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地區(qū)從今年（2020）元旦開始，將有兩所圖書館試行新規(guī)，即讀者借書后，由政府給予作者和出版社定額補償。也就是從明年起，依據2020年的借閱記錄給予補償，每出借一本書補償3元新臺幣，創(chuàng)作者分得70%、出版者得到30%。由臺灣圖書館、公共信息圖書館試辦3年，至2022年12月31日止。
雖然臺灣是亞洲第一個實施這項政策的地區(qū)，“公共借閱權”（Public Lending Right，一般簡稱PLR）一詞聽起來新潮、進步，卻并非首創(chuàng)，甚至不是個新概念。這個政策概念從1920年代開始就已經存在，并且從1940年代開始已經在一些國家和地區(qū)實施，如最早在1946年實施的丹麥，還有英國、加拿大、澳洲、德國、意大利、芬蘭等等，主要是集中在歐洲地區(qū)。這個詞在北歐地區(qū)，還有個比較直觀的說法：“圖書館補償金”（Library Compensation）。
借書的人多了，寫書和賣書的人會虧本嗎？
為何會有公共借閱權這個政策呢？
主要目的在于要解決一個聽來十分直觀的悖論：“為了促進閱讀文化，廣設公共圖書館，增加借閱人口的同時，圖書館的蓬勃發(fā)展降低讀者買書的意愿，出版社經營進而變辛苦，甚至影響了好書的出版?！甭犉饋硎挚膳拢绻凑者@個邏輯推演到最后，因為圖書館“生意”實在太好了，出版社生意日益不佳日漸倒閉，那有可能圖書館也將日漸沒有新書可以補充，舊的圖書也因沒有出版社可以再版，圖書館里就只剩下破破爛爛的舊書可以閱讀了！這聽起來儼然是閱讀末日的景象，也是“公共借閱權”幾十年來發(fā)展的起點。
雖然這段情境里沒有提到創(chuàng)作者，但創(chuàng)作者在公共創(chuàng)作權的思考中其實更為重要，只要將創(chuàng)作者代入上述情境中的出版社，就可以明白了：作家們因為大家不再買新書而饑寒交迫，連上咖啡館寫作的咖啡錢都付不出來……所以最后世界上也不再有作家愿意寫作了。
這樣的邏輯推演當然是夸大了，但應該不難從中看出，圖書館借閱量的上升，在提升閱讀風氣的同時，可能并非是純粹的美事一件。事實上，臺灣公共借閱權的推動，正是基于這樣的背景而生：臺灣地區(qū)的兩名立法委員推動政策時引述了“財政部”的統(tǒng)計——出版產業(yè)銷售值從2013年的新臺幣616.7億，逐年衰退到2017年460.64億，不過公共圖書館的借閱冊數卻從2011年的5700萬冊，上升到2017年的7656萬冊。
公共借閱權的定義簡要來說就是：“著作權相關權利人，根據圖書館館藏之圖書媒體數據出借予讀者，所獲得之補償金報酬制度。”但在整個公共借閱權漫長發(fā)展的過程中，也不僅僅是出于補償作家與出版社的目的而已，現在每個實行公共借閱權的政府更多地都是在三種原則間平衡：主張以著作權保護作為出發(fā)點的著作權保護原則、主張作家是經濟弱勢所以需要補助的社會福利原則、以及主張保護本國文化能不受強勢外國文化影響的文化獎勵原則。這次臺灣所實行的政策里，適用的著作范圍，是必須現在臺灣地區(qū)、依法令設立登記、立案的法人或民間團體，以中文或外語創(chuàng)作（不含翻譯作品），且在臺灣出版等限制，便可看出存在文化獎勵原則的色彩。
少數暢銷作者得利，善意政策會帶來負面效應嗎？
雖然每借一本書就有補償金依比例流向作家及出版業(yè)，聽來十分直觀，但實際上公共借閱權在具體的實施上，有許多的因素仍然需要更深入的考慮。比如說借閱出去的書雖然被納入了補償范圍，但是那些沒有被讀者借閱，而是在館內就被讀者閱讀完的書，作家及出版業(yè)就沒有被補償到。
如果以這次臺灣實行的補償方式來看，暢銷作家的書被借閱的次數越多，補償金就會越多，得到的補償金也就會遠高于冷門作家，但冷門作家的作品價值不見得會低于暢銷作家，因此可能無法滿足保護文化多元性及幫助弱勢的作家的目的（比如芬蘭會特別對有文學藝術價值之創(chuàng)作的作者給予補助）。
更深地說，不當的補償金制度甚至有可能會扭曲出版市場，讓出版社與作家因為補償金而調整自己的出版與寫作策略，例如將原本可放入一本書的內容拆成更多本進而獲得更多的補償，導致立意良善的政策，卻可能反而造成了負面的結果。
臺灣圖書館界重要人士曾淑賢教授在2016年就曾表示：“臺灣圖書館借閱排行榜中，前10本約有8本是翻譯書，實施公共借閱權后，極可能造成經費與資源排擠，結果仍是少數暢銷作者得利，一旦圖書館的購書成本集中在熱門借閱的書種，也會對出版造成惡性循環(huán)，出版社還愿意培養(yǎng)本土作家、非暢銷書種嗎？”
談及圖書館，圖書館對公共借閱權的發(fā)展其實是至關重要，甚至可以說此政策的執(zhí)行有賴于圖書館系統(tǒng)的進步，如果沒有進步的圖書系統(tǒng)，人工處理相關事務會非常繁雜；光是沒有國際書碼ISBN對圖書館員來講，要區(qū)分兩本書名一樣的書就得花上更多的時間。實施這項政策的圖書館類型，通常也會限定在公共圖書館，并且太過專門的圖書館會被屏除在外，因為如果某些類型的圖書館讀者群太過稀少及特定，便不符合補償金來自全體納稅人的公平性。
臺北的試辦館借閱前20名排行
此表為兩所試辦館其中之一的臺灣圖書館2019年的借閱排行榜，書籍普遍都比較新，都是五年內出版的書籍?？赡苡姓陂喿x本文的讀者會疑惑到：“這排行榜的讀書品味感覺也太偏向言情了吧?！彪m然言情小說在臺灣一直都有一定量的讀者，但此排行榜其實并不能普遍反映臺灣圖書市場的真貌；這僅僅是試辦的其中一間圖書館而已。2018年以前排行榜往往都是由武俠、歷史、推理3類小說占據，2019年的排行榜可謂是風云變色；除了推理類仍能堅守在榜上的東野圭吾的《人魚沉睡的家》，排行榜最后本書《祛寒治百病》，倒也蠻符合臺灣讀者對健康議題逐年重視的趨勢。
筆者實際走訪該館后發(fā)現，一般讀者借閱書籍暫時還沒有更多的體驗，預計要明年起才會在館內有更多的宣傳。主要是因為目前這項政策在圖書館內實行的行政要點也還在研擬（比如何防止發(fā)生快速重復借閱的情形發(fā)生），公共借閱權的政策核心平臺也還在建置當中。目前可以說確實仍是在“試辦”的階段，但本年度借出的書仍然會做為2021年發(fā)放補償金的依據。
東野圭吾《人魚沉睡的家》
試辦到目前才兩個月，現在談成果及影響似乎還早了些。在對未來的預期上，臺灣出版界對此項政策的態(tài)度雖然稱得上欣然，卻也不能說是大受鼓舞；畢竟政府各級的圖書館向出版社采購的折數還是太低，而且并不是每本書都能靠公共借閱權補償回其利潤。作為此項政策最需要密切合作的圖書館界，態(tài)度上就更為保留，甚至是持反對的態(tài)度。首先是圖書館擔心其經費可能會因為同屬于文化、教育類而遭到排擠及壓縮，公共借閱權是個非常高成本的政策，舉英國為例，在其提出200萬英鎊的預算作為公共借閱權發(fā)展之后，公共圖書館連兩年的經費竟被刪除了15%。故這次臺灣政策制定討論時，教育部門官員便有特別說明：“絕對不會因為公共出借權這個議題、或是這個政策，來影響到目前已經既定的圖書館購書經費，這是一個大的前提?！?/p>
來自圖書館的反對也不僅僅是恐懼于經費的壓縮及行政事務的增加，更有來自理念典范的碰撞。圖書館的傳統(tǒng)中便一向認為圖書館不該是營利機構，而是社會教育機構，但公共借閱權的理念卻隱含著使用者付費的觀念，政府還是從每位讀者所繳的稅中支付了費用。除了來自圖書館界的質疑外，公共借閱權在根本理論上也受到了挑戰(zhàn)，讀者從圖書館借書降低了圖書銷售量的因果關系是否可以被證實？會不會圖書館反而有讓讀者閱讀后想購買的試讀功能？
其實，近期推動公共借閱權的背后，隱藏的是臺灣地區(qū)出版業(yè)的困境。近年來因出版衰退，而同為解方的炙熱政策議題，還有“圖書統(tǒng)一定價制”（Fixed Book Price）；圖書統(tǒng)一定價制討論與熱度甚至比公共借閱權更高。兩帖同是被視為出版業(yè)寒冬的藥方，或許可以讓出版社的生存少一點艱難。但不禁讓人擔心的是，藥方試圖解決的只是我們表面上看到的病癥：出版社之間的折扣戰(zhàn)、出版社與圖書館間的搶客戰(zhàn)。但有沒有可能，在這個時代，出版商及作者最大的對手根本不是圖書館，而是互聯(lián)網上豐富且多樣化的免費媒體資源，使讀者對閱讀愿意支付的價格有了和過往完全不同的認知？畢竟過去確實存在過出版業(yè)與圖書館共榮的年代，彼此不存在著緊張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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