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狼入室：晚清戊戌史事新探》，雷家圣著，中西書局2019年10月出版，330頁，55.00元
變革時代往往滋生探究前車之轍的熱情，如同戊戌時期涌現(xiàn)有關王安石變法的各種評論，當今改革年代對戊戌變法的新探別解也是持續(xù)未斷，時有新作問世。最近的一種當屬雷家圣著《引狼入室——晚清戊戌史事新探》。著者是任教于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的臺灣教授，原書名《失落的真相——晚清戊戌政變史事新探》，經(jīng)調(diào)整內(nèi)容后易名在大陸推出簡體字版。受命作評，遂于鼠年春節(jié)后疫情持續(xù)嚇人之際逐頁閱過。書分五章，除序論、結(jié)論外，主體由“二、朝鮮問題與中日甲午戰(zhàn)爭”“三、百日維新”“四、戊戌政變”三章構(gòu)成，書末三種附錄，合計約十五、六萬字。這冊小書旨意明朗，要揭露康有為、梁啟超等變法人士在戊戌維新期間謀劃施行“中美英日合邦”計劃，使中國面臨被列強兼并瓜分的危險，慈禧太后“力挽狂瀾”，發(fā)動政變阻止“合邦”陰謀，堪稱挽救國家危局的民族英雄。書名也頗驚心動目，然而內(nèi)容遠不足稱新探，且處處強作解人，以臆測代言“失落的真相”。
第二章頗長，連同附錄《大同合邦論》校記，占去全書半數(shù)篇幅。朝鮮亡國史及甲午戰(zhàn)爭作為變法運動的背景，已是今人研究的常談，晚清志士對日本兼并朝鮮也早有警覺和遣責；在“戊戌史事新探”名下重述朝鮮最后半個世紀史事，不僅無謂，更屬文不對題。序論章提出“甲申之變與戊戌政變有許多相似之處”的意見（35頁），則必須落實于正文，這是學術論著的基本規(guī)范，但后面兩章中未曾提及，未作片言只語的史實印證。只是在第四章中有著者代袁世凱思索的話：“袁世凱只要稍加思索，便可以明白，這些變法派官員，即是中國的開化黨，譚嗣同即是中國的金玉均與樸泳孝。如果……則慈禧太后就要成為閔妃?！保?98頁）這顯然已不是在述史了。
第三章“百日維新”主要介紹康、梁、慈禧和光緒等“關鍵性人物”，著者自陳“盡量運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來呈現(xiàn)戊戌變法的經(jīng)過”。撰寫新書，無論如何沒理由整節(jié)挪用既有成果，“運用”二字也不通。文中“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是兩種不同的性格，產(chǎn)生了兩種不同的決策方式”也是病句。贊美慈禧明辨是非、果決能斷，光緒輕躁沖動、感情用事；其說當否暫且不論，但據(jù)此所得結(jié)論“戊戌政變，可以說是由這兩種不同的性格所導致的權力沖突”（135頁），則尤其不通，政變是性格不合所致還是權力沖突的結(jié)果，兩說不能并存。本章論“翁同龢被黜事件”一節(jié)，推論光緒頒布“定國是詔”后，即罷黜不支持新政的翁同龢，此舉得到太后的默許，顯示慈禧支持變法新政的態(tài)度（143-144頁），渾不知吹響新政號角的定國是詔出自翁手。認為“翁支持康有為變法的主張，并向光緒皇帝推薦康，這僅是康有為在戊戌政變之后的片面說法”，則不應不知《梁啟超年譜長編》附翁致友人信云“弟之舉康、梁也，衷心無一毫不能告人處”。此函真?zhèn)坞m尚存疑，但翁薦康之事仍有跡可索。李盛鐸從保國會倡議人之一到依附后黨，成為榮祿心腹，是學界研究的共識。著者臆斷李氏“非榮祿私人”，只為證明罷免翁“非出于慈禧之意”，完全無視康梁之外，葉昌熾、金梁等局內(nèi)人直言慈禧、榮祿、剛毅輩擠走翁同龢的記載；并且認為梁啟超列出的另兩條阻擾變法的依據(jù)“二品以上官員赴太后處謝恩”“親信榮祿擔任直隸總督”“未必出自慈禧之意，也可能是光緒討好慈禧之舉”（165頁）；讓人納悶著者何以這般愛偏袒太后。
第四章“戊戌政變”，謂百日維新后期變法派官員上書提出“借才”“合邦”計劃，慈禧洞察其中驚天陰謀，果斷發(fā)動政變，使中國免于被日本、英國瓜分殖民的危機。此章乃全書重心，仍是充塞著捕風捉影之論，不耐推敲。
著者“合邦這一名詞源自日本”（170頁）“在中國無此一詞，此一詞匯系由日本傳來”（211頁）之說并不準確，其源在《尚書·堯典》“協(xié)和萬邦”、《史記·五帝本紀》“合和萬國”，《爾雅》釋“和、合義同，故訓為合”；梁啟超《大東合邦新義序》即直認此詞出自《尚書》?！昂习睢焙Y(jié)合、并和兩義。日議員森本藤吉1893年發(fā)表《大東合邦論》一書，鼓吹朝鮮與日本合邦是歸化文明之舉，意在宣示日本兼并朝鮮的合理性，而對中國則只提“合縱”。梁啟超釋為“聯(lián)盟”可謂恰切，梁氏指斥此書合邦論“攘我藩服，搖我心腹，立意狙險”，但認可其中“合縱條理，洞中肯綮”，贊同中日平等結(jié)盟之必要，這是他在戊戌年四月翻印此書的初衷。著者也承認“合邦是比較中性化的名詞”，謂日人以此包裝其“并合”朝鮮的野心，在1896年兼并朝鮮陰謀受挫后，就將此策移用于中國（176頁）。具體表現(xiàn)在康有為受日公使矢野文雄影響，于變法前夕確立推進兩國合邦的宗旨，及變法期間伊藤博文到訪，與變法派策劃合邦之計，大有一舉吞并中國之勢（177、225頁）。按康氏《我史》記戊戌年四月“與日本矢野文雄約兩國合邦大會議，……矢野君未敢”，著者認定此合邦就是“談中日兩國合并”，依據(jù)何在？為何不是談聯(lián)盟？今人尚以“合和萬邦”作為構(gòu)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根據(jù)。如果康意在并合，豈非正中日本人下懷，作為政客的矢野豈有不敢之理？事實上康對日本以合邦之名兼并朝鮮的行徑多有譴責，甲午后上書條陳“發(fā)日本之陰謀，指朝鮮之蓄患”，政變后重申日本并合朝鮮的教訓：“當乙未之夏，煌煌然夸詡自立，以為脫中國之軛矣，不及十年，并于日本，乃始悔誤聽之詭謀?！敝邍莱庖撂?、矢野等在戊戌年即著手實施“一舉吞并”的合邦計劃，這一判斷非同尋常，卻未能提供任何文獻證據(jù)，只是辨解說“我們不能因為日本的檔案之中沒有合邦的內(nèi)容，就認為當時不存在合邦的計劃”“我們無法確知日本在合邦計劃中所扮演的角色，不過，這不代表合邦這一陰謀不存在”（260頁），同一段落之上，著者曾宣稱“檢驗事實要依靠證據(jù)，但證據(jù)只應問有沒有，不應問多與少”（259頁），如此自相矛盾、顛三倒四，也值得佩服。不去切實爬梳伊藤、矢野等日方當事人的文獻檔案，卻在戊戌史探的名目下，煞有介事介紹1909年日本政書有關“國家結(jié)合”“國家并合”異同的報告，不厭其煩地羅列《大東合邦新義》字詞校勘所得，究竟有啥意思有啥用？
著者認為康氏舉措在既籌備合邦會議，又出版《大東合邦新義》，兩者相輔相成；在無證據(jù)的情況下，先自認定翻印日人書與康脫不了干系，不惜虛擬故事：“筆者推測，康一方面與日人計劃召開合邦大會議，一方面又令梁啟超出版《大東合邦新義》，兩件事的目的都是在推廣合邦的觀念。”（299頁）“既然梁啟超認為此書內(nèi)容大有問題，又為何要出版此書？筆者認為，由于當時康正與日人共同推行合邦大會議的計劃，因此要求梁將此書出版，梁在師命難違之下，只好將此書付梓?！保?02頁）純以虛想代替實際，梁與其弟子經(jīng)管出版宣傳事宜，并不依康指令行事，康氏本人著作也會被梁扣壓數(shù)年不出，雖暴怒而無可如何?？翟谡兦耙惶炫c伊藤博文的對談，以《游清紀語》為題見載于數(shù)月后的《臺灣日日新報》，內(nèi)容與《我史》所記“見伊藤博文而不請救援，但請其說太后而已”相符合。著者未能從中發(fā)現(xiàn)預期的內(nèi)容，失望之馀遂無端致疑：“《游清紀語》的內(nèi)容，可信度令人質(zhì)疑?！薄翱涤袨榕c伊藤博文見面，對話內(nèi)容僅僅如此而已嗎？”（208頁）這不正是《列子》寓言“鄰人竊鈇”譏諷的可笑心理嗎？
著者謂“變法派合邦的陰謀，在楊深秀、宋伯魯奏折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證明”（249頁），而所列舉的“證明”，適足以反證著者理解史料的基本能力有欠缺。兩折皆康有為草擬，楊《時局艱危拼瓦合以救瓦裂折》，將“合邦”涵義限定于折文征引的洪汝沖“聯(lián)結(jié)與國”、李提摩太“聯(lián)合英、美、日本”、伊藤博文“聯(lián)結(jié)吾華”諸說中，等同于聯(lián)合結(jié)盟，因而表示“勿嫌合邦之名不美”。著者認定其義非結(jié)盟，“楊深秀所主張之合邦，實際上是與英、美、日本三國合并”（212頁）。莫非忘了自己說過合邦是中性化名詞、兼有結(jié)合之義嗎？宋《請速簡重臣結(jié)連與國折》，交待前一日李提摩太向康有為出示分割圖，并轉(zhuǎn)述其“擬聯(lián)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云云，但上疏的關切點在摘由所示“結(jié)連與國以安社稷”。同時《國聞報》“要聞”欄報道李提摩太進京將“瓜分中國圖”遞交總署，主張“為今之計，須與英、美、日三國定一確實聯(lián)邦之約”。而著者看宋折，不僅認定宋伯魯支持李提摩太的合邦建議，更引申作“可見當時變法派官員所謂的合邦，的確并非只是外交上的結(jié)盟而已，而是交出國家大權的合并”（214-215頁）。能這樣率意在結(jié)連、聯(lián)邦和合并之間劃等號嗎？
[日]森本藤吉《大東合邦新義》
著者對變法派吹胡子瞪眼，寫到慈禧則換成詠嘆調(diào)。“慈禧有能力也有意愿看到楊深秀的奏折，楊的奏折是逃不過慈禧法眼的”，“康梁等外交常識竟如此幼稚，幾乎將中國主權拱手相讓，若非慈禧太后斷然發(fā)動政變，則中國將不堪設想矣”，“慈禧政變前并沒有長期訓政的打算，看宋伯魯奏折，知八月初六這一天清朝已危在旦夕也不為過，太后當機立斷發(fā)動政變。對清朝有力挽狂瀾之功，使中國免于瓜分兼并之禍”云云。在著者筆下，慈禧仿佛成了講原則的馬列主義老太太。然而揚言“量中華之物力，結(jié)與國之歡心”的不正是老佛爺嗎？政變后清廷宣布康梁及六君子罪狀，卻無片言涉及所謂合邦，著者為彌縫此闕，在本章末尾分析慈禧為何避談此事，對發(fā)動政變的真正原因諱莫如深，主要是顧忌“變法派在民間的勢力，一時之間難以完全根除”。這是不講理的瞎猜，若真有變法派引狼入室的“驚天的國際陰謀”，必列為頭等罪狀詔告天下，藉以消弭變法派的社會影響力，怎會藏著掖著？
近年來奇葩偏至之論看得多了，也就見怪不怪，應對之策不外是效法前賢的斷喝“拿證據(jù)來”！想要無端標新立異，看來還是沒門。
慈禧太后
與其站在滿清統(tǒng)治本位的立場譴責維新派引狼入室，從古典新繹的視角考察更具歷史合理性。伍子胥與申包胥的典故雅俗皆知（《左傳》記兩人相友善，同為春秋后期楚國大夫，伍之父、兄受陷害而皆冤死于楚平王之手，伍發(fā)誓以引吳師滅楚的方式為父復仇。行前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曰：子亡之，我存之。十九年后伍助吳國破楚。申赴秦國求救，在秦廷哭了七天七夜，秦哀公受感動而出兵救楚，扶楚昭王復國。）自西漢起這一故事不斷被人敷說重塑，在不同背景下演繹出不一樣的涵義。循此脈絡考察，方可理解康梁等變法志士藉此表達涉外立場的用意及訴求。維新派上書建言“借才”用客卿，往往舉伍子胥為例，“吳用伍員而威強楚”（洪汝沖），但主要在重申踵武“申包胥哭秦庭”的救國策略及現(xiàn)實意義，這在戊戌前已頻見于康梁的呼吁中?？?895年即表示若不發(fā)憤圖強，則“哭秦庭而無路”。他代擬上書倡議聯(lián)英拒俄，也是具體效法“申胥九日不食，竭誠相感”的途徑。踏上流亡之路后，康梁與英、日政要及學者通信或筆談，更是言必稱“哭秦庭”“當效申包胥之哭，乞師外國”“仆等不能不為秦庭之哭”“未能輸張柬之之孤忠，惟有效申包胥之痛哭”“秦庭之哭，想見哀憐”。
相對于要做當代申包胥的明白表態(tài)，康有為對伍子胥的評價則別有抑揚。賈誼《新書》貶斥子胥對舊君復仇并殃及無辜之舉，而《史記·伍子胥列傳》對其有褒無貶。章太炎早先取賈誼立場，認為伍對楚平王有臣誼，不可行復仇之道（《春秋左傳讀》）。入民國后談及《史記》編撰微旨，以為司馬遷既明察子胥“藉吳覆楚”合于復仇之義，“此《春秋》所不能譏，非獨不譏，且不能無褒美”，又知“其貽禍后人至酷矣，子胥之事而可為，則宗國危；子胥之事而不可為也，則不共戴天之義忽”。經(jīng)義窘于應付此兩難情形，史遷權衡利害輕重，在子胥傳之外，專設《游俠》《刺客》兩種類傳，意在避免子胥式復仇造成的傷害?！昂笫烙斜ё玉阒凑?，伏尸二人、流血五步，足以致命遂志；而借外患以覆宗國者，其事可以不作。故刺客傳者，所以救《春秋》之窮而干其蠱?！保ā度K漢微言》）說是史遷“微旨”，又何嘗不是太炎的夫子自道?？涤袨閯t肯定子胥為父復仇符合《春秋》大義，他未照搬《公羊傳》云“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也”，而贊同何休《解詁》“父以無罪為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于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之見，以為復仇是據(jù)亂世的法典，“君主殺人卻憑權勢脫罪，不足昭公理、服人心，故孔子許復仇，所以補禮律之窮者也”。另一方面，康氏嚴斥引吳滅楚之舉大悖于經(jīng)義，但應受譴責的是吳國而非子胥，孔子將《不修春秋》“吳子滅楚”改作“吳入楚”，“削子字以惡敗人國，以夷狄之行則還為夷狄也；又改滅字為入字，明賢君雖滅，尚有其國也”（《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康、章議論的著眼點及異同，要放在清初歷史背景下方能看得清晰。
清初遺民多對伍子胥與申包胥故事發(fā)過議論，近乎趨同的一點是對申包胥不吝褒贊之辭。一如天才少年夏完淳的復明倡議“哭秦庭而援楚，借漢室以救韓”（《夏完淳集》卷八《與李舒章求寬侯氏書》），杰出的詩人思想家錢澄之《申包胥論》一文，稱贊申不僅獨力挽回國亡命運，“楚之復，直胥一人復之而已”。更且以義氣感激秦王，“楚王復國，秦師遂歸，割地輸幣之說曾不與講。然則非獨包胥義也，秦亦義焉！”類似助人復仇而“不望人報，以義興師”之例還出現(xiàn)于唐代，“唐肅宗借兵于回紇，用以中興，由今論之，回紇亦可謂義矣?！保ā短镩g文集》卷一）顧炎武也賦詩《申包胥乞師》“亡人惎寇兵，微命托宗祊”（伍子胥出亡教唆吳國滅楚，楚社宗廟系于包胥一日之身。）題為乞師，詩句全在贊揚申之忠心救國。如同錢澄之專論包胥之作，卻側(cè)重渲染施援國的義氣，為此不惜略去回紇助唐人平難后勒索金帛的史實。其因即在伍子胥式的“乞師”，重現(xiàn)于吳三桂乞師滿清入關，引狼入室，斷送明室江山。殷鑒在前，非獨不能稱頌乞師，且得為譴責吳三桂而鄙薄子胥，所以顧炎武才會作《子胥鞭平王之尸辨》（《亭林文集》卷六，可參見吳梅村《鹿樵記聞》“日本乞師”條）劉命清《吳入郢》、徐增《胥口謁伍相國廟》等，也都意在肯定子胥為父復仇之道。懊悔于出什新朝的吳偉業(yè)，既為子胥枉死惋惜 “手把屬縷思往事，九原歸去遇包胥”（《梅村家藏稿》卷十九《伍員》；“屬縷”系吳王夫差賜子胥自盡之物），又在《伍胥復仇論》中辨論漢代史籍記載不可信，子胥無掘墓鞭尸之舉，并且子胥復仇之志不在滅楚，而是要完成父愿，“立賢君，存楚社稷”（卷二十三）。
清初言說重現(xiàn)于康、章及變法人士筆下并非巧合，正如遺民談古是出自反清復明的基本關切，變法人士祭出任客卿、哭秦庭古方的背后，是不能明言的與滿清政權的疏離感。即以本書當作反面人物論及的變法之士為例，百日維新中率先倡議廣聘外國人做官的李岳瑞，民國元年即借討論清史條例而公開質(zhì)疑滿清統(tǒng)治的合法性（拙文《李岳瑞與〈清史私議〉》，《書城》2019年第一期）。王照在衣食等日常生活上的西化程度在京城引人側(cè)目，他上書要慈禧出國旅游，皇帝去日本做留學生，并“以改衣冠、易民主為言”，時任京官的唐煊在日記里罵他有瘋癥，感嘆其曾祖王錫朋道光間以抗英烈士聞名，而王照乃對洋人“和身倒入，推崇夷俗若是”（《唐煊日記》）。前述康有為與章太炎相似的看法是，都對伍子胥式的乞師外國頗有警覺和譴責，斥其“引狼入室”顯然說不通。而高調(diào)自居為申包胥的“微旨”尚需發(fā)覆，包胥哭秦庭的前提是楚亡于吳，而變法事業(yè)夭折，清廷仍存，亡人號哭于海外，先自認定國已不國，不啻顯露出區(qū)分中國與滿清的潛在意識。梁啟超在戊戌年初提出“變法宗旨以種族革命為本位，南海沉吟數(shù)日，對于宗旨亦無異詞”（《梁啟超年譜長編》），但康氏特地囑咐負責報章宣傳的侄子“稱及國家、皇上及滿洲，說話皆宜謹慎”（《與康同和書》）。及至亡命海外面對外媒則不妨大放厥詞。在康看來，變法夭折等于滿清權貴向漢人交權的“內(nèi)轉(zhuǎn)”進程中斷，此進程始于滿人被迫放權給曾國藩等，至戊戌時期業(yè)已形成沈、李、翁、孫迭相柄政格局，“哭秦庭”者為此移權中斷而哭也，后來他支持辛亥革命也在認同“故國版章，歸還民族”這點上。章太炎對他的駁斥，在于強調(diào)“滿漢固莫能兩大”，無論曾左李還是沈李翁孫，只有虛名而無實權，但對康舉漢人秉政作為滿漢消長的坐標這一點并無異議。清史研究者至今糾結(jié)于滿漢消長以騎術興衰作標幟是否合理，似仍無視康有為標舉的觀察尺度。康梁及戊戌變法的相關思想特征，仍未得到足夠的重視。沒有戊戌，何來辛亥？
戊戌史事研究著作無慮百數(shù)，第一佳作當推湯志鈞先生《戊戌變法人物傳稿》上下冊，至今不失其研究基石的作用；茅海建先生嚴謹?shù)奈煨缡肥驴妓?，使百日維新的朦朧面目趨于五官清晰。閱讀本書，只覺得時下學風出問題，夫復何言！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