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日本，認識自己——這是一個需要新的日本論的時代

李永晶，旅日十年，東京大學博士。曾任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員?，F為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華東師范大學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學術興趣領域為現代社會理論、近代國家關系史、古典政治哲學。李永晶的新作《分身：新日本論》向一個多世紀以來日本論先賢致敬，以世界史的眼光重構近代日本精神史，去看近代以來的日本的崛起和毀滅?！斗稚恚盒氯毡菊摗返慕裹c不在于重述人們熟知的近代日本史重大事件，如明治維新、日俄戰(zhàn)爭、參加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等，而是在于分析這些大事背后的精神機制，同時揭示這種精神機制與東亞史、世界史的關聯。以下系李永晶《分身：新日本論》引言摘錄。

一

這是一個需要新的日本論的時代。

本書描述的這種以“分身”命名的日本論，說的是關于現代東亞國家前生后世的故事 ；這個故事關乎“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其實，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國就出現了一次“日本熱”。晚清著名外交家、詩人黃遵憲（1848—1905）所撰的《日本國志》，大約在 1895 年底出版，旋即在士大夫中間廣為流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提到1895年，中國人多會想到甲午戰(zhàn)爭，它是構成近代中國屈辱史的一個標志性事件。當時人們對《日本國志》的關注，更多是因為受到中國在這場戰(zhàn)爭中戰(zhàn)敗的刺激。在當時普通中國人的認知中，中國是“天朝上國”，而日本即便不再是“海外三神山”，也無非是“蕞爾小邦”，長期受惠于中華制度文明的學生。但 1895 年《馬關條約》的簽訂及觸目驚心的巨額賠款，不僅讓當時的士大夫無比震驚，而且在當時人們的觀念中，這更是學生打敗老師的大事件。這種心理以及認知上的顛覆性，是對當時“天朝上國”普遍自負的國民心態(tài)的致命打擊。

在甲午王師敗績的當年，黃遵憲就拿出了這部皇皇巨著。自1877年11月赴日并出任中國駐日本公使館參贊始，黃遵憲就廣泛收集日本文史資料，“網羅舊聞，參考新政”，大約在1882年春完成了《日本國志》初稿的編纂工作。書稿內容涉及日本的天文地理、政治經濟、風俗宗教、軍事法律等方面，總計四十卷，可謂是一部關于日本的“百科全書”。1887 年夏，他最終完成了這部大書。書稿甫一完成，就受到當時著名的外交家薛福成以及朝廷重臣李鴻章、張之洞等人的重視，但陰差陽錯的是，這部巨著遲遲未能公開出版。

書稿未能及時出版，自然使得國人在開戰(zhàn)前喪失了一次升級日本認知的絕佳機會，甚至有人感嘆，如果國人早讀到此書，或許會省去二億兩白銀的戰(zhàn)爭賠款。書稿未能及時出版的緣由，暫略過不談。這里我先為大家引述一段黃遵憲自己對撰寫這部書的意圖的說法 ：

昔契丹主有言 ：“我于宋國有事，纖悉皆知 ；而宋人視我國事，如隔十重云霧。”以余觀日本士夫，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 ；而中國士夫，好談古義，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無論泰西，即日本與我，僅隔一衣帶水，擊柝相聞，朝發(fā)可以夕至，亦視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鄒衍之 談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誕不足議論也者，可不謂狹隘歟？

黃遵憲引用中國歷史上宋遼戰(zhàn)爭期間的舊事，顯然是想喚醒讀者的問題意識。從 979 年宋太宗攻遼開始，到 1005 年雙方結成“澶淵之盟”，宋遼之間長達 25 年的戰(zhàn)爭，最終以宋王朝慘敗并割地賠款告終。雖然有很多原因導致了這種結局，但“宋人”對遼國的認知“如隔十重云霧”，未做到“知己知彼”，可以說難逃其咎。不知道1895年的黃遵憲重讀這一段寫于1887年的文字時，是否有一語成讖的感慨，但我們可以想象，當時的士大夫們讀到這近千年前的往事會受到怎樣的刺激？！

在這種時代氛圍中，《日本國志》的出版猶如及時雨，迅速催生了人們的日本意識，讓國人重新打量起這個“陌生的鄰人”來，出現了歷史上的第一次“日本熱”，并在 1905 年日本在日俄戰(zhàn)爭中取勝之后達到高潮。各路學子互相約集，“齊步辭別國內學堂， 買舟東去，不遠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來”。

這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世界”體驗，他們的視野、觀念和格局頓時開闊起來。而打量對方的目光，自然也會轉向自身，于是，自我和世界認知也就得到了改換和升級。

這是“認識日本，認識自己”的第一層意思。

二

南宋詩人陸游有言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睂τ谑熘寮摇爸泻弦弧钡闹袊硕?，這句話不難理解。無論是人還是事，也無論是“絕知”還是“躬行”，都需要強大的精神動力，才能走出心理舒適區(qū)。時代的大趨勢往往為人們提供了這樣的契機、能量和舞臺。

甲午敗績和黃遵憲《日本國志》的出版，震撼了一部分士大夫的心理和認知結構?？涤袨?、梁啟超等人發(fā)起的“ 戊戌變法”，正是師法日本明治維新的頂層政治改革。1898年9月28日，以譚嗣同為首的“戊戌六君子”血灑菜市口，變法戛然而止。這雖然是近代中國史上最為悲壯的一頁詩篇，但認知日本的時代潮流也由此打開了閘門。短短數年間，“ 科學”“民主”“民族”“政治”“經濟”等日本創(chuàng)造的富有時代自我意識的“名詞”，如汪洋一般沖決了傳統中國士大夫的自我與世界認知的牢籠。中國知識分子已然完成了近代史上第一次重大的認知升級。

但這還只是認識日本、認識自我的開始。在《日本國志》出版三十余年后，1928 年出版的戴季陶（1891—1949）的《日本論》，則代表了中國近代史上日本認識的一座高峰，今日讀來仍不失啟發(fā)意義。我接下來要引述的，同樣是戴季陶對于撰寫這部書的意圖的自述。在他感慨當時除了《日本國志》外“沒看見有什么專論日本的書籍”之后，他這樣寫道 ：

你們試跑到日本書店里去看，日本所作關于中國的書籍有多少？哲學、文學、藝術、政治、經濟、社會、地理、歷史各種方面，分門別類的，有幾千種。每個月雜志上所登載講“中國問題”的文章，有幾百篇。參謀部、陸軍省、海軍軍令部、海軍省、農商務省、外務省、各團體、各公司，派來中國常駐調查或是旅行視察的人員，每年有幾千個。單是近年出版的叢書，每冊在五百頁以上，每部在十冊以上的，總有好幾種，一千頁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覀冎袊藚s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對，再不肯做研究工夫……我勸中國人，從今以后，要切切實實的下一個研究日本的工夫。

戴季陶的這段話，我自己時常引用。雖時隔三十余年，戴季陶與黃遵憲的認知和感慨卻出奇地一致。他們都在說，我們中國人的日本認識還遠遠不夠，我們要重視起日本來。這當然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他們看到和體驗到的實際情況。實際上，從我自己 的經驗來說，戴季陶的這番話就算拿到今天來說，似亦不為過。

我在這里引述這一段話，是要說另一件事。與中國的“日本熱”相比，日本則一直有“中國熱”。古代日本的“中國熱”，比較容易理解，因為它要從中國學習和吸收先進文明。但到了近代，甚至在今天，它依然對中國保持著高度的關注，這又是為什么？除了各種實用的意圖，諸如政治的、商業(yè)的利益外，是否還有不為我們所察覺的、隱匿的動機？

回答當然是，有。這是“認識日本，認識自己”這個說法的第二層含義 ：日本不單單是我們當下觀念中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自古以來，它就是和“中國”在一起的 ；自古以來，它就是東亞世界的一個成員，在東亞大陸各民族的共同演化進程中，逐漸形成了穩(wěn)定的民族意識和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國家形態(tài)。當然，日本和東亞大陸上的其他民族還不同，它很特殊。人們通常說它是中國的兄弟、中國的鄰居、中國的鏡像，但這些說法似乎還不夠，還不足以表達中日之間的這種關系。

我們已經看到，所謂的“中國熱”或“日本熱”意味著雙方正在互相打量，正在凝視對方。那么，彼此在對方的身上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自己的“分身”，看到了另外一個自我！

今天，中日兩國互相關注的熱情愈發(fā)高漲，這是一種自我確證的欲望的結果。要尋找各自的前世今生，觀察互為“分身”的對方不正是一個終南捷徑嗎？

當然，“分身”是一個比喻，它所要揭示的是中國和日本兩個國家的深層關系。所謂“深層關系”，和表面容易觀察到的各種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互動正相反，我們只有通過努力闡釋才能將它揭示出來。而這個深層關系，在更廣闊、更深遠的尺度上型塑著彼此以及彼此的關系。

我在本書中使用“分身”，是要借助“分身”這個“新語”在身體（物理）上、心理（精神）上與“自我”的關聯，提出一種新的觀察和認識日本的視角。中日兩國兩千余年來有文獻記錄的互動表明，中日兩國正是互為彼此的“分身”！

關于中日兩國國民性的異同，已經有很多出色的描述和論述，類似中國國民是個體主義的而日本國民是集體主義的說法就很流行。在這些描述中，一些宛如本質的、宿命的屬性往往被賦予一方，而另外一方則有相反的屬性。這些說法很讓人著迷，它們似乎解答了我們很多的疑惑，但可惜的是，這種“解答”還只是流于表面，并未觸及真正的問題。因為那些用以說明的“屬性”，其實正是需要說明的對象。就人類事物而言，并不存在一個民族特有而不見于其他民族的屬性，“分身”不再專注于對二者異同的發(fā)現和比較，而是要激發(fā)互為“分身”的二者反觀自身、重建協和的自我意識。

那么，究竟什么是日本？這里，我無意各種關于“日本”的客觀描述和大數據，也無意提供一種新的關于日本的百科全書，我要講述的是一個近代以來日本的成長及其精神演進的敘事。這個敘事，在“分身”的意義上，關乎的是我們自己。我們無論如何都要面對這個存在。更進一步，這是我們現代中國人的宿命嗎？如果是，我們未來的命運又將如何？這同樣是這一敘事要嘗試回答的。

這個敘事自身，就是我要與你分享的“日本”。現在，我們可以暫時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閱讀日本，就是尋找自我分身、探索自我命運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