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學派《論語》詮釋的獨立根性

放眼中國的學術版圖，從孔孟、荀韓到馬融、鄭玄，從韓愈、柳宗元到二程、朱熹，從李贄、王陽明到二王、戴震、康有為、梁啟超等，真實生動地演繹了一代有一代之學術的歷史長卷。當我們越過這一歷時性視角，再從共時性維度觀察掃描，則可發(fā)現，一時代之不同地域之學術，亦是異彩紛呈，氣象各異。如宋朝理學的濂、洛、關、閩四個重要學派，如清代的吳派、皖派、揚州學派、嶺南學派、湖湘學派等。張舜徽先生明確指出：“余嘗深考清代學術，以為吳學最專，徽學最精，揚州之學最通?！备叨雀爬ǔ銮宕煌赜驅W派的鮮明個性和學術風格。

湖湘學派，或曰“湘學”“譚學”，又稱湖南學。其稱謂始于朱熹，正式定名于《宋元學案》。其源頭可追溯到北宋湖南人周敦頤。至南宋，著名學者胡安國與其子胡寅、胡宏等，由福建遷往湖南衡山附近定居，開創(chuàng)了湖湘學派。湖湘學派經朱熹、張栻等發(fā)揚光大，澤潤了一代代學人，熏陶著湖南的文化及鄉(xiāng)風。其思想淵源、演變過程、學術成就、代表人物、師承關系、學派爭論等在《張栻與湖湘學派研究》《湖湘學派源流》有完整系統(tǒng)的論述，相關思想“在海外新儒家那里得到了強烈的共鳴”。湖湘學派的《論語》詮釋主要有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王闓運《論語訓》、謝崧岱、謝崧岷《論語章數字數表》、姚紹崇《論語衍義》、聶鎬敏《論語說約》等。湖湘學派《論語》詮釋因其獨特地理環(huán)境和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形成了不拘一格、新穎卓異的獨立根性。

一、不拘一格的注疏體例

中國的經學詮釋，自漢代起已逾兩千多年。兩千多年來，經學詮釋文本可謂浩如煙海，五彩繽紛的詮釋文本型塑了豐富多元的詮釋體例。如漢代《論語》詮釋的主要文本形式是章句體和傳注體。魏晉六朝時期則為“集解體”和“義疏體”?！墩撜Z》詮釋史上，因時代發(fā)展、文化思潮、社會轉型、主體訴求等各種因素，遂使《論語》詮釋文本形式多樣?；蛐？保蜉嬝?，或全疏，或選注；通釋體，專論體，筆記體，考據式，義理式，交相輝映，多彩斑斕。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全書十卷，按《四書》原有篇章建構次序。其中說《論語》部分為卷四、卷五、卷六、卷七計四卷，每卷五篇，計二十篇。其體例大膽探索，形成如下鮮明特點：第一，每卷五篇按《論語》篇序列出篇名，按篇解說。每篇分成若干部分，不用小標題，僅以“一、二、三、四……”序數序出。如《學而篇》分成七個部分，《為政篇》為十一部分，《八佾篇》七部分。第二，王氏并非對《論語》每篇每章逐一解說，而是有感而發(fā)，自由選擇。如《八佾篇》第一部分對應第4章，第二部分對應第10、11章，第三部分對應12章，第四部分對應15章，第五部分對應22章，第六部分對應23章，第七部分對應25章。第三，王氏解說時對經典原文不作具體完整的標引，只是標出關鍵語、詞，讀者通過相關語、詞，細加讀?？睂Γ拍苊鲿运庵?。如卷四第三部分通過開篇“鮮矣”“未之有也”等關鍵詞，方可檢索到此為解說《學而篇》第2章“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敝畠热?。第四，王氏之解說或先總述此章大意，如《學而篇》第一部分開篇云：“讀《論語》須是別一法在，與《學》《庸》《孟子》不同?！被蜣D述宋儒、明儒諸說展開論說，如《為政篇》第一部分率先提出：“北辰之說，惟程氏、復心之言為精當。朱子輪藏心、射餹盤子之喻，俱不似。”可見，此書顯然是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胡廣《四書大全》影響下的產物。其體例大膽探索，既不同于傳統(tǒng)義疏體，又超越了宋儒之集注體，形成了王氏別具一格的讀書札記體。

姚紹崇《論語衍義》，按《論語》篇目兩篇一卷，共十卷。此書乃“記載老儒姚君和胡林翼講說《論語》的筆記”，“其中文中公之說，約占二分之一”。此書之成因富有傳奇色彩。姚紹崇，湖南益陽人，少年家貧，然“積學有成，尤長于《論語》”。胡文中治軍鄂皖時，施以賓師之禮，邀他隨營講述《論語》。郭嵩燾序云：“文忠公治軍鄂皖之交，練兵籌餉，日不暇結，而讀書自課甚嚴，夜與桂軒會講《論語》，亦有專程。自英山移營太湖，冒風雪行二百余里，日夕，支帳為邸舍，燒燭席地以講?！贝饲榇司埃^對是古今中外學術史上一段佳話。特殊的情境決定了獨特的體例。全書按篇分章，分段立說，高一字列出經文，低一字演繹經義。沒有音韻訓詁，沒有名物考據，沒有旁征博引，直接解說經文大義。但為“幕府文武諸公領悟容易起見”，“好引歷史上有名故事為緯以證經”。且為求通俗易懂形成獨特之語體。如講“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章，便說：“有一毫求知之心，則平時報國皆偽，如唐之仆固懷恩、李懷光，功非不奇，而卒成叛逆，則慍之為禍烈也。若汾陽王者，豈三代以下之人乎？勝國熊廷弼，才有余而度不足，日于樞臣相憤爭，其決裂宜矣?！币陨辖庹f深入淺出，清晰曉暢，“使人聽來興趣盎然，潛移默化于不覺不知中”。

王闓運《論語訓》共兩卷，每卷各注經文十篇，采用全注形式。此體似何晏《論語集解》、皇侃《論語義疏》。然文本呈現方式見其差異。第一，前者經文保持相對完整性，后者則加以拆分。如《學而篇》“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一句，前者整體標引訓解，而后者分為“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分別標引解說。第二，前者與后者之間，其經文與注文以大字、小字別之，然皇侃《義疏》經文章與章之間分行間出，給人錯落之感?！墩撜Z訓》依然一篇一部分，一貫到底，經文章節(jié)之間，經文注文之間，沒有分行，只在經文注文之間空一字“露白”。此種略顯零亂“擁擠”的體例，見出靈活率性的鮮明個性，滲透了融合漢宋的治經傾向及重視經解創(chuàng)新的追求。

謝崧岱、謝崧岷《論語章數字數表》二卷，卷首有光緒十三年洪良品序、十二年謝崧岱自序。其序道明是書校勘之動機。蓋經書火于秦、石于漢、木于唐，在其流傳過程中出現錯簡、衍文、增竄，引起學界訴訟糾結不止。如漢代趙岐考《孟子》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開章字計數先河。然后人不同文本與趙岐之數竟訛誤孱入尤多?！坝墒茄灾?，章字計數所系又非輕也，十三經字數說各不同，屢欲詳核，畏難不果，嘗叩名師宿儒，亦多莫知真數，前人間有標識，類多抄襲陳說，實未嘗自數也?！薄鞍唇泴崝嫡撸偈觊g一二人而已，雖識大者不暇識小。然已受人欺詎非儒者恥乎？考《論語》章字，版本異同，章句分合，各說不一，故宜定其所本。適逢崧岷溫書，崧岱令其“?！墩撜Z》章字，匯為一表，月余乃成初稿，岱復竭半月力細為詳核，除夕始就，名曰《論語章數字數表》?！笔菚w例，可從《凡例》知曉：“章數以《義疏》、《正義》、《集注》三本為主，亦間采諸儒之說，然非確有證據，義理極長者，亦不敢從；問答之算一章，以問為主，答因問而有也，并問者從重，遞問者并書；每章下仿《疏》例注明起止，互有多寡，各注于下，確為原有之字，后人脫漏者，據古本算入字數，原無而后人誤增者亦據古本不入字數，字之異同不注?！庇墒怯^之，是書純?yōu)榭紦？敝?，便于檢索，看似無聊無趣，然卻“有益童蒙”?！按艘灰垡?，雖無所得，然此經字數可免受欺，又得一溫書之妙法，或亦差可自娛乎？”

可見，湖湘學派《論語》詮釋形式多樣，體例靈活，輯佚、義理、訓詁交織，全注與選注、札記與衍義融合。此與其他學派相比，特點鮮明，個性卓顯。如吳派尊古崇漢，專于訓詁，皖派以圖釋經，精于名物，顯得集中單一。惟揚州學派長短交錯，體例豐富，有?？?，有輯佚，有全疏，有選注，通釋體，專論體，筆記體，考據式，義理式，交相輝映。然揚州學派之《論語》詮釋雖不滋蔓，不拘泥，沒有框框條條，沒有金科玉律，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但終不似湖湘學派不拘泥于簡繁，不糾葛與門戶，主觀成分較多，鋪陳色彩更濃，或有感而發(fā)，直接議論，或抓住問題，深入分析，或從哲學層面直接展開論說。

二、自由豪邁的注疏風格

湖南三面環(huán)山，一面依水，典型的馬蹄形地域。冬季的西伯利亞寒潮滾滾南下，長驅直入湖南全境，夏季南方的烈日加上洞庭湖的水氣蒸騰而郁積不發(fā)，致使盛夏酷暑高溫灼人。春秋兩季時而受西北的冷鋒控制，時而受西南暖色氣流的影響，時晴時雨，驟冷驟熱。加之毗鄰貴州、兩廣之地，民族矛盾復雜，洪澇旱災，饑民聚掠。獨特的地域環(huán)境和文化傳統(tǒng)，鑄就了湖湘學者敦厚雄渾、不重修飾、不受拘束的淳樸活脫之性，形成了踔厲敢死、勇為天下先的士風民俗。

王夫之自幼天資聰明，4歲隨長兄王介之學習，7歲完成十三經的閱讀，10歲時父親教其習讀五經。王夫之極富民族氣節(jié)。李自成攻克北京，夫之聞變，絕食數日。清兵南下后曾聯合農民軍共同抗清。還曾連續(xù)三次上疏彈劾東閣大學士王化澄等貪贓枉法，王化澄欲殺之，幸被義軍將領所救。后隱遁衡陽石船山，筑土室曰“觀生居”，潛心著述四十年，不仕清朝，“完發(fā)以終”。

王闓運畫像

王闓運，少孤，為叔父教養(yǎng)，自幼資質駑鈍但勤奮好學?！肚迨犯濉吩破洹瓣克曊?，不成誦不食；夕所誦者，不得解不寢”，“經、史、百家，靡不誦習。箋、注、抄、校，日有定課?！?歲能文，24歲中舉人，26歲赴京師應禮部會試落第。受曾國藩厚待，但只為清客不受事。應肅順聘，甚受禮遇，然不久辭去。經邦濟世理想屢遭挫折，遂絕意仕進，專事講學著述。先后擔任成都尊敬書院山長，主持長沙思賢講舍，衡州船山書院。講學授徒，弟子數千人，有門生滿天下之譽。王闓運屬于那種性情高曠、目無余子的人物，連曾國藩、左宗棠都不在眼里。討厭當時官場的一切，尤其討厭春風得意的大人物。其為人狂狷諧謔，嘻笑怒罵，譏諷嘲弄，無所不至，在近乎惡作劇的戲謔中，發(fā)泄著自己的塊壘和不平。

胡林翼出身官宦之家，六歲讀《論語》?！坝跁鵁o所不讀，然不為章句之學，篤嗜《史記》、《漢書》、《左氏傳》、司馬《通鑒》暨中外輿圖地志，山川厄塞、兵政機要，探討尤力?！逼洹吧倌暧泄硬抛又?，頗豪宕不羈”。早年賑災，既顯示了踔厲風發(fā)的剛毅，又體現了尚武斗狠的悍鷙之氣。治軍理政，好用“霹靂”手段，獲得“愛人才如命，殺壞人如麻，揮黃金如土”“三如”稱號。其一生不僅表現出堅定的匡正時弊的決心、毅力和舉措，也展示出極富感染的真性情，真人格，是一位個性十足極具人氣備受世人矚目的杰出歷史人物。

湖湘士人獨特之個性決定其注疏風格。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解《大學》《中庸》時，開篇皆有《大學序》《中庸序》，然《論語》《孟子》卻沒有，是疏忽，還是“不欲”，抑或“無言”？然這種“缺陷”中固然稀釋了規(guī)范，當然也體現出超然率性、無可無不可的格局與胸襟。王夫之不按傳統(tǒng)套路和體例注疏《論語》，采用抓住問題、有感而發(fā)的筆記體形式，體現出不拘一格、不落窠臼的率性灑脫品格。這種體例不僅可以對《論語》經文提出自己的見解，同時還有利于對各家之注解再作論析。王夫之愛憎分明，其詮釋《論語》時屢屢對朱注提出批評，如“北辰之說，唯程氏、復心之言為精當。朱子輪藏心、射餹盤子之喻，俱不似，其云‘極似一物恒亙于中’尤為疏矣”?！啊都ⅰ肺疵忉咴咸^，將‘舉直錯枉’作知，‘能使枉者直’作仁，便成大滲漏?！蓖醴蛑爬媳俜饍A向十分鮮明。他說：“《史記》稱皇帝‘生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其說出于《內經》。《內經》者，固周、秦之際精于醫(yī)者之贗作耳。史氏據之以為貴，誕矣?！猎啤苎浴瑒t亦佛氏‘墮地能言，唯吾獨尊’之猥說也?！薄啊詾闊o思無為而天明自現，童年靈異而不待壯學，斯亦釋氏夸誕之淫詞。學者不察，其不亂人于禽獸也鮮矣?！薄翱鬃蛹葲]而道裂，小儒抑為支言稗說以亂之……學者不以圣言折之，鮮不為其所欺?！薄啊都艺Z》、《說苑》稱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說甚猥陋?！狈补终Q虛妄之說，王夫之一概不取。

王闓運的驚世駭俗轉變?yōu)榻泴W詮釋的直率放言。如王氏對《論語》較為尊崇，其《論語訓序》曰：“《論語》者，蓋六藝之菁華，百家之準的，其義多本于《春秋》，其言實通于上下。”然王氏尊重之余又偶出偏激言論，如“身有至德而欲人好之如色，則其言褻。”“吾不與祭如不祭，則其言拙?！薄肮谡呶辶?、童子六七，同浴于沂，其言近戲。”甚至直陳《論語》存在“言悖”、“言誕”、“言歧”、“言復”、“言固”、“言陋”、“言愚”等“十蔽”。此“十蔽”無疑指向《論語》文本。這等于說《論語》根本不能稱其為圣人經典，而是一疊淺薄矛盾的零散記錄。讓人訝異的是，王氏指出《論語》不足，然不從《論語》文本刨根問底，卻將矛頭對準歷代經師。其曰“儒學既盛，傳注益繁，漢晉分其章，宋明衍其理?；嗜蹇计涞洌洑v廣遠，庶幾備矣。然以詞句易瞭，讀者忽之，兼經師質實未達修辭，弟子庸下，罕知詰難，言皆如淺則思不暇詳?！庇衷疲骸坝栐b乖互，有傷宏旨，其余疵罅，又益猥多，鮮克致疑，豈誠不惑，蓋務大遺小，好博不研，繆解相傳，問津無日。”顯然，王氏認為《論語》經文的問題無關緊要，關鍵是歷代經師“鮮克致疑”“罕知詰難”“好博不研”，不能作出正確的訓釋。足可見出自由率性、極盡牽強附會之能事。故江瀚于《續(xù)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譏之云“其辭不遜”。王闓運的不拘個性還表現為詮釋視角出人意料，他曾表明自己的治經目的只在“尋其宏旨”，用以“佐治道，存先典，明古訓，雄文章”。其“雄文章”的理念催生其詮釋語言的汪洋恣肆，頗具莊子散文風格。如訓《為政》第1章：“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逼湓疲骸氨背剑瑺d魄寶地之全體也。眾星各有軌度，地之運行四時不忒，則眾星依地行而各可測，若共地而居也?！薄豆遍L》第7章：“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其曰：“海波洶涌，桴必敗散而乘以浮海必不克濟。喻以有道值無道，必見危害也。子路剛直，將不得其死。故弟子之中，惟由將從具敗也。”此類語體不同于以往傳統(tǒng)，清代毛奇齡《論語稽求篇》中偶有“插足”。其描寫手法的運用，無疑增強了《論語》詮釋語言的形象性。王氏時以文學手法詮釋經典，雖偶受譏諷，如章炳麟說其以文學語言講經，其學蓋非為已，是為裝飾穿戴，向別人顯擺炫耀。此論并非空穴來風，但卻豐富了詮釋文本的個性。

胡林翼獨特個性在《論語》詮釋中亦有充分體現?！墩撜Z衍義·凡例》云：“文忠當日言及世道，便聲情慷慨。以為人心不古，由于士習不醇；士習不醇，由于讀書無志。如此圣經只作敲門磚用。閱時束之高閣，豈不可惜。故書中衍說時有激切語，籍以自警，體文忠之意也?！贝丝梢姵龊蠈ΜF世人心的慨嘆、對經典“旁騖”的悲哀，亦可窺見戎馬倉皇中，胡林翼與姚紹崇支帳邸舍、燒燭講經的神情風貌。胡氏慷慨激切之神態(tài)在經解中亦可窺視。其解《學而篇》第2章：文忠曰：有子言孝弟而首及于犯上作亂，此春秋將為戰(zhàn)國之機也。春秋時禮教猶存、井田未改。鄉(xiāng)里醇樸、必無有犯上作亂者。至于食毛踐土而忍自負其生成。斬木揭竿、竟乃橫行于鄉(xiāng)邑。卒之父母為戮、同氣無存。其原皆自不孝不弟始。昔王莽之末、中原鼎沸。逆黨所至、殺人如麻。有蔡順者拾桑椹供母，赤眉贈之以糧。趙禮、趙孝兄弟，遇賊爭死。賊義之，得兩釋。人而孝弟，雖犯上作亂者，莫不起敬起愛，豈有孝弟之人而為犯上作亂之人乎……”胡氏聯系史實精辟指出不孝不悌帶給社會的禍亂危害，其憂國憂民之心溢于言表，恍若今世。

湖湘大地獨特的地理環(huán)境和文化傳統(tǒng)，孕育了湖湘學人自由豪邁的經學底色，或隨意率性，或沖動不拘，在看似想當然、無章法的侃侃而談中，展示了他們本色自然的鮮明個性和奔放盎然的生命狀態(tài)。

三、質疑創(chuàng)新的詮釋精神

湖湘文化是儒學正統(tǒng)文化和荊楚地域文化相激相蕩的產物。儒家仁義禮智、修身齊家的目標通過荊楚山民剛烈、倔勁的個性，可以更有效地實踐建樹；湘人質直、剛勁的性格特質，通過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煉，可以升華為一種人格魅力和時代精神。湖湘歷代知識精英無所依傍，浩然獨往，鑄就了兼收并蓄、博取眾長的學術品格，能夠打破門戶，超越藩籬，大膽質疑，包容創(chuàng)新。

王夫之撰《讀四書大全說》就是為了質疑“異端”和“俗學”，其《論語》詮釋屢屢對程朱理學提出尖銳批評，但并不狹窄偏執(zhí)，而能實事求是，褒貶分明。如“唯‘嚴而泰、和而節(jié)’以下一段，《集注》明切可觀。”“《集注》未免徇曾氏太過，將‘舉直錯枉’作知，‘能使枉者直’作仁，便成大滲漏?！蓖跏蠈χ熳雍髮W及其他諸儒論析具體，客觀判斷。如：“雙峰說慎獨處大錯，云峰辟之為當?！薄啊都ⅰ贰畡t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是兩截語，勉齋、潛室俱作一句讀下，其誤不小?！薄俺套哟硕窝哉Z，想被門人記來不真，而以己意添換，遂成差謬?！薄啊墩撜Z》一書，先儒每有藥病之說，愚盡謂不然?！蓖醴蛑谥?、道器、生死關系上，體現出辯證思維和包容理念。“凡知者或未能行，而行者則無不知?！薄爸胁唤y(tǒng)行，而行必統(tǒng)知。”特別強調行在認識中的作用。王夫之認為道總是與具體事物聯系一起?！盀邞獙Γ我?。有形，則必有形而上者。精義入神，形而上者也。然形而上，則固有其形矣。故所言治心修身、詩書禮樂之大教，皆精義入神之形也。灑掃應對有道，精義入神有器。道為器之體，器為道之末，此本末一貫之說也?！贝私庠从凇兑住分榔髡f。“精義入神有器”，是說雖然入神有器，但道終為器之本。王夫之區(qū)別始終與生死：“‘始終’字，自不可作‘生死’字看。使云‘原生反死，故知死生之說’，則不待辨而自知其不可矣。所以然者，言死生則兼乎氣，言始終則但言其理而已。如云氣聚而生，散而死，可以聚為始而散為終乎？死生自有定期，方生之日謂之生，正死之日謂之死。但自形氣言之，則初生者吾之始也，正死者吾之終也。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則死生所指有定，而終始所包者廣矣?！蓖醴蛑媸詹⑿?，在哲學高度上質疑思辨，深入分析。

王闓運《論語訓》不是《集解》之翻版和摘編，其目的是“以廣《集解》”，以長見聞。此種治經態(tài)度不同于陳鱣、梁廷楠，他們專取《論語》詮釋之古注、古解；不同于惠棟，尊古崇漢，好古嗜博；亦不同于徐養(yǎng)原，重視訓詁，?？剪斦?。他不拘泥一端，偏寓一方。從其《論語訓》所引一長串漢唐經師及文獻中，既可看出其“以廣《集解》”之艱辛爬梳，亦可發(fā)現其將漢代分屬今古文兩大陣營之經師訓解雜糅一起的包容情懷。如《為政》12章，呈現包注、鄭注后，舍棄鄭注而選擇包注，然對《八佾》第17章“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之注解，卻又舍棄包注而選擇鄭注。當然王氏徜徉于今古之間，并非恣意獵奇，妄作采輯，而是深入分析，擇善而從。充分說明王氏選擇取舍時沒有古今之壁壘及門戶之藩籬，顯示出開明多元之胸襟，具有明顯的調融古今之傾向。其“教人無我，不以己所知拒人所見也”“設教不可立門戶”之治經理念可窺一斑。

胡林翼出身名門，“吾宗自高祖之時，胡門乃大”。24歲中進士，授編修。年輕時代狂放不羈，目無他人。中年以后，幾經挫折，在“聞道苦晚”的感嘆中“折節(jié)讀書”，至晚年“維德日新，幾乎哲圣”，遂臻包容通脫之境界。其能將《論語》詮釋自覺貫注到現實實踐中，為了軍政事務，為了經邦濟世，能夠放下個人得失恩怨，做到叩其兩端，擇善而從。

聶鎬敏《論語說約》體現出包容古今的治經傾向。此種傾向在其另外兩種著述自序中可以得到進一步確認?！兑桌硐髷岛辖狻纷孕蜓裕骸扒貪h迄今，言《易》者凡二千馀家，而言理者多遺象數，言象數者多悖理，故以所得于心者，為圖為解，故其書欲使《易》理與象數兼明，以矯漢人及宋儒之流弊?！薄豆疟敬髮W通解》自序曰：“程朱表章發(fā)明之功誠不可泯，而更改補輯，不能融洽于后人之心，亦誠有未安者。因是體會貫解，以復古人之舊觀，識經傳之定界。”由此，足可清晰窺出其貫通古今、兼采漢宋之學術路向。

湖湘學派包容豁達之胸襟，無適莫心、無人己見的無可無不可之境界，有助于轉益多師，激蕩迸發(fā)，能夠打破常規(guī)，超越前賢，在更廣闊的視野中創(chuàng)新突破。

胡林翼敢為人先。其云：“天下事只在人力作為，到水盡山窮之時，自有路走，只要切實去辦?！焙忠韯?chuàng)新了演義體，在軍營中講解詮釋論語，且結合史傳現實闡述論語，開啟了嶄新的詮釋方式，拓展了經典的時空疆域，極大地提升了《論語》與現實的關聯。

王夫之《論語》詮釋分析深邃，見解獨特?！独m(xù)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是書析理極精。于《大全》所引朱子之說，有絕非出自朱子而為門人所假托者；有雖為朱子之說而專詁某章、不可移之他章者；有的為朱子之說，而亦不可從者；有意甚是而說不詳者，而諸儒之說，又互有是非。皆一一為剖辨之，駁正之，引申之。至于釋氏狂謬，解姚江偏見。分別尤嚴，曲盡洞達。詞暢而理無不顯。不徒為大全諍友也。”此書論世臣，議舊制，“則察于古今治亂之故。卓識宏議。非復經生所能道矣……”如其論及人與獸的區(qū)別時云：“若人之并與禽獸者，則自性而形，自道而器，極乎廣大，近乎精微，莫非異者，則可以仁義二字括之?！薄靶灾⒄撸说酪?；形之異者，天道也?！贝嗽凇端紗栦泝绕分嘘U述得更加透徹精辟，“天道不遺于禽獸，而人道則為人之獨”。在王夫之的世界里，人與禽獸的根本標志在仁義道德，全盤否定了朱熹所謂財狼、蜂蟻皆有仁義忠孝的無稽之談，盡顯王氏大膽質疑、勇于突破的創(chuàng)新精神。

王闓運勇于懷疑，著《論語訓》就是為了和歷代經師“叫板”。斥其“未達修辭”、“罕知詰難”、“質實”、“庸下”、“言淺”。其敢為人先的背后，多少有點輕率，以至于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說他“經學所造甚淺”。田漢云先生在《近代經學史》中，從三個方面考其解經之“淺”，即“詞句訓釋之淺”、“義理闡釋之淺”、“援據經典以切當世政治方面無所發(fā)明”。平心而論，就《論語》研究而言，王氏顯然沒有俞樾深入精湛，也沒有焦循廣博深邃。但若對其文本深入細讀，尚可發(fā)現王氏之有關訓解尚有一定新意。如《憲問》第1章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為仁矣？”孔子說：“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蓖跏辖庠唬骸拔茨鼙居诙Y。不克伐怨，不忮也；不欲，不求也。但自守而已。非克己復禮之仁。”關于此章之解釋，歷代經師多從個人操守方面言說孔子云“難矣”及“不知”之原因。何晏《集解》、皇侃《義疏》、邢昺《注疏》未作具體解釋。程子之解雖有一定深度，但仍未超越個人品行之窠臼。王氏另辟一途，強調為仁、達仁，當從禮始，仁本于禮。不行克伐怨欲，僅是自守而已，未能稱仁，或不是“克己復禮”之仁。欲求仁成仁，不僅要不行克伐怨欲，還要在禮上扎實下一番功夫，以禮為本，以禮節(jié)之，以禮行之，以禮立之，方可“為仁”，方能實現“克己復禮”之仁。王氏此解打破以往之定勢，顯得新穎獨特，給人啟發(fā)。

又如《顏淵》第8章“文猶質也，質猶文也?；⒈A猶犬羊之鞟”句，歷代之經解，紛紜復雜，或失之于牽強，或失之于模糊。皇侃、邢昺似均有重文之偏向，仿佛去“文”則物之無別。且君子小人之別亦僅在于其“文”，君子小人其“質”之區(qū)別無關緊要。朱熹顯然不滿，其解無疑有反撥糾謬之功，但未作深解，不夠具體透徹。劉寶楠雖將虎豹犬羊文質之移植優(yōu)化，雖然富有創(chuàng)意，但過于牽強，僅是調融折中而已，顯得籠統(tǒng)概括。王氏云：“虎犬生則質異，死則以文貴。使犬有虎文必貴犬矣。貴犬則雖質不如虎，而虎亦不見貴。蓋重文者人情也。故貂貉貴于虎豹，然則質反附文而行?！蓖跏蠌娬{了虎豹犬羊其質天生有別，盡管使犬有虎文，則此犬必貴，然此犬之質仍不如虎。此突出了虎豹有虎豹之文質，犬羊有犬羊之文質。不同事物、不同對象有不同的文質之關聯，就如同審美類文章之文質不同于應用類文章之文質一樣，文質緊密相連，不可剝離。然文質之關聯并非一成不變，虎豹犬羊死則以文貴。且倘使犬有虎文則此犬必貴，盡管此犬其質不如虎，然虎卻不見貴。即文變而質未變，質未變卻又為何產生貴賤之變？為什么？是人為的因素，是人們的認識、判斷、觀念，決定了客觀事物的性質和價值。王氏指出：“蓋重文者人情也。故貂貉貴于虎豹，然則質反附文而行?！蓖跏洗私怆m有附會臆測之嫌，但他從社會生活、價值觀念角度，獨辟新徑，揭示了“文質”之異化現象，啟發(fā)人們向經義深度、廣度掘進。如此之獨特視角，如此之卓異之見，無疑拓展了《論語》的詮釋空間。

四、安邦利民的淑世情懷

古代湖南偏隅西南，道路崎嶇，交通不便，加之多民族雜聚，故在文化上受中原文化浸染較少，“與江浙士大夫隔絕”，且深厚的經世傳統(tǒng)亦讓逐漸盛行的考據學“沒能得以風靡湖南”，致使“三湘學人，誦習成風，士皆有經世之志”。湖湘學派的開創(chuàng)者胡安國、胡宏十分重視治術的作用，其研究《春秋》經傳，就是要從中挖掘出安世濟民的良藥。崇尚實學的學風，先憂后樂的愛國傳統(tǒng)，投身政治的獻身精神，構成了湖湖人文群體的心理結構。由此，湖南學派淑世情懷似乎是自然環(huán)境與儒學傳統(tǒng)的氤氳繚繞、耦合升華。

王夫之《論語》詮釋之獨特體例就是提倡實學、講究效率的探索示范。他反對“但取經中片句只字與彼相似者以為文過之媒”，而對詳略相因、一以貫之、為天德王道之全書大義，卻“茫然置之而不恤”。王夫之對空疏之學的批判，揚起了清初實學思潮的風帆。王氏盡廢古今虛渺之說，高舉經世致用大旗，激活了傳統(tǒng)儒學修齊治平的經世精神。其解《顏淵篇》“顏淵問仁”章云：“‘天下歸仁’，須日日常恁地見德于天下，豈一歸之而永終譽乎？如孔子相魯時，天下歸其政之仁；及其政刪修，天下又歸其教之仁；何曾把一件大功名蓋覆一生去？‘天下歸仁’非一日之小效，‘克己復禮’又何一日之成功耶？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前，到此一日，則有維新氣象，物我同之。”此強調“天下歸仁”絕非一朝一夕之事，不可速戰(zhàn)速決，需要不斷改革維新。此將天下歸仁落實在社會發(fā)展進步層面，其經世特征清晰突出。其解《衛(wèi)靈公篇》“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章強調：“無為”不是“不為”，“有為”不是“必欲為”?！盁o為”“有為”，皆欲因勢利導，與時俱進，其“創(chuàng)作”“改制”皆要有利“民用”，以顯“治著”，“以集其成”，其本質依然落實在致用層面。

王闓運詮釋《論語》，經世致用之傾向十分鮮明。其解《衛(wèi)靈公》31章“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季氏解曰：“今古阻絕，典籍無考，故勞于思”，“事非思所能知，則道非思所可適也”，“即今所傳經而學之，通經必能致用矣”，直接指出徒思不能致知，不可適道，“通經必能致用”。王氏之經世思想，在其對孔子弟子的評價上昭示得格外清晰。如解《憲問》第17章，涉及管仲評價時云：“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睆娬{指出：“仁人以及物為功，立君亦以為民也。茍利于民愈于仗節(jié)死義者?！贝藦摹凹拔铩薄ⅰ袄瘛苯嵌劝龘P管仲，具有鮮明的經世致用色彩。又如，解《先進》19章 “賜不受命”時，自下斷語曰：“言賜穎悟不待教也。”其拔高乃至神化子貢之情感不言而喻。解“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時，自作判斷：“貨殖謂多學而識，如人之積貨也。億盈也，積學既盈，亦能中道，回虛而賜實也?！蓖跏现赋觥盎靥摱n實”，顯然打破了《漢書貨殖傳》云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貢”的評價范式，認同“賜實”，實際是對子貢熱中于經商的肯定，無疑滲透了經世之實學情懷。

胡林翼出身翰林, 自幼受湖湘經世文化的陶冶。其父胡達源講學城南書院，“祖漢稱宋”，教人“務實學”。胡林翼在求學過程中，所從之師多為經世致用派人物，賀熙齡、蔡用錫、陶澎、林則徐對他影響最大。遂萌發(fā)經世改良思想，“不為章句之學,篤嗜《史記》、《漢書》、《左傳》、司馬《通鑒》及中外輿圖、地志、山川隨塞；兵政機要，探討尤力”。胡林翼在政治實踐中，將理學中的哲學、儒學思想廣泛應用于吏治、軍事、經濟、人才等各個實踐方面，認為吏治、兵事、理才乃儒學致用之精髓。其與姚紹崇討論《論語》時，大多聯系歷史和當時政治軍事之論。闡述其經世致用思想。如解釋《學而篇》“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時強調交友貴誠，方可立功。在他們眼里，立誠交友，建功立業(yè)，遠比“學問”重要。一旦立功，則“何俟他求”？其實學思想昭然若揭。這種傾向在解釋《先進篇》“公西華侍坐”章可以得到進一步的證明。其曰：“觀唐自肅代，專行姑息，驕兵悍卒，輒逐主帥。至于五代，天子亦惟所推戴。故夫外交軍旅內仍水旱，率饑罷之眾，以戰(zhàn)則潰，以守則亂，不知方故也。士能知方，雖一成一旅，而可以立國?！笔磕苤剑梢詡鋺?zhàn)治亂，富強立國。否則將戰(zhàn)爭頻仍，天下大亂。胡氏又云：“且民者君之身也，會計之臣，專務足君，不務足民。唐太宗有言：剝民以奉君，譬如饞人自啖其肉，肉盡則身死。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悉索敝賦幾，如北漢劉崇民不勝誅。求之苦而能有以足之，則地雖小而根本不僵。五代楊邠常言：國家府庫實甲兵強乃為急務，至于文章禮樂，何足介意。魯至定哀，中原多故，衣裳之會熄矣。然夾谷一相，齊不敢輕魯，故干戈俎豆并習，而后為國有人焉。若此者，民皆忠信，甲胄不在外而在心。戶慶倉箱糧儲不在上而在下，卒有事變舉而措之裕如也。”此處再次突出民足君足，國泰民富，國強兵強，乃為急務，而“文章禮樂”，何足介意？此解雖有偏頗，但在一定時期卻也精準深刻，突出體現湖湘學派經邦濟世之偉岸情懷。

五、小結

湖湘大地，“深山大澤，實產龍蛇”，“艱難困苦，玉汝于成”，鍛煉了湖湘士民百折不撓、堅強勇毅的性格和獨立思考、浩然獨往的自由精神。湖湘文化底蘊深厚，源遠流長，從屈原到張栻，從王船山到魏源，從譚嗣同到蔡鍔、毛澤東，流淌著激情和理性，激蕩著對天道人倫、思想文化、民族國家的思考探索、自強奮進。

湖湘文化獨立根性的哲學依據源于《周易》“天行健”之宇宙精神，此為湖湘文化自強不息的“人極”范疇。其孕育了湖湘學人“獨立不羈，遁世不悶”的特殊品格、“舍我其誰”“敢為天下先”的豪邁氣概，塑造了湖湘學者在深諳古學的同時又能“獨辟蹊徑”的自由獨立之思想，“救中國從湖南始”“吾湘變，則中國變；吾湘存，則中國存”的殉道氣慨。湖湘學派的獨立根性積淀為湖湘士民敢于沖決網羅的文化底蘊，演化出強烈的求新求變精神，匯聚成中國近代社會學術轉型和民族救亡的重要思想資源。

迄今，學界關于湖湘學派之“獨立根性”論述頗多。楊毓麟認為是“湘人無奴性”，馮友蘭描述為“楚人之精神”，魯迅稱之為“楚人的蠻性”，錢基博則強調湘人能自創(chuàng)風氣，并能別于中原人物而獨立。湖湘學派之獨立根性在宋代以前無所表現，宋代以后才逐漸“自振于他省之外”，且在哲學、史學、經學、政治乃至西學等領域蔚成風氣。這種特點只有經過社會實踐的長期熏陶和悠遠文化的歷史積淀，才能在各種不同的情境和各種不同的活動中表現出穩(wěn)定的心理特征和鮮明的情感傾向。

湖湘學派《論語》詮釋的獨特個性綻放為不守成法，沒有藩籬，大膽懷疑，勇于創(chuàng)新，生動展示了湖湘學者靈活率性的生動個性和自由豪邁的盎然意氣，為《論語》詮釋畫廊增添了鮮活的色彩，在《論語》詮釋史上放射出獨特的光芒。湖湘學派高舉公羊學變法大旗、倡導安邦利民的經世致用思想，對推動中國文化與歷史之進程功莫大焉，對探索傳統(tǒng)文化活化創(chuàng)新、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無疑具有啟迪作用和借鑒意義。

本文節(jié)選自《清代地域學派<論語>詮釋研究》（柳宏、宋展云/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12月版），略作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