)在大多還沒有話語權(quán)，但他們的學位論文、研究文章、田野工作、多學科合作的實踐等都在踐行以上理念，這是我感到非常欣慰的。
艾蘭先生說“中國文明的歷史長短與夏朝是否存在沒有任何關(guān)系”，羅泰先生說應該“分進合擊”，許宏說二里頭暫時不知道姓夏還是姓商，那些族屬、王朝歸屬問題并不是最重要的問題，而且不是考古學能獨立解決的問題?？傊谝跃勐淇脊爬砟顬榛A的二里頭文化田野考古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前提下，在夏文化、夏商分界的討論漸趨沉寂的背景下，將更多的精力轉(zhuǎn)向以全面復原古代社會為主要目標的社會考古學探索，無疑代表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現(xiàn)的一種新的學術(shù)取向和研究思路，是轉(zhuǎn)型期中國考古學的一個縮影（許宏、賀俊：《二里頭考古六十年》，《文史知識》2019年第9期）。
艾蘭先生的觀點我們應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態(tài)度來看待，她沒有我們的族群情結(jié)，說一些偏于嚴峻、理性的話，也許比我們看的更清楚，因為“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澎湃新聞：許先生，您在《方法論視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中指出“考古學僅可提供某一人類共同體的社會發(fā)達程度是否接近或達到國家（王朝）水平的證據(jù)，卻無法在沒有直接文字材料的情況下證明狹義史學范疇的具體社會實體如夏、商王朝的存在”，故有學者說您是“唯文字論者”，對此，您怎么看？
許宏：這個問題一定要在學理上和邏輯上掰扯掰扯，大家都知道許宏是田野出身的考古學家，即考古學本位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根本不用涉及文字。包括許宏團隊在內(nèi)的二里頭三代領(lǐng)導集體，在沒有文字的情況下，我們給公眾和學界貢獻了多少關(guān)于二里頭都邑及其反映歷史背景的信息？但夏這個概念是狹義史學的，如果要執(zhí)著地談夏，它是來自文獻、文字的，在沒有當時的文書材料的情況下很難厘清。因為當時的文書材料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門檻，這個道理一定要搞清楚。
如果一方面承認夏是出自于傳世文獻的，另一方面又認為沒有當時的文書材料就能把這個問題厘清，這本身就是矛盾的。
如果把中國古代史做三分法，從文字的有無到使用程度上，可以將其分為：史前（Prehistoric）、原史（Proto-history）和歷史（History）時期，二里頭就屬于原史時期，也就是文獻材料不足徵、說不清楚當事人身份的時期，原史時期的考古材料不可能與當時的古代族群和王朝歸屬一一對應。
若采用二分法，二里頭決不是歷史時期，而是屬于史前時期。比如劉莉和陳星燦先生在早期著作中就指出二里頭是一個史前時期的城市中心。因為歷史時期是有當時充分的文書材料能夠佐證其為信史的。
最大的問題是，在原史或史前時期，我們推測考古遺存的族屬或歸屬肯定都是假說，沒法確證、實證，所以我們只能說可能，最有或極有可能。學界居然有人在沒有當時的確切的文書材料出現(xiàn)之前，要把這些事兒確認為信史，認為是定論。這在邏輯和學理上都是說不通的。
不肯認為是假說而斷定為信史，這是不是已經(jīng)超越了學術(shù)底線，已經(jīng)背離了我們所信奉的科學原則。我們的學界同仁應該都認可“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這么一個學科的科學原則吧。
澎湃新聞：您關(guān)于二里頭都邑的兩次禮制大變革的新見頗具顛覆性，能簡要談談么？
許宏：這是我正在撰寫的新書的內(nèi)容，只是在洛陽小范圍的講了下，河南電視臺《對話中原》訪談中提了下。其實是挺有意思的事兒。我們知道，考古學上能夠觀察到的禮制遺存，包括屬于不動產(chǎn)的禮制建筑工程遺跡和禮器（群）。二里頭都邑的禮制遺存，是我們觀察其中的禮制變革、人群結(jié)構(gòu)和社會狀況的一個重要視角。
二里頭都邑高等級遺存的第一次禮制變革，大約發(fā)生在二里頭文化第二、三期之間至三期早段。
因為這時，在“不動產(chǎn)”的建筑工程方面，由宮城的從無到有，宮殿區(qū)東路建筑從多進院落的3號、5號基址，經(jīng)一段空白期后，到新建了單體又成組、具有中軸線規(guī)劃的2號、4號基址；西路建筑則平地起建了1號宮殿，其與宮城南門門塾（7號）形成又一組中軸線。作為“動產(chǎn)”的禮器方面，則是在最早的空腔銅禮器——鈴加松石鑲嵌器（從龍形器到嵌綠松石銅牌飾）的組合之外，變陶爵為銅爵，開啟了青銅酒禮器為核心的時代。
二里頭五號基址（二里頭隊供圖）
二里頭中心區(qū)道路網(wǎng)絡、宮城城墻及相關(guān)遺跡平面圖（趙海濤老師供圖）
二里頭文化第四期早、晚段之間的變化，可能是發(fā)生在二里頭都邑的第二次大的禮制變革。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崗文化的分野，或可提前到這個時段。這是二里崗文化因素肇始于二里頭和鄭州商城，以及鄭州商城開始崛起的時期。
較為顯著的聚落形態(tài)變化是，上述始建于二里頭文化二、三期的若干大型建筑工程局部受損，又興建了6號、10號等建筑基址和圍垣作坊區(qū)北墻3號墻。新建者都依托于既有建筑，而鑄銅作坊和綠松石器作坊則一直延續(xù)使用。種種跡象表明，這些建筑工程雖可能遭到了局部破壞，但仍存留于地表，甚至繼續(xù)使用。此期的二里頭聚落仍集中著大量人口，存在著貴族群體和服務于貴族的手工業(yè)。
最令人矚目的變化在青銅禮器群上。到了二里頭文化第四期晚段，青銅爵之外的其他禮容器如酒器斝、封頂盉、觚（該器未追回，據(jù)村民描述，應為觚）、食器鼎，禮兵器戈、長身戰(zhàn)斧、鉞等在內(nèi)的東亞大陸最早的青銅禮器群才開始在二里頭都邑出現(xiàn)；此期的墓葬，才開始有銅爵、銅斝，銅鼎、銅斝、銅觚（？）的隨葬品組合。這與此前的二里頭文化第三期至四期早段墓葬中僅見青銅鈴、嵌綠松石銅牌飾和銅爵等的簡單禮器組合形成鮮明的對比?？傮w上看，墓葬所見青銅容器和玉器等禮器的數(shù)量和質(zhì)量均超過二里頭文化第三期至四期早段，青銅近戰(zhàn)兵器始見于此期，這是根據(jù)趙海濤副隊長近年梳理陶器分期的最新結(jié)果歸納出來的。此外，最早的銅器施紋包括著名的乳釘紋銅爵上的紋飾及銅鼎上的網(wǎng)格紋等，也可以看作是二里崗青銅器裝飾風格的肇始。袁廣闊先生直接把二里頭的銅鼎、圜底斝和乳釘紋爵劃為早商一段，日本中國考古學會會長宮本一夫先生從鑄造工藝的角度分析認為銅鼎屬于二里崗文化系統(tǒng)。還有不少學者有相同或相似的認識。
二里頭至二里頭文化青銅禮容器的流變（許宏先生供圖）
值得注意的是，大致從二里頭文化第四期晚段起，二里頭都邑的鑄銅作坊開始鑄造鼎、斝等以非二里頭系統(tǒng)陶禮器為原形的銅禮器，這與此前以爵、大體同時以盉、觚（？）等陶禮器為原形的銅禮器鑄造規(guī)制有顯著的區(qū)別。而這些器類日后構(gòu)成了二里崗文化青銅器群的主體。其背后暗寓的禮制的重大變化，頗耐人尋味。
按照安金槐先生在《鄭州商城》中的分析，南關(guān)外鑄銅作坊始建于二里崗文化早期晚段，而二里崗文化早期早段跟二里頭文化四期晚段是大體同時的，即二里崗文化初期風格的青銅容器應該是在二里頭鑄造的，尤其是宮本一夫先生，他指出“這種禮器的變化是由二里頭期的銅爵、銅斝的外范雙范演變?yōu)槎飴徠诘耐夥度丁Ｅc此同時，增加了新的器類——銅鼎，發(fā)生這個變化的時期位于二里崗下層文化的最早階段”（宮本一夫：《二里頭遺址二里頭文化至二里崗文化過渡期的青銅器生產(chǎn)》，《南方文物》2019年第2期）。
二里頭文化至二里崗文化鑄造技術(shù)變化的階段性
宮本一夫：《二里頭遺址二里頭文化至二里崗文化過渡期的青銅器生產(chǎn)》，《南方文物》2019年第2期
我們雖不知道二里頭都邑當時究竟是夏還是商，但其時鑄造青銅禮容器的作坊在哪座都城，它就是主都，因為當時只有二里頭和鄭州商城才能鑄造青銅禮容器。這些禮器是高精尖技術(shù)的產(chǎn)物，土包子根本做不了，即便是“商人”過來后，也必須使用二里頭鑄銅作坊這些掌握高科技的工人，他們在二里頭四期晚段先制作這些禮容器，不管二三十年還是四五十年，之后才在二里崗文化早期晚段移到了鄭州南關(guān)外鑄銅作坊。不管它多短，最早的“商都”可能在二里頭，然后才轉(zhuǎn)到鄭州商城。
鄭州商城平面圖（許宏先生供圖）
許宏：《先秦城邑考古》，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7年
基于此，二里頭是不是可稱為“最晚的夏都”和“最早的商都”？而與此同時（二里頭四期晚段）興建的偃師商城則沒有鑄銅作坊，其性質(zhì)或為別都、陪都、輔都和軍事重鎮(zhèn)之類，已多有學者論及。而其中的1號建筑群被稱為“宮城”就不一定是合適的。
偃師商城1號建筑群（宮城？）平面圖
到目前為止，二里頭與偃師商城的興廢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王朝更替——夏商革命的說法，不能不說仍是最能“自圓其說”的假說。我們現(xiàn)在的這種新認識與此契合，可能性較大。其實，可能性50％和99％沒有什么差別，我現(xiàn)在也不愿意談比例，沒什么意義，只有99％與100％之間是有本質(zhì)性的差別的。在這種情況下，上面的推論都應是假說而非定論，但可以顯見的是，如上面的推論成立，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大部分青銅禮器應是屬于二里崗（商）文化系統(tǒng)的。
澎湃新聞：趙老師，您在《二里頭遺址二里頭文化四期晚段遺存探析》中提到了夏商分界的問題，如何判斷二里頭遺址的毀廢？另外，您提到，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入侵最終導致二里頭都城廢棄、政權(quán)滅亡，但將其對應于“商湯滅夏”，您的依據(jù)如何？
趙海濤：在那篇小文中，我提出了判斷二里頭都城在二里頭文化四期晚段是否廢棄的三條標準，第一，要從整體上看構(gòu)成都城的原有主體要素在該時段是正常存在、使用，還是被破壞、損毀而廢棄，個別主體要素因自身破舊、損壞或火災等破壞而改建、擴建，顯然不代表都城的廢棄；第二，若原有的主體要素整體被破壞，則要看在二里頭都城內(nèi)是否重新構(gòu)建了與原來規(guī)模、規(guī)格相當?shù)亩汲且?；最后還要看都城的使用者是否還是原來的人群。如上述三條均為否定，則判斷都城廢棄。
我的小文主立足二里頭都城的主體構(gòu)成要素，以層位關(guān)系和出土陶器為基礎，梳理出在二里頭文化四期晚段時二里頭都城主體構(gòu)成要素的存、廢情況。根據(jù)主要遺存的存、廢情況的變化，將四期晚段分為四個小階段。在第1階段，二里頭都城仍在正常使用；第2階段，二里頭都城包括“井”字形道路系統(tǒng)、宮城城墻、1號基址群、2號基址群等在內(nèi)的原有主體要素受到破壞，特別是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特征的陶器，首次較大規(guī)模進入二里頭都城核心區(qū)，造成包括1號基址在內(nèi)的重要遺跡被破壞而廢棄，同時沒有新建同規(guī)格、規(guī)模的大型工程，這些應該表明二里頭都城的毀棄。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特征的陶器進入造成二里頭都城廢棄之后，新建了與二里頭文化原有宮室建筑格局不同而與偃師商城、洹北商城宮室建筑格局更接近的6號基址，新建了10號基址、圍垣作坊區(qū)3號墻，鑄銅作坊仍然使用，出現(xiàn)了接近二里崗風格的青銅器和高規(guī)格墓葬（1987ⅤM1），這很可能表明這些夯土建筑和青銅器的主人已不屬于二里頭文化人群，而屬于二里崗文化人群，性質(zhì)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是為第3階段；第4階段，上述第3階段遺跡全部廢毀。同時，也觀察了鄭洛地區(qū)的考古文化發(fā)展大勢。與第2階段同時，大師姑和望京樓二里頭文化城址廢毀，偃師商城開始營建，鄭州商城更加興盛，但二里頭遺址鑄銅作坊持續(xù)使用，直到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的鑄銅作坊建成。鄭洛地區(qū)這些都邑性遺址的變化基本上是同步、一致的。對這些變化可以有多種解釋，我認為用很多文獻中記載的夏商政權(quán)更替來解釋是最為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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