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天是姜亮夫先生誕辰118周年。由他晚年的學生與助手、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特聘教授傅杰編錄的《姜亮夫論學集》日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文為該書所寫的前言，現(xiàn)標題為編者所擬。
姜亮夫先生晚年
一
姜亮夫先生諱寅清，以字行，一九〇二年五月十九日生于云南昭通。父親姜思讓先生曾就讀于清末大學堂，武昌起義后返家領導地方光復事業(yè)，云南護國之役時又領導昭通募捐濟軍反袁，先生自幼即受他愛國思想的影響。一九一四年入昭通高等小學。一九一六年入云南省立第二中學。一九二一年以本省官費生考入成都高等師范學校國文部，得林思進、龔道耕、廖平諸先生指授，研讀《詩經(jīng)》、《尚書》、《左傳》、《荀子》、《史記》、《漢書》、《說文》、《廣韻》等典籍。一九二六年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從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諸先生問學，在王先生指導下完成論文《詩騷聯(lián)綿字考》。畢業(yè)后在南通、無錫中學任教。一九二八年至上海，先后任持志大學、大夏大學、暨南大學、中國公學、復旦大學教授及北新書局編輯。其間又拜章太炎先生為師。章先生指導他從杜佑《通典》入手讀史，并告誡他要做一個真正的學人，不作空疏之學、嘩眾取寵之學。一九三三年任河南大學教授。一九三五年赴法國巴黎大學進修考古學，結識了馬伯樂、伯希和、戴密微、葉慈、翟理斯等漢學名家，接觸了多種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名著。遇友人王重民，相約摹錄為伯希和劫去的敦煌經(jīng)卷，開始了敦煌學研究。其后又游倫敦、羅馬、柏林，領略了西方學者整理文物、研究學術的科學方法與寬闊途徑。一九三七年回國后，歷任東北大學、西北大學、云南大學、昆明師范學院、英士大學等校教授，并曾任云南省教育廳廳長、云南軍政委員會文教處處長。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在云南革命大學學習。一九五二年到云南省博物館工作。一九五三年調(diào)任浙江師范學院（后改名為杭州大學）教授，一九五六年起任中文系主任。一九八三年組建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任所長。曾被推舉為中國屈原學會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會長、浙江省語言學會會長、中國音韻學研究會學術顧問、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學術顧問、《漢語大字典》與《漢語大詞典》學術顧問、《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先秦文學分支主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四日病逝于杭州，終年九十三歲。
姜亮夫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畢業(yè)證書
二
姜先生的學術研究，大抵以小學立根基，以史學致宏大，而尤湛深于楚辭學與敦煌學。已刊行的著作有：
一、《屈原賦校注》。屬稿于一九二九年，以明翻宋本洪興祖《楚辭補注》為底本，參校他本，復征引《文選》、《史記》、《一切經(jīng)音義》、《太平御覽》等書考證史實，訂正文字。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先生晚年加以重訂，于一九八七年付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二、《楚辭書目五種》。綜錄歷代有關《楚辭》著述的工具書，包括：（一）楚辭書目提要，內(nèi)分輯注、音義、論評、考證四類，計二二八種；（二）楚辭圖譜提要，內(nèi)分法書、畫圖、地圖、雜項四類，計四十七種；（三）紹騷偶錄，著錄漢代以來模擬屈賦的著作，計書籍十九種，篇章一九二題；（四）楚辭札記目錄，著錄趙宋以來各家讀書札記中考證《楚辭》文字的條目，計八〇二題，又書籍一種；（五）楚辭論文目錄，主要著錄現(xiàn)代有關《楚辭》及其作者的論文目錄，計四七七題。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修訂再版。
三、《楚辭今繹講錄》。先生一九七九年受教育部委托主辦《楚辭》學講習班，本書據(jù)授課錄音整理而成，共十二講，對《楚辭》的研究方法，屈原事跡，《楚辭》的源流、系統(tǒng)、內(nèi)容特色都有闡說。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初版，一九八三年修訂再版，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新版。
四、《楚辭學論文集》。收錄《楚辭》論文廿五篇，對屈原生平，屈原思想，《楚辭》中的訓詁、語法、文例，《楚辭》學史以及楚史、楚地理與楚文化中的問題做了探研。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
五、《楚辭通故》。先生治《楚辭》的總結性著作，對《楚辭》中的全部語詞與重要問題分類加以考釋，凡十部：(一)天部；（二）地部；（三）人部；（四）史部；（五）意識部；（六）制度部；（七）文物部；（八）博物部；（九）書篇部；（十）詞部。齊魯書社一九八五年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再版。
《楚辭通故》手稿本
六、《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原為所撰《敦煌志》中的總論，五十年代以白話改寫而成，對敦煌史地、敦煌文書與敦煌藝術做了介紹。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再版。
七、《敦煌學概論》。先生一九八三年受教育部委托主辦敦煌學講習班，本書亦據(jù)授課錄音整理而成，共六講，涉及敦煌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價值、敦煌卷子與敦煌藝術的內(nèi)容及特色、敦煌卷子的研究方法等。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再版，北京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列入“大家小書”叢書。
八、《敦煌學論文集》。收錄敦煌學的論文三十八篇，既有關于敦煌歷史、文書、藝術等的專題研究，亦有資料綜錄。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
九、《莫高窟年表》。將敦煌卷子中有年代可考者按年依次編定，正表起自晉惠帝永熙元年（公元二九〇年）傳說莫高窟始建窟寺時，止于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一〇五七年），表前則“攝照中原之往跡，以明敦煌體性之所有”，表后則略記藏經(jīng)洞開啟至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之歷年大事，并附《敦煌所見道教佚經(jīng)考》、《敦煌寺名錄》及分類的《敦煌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
十、《瀛涯敦煌韻輯》。凡廿四卷，分隸三部：（一）字部，摹錄藏于巴黎的敦煌韻書殘卷廿七種，附錄六種；（二）論部，收論文廿一篇，多為所摹錄的卷子的考釋與論述；（三）韻部，綜合字部所收各卷及有關材料制成《隋唐宋韻書韻部總譜》、《諸隋唐宋人韻書反切異文譜》、《諸韻切語上字不見于〈廣韻〉諸字譜》、《隋唐人韻書所載諸體字譜》，以便總觀比照各相關韻書的全貌。上海出版公司一九五二年出版。后數(shù)十年時加訂補，寫定《瀛涯敦煌韻書卷子考釋》，于一九九〇年付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十一、《中國聲韻學》。三十年代初期講授聲韻學時所撰講義，是現(xiàn)代較早全面概述傳統(tǒng)聲韻學的著作之一。世界書局一九三三年出版。
十二、《文字樸識》。三十年代講授古文字學時所撰講義，結合王國維先生的古文字與章太炎先生的聲韻學研究成果，考察文字孳乳演變軌跡。第一卷于一九四六年收入云南大學文法學院叢書出版。
十三、《古文字學》。系五十年代所撰古漢語教材中的文字部分，結合古代文化史實探討了漢字的產(chǎn)生及其形體的變化。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再版。
十四、《昭通方言疏證》。成書于二十年代，凡十卷：（一）釋詞；（二）釋天；（三）釋地；（四）釋人；（五）釋衣服；（六）釋飲食；（七）釋宮室；（八）釋器用；（九）釋博物；（十）附錄。記錄昭通方言語詞約四千個，明其音讀，證以古訓。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
十五、《古史學論文集》。收錄古史論文廿五篇，以考述上古史及先秦古籍者居多。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
十六、《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原名《歷代名人年里碑傳總表》，一九三七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五十年代重加刪訂，改題今名。收錄自春秋末期至一九一九年以前去世的歷代人物一萬二千余名，以表格形式按歷史順序列出諸人姓名、字號、籍貫、歲數(shù)、生卒年及所據(jù)材料出處，在生、卒年兩項中又分別注出帝號、年號、年數(shù)、干支及公元年份，是稽查我國歷史人物的生卒年、籍貫及碑傳信息的重要工具書。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出版。
《姜亮夫全集》
上舉之外，先生已問世的著作還有《詩騷聯(lián)綿字考》、《陸平原年譜》、《張華年譜》、《屈原賦今譯》等；未單獨刊行的著作有《古漢語論文集》、《古漢語語音學》、《甲骨學通論》、《二招校注》等。今并匯錄為《姜亮夫全集》二十四卷，于二〇〇二年由先生故鄉(xiāng)的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
姜先生的治學，其要蓋在以下數(shù)端：
一、治學基石：資料與工具。先生治古史而成《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治《楚辭》而成《楚辭書目五種》，治敦煌學而成《莫高窟年表》。在這樣詳備的資料基礎上來做專題研究，自然易于深入而不蹈空。他教導學生：“要建立一個學術系統(tǒng)，要做到無微不至，必須以掌握資料為第一事?！薄安牧弦欢ㄒ鸭帽容^完整一些。譬如搞《楚辭》，最好把《楚辭》全部有用的資料都找來，還要找一些同它有關系的東西，面要寬一些。”并強調(diào)說：“編工具書這種事，我們研究學問的人，非做不可?！彼詫熗鯂S先生為例，回憶“他每研究一種學問，一定先編有關的工具書，如研究金文，即先編成《宋代金文著錄表》和《國朝金文著錄表》；研究宋元戲曲，先做《曲錄》”，故對研究對象各方面的情況都能了然于胸，其研究成果的“點點滴滴都有詳細的根據(jù)”。
姜亮夫（左）與饒宗頤
二、治學中心：語言與歷史。先生審悉研究中國古代文化，“根本問題仍在語言與歷史兩事”，自言“以語言及歷史為中心，此余數(shù)十年根株所在”，既宣示自己的古史研究“植基于語言文字”，又指出“歷史是我們民族的大本大根，如不切實讀史，搞文字聲韻就缺乏堅實的基礎”。而所以要以語言與歷史為治學的根株，則“自語言言有二義：（一）謂解釋文辭以馳騖語言學規(guī)律，務使形、聲、義三者無缺誤。（二）謂凡歷史事所借以表達之語言，必須與史實之發(fā)展相協(xié)調(diào)，不可有差失矛盾。以歷史言之，則歷史發(fā)展與語言規(guī)律之出入，繁變紛擾，往往與語言之變有如親之與子”。
三、治學方法：綜合與貫通。先生進一步申論：“然欲證史、語兩者之關涉，自本體本質，有不能說明者，于是而必須借助于其他學科，乃能透達，故往往一詞一義之標舉推闡，大體綜合社會諸科，乃覺昭晰?！币驗椤耙C實一件事物的全體所需要的知識，是非常廣闊的，凡此事物有關的學科，你都得用到，這就是所謂‘綜合’，要綜合一切有關學科，才能說明某一學科”。譬如“我不滿意我的《屈原賦校注》，就是因為未曾使用一切語言、歷史、民族、地理、博物、生理、氏族社會、政治、哲學，乃至天文、物理、化學等許多知識，細細引入，以詳釋各詞語。于是，后來我盡量引進，盡量發(fā)揮，改寫成為《楚辭通故》”。歐洲游學的閱歷促使他突破了自己“數(shù)十年單一的研究方法，吸收了國外學者綜合研究問題的經(jīng)驗”，于是“思想有凝滯的，可以抉擇了；材料方面有缺陷的，可以補充了。方法上更使我有了多樣化的路子，可以從四面八方來包圍它，有無往不適之樂”。
姜亮夫在歐洲游學留影
四、治學態(tài)度：耐勞與求實。先生筆耕終身，廣涉多門學科，沒有刻苦耐勞的工作精神，是不可想象的。他自稱是一個“遲鈍”的人，因此，“在學術研究上，就有一種毫不為人所難的脾氣”，“可取的只有下笨工夫這一點，許多事都是在笨求中得到一線光明，一絲成就”。在不斷深入的研究中愈益感到“科研的天地，真是寬大得很，同時也細致得很”，這更“促使我不知疲倦地工作”，并痛惜許多時間與精力都以不得已的原因而被浪費了。在晚年雙目幾近失明的情況下，他仍然堅持讀書寫作，指導學生，勉勵青年“存永久堅強的毅力、自強不息的精神、艱苦卓絕的氣概，不作浮夸，不為文痞”。他強調(diào)治學必須“規(guī)規(guī)矩矩，老老實實，從頭做起，不敢偷懶”，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坦承自己“對《楚辭》也還有許多未弄懂的東西”，都體現(xiàn)了實事求是的學者態(tài)度。
四
姜先生在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時表示“始終對自己的工作不滿意”，然而他在中國古代文化研究中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的著作在海內(nèi)外屢次翻印，廣為流布。其中《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已成為治史者常備的工具書，也成為各種文史工具書書目必列的著作。如張舜徽教授主編的《中國史學名著題解》（一九八四年，北京）表揚該書“取材豐富，考訂認真”，雖“有一些疏誤之處”，但“仍不失為一部使用方便，有較高價值的工具書，是同類書中的較好者”。《楚辭》諸書亦為多種研究論著及《楚辭》注本反復征引，并給予了高度評價。如馬茂元教授主編的《楚辭研究集成》第二編《楚辭要籍解題》（一九八四年，武漢），收錄了《屈原賦校注》、《楚辭書目五種》及《楚辭今繹講錄》。論《校注》，則謂“姜亮夫綜合屈原身世與戰(zhàn)國民族的歷史條件，結合文法分析，精細周密地來探索每一句每一篇的大義”，其“訓詁都是很有根據(jù)的，且能顯示作者具有很深的功力”；論《書目》，則謂“書中對前人著述，時加評議，指陳得失，褒貶得當”，“雖是目錄學著作，但在一定程度上卻反映了姜氏的治學成果，是一部具有學術價值的專著”；論《講錄》，則謂：“無論談哪一方面的問題，姜氏都能結合作品內(nèi)容和時代背景，并通過實例的剖析加以闡發(fā)；因此，全書說理透徹，生動流暢，對讀者學習、理解《楚辭》，是很有益的?！绷砣缏曧崒W權威陳新雄教授在《幾本有價值的聲韻學要籍簡介》中稱贊《中國聲韻學》“敘述頗為簡明，編排也頗有次序，立論多本章炳麟、黃侃的說法，參以語音學原理，是一部值得推薦的聲韻學要籍”（載《鍥不舍齋論學集》，一九八四年，臺北）。敦煌學權威榮新江教授更撰《重讀〈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自述在準備敦煌學導論課時，“首先想到姜亮夫先生的《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因為這是我學習敦煌學的入門書，許多敦煌學的最初記憶都從這本書開始”，全書“圖文并茂，從各個角度闡明了敦煌石窟和藏經(jīng)洞出土文獻的豐富內(nèi)涵”，如今“從一些個案的研究上看，這本書當然有不少地方可以補充、修訂，但從它對整個敦煌學的描述上看”則“仍然是全面反映敦煌寶藏的一部好書”（載《敦煌學新論》，二〇〇二年，蘭州）。而李學勤教授則在為《姜亮夫全集》寫的序中說：“姜先生的學問，究其實是兼采眾長，自成一家”，研究范圍“由后學看來，更是寬無涯涘?！度非把运e，即有楚辭學、敦煌學、語言學、歷史學四大方面，而在這些方面他都有為學人所必讀的重要著作，其貢獻之大，乃世人共見”。
五
《姜亮夫論學集》
姜先生的著作總字數(shù)逾千萬，本書無疑只是鼎中一臠。全書分為兩卷，上卷為中國文化史與中國學術史部分，輯《孔子和他的學說》、《新經(jīng)疏》、《諸子古微》、《三楚所傳古史與齊魯三晉異同辨》、《敦煌經(jīng)卷在中國文化學術上的價值》等文十四篇；下卷為治學歷程與治學方法部分，輯入《我是怎樣做研究工作的》、《根底之學與博與專的道路》、《憶清華國學研究院》、《思師錄》、《研究國故應有的基本知識與應備的工具書》等文十七篇，共計三十一篇。其中三十篇均見于《姜亮夫全集》，唯一的例外，是《全集》出版后發(fā)現(xiàn)的刊于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浙江日報》的《從三個主義說到“家”》。
一九五七年五月，《人民日報》發(fā)布了中共中央關于開展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的指示，黨外人士也被號召鳴放。先生借此東風，一吐胸中壘塊：
主觀主義者把一切“真實”建立在個人的想象上，自己的腦子便是庖丁解牛的刀；宗派主義或教條主義者把一切“真實”建立在一個“宗神”或一個“教主”身上，只為某圣人、某賢人立言。他們都很害怕“客觀存在”……往往扯上點形式，就算解決了問題。游國恩教授在北京座談會上指出有人以為屈原是封建主義者，因為他是貴族。我曾親耳聽過一個同志批評王國維，說他是最后一個高舉封建主義大纛的人。某位很有地位的同志說，昆曲只能在廟廷中演出，所以是封建藝術，因而連累到唱昆曲的成了“封建余孽”。
類似的事例正層見疊出：
譬如俞平伯談《紅樓夢》，著著實實、多多少少有些搔著癢處的地方。我并不敢稱他是紅學專家，但讀了些“圍剿”他的文章，有很多只是“扯”而不是爭鳴，連俞平伯那點篤實也還沒得！我看不出他們真正鳴了點什么？圍剿唐蘭的改革文字的文章，也看不出什么更多的槍法。這些這些，只看見熱騰騰的一棍子打死人的影子。近來從各方面的爭鳴中，才知道這都是有領導的運動。
先生直言規(guī)箴：“我想學術研究，譬如種花種稻，是不好使用一般的‘領導方式’的。”他寄希望于領導：不可“領導太重”；不可“揠苗助長”。他更寄希望于青年：不可狹隘，“要有寬博的知識，才能積累得厚，建筑得高”；不可固執(zhí)，“對一切派系，有虛心吸取的雅量，不要學還未成，而先學會一套捧人或踏人的本領”；不可趕場，“臨時拉湊點材料，趕一個熱鬧市場，以為是成名的終南捷徑，甚至于在場中去露一露打出手的本領”；不可標榜，“以此作為個人向上爬的投資”，而能“看穿這些宗派主義者及一切壞主義者的伎倆，回頭好好做一個最忠實的科學研究者”。
文章寫得及時，發(fā)表得也及時——見報十天之后，就傳來了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號角聲。先生固幸得漏網(wǎng)，該文則湮沒不彰。而他六十多年前的慷慨陳詞與痛切呼吁，在今天也依然值得我們再三吟味。這樣既具有歷史意義、又不乏現(xiàn)實意義的文字，自然是值得載入本書以廣其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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