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今天去印尼旅游，一定會注意到街面上五顏六色的糕點——熱帶地區(qū)盛產(chǎn)的各種彩色植物，讓它們有著遠比多數(shù)中國糕點豐富的色彩。被這些糕點所吸引的你向商販詢問之后，就會得知這些糕點一般叫kue，再加上另外一個詞。
和漢語不一樣，印尼語中修飾詞放在中心詞后面，所以kue是這類糕點的總稱，單種糕點的名字則是kue后加上種類，如以婆羅浮屠遺址出名的日惹，本地特產(chǎn)的一種豆沙餡的kue叫做kue bakpia，而kue lapis則是色彩艷麗、層層疊加的千層糕。
表面上看，kue無非是印尼語中對糕點的稱呼。實際上，這個kue卻是地地道道的中國產(chǎn)物。福建漳州或者廣東潮州、汕頭一帶有各式各樣叫某粿的小點心，如紅龜粿、油蔥粿、紅桃粿，“粿”在當(dāng)?shù)胤窖岳锏陌l(fā)音正是kue。
一份印尼kue拼盤
實際上，印尼的kue就是中國的粿，現(xiàn)今南洋的各類小點心，制作手藝來自被稱作“峇峇娘惹”的早期下南洋的華僑。
就印尼華僑而言，他們主要來自今天閩南、潮汕、海南等說閩方言的地區(qū)。尤其在雅加達一帶，早期下南洋的華僑以閩南人為主。
荷蘭人殖民印尼時在雅加達筑城后將其命名為Batavia，即巴達維亞，這個詞作為雅加達城的原名逐漸傳入印尼語。建城之后巴達維亞發(fā)展迅速，很快成為爪哇島上最大的城市和荷屬東印度的中心。來自印尼群島各地甚至群島以外的移民蜂擁而至。
這些被稱為Betawi的人可以算是爪哇島上的異數(shù)，爪哇島傳統(tǒng)上有兩大民族，占據(jù)爪哇島西部三分之一左右的巽他人和占據(jù)東部三分之二以及西部北海岸的爪哇人。但是巴達維人既非巽他人也非爪哇人，他們講一種摻雜了大量福建方言成分的馬來語。究其原因，在荷蘭人建立巴達維城以后，到此經(jīng)商的華人眾多，他們以男性為主，其中很多人與當(dāng)?shù)嘏酝ɑ?，這些人的后裔有的皈依伊斯蘭教，融入當(dāng)?shù)兀桶瓦_維地區(qū)居住的其他民族共同形成了巴達維群體，有些則維持著一定的中華認同，保留了很多華人的風(fēng)俗習(xí)慣。
和十九、二十世紀新下南洋的華人比起來，這批早期華僑在文化、語言上受南洋當(dāng)?shù)赜绊懸畹枚?。由于這些華人男性被稱為峇峇（baba）、女性稱為娘惹（nyonya），廚房間傳統(tǒng)上是女人的天地，她們烹制的菜肴被稱作娘惹菜。娘惹菜的特點是用中國原鄉(xiāng)帶來的更精細復(fù)雜的食品加工工藝，來處理南洋豐富的當(dāng)?shù)匚锂a(chǎn)，糕點正是娘惹菜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許多峇峇娘惹日常使用馬來語/印尼語（馬來語和印尼語實際可認作一種語言），但是在他們的語言中仍然保留了大量從中國原鄉(xiāng)帶來的漢語詞匯。南洋的峇峇、娘惹們的祖籍一般是閩南、潮汕一帶，當(dāng)他們制作了糕點之后，就以原鄉(xiāng)的“粿”——亦即kue——來命名。而且，日惹名產(chǎn)kue bakpia里的漢語成分還不止kue，bakpia正是閩南語“肉餅”的讀音，閩南肉餅的制作過程中也確實會加入一些糖、冬瓜條、芝麻、花生之類輔料，在日惹當(dāng)?shù)貏t已徹底演變?yōu)樘鹗场?/p>
實際上用“粿”來表示食品名稱并不罕見。天津的名小吃“煎餅果子”里的“果子”就是指油條，陜西一些地方把油炸的麻花稱作“炸果”，江浙有一種油炸的甜食叫“油果果”。日本則有著名的“和菓子”，品類少說也有數(shù)百種，用來配合茶飲食用。
雖然這個字有時候被寫成馃，有時被寫作粿，有時寫作菓，實則都來自于“果”。至遲在唐宋時期，中國人已經(jīng)把點心稱作果子。這時的果子已經(jīng)不限于水果制品，而包括了糖絲線、密麻酥、炒團等顯然屬于甜食范疇的點心。
由于印尼華僑歸國的緣故，今天如果想要品嘗印尼式的kue，也并不一定需要親赴印尼。在歸僑人口聚居的地方，如海南興隆等地，仍然能見到不少品種的南洋kue。
果到底用什么材料制作并無定數(shù)，中國中部和北部的果經(jīng)常是小麥面粉制品，而在地處熱帶的印尼，整體來說kue是由稻米制作的，用麥面做的往往是西方傳來的西式糕點。
如果說kue是近幾百年來華人下南洋的產(chǎn)物的話，用來做kue的稻米則是幾千年前源自東亞大陸的先民南下的結(jié)果。
現(xiàn)存最早的栽培稻位于今天浙江浦江縣的上山遺址，距今大約九千四百年。在之后的幾千年時間里，珠江流域、東南亞、中國北方、朝鮮半島、南亞次大陸都相繼出現(xiàn)了稻作農(nóng)業(yè)。上古時期野生稻的分布相當(dāng)廣泛，但是從現(xiàn)有的遺傳學(xué)證據(jù)看，野生稻馴化過程中幾項關(guān)鍵的突變，如導(dǎo)致稻種脫粒性的sh4基因的突變在亞洲栽培稻中只發(fā)生過一次。這些關(guān)鍵的突變讓栽培稻的果實自動脫粒的情況變少，方便人類收割。對稻作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可說至關(guān)重要。
因此現(xiàn)今的栽培水稻，不管是東亞、東南亞還是印度次大陸的，都有著共同的祖先，而它們現(xiàn)在的不同之處，一方面是長期培育的結(jié)果，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與野生稻雜交后性狀得以改良。就如今天在中國，野生水稻仍然生長在中國南方北及江西東鄉(xiāng)，南到海南三亞，西至云南盈江，東達臺灣的廣大區(qū)域。中國農(nóng)學(xué)家仍然在到處尋覓野生水稻，期望能夠利用野生水稻的基因繼續(xù)改良現(xiàn)有稻種。
野生水稻
這次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馴化可以說是中國先民對世界最大的貢獻。在當(dāng)今世界主要的糧食作物中，唯獨稻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作物。種植水稻是一項很辛苦的工作，整個過程需要使用各式工具進行大量勞動。伴隨稻種傳播的則是一整套農(nóng)業(yè)工具和技術(shù)，以及和稻作農(nóng)業(yè)息息相關(guān)的一整套話語。
印尼群島是水稻種植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赤道附近的炎熱氣候與太平洋溫暖的海水帶來的充沛雨水，使得印尼諸島叢林密布、草木葳蕤，從高空俯視就如同散落在蔚藍大洋中大小不等的祖母綠珠。這樣的氣候條件正適合稻子生長，而在爪哇、巴厘等島嶼，無處不在的火山不定時噴發(fā)的火山灰更是讓島上的土壤極其肥沃，有別于其他熱帶地區(qū)常見的貧瘠淋溶土。極其適宜的自然條件讓爪哇島部分地區(qū)可以常年種植水稻。為了能在山地種植水稻而開發(fā)的梯田更是巴厘島的重要景觀，每年吸引無數(shù)游客。
在印尼語中，米稱為beras，更準確地說，指已經(jīng)脫殼的米。由于水稻在印尼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印尼語對米的區(qū)分相當(dāng)細致，除了beras外，尚未脫殼的米稱作padi，這也就是英語中水田稱作paddy field的來源；而已經(jīng)烹飪的米飯則稱作nasi，著名的印尼炒飯就叫nasi goreng。
如果計算一粒米的生命周期，收割后到脫殼前的padi階段以及烹調(diào)之后被人送入口中之前的nasi階段，時間都較為短暫，我們暫且把padi和nasi放到一邊，先關(guān)注通常情況下占據(jù)一粒米生命周期最長的beras。
印尼語作為印尼的官方語言，實際上是一種馬來語的變體，馬來語發(fā)源于今天的婆羅洲，后來又先后遷移至印尼群島最西的蘇門答臘島以及馬來半島。但是縱觀整個印尼群島，諸多島嶼上的主要語言幾乎都用類似的詞指“米”，如蘇門答臘島楠榜語是bias，爪哇島西部的巽他語是beas，中東部的爪哇語是wos，巴厘語是bahas，龍目島莎莎克語是beras，蘇拉維西島武吉斯語是were?，弗洛勒斯島芒加來語是weras，帝汶島德頓語是wos。
巴厘島梯田
如果將眼光投向印尼群島之外，類似的稱呼分布遠不限于印尼，菲律賓呂宋島的他加祿語是bigás，宿霧語是bugás，關(guān)島查莫落語是pugas，臺灣地區(qū)高山族的阿美語是felac，海南島三亞回族的回輝語是phia，甚至東非外海的馬達加斯加島上的馬拉加斯語，米都稱作vary。
這樣看起來很相似的詞匯在這些語言中還有不少。印尼語中“二”是dua，萬里之外的新西蘭毛利語是rua，馬達加斯加上的馬拉加斯語是roa，臺灣島上的阿美語則是tosa?！把劬Α痹谟∧嵴Z中是mata，毛利語mata，馬拉加斯語maso，阿美語mata。
如果說一個詞還有巧合的可能性，這么多相似的詞匯就不可能是純粹巧合的結(jié)果。從現(xiàn)代分布來看，這些語言從東非外海一直延伸到大洋洲，跨越半個地球，散布在從馬達加斯加島到復(fù)活節(jié)島的成千上萬座島嶼上。雖然這些以海洋為生的人群中有不少民族的航海技術(shù)極其高超，但是海洋仍然起到了顯著的阻隔作用。南太平洋的毛利語和東非馬拉加斯語幾乎不存在和印尼語、臺灣阿美語的使用者有密切接觸并且借用大量詞匯的可能。這些語言里存在大量相近的詞匯只能有一個解釋，那就是他們的祖先居住在同一地區(qū)，甚至是同一人群。
對這些語言的研究顯示，從東非馬達加斯加橫貫印度洋、太平洋的人群所說的語言都有著密切聯(lián)系，存在同源關(guān)系。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這些語言被稱作南島語系。對南島語系更進一步的研究顯示，南島語系多樣性最高、分化最復(fù)雜的地區(qū)是臺灣島。也就是說，分布幾乎跨越半個地球的南島語系的幾千種語言，最可能的發(fā)源地是小小的臺灣島。南島語系的祖先從臺灣向南遷入菲律賓，然后再由菲律賓擴散到印尼群島，最終在一系列遠洋航行后，達到今天的范圍。
臺灣是個太平洋上的島嶼，并不具備獨立演化出現(xiàn)代人類的條件，也沒有證據(jù)顯示臺灣農(nóng)業(yè)起源是獨立的。數(shù)千年前的臺灣居民仍然是從東亞大陸遷入臺灣的。
事實上，幾千年前，福建沿海的古人登上臺灣島幾乎是個必然事件。臺灣海峽雖然相當(dāng)寬達上百公里，遠遠超過一般情況下正常身高的人在海平面上視物的極限，但是臺灣島上高山林立，中央山脈最高處玉山山峰接近四千米，是華東和華南地區(qū)最高峰。在福建最靠近臺灣的平潭島和南日島的山上，能見度極好的情況下可以望見臺灣島的中央山脈。
對上古南方海岸的居民來說，遠處時隱時現(xiàn)的這片大山時時在召喚他們渡海探尋新的世界。當(dāng)然，冒險不但需要勇氣，也需要精密的計劃，在南島人的祖先從華南地區(qū)登上臺灣島時，稻已經(jīng)成為南島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作物，一個精明的冒險團隊一定不會忘記把這種重要的糧食作物帶在身邊。
由青稞粉制成的糌粑是藏族人的主食
比較詭異的是，類似的詞也出現(xiàn)在藏語之中。廣袤的青藏高原干旱、寒冷，并不適合稻生長，青藏高原上的主要糧食作物是本地培育的特殊大麥品種青稞。
然而在藏語當(dāng)中，卻有表示“米”（亦可指“果實”）的詞匯????（mbras）。青藏高原上的藏人和大洋島嶼上的南島人不大可能有交集，不需要跨越千山萬水去借用這個詞。而這個詞的來源也非常古老。位于喜馬拉雅山南麓，印度東部和緬甸交界處的米佐拉姆邦的米佐語是藏語的遠親，在米佐語當(dāng)中就有ra?（?表示喉嚨收緊阻塞的音）一詞，用來表示果實。
和南島語系一樣，漢語、藏語、米佐語以及緬甸語、彝語等語言屬于一個大的語言家族，漢藏語系。如“六”，在藏文中是drug，緬文中拼為khrok，米佐語里是ruk，云南西部和緬甸的景頗語里是kru??。乍一眼看上去，這些和普通話的liu也并不是很像。但是這只是表象，幾千年來的劇烈音變讓普通話的語音和上古漢語產(chǎn)生了巨大的差別，如果拿廣州話“六”的讀音luk來對比，就可以明顯地看出相近之處了。同樣，“三”在藏文中是gsum，緬文中是sum，云南隴川縣的阿昌語中是sum，四川涼山的彝語中是s?，米佐語是thum，這些都已經(jīng)和普通話的san相當(dāng)接近，如果和廣州話的saam比起來，密切的親緣關(guān)系就更是顯而易見了。
當(dāng)我們回看beras和mbras，就會發(fā)現(xiàn)中間似乎缺失了重要的一環(huán)。
無論是野生稻的分布還是水稻馴化的考古和基因證據(jù)，都把栽培稻的起源指向中國南方的濕潤地帶。甚至更精確地說，是在今天長江下游一帶。這里是著名的良渚文化的誕生地，曾發(fā)現(xiàn)過距今五千多年前的大規(guī)模稻田遺址，甚至至今都是重要的水稻產(chǎn)地。倘若順著這條思路繼續(xù)想下去，如果青藏高原上的“米”和太平洋上的“米”有關(guān)，這兩片“米”中間的地理區(qū)域，栽培稻的發(fā)源地，才會是beras和mbras的共同源頭所在。
這片中間區(qū)域，即華南主要是漢語的分布地。試想一下漢語中和“米”相關(guān)的常用詞，不管是“稻”“米”還是“谷”“飯”，和beras或mbras都沒什么關(guān)系。不過要是擴展一下范圍，一個疑似對象就出現(xiàn)了——糲。
糲算不得一個多罕見的字，只是在現(xiàn)代漢語中一般用于“粗糲”一詞，表示“粗糙”的意思，但是形旁“米”卻明白無誤地顯露出很多人已然不再熟悉的它的本義——糙米。這個字起源非常古老，成書于戰(zhàn)國時期的《韓非子·五蠹》中就有：“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彩椽不斫，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睘榱吮憩F(xiàn)當(dāng)年堯的生活簡樸，說他吃的是糲。金代的字書《篇海》也把糲釋義為“米不精也”。在普通話里，糲的讀音是li，似乎和beras看不出太大關(guān)系，廣州話則讀為lai，也并不相似。然而，之前“六”的例子就說明了漢語的l來自于漢藏語祖先的r。也有其他證據(jù)表明漢語的聲調(diào)來源于原始漢藏語的尾輔音，其中“糲”所屬的去聲來自于-s。
和藏文、緬文等文字不同，漢字并不是純粹的表音文字，但是漢字中占據(jù)最大比例的形聲字的形旁對一個字的發(fā)音起到提示作用。翻開中國最早的字典《說文解字》，其中“糲”的寫法是“?”，即以“萬”為聲符。今天雖然普通話“萬”讀wan，但是在廣州話中卻是maan。不光如此，在借用了大量中古漢語詞匯的朝鮮語里面萬讀“?”，即man，說明這個字古代聲母和m有關(guān)。
文殊菩薩的文古代聲母同樣是m，因此乾隆一度聲稱“滿州”來源于“文殊”
“糲”在上古漢語的讀音，兩種主要的上古漢語構(gòu)擬體系中，鄭張尚芳體系認為讀m·rads，白一平—沙加爾體系認為讀m?-rat-s。這個讀音頗接近古代藏語的讀音mras?！凹c”可以充當(dāng)beras和mbras當(dāng)中缺失的一環(huán)。
人生活在世界上，吃是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因此像beras、kue這樣的詞，往往可以成為跨越極遠地理距離和語系差異而廣泛傳播的神奇詞匯。印尼是歷史上華人下南洋的主要目的地之一，這類現(xiàn)象尤其明顯。如炸餛飩在印尼語中叫做pangsit，即閩南語的“扁食”，肉圓則叫bakso，即閩南語的“肉酥”。反過來，來源于南洋的香葉植物pandan也成為中國南方一些地方制作糕點的原料，被音譯為“斑蘭”。相較于建筑、藝術(shù)與宗教等，食品上的交流雖然不太起眼，然而卻涉及社會各階層，接觸面極廣，表面上的不起眼的背后，是雙方文化交流過程中形成的日常生活的深層次改變。不管是幾千年的beras，還是近幾百年的kue，莫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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