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石刻研究的“史學方向”與宋代民間社會生活場景

今年是大足石刻申遺產20周年。近期出版的《大足石刻全集》出版是大足石刻研究新出發(fā)的起點。大足石刻申遺成功以來,研究成就令人矚目，但也遭遇到一些瓶頸。宋史研究學者虞云國先生認為，以史學研究的范式與視野,聯手宋史學界的研究力量,綜合性研究大足石刻的形成原因及其與宋代政治的互動關系，利用大足石窟經變造像還原宋代民間社會的生活場景，今后或將成為大足石刻研究的重點與亮點。本文為作者在近日舉行的大足石刻國際研討會主題發(fā)言。

《大足石刻全集》

一、大足石刻研究的新出發(fā)

2019年9月，《大足石刻全集》11卷19冊出版，這是我國對大型石窟群進行全面編纂的第一部考古報告集，無愧為大足石刻研究劃時代的里程碑。這部《全集》借助現代化的科技手段，對大足石刻的文物本體進行了系統(tǒng)的考古學研究，融匯科學性、史料性、文獻性、記錄性、藝術性于一體，涵文字報告、實物圖版、研究專論與附錄索引于一書，打造了大足石刻最完整的文物信息庫。《全集》的問世，不僅是對大足石刻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20周年的最好紀念，也為大足石刻研究奠定了最權威堅實的本體史料基石，成為大足石刻研究新出發(fā)的起點。

回顧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石窟寺共14處，迄今進入世界文化遺產的石窟僅有敦煌、大足、龍門與云岡四處，大足石窟位居中國四大石窟的歷史地位已無可爭議。如果說敦煌與云岡是中國早期石窟藝術的璀璨雙星，敦煌與龍門又構成中國中期石窟藝術的雙峰并峙，那么，最足以代表中國晚期石窟藝術巔峰的大足石刻卻是一枝獨秀。大足石刻是宋代僅存的大型石窟群，而中國石窟藝術自元代以降漸趨衰落，故大足石刻便成為中國晚期石窟最重要而且最輝煌的代表作，其藝術價值與歷史地位由此奠立。

審視中國石窟藝術的研究歷史，敦煌因傳世文物多樣性（雕塑、壁畫與文書）與國際顯學的推動力，其龍頭地位不容搖撼；云岡石窟與龍門石窟在研究起步上早于大足石窟，在地理區(qū)位上也有其自身的優(yōu)勢。這些都對大足石刻研究構成挑戰(zhàn)。與其他三大石窟研究相比，大足石刻研究有其先天的不足與局限，主要表現在兩方面。首先是文獻史料的相對匱乏。盡管兩宋傳世文獻堪稱汗牛充棟，但直接記載大足石刻的僅《輿地紀勝》列有大足北山晚唐《韋君靖碑》與南宋《古文孝經碑》諸碑名，提及“寶峰山（即寶頂山）在大足縣東，有龕巖，道者趙智鳳修行之所”，寥寥數言，僅此而已。大足及其所在昌州，元明兩代均無方志傳世，現存最早的《大足縣志》刊行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上距造像鼎盛期已五百余年，在地方文獻傳承上嚴重缺環(huán)。其次是研究起步的相對滯后?，F代學術意義上的大足石刻研究始于1945年“大足石刻考察團”楊家駱、馬衡諸學者。直到1970年代，大足石刻的總體研究并未超越陳習刪的《大足石刻志略》，基本上停留在介紹性層面，不僅不能望敦煌研究之項背，較之龍門石窟研究也略有遜色。

北山晚唐《韋君靖碑》現已很難識別，大足石刻研究院在石刻旁邊重新復制了一塊。李梅 攝 

改革開放后，大足石刻研究才獲得長足的發(fā)展；申遺成功以來的二十年間，研究成就尤其令人矚目。然而，大足石刻研究似乎也存在著不足：就研究水平論，有的論著仍在重復前人成果，創(chuàng)新與深度有所欠缺；就研究領域論，除了現代石刻保護學最有開拓，主要仍偏重宗教學與藝術學兩大學科，其他領域相形見絀。如何有效突破大足石刻研究面臨的瓶頸，有必要在總結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形成新思路，開拓新領域，整合新方法，利用新手段，借助《大足石刻全集》創(chuàng)建石刻本體信息資料庫的東風，實現大足石刻研究的新出發(fā)。

二、大足石刻研究的視野與思路

大足石刻的造像下限延及元明清三代，但既然作為世界晚期石窟藝術代表而進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主體無疑應是代表9世紀末期至13世紀中葉中國石窟藝術最高成就的那一部分。這一時段正是史學界所說的唐宋轉型期，研究者就有必要將大足石刻置于唐宋社會變遷的大背景里進行歷史定位，把握這一轉型在政治格局、經濟關系、社會結構與思想文化諸領域的深刻變動，汲取宋史學界的相關結論與前沿成果，有機融匯進自己的學術課題。

具體說到思想文化領域的重大變化，由于受政治格局、經濟關系、社會結構等領域諸多變化的內在影響，主要表現有：儒學為主體的儒釋道三教融通局面最終定型，人性化與理性化漸趨自覺，士農工商四民平等觀開始形成，世俗性的平民文化明顯抬頭，新的家族結構正在重組，民族自覺意識日漸覺醒與高漲，等等。

著名石窟學家段文杰概括過大足石刻的十大特點（見其《在重慶大足石刻研究會1992年年會上的講話》），實際上還可以將十大特點提煉為鮮明的中國化（民族化）、世俗化（生活化）與人性化（理性化）三大特色，這些特色投射在大足石窟中，正是唐宋社會變遷的必然結果。段文杰歸納的“三教融合，顯密結合”，“本土的教派出現”，“雕刻經變”，“變相、變文相結合”等特點，都有關中國化（民族化）；而“觀音菩薩特別多”，“通過宗教題材反映現實生活”等特點，直接涉及世俗化（生活化），故他特別強調“大足石刻藝術的世俗化問題”，不僅宗教造像“本身世俗化了，更重要的是世俗人進入了畫里頭，占了主要地位”；大足石刻的這些特點，連同其精湛技藝“表現出來的自然的人，人情味就比較濃”，其“審美理想都是比較高雅的，不是庸俗的”，都可歸結到人性化（理性化）的特色上。

寶頂山《臥佛》 李梅 攝

在深刻把握唐宋之際歷史變遷的基礎上，如何將大足石刻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與個案研究有機結合起來，既有值得開拓的新天地，也成為研究者的新挑戰(zhàn)。

倘以成果豐碩的宗教學為考察領域，不難發(fā)現三個傾向。首先，既有成果集中在佛教。大足石窟作為佛教密宗道場，這一現象自有其合理性，但對道教與新儒學的影響以及三教如何互動并達致融通的，關注的力度與深度明顯有所欠缺，由此很難凸現在唐宋社會變遷中大足石刻如何呈現其三教融匯大趨勢的。其次，對大足石刻是否兼容一般俗眾的民間信仰，民間祭祀與大足石刻有無接榫或綰接，研究成果幾乎難覓蹤影。這一現象也許與學科畛域過于森嚴不無關系，宗教史學者認為這一研究屬于社會史范疇，社會史學者認為相關課題應歸宗教學領域，遂造成與民眾信仰生活息息相關的民間信仰成為兩不管地界。再次，大足石窟（這里主要指北山與寶頂山）作為宋代昌州主要宗教場域，與當地民眾社群（包括家族社群、宗族社群與聚落社群）的互動關系如何，迄今鮮有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

寶頂山石刻 李梅 攝

大足石刻在宗教學領域的研究傾向，在藝術學與哲學等其他領域也不同程度存在。例如，藝術學界對大足石刻研究更多聚焦于雕塑造像，其次則是碑刻書跡，對佛像造型藝術呈露的中國化、世俗化與人性化特色的開掘、彰顯與闡述仍相對薄弱。哲學領域對大足石刻中佛學思想與儒學文獻比較重視，對蘊涵其間有待發(fā)微的普通民眾思想卻有所忽視。

隨著研究視野的拓寬，在思路調整上，或許有四點值得思考與嘗試。

首先，在繼續(xù)推進專業(yè)領域（例如藝術學、宗教學與哲學等等）分工研究同時，應該自覺關注本領域個案研究與宋代歷史文化的整體趨勢及其互動關系。例如，對大足觀音造像開展藝術學研究時，就有必要結合人性的覺醒、理性的崇尚、雅俗的兼容等宋代文化基本特征，將大足觀音的佛教藝術美更多地與之聯系起來考察與論述。

其次，亟須改變單科領域孤軍獨戰(zhàn)的原有研究模式，確立相關學科取長補短交叉融匯的研究理念。以往研究模式的最大局限，就在于過度受制于學科界限。例如，在對寶頂山《父母恩重經變龕》研究時，就有必要將經變龕呈現的造象故事與佛教史、藝術史、文學史、生活史、儒學史打通互補，專業(yè)知識不僅限于宗教學與藝術學，還涉及文學（經變故事）、社會學（生活風俗）與哲學（新儒學倫理觀）等學科的知識結構。作為研究者個人，倘若具備上述跨學科素養(yǎng)，自是理想人選；即便知識內存偏向某個特定專業(yè)，也不妨求助其他學科的研究者，或項目合作，或求教請益，以便在更高層次上收獲綜合融通的研究成果。

再次，自覺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段文杰在上引講話中指出，佛教造像首先傳到敦煌，“傳到河西以后，一條線到了北方，一條線進入西南。北方就是云岡、龍門，還有好多石窟；南方就是四川這一大遍，包括云南，這一片又有一大批石窟?！备鶕@一論斷，大足石刻的比較研究可從三方面入手。一是將大足石窟與敦煌、云岡、龍門三大石窟進行縱向比較，彰明大足石窟造像究竟在哪些方面呈現出唐宋社會變遷后中國化、世俗化與人性化等時代特點的。二是將大足石窟與同時代大四川乃至大西南其他石窟造像進行橫向比較，凸顯相互之間同一時代的共性與各自區(qū)域的個性。三是大足石窟與宋代其他造型藝術（例如晉祠宋塑、鞏縣宋陵雕塑，乃至考古發(fā)現的其他宋墓磚雕等）進行橫向比較，提煉出大足石窟群較之其他造型藝術所獨有的優(yōu)勢與特色。當然，還可以將比較視野放寬到同一時期東南亞佛教石窟（例如吳哥窟），揭示大足石刻在世界石窟藝術上獨有的特色與地位?？傊?，只要眼界放寬，比較入理，勢必會有新的發(fā)現與新的收獲。

最后，應該進一步嘗試多種手段，讓大足石刻研究的學術成果以雅俗共賞的方式走向大眾，走向全國，走向世界，擴大其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影響力。大足石窟某些經變故事（例如《父母恩重經變》等）與雕塑造像（例如《牧牛圖》等），完全可以成為戲曲、舞蹈、音樂、繪畫等藝術再創(chuàng)作的主題與素材；也不妨憑借大足石刻為時代背景，創(chuàng)作虛構性的歷史小說，等等。而傳播的平臺與手段，只要以群眾喜聞樂見為前提，既可以是傳統(tǒng)的、實體的，也可以借助新媒體的形式。

寶頂山《父母恩重經變》

寶頂山《牧牛圖》 李梅攝

三、大足石刻研究的史學取向

據《大足石刻全集》第11卷附錄《大足石刻研究文獻目錄》（下限2016年），已有研究論著幾乎覆蓋了所有可以進入的學科領域。大足石刻既然是歷史遺產，無論取哪一學科的視野，廣義說來都屬歷史學范疇。這里強調的“史學取向”，特指以傳統(tǒng)史學的范式與視野，去研究大足石刻與宋代政治時局、社會經濟與生活風俗等關系，即那些課題內涵難以劃歸歷史學以外獨立學科（例如宗教學、藝術學、建筑學等）的研究領域。這一領域雖不能說空白，但仍相對滯后。這種“史學落后”的研究狀態(tài)，在三個方面表現得尤其迫切。

第一，對大足石刻形成原因的綜合性研究。

在中國四大石窟中，若問敦煌何以崛起與輝煌，其地理因素是位于中西絲綢之路的要沖，文化因素則坐落在世界三大宗教的交匯點上，也就自然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中轉站與異質文化撞擊的競技場。云岡石窟的成因，從歷史人文地理來說，地處北魏前期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是北魏前期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所在；從歷史社會來說，出于北魏皇室與上層貴族禮佛崇教的信仰需要。龍門石窟的成因，乃是北魏孝文改革將都城從平城南遷洛陽，皇室與官民的崇佛訴求促成了龍門造像的高潮；其后隋唐相繼以洛陽為東都，隋唐更是佛教文化的鼎盛期，在這些綜合因素作用下，歷北魏至隋唐在龍門持續(xù)造像，遂蔚為大觀。對大足石刻的形成原因，已有大足學者從經濟重心南移，巴蜀在唐宋之際至宋蒙之際沒有大戰(zhàn)，最高統(tǒng)治者崇佛與朝野官民帶頭造像，川密的興起等四個方面進行了論述。然而，除川密因素外，其他原因在兩宋南方也都存在，何以宋代最具代表性的石窟群卻在大足而不在南方其他山丘地區(qū)出現呢？也有學者略有異同地提出了四個原因，除因襲大足有唐宋三百年安定的地理因素外，更強調四百年州治的政治因素，場鎮(zhèn)興盛與土地集中的經濟因素，富家云集競相拜佛的社會因素（參見張劃《宋代大足石刻與社會經濟》）。但滿足后這些因素的兩宋南方州治，顯然并非昌州大足一處，為何唯獨大足石窟脫穎而出獨占鰲頭呢？總之，相對其他三大石窟，對成就大足石刻輝煌的綜合性解釋，迄今仍難說是令人信服的。倘若企望獲得富有說服力的總體性解釋，就有必要從宋史角度對大足在兩宋時期的實際狀況進行深入研究，再將研究置于宋代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的大背景下作出綜合性分析與系統(tǒng)性論述。

第二，對大足石刻與宋代政治互動關系的研究。

現存大足石刻銘文與宋代政治的直接內容極其有限，這就要求研究者既能全面深耕宋代史料文獻，又能嫻熟掌握史學考證功夫，借助傳統(tǒng)史學范式，將大足石刻置于宋代政治史視域下細加審察，在常人忽略的蛛絲馬跡中鉤隱索微，抉發(fā)真相。如今，《大足石刻全集》著錄了全部碑銘題刻，也為研究大足石刻與宋代政治互動關系構建了堅實權威的史料庫，只要善于全面充分地利用，相關研究應該仍有開掘的空間。例如，能否考證出兩宋歷任昌州知州的姓名及其到任離任的年表，在此基礎上追蹤他們在大足的活動及其與大足石刻的曲折關系。再如，能否通過兩宋士大夫官僚在大足題刻中的結銜線索，尋根刨底地逐一鉤考他們與大足政治生活的關系，再綜合大足石刻里所有與兩宋政治有關的銘文題刻，對大足石刻與兩宋政治的互動關系作總體性考察與論述。

第三，對大足石刻與宋代社會生活關系的研究。

寶頂山 《戒酒圖》 澎湃新聞記者 李梅  攝

由于大足石刻具有民族化、世俗化與人性化三大特色，雖以宗教造像為載體，留下的卻是宋代社會生活的雕塑群象。就復原生活言，其他三大石窟造像中神性過于遮蔽人性，在反映人世生活上相形見絀。就規(guī)模效應言，宋代其他雕塑造像分散零星，如此大規(guī)模地集中保存于一地，除大足石窟外世無其匹。今天的普通民眾幾乎都借助《清明上河圖》直觀了解宋代城市生活的繪畫長卷，大足石刻研究者也有責任借助經變造像為他們深入解讀宋代民間生活的實物場景。早在1986年，我曾提出，大足石窟造像“為研究宋代的社會經濟、風俗民習、宗教文化等提高了第一手的形象的實物史料，如寶頂山數以萬計的宋代人物造像，其身份上至文官武將以及胥吏、獄卒、僧侶、鄉(xiāng)紳，下至平民、囚徒、乞丐等，幾乎遍及宋代社會各階層人物，其服飾舉止為研究宋代民俗禮儀保存了文獻史料難以企及的直觀素材”；并且呼吁，“利用大足石刻中宋代的實物資料，輔以其他文獻資料，開展對大足石刻及宋史相關專題的綜合研究，基本上仍是一片有待開墾的處女地”（《大足石刻：宋史研究最大的實物史料庫》）。進入新世紀以來，這種綜合性研究當然不再是處女地，已有論著取資大足石窟造像研究宋代社會生活；但與這座宋代生活的實物史料庫蘊藏量之豐富相比，總體上仍難稱匹配。深究這種金玉滿堂而未盡其用的原因，即在于研究宋代社會生活時，研究者既要能從大足石窟的經變造像中捕捉抉發(fā)其生活場景與雕塑細節(jié)，又要能從豐贍浩博的宋代典籍中爬梳勾稽出與經變塑造的生活細節(jié)互相對應的文獻記載，再進而作出考證與論述，這就要求學者有更好的學術訓練與更深的學術素養(yǎng)。而記載宋代社會生活的文獻史料，往往零星雜亂地散存在雜史筆記乃至詩詞小說中，閱讀量大，獲取率低，這也是大足石刻研究中，歷史學范式的綜合性研究仍落后其他單學科研究的原因所在。有鑒于此，一方面應該吸引宋史學者深度介入大足石刻研究，有必要時不妨列出研究項目向宋史學界進行科研招標；另一方面也建議非史學背景出身的大足石刻研究者，在原有研究路徑上有效移植史學模式，主動從宋史視野開展大足石刻的綜合性研究。

總之，大足石刻研究面臨著新出發(fā)，亟待研究者放寬研究的視野，更新研究的思路，協調研究的模式，整合研究的力量，突破研究的瓶頸，補上研究的短板，以期研究的進境。

（本文標題原為《大足石刻研究的思考與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