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徳川家康の神格化：新たな遺言の発見》，野村玄著，平凡社2019年10月出版，290頁，1800日元
近年來，在日本靜岡市，以當?shù)孛駹I企業(yè)和工商聯(lián)合會為中心掀起了一場調查德川家康遺體去向的運動。日本學界曾普遍認為德川家康的遺體是被葬在日本栃木縣的日光。就連明治新政府也對德川家康的遺體下落頗為關心，并認為其于元和三年（1617）時“移葬于下野國（今栃木縣）日光山”。但是隨著對德川家康研究的深入，日本學界以及民間開始出現(xiàn)“德川家康并非葬于日光”的呼聲。
《德川家康的神格化》一書的作者野村玄便是以這場調查運動為契機，認為學界應該重新審視并研討關于“德川家康之死”的史料細節(jié)，以便對德川家康的神格“東照大權現(xiàn)”持有更為充分和正確的歷史認知（“東照大權現(xiàn)”是以德川秀忠為首的幕府在德川家康離世后為其創(chuàng)建的神號，由朝廷所賜）。帶著這一問題意識，野村玄在該書中梳理了從德川家康離世前夕到“東照大權現(xiàn)”神格創(chuàng)建完備的全過程。遺憾的是，出于對德川家康遺體的“宗教敬意”以及其他諸多史料方面的限制，野村玄最終也未能明確德川家康的遺體去向，只是通過現(xiàn)存史料推測其埋葬于日光。但是在這一調查過程中，野村玄發(fā)現(xiàn)了一份具有“顛覆性”的德川家康新遺言，這對東照大權現(xiàn)的神格解讀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和意義。這也成為該書的精髓和亮點。以下，筆者將在對該書主要內容進行梳理的同時帶領大家走進日本的最后一個封建制社會——德川幕府時代。
德川家康的戎馬一生：“東照大權現(xiàn)”的緣起
德川家康畫像
德川家康（1542-1616）出生于日本三河國（今愛知縣東部）岡崎城，是岡崎城主松平廣忠（1526-1549）的嫡長子。德川家康原名為松平元信，之后又依次改名為松平元康、松平家康，最終于永祿九年（1566）在朝廷的敕許下改姓德川，名為德川家康。
青年時期的德川家康經歷過爆發(fā)在三河國的一向宗起義。在這場動亂中，起兵對抗一向宗勢力的除了松平家臣團之外，還有凈土宗派的大樹寺、專修寺派的妙源寺等等。他們用了近半年時間才將此次暴動平息。經過這場戰(zhàn)爭，德川家康更加深刻地意識到宗教勢力的強大，這也為其日后企圖創(chuàng)造出使各方大名信仰歸一的宗教形象埋下了伏筆。
從統(tǒng)一三河國到東征，再到“江戶大納言”，德川家康的聲望和地位不斷提高，一躍成為日本諸國大名的榜首。隨著前兩位“天下人”織田信長（1534-1582）和豐臣秀吉（1536-1598）的先后離世，德川家康最終于慶長八年（1603）被朝廷敕封為征夷大將軍。江戶幕府也由此拉開了序幕。
在江戶幕府的理政治國中，除了“世俗性”的軍事權力，還有將軍對于大名、民眾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操控。這種意識形態(tài)上的操控主要體現(xiàn)在幕府對宗教權威“東照大權現(xiàn)”的構建和宣揚。
事實上，神格化一事緣于德川家康本人的意愿。他在臨終前留下了一段希望死后被祭祀為神、庇護世代子孫的遺言（關于遺言內容下文詳述）。在他離世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元和三年（1617）四月，在幕府和朝廷的共同見證下，“東照大權現(xiàn)”的神號正式成立。日本全國在整個江戶時代大約建有五百余處東照宮，可見東照大權現(xiàn)信仰盛極一時。幕府將軍通過舉辦與東照大權現(xiàn)有關的一系列宗教活動（例如日光東照宮的參拜等）來鞏固對全國大名的軍事管轄。因此，若要解讀江戶時代宗教與政權的結合樣態(tài)，就繞不開對于東照大權現(xiàn)信仰的考察。再進一步說，若要考察東照大權現(xiàn)信仰，就不得不對德川家康的遺言加以解析。因為德川家康的遺言才是東照大權現(xiàn)的緣起所在。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德川家康對其自身神格化的構想決定了東照大權現(xiàn)的神格走向。
但是受限于史料，關于德川家康遺言的分析一直停留在下面將要介紹的“崇傳日記”的史料層面。因此，野村玄的這一研究可以說具有突破性的重大意義。他不僅揭秘了關于德川家康遺言的更多細節(jié)，還暗示了德川家康研究可能存在的多種可能性。
德川家康之死：新遺言的發(fā)現(xiàn)
事實上，德川家康只當了兩年將軍。在慶長十年（1605），德川家康將征夷大將軍的位置讓給了其子德川秀忠（1579-1632）。兩年后，德川家康遷至駿府，在那里開始了作為“大御所”的晚年生活。
德川家康對于宗教的關注也是集中在“駿府”時期。野村玄指出，起初德川家康對于基督教的態(tài)度是默許的。這也是緣于其近臣本多正純和板倉勝重的極力說和。但是，慶長十七年（1612）時“岡本大八事件”敗露，“基督教大名”有馬晴信與傳教士等人勾結的事實也被曝光地一覽無余。德川家康深覺耶穌會在日本的布教和“基督教大名”的存在嚴重威脅到幕政的穩(wěn)定，便自此展開了對基督教活動的全面取締和對基督教徒的大力圍剿。更為重要的是，德川家康認為基督教乃“神敵佛敵”，為“邪法”也。由此可見德川家康晚年對于神道和佛法的推崇。野村玄將這一禁教活動的展開視為德川家康神格化的大背景和大前提。
元和二年（1616）四月十七日，一代霸主德川家康逝世于駿府。關于德川家康所留遺言，野村玄稱迄今為止最為準確的版本要屬收錄于《新訂本光國師日記》中的崇傳書信。其中描述道，德川家康在病危之際將本多正純、天海、崇傳召至御前，稱希望其御體納于久能山，葬禮舉行于增上寺，位牌放置于大樹寺，一周年后在日光建立一小堂，勸請其靈，以此為八州之鎮(zhèn)守。德川家康的這段遺言基本成了學界定說。對此野村玄指出，除了倉地克直曾對其中的“八州”一詞進行過探討之外，學界似乎再沒有對德川家康的遺言進行過綿密的考證。而德川家康的遺言是否真就僅僅如此呢？
實際上，在祭祀德川家康一事上，天海、梵舜、崇傳等人眾說紛紜、各執(zhí)一詞。主要說來其爭論焦點有二，一是德川家康的祭祀方式該為唯一宗源神道還是山王（一實）神道；二是德川家康的神號該為“明神號”還是“權現(xiàn)號”。其中，“明神”是唯一宗源神道的神號，正如豐臣秀吉的“豐國大明神”；“權現(xiàn)”則是神佛習合的神號，以天臺宗為理論依據(jù)的山王（一實）神道正是一種神佛習合的宗教形式。天海作為天臺宗僧侶，極力推崇“權現(xiàn)號”的制定，而梵舜、崇傳則認為唯一宗源神道才是正統(tǒng)神道。因此歸根結底，關于德川家康祭祀方式之爭便是江戶初期的神道與佛教之爭。在這一爭辯過程中，天海自稱德川家康曾對其訴說過希望以山王一實神道的方式被祭祀，而不是唯一宗源神道。巧合的是，在德川家康逝世后不久，主張唯一宗源神道的崇傳遭到了德川秀忠的冷遇。以上種種使野村玄聯(lián)想到，是否真有存在另一番遺言的可能性呢？
帶著這一假說，野村玄果真發(fā)現(xiàn)了埋藏于《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二十六）中的一段遺言。其中寫道：“是春，將軍召直次論曰，初太公遺命曰，留于久能山三年，受賴信奉祀，然后改窆于日光山，然予病衰，恐不能保三年，欲以今年改窆于日光山。（中略）（元和三年）三月，遂改窆于日光山。”該段史料大意是，德川家康留下遺言稱想將遺體放置在久能山三年，之后再改葬于日光。但是二代將軍德川秀忠因感自己多病，想盡早完成此事。故而在元和三年（1617）時，德川秀忠便早早地將德川家康改葬于日光。這是一段迄今為止還未被學者研討過的史料，且從內容來看，該段史料與目前被學者視為定論的“崇傳日記”之間還稍有出入。
為考證該史料的真?zhèn)?，野村玄閱遍古籍，最終翻閱到了藏于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的《東照神君年譜》的謄寫本。在其中元和二年（1616）四月七日的一條中記述道：“先葬久能山，以榊原內記照久為神職，受賴將之奉祭而，三年之后，當改移下野國日光山，其祭享之式，依兩部習合神道并宜任天海之指揮也?！笔紫龋撌妨献C實了“三年后改葬日光”的遺言。
這一遺言是前面提到的德川秀忠恐感多病、急急將德川家康改葬于日光的大前提。野村玄認為，通過“改葬”一詞可以推測出德川家康的遺體應該是從久能山運往了日光。其次，該史料還涉及到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兩部習合神道的祭祀方式。所謂兩部習合神道，是以佛教的真言宗為立場發(fā)展起來的日本神道學說。對此，野村玄指出，在《羅山林先生外集》（卷六之七）中也恰恰出現(xiàn)了將德川家康祭祀為“兩部習合和光同塵之神”的描述。野村玄的這一發(fā)現(xiàn)與指摘突破了學界一直以來對于德川家康遺言的認知。也就是說，德川家康希望的祭祀方式既不是唯一宗源神道、也不是山王（一實）神道，而是基于真言宗的兩部習合神道。
不過野村玄認為，前面提到的“崇傳日記”中雖然沒有相關記述，但是也不排除崇傳對此沒有記錄完全的可能性。而且，野村玄也提到過德川家康晚年的命令、遺言等存在著發(fā)生變化的可能性。
德川家康的神格之變：“智囊團”天海的籌謀
基于前面提到的新遺言，野村玄分析，崇傳受到德川秀忠冷遇的原因可能就在此。崇傳主張以唯一宗源神道祭祀德川家康一事完全違逆、否定了德川家康生前留下的遺言。相比之下，山王（一實）神道與兩部習合神道雖然依據(jù)的是不同的宗教理論，所奉神靈也有所不同，但卻都屬于神佛習合的神道類別。因此可以說這兩者之間存在著共性的基盤。
顯然，在知曉德川家康“新遺言”的前提下，德川秀忠頗為支持兩部習合神道的祭祀方式。實際上，野村玄指出德川秀忠本人也有著以佛教信仰為先的宗教思想。于是德川秀忠派遣天海等三人前去京都朝廷斡旋此事。朝廷原本推崇的是唯一宗源神道，但是在天海等人的一番斡旋下，朝廷最終決定以兩部習合神道的方式來祭祀德川家康，并賜其神號為“東照大權現(xiàn)”。
但是如今只要提到德川家康的祭祀，無人不聯(lián)想到山王（一實）神道。甚至在之前關于德川家康神格化的研究中，學者們也一直是將山王（一實）神道視為東照大權現(xiàn)的成立原理。怎樣能使東照大權現(xiàn)從德川家康遺言中的、也是朝廷敕許下的兩部習合神道轉變?yōu)橐蕴炫_宗為依據(jù)的山王（一實）神道？這便是天海接下來的重大課題。
野村玄分析，天海對于這一課題的具體行動可見于寬永年間（1624-1644）完成的《東照社緣起》一書。筆者先來介紹一下《東照社緣起》的歷史性地位。《東照社緣起》是三代將軍德川家光（1604-1651）命天海撰寫的東照大權現(xiàn)的緣起書。重要的是，后水尾上皇、親王等朝廷“公家”也依幕府請求參與了這一緣起書的謄寫工作?？梢娫摼壠饡兄鴺O高的歷史性地位，從一定程度上來說規(guī)定了東照大權現(xiàn)在當時的神格特性。在《東照社緣起》中，天海著重描寫了德川家康與山王（一實）神道的結緣，并寫到德川家康祈求“現(xiàn)世安穩(wěn)、后生善處”的美好愿景。這句話正是被天臺宗以及山王（一實）神道視為理論依據(jù)的《法華經》中的名句。隨后天海又寫道：“傳教大師（最澄）以治國利民法賜于天照大神。”眾所周知，天照大神一直被視為日本皇室的祖神。天海的這一描述不僅將日本皇室與日本天臺宗開山之祖最澄聯(lián)系在一起，更是凸顯了最澄-天臺宗的優(yōu)越性。另一方面，兩部習合神道是以大日如來為本地，以天照大神為垂跡。因此，野村玄認為天海此舉是為了強調并證明山王（一實）神道優(yōu)于兩部習合神道的宗教地位。至于東照大權現(xiàn)，天海寫道：“東照大權現(xiàn)，同體異名山王、日光?！弊詈螅旌Ｃ鞔_敘述，“（祭祀東照大權現(xiàn)）必守山王神道而勿交他流”。這便是天海的終極意圖所在，將東照大權現(xiàn)的本質從兩部習合神道轉移為山王（一實）神道。
從另一方面來說，野村玄認為天海為了實現(xiàn)“日本佛國”的愿景也充分利用了東照大權現(xiàn)的權威。在天海逝世后，三代將軍德川家光又開始逐漸淡化東照大權現(xiàn)與佛教之間的關聯(lián)，取而代之的是推出了東照大權現(xiàn)與天照大神、八幡神為一體的宗教構式。
結語
綜上，《德川家康的神格化》一書不僅闡明了東照大權現(xiàn)的緣起經過，還發(fā)現(xiàn)了具有重大意義的新遺言?？偨Y來看，該遺言主要“新”在以下兩點：一是三年后由久能山改葬于日光山的遺命；二是以兩部習合神道方式祭祀的遺命。野村玄將這一新發(fā)現(xiàn)放置于德川家康逝世后發(fā)生在幕府的一系列事件中，依此合理地解釋了緣何崇傳在德川家康離世不久便遭冷遇、緣何朝幕雙方最終達成共識以兩部習合神道的方式祭祀德川家康。不僅如此，該遺言還提示了德川家康遺體或在日光的事實。
野村玄的這一研究打破了日本學界對德川家康神格化的傳統(tǒng)認知，揭開了更多關于德川家康離世前后的細節(jié)。更為重要的是，野村玄的這一考察提示了暗含于德川家康神化過程中的多種可能性。例如關于德川家康的埋葬地點一事，野村玄認為，雖然目前種種史料均指向日光，但是也不排除之后發(fā)現(xiàn)新史料而重新進行研討的可能性。此外，從二代將軍德川秀忠到三代將軍德川家光，東照大權現(xiàn)的神格特質在不到四十年的時間里就幾經變換。那么在之后二百余年的江戶時代，在不同幕府將軍的執(zhí)政之下，東照大權現(xiàn)又發(fā)生了怎樣的變遷？
直到今天，祭祀德川家康的東照宮還星星點點分布在日本的大小街頭。人們對于一代霸主德川家康的記憶也一遍遍地重塑于這些殘存下來的東照宮中。民間對于德川家康的人格崇拜和對于東照大權現(xiàn)的宗教信奉已經儼然融為一體。這種民俗信仰深深融匯在日本民眾的生活中。不管從學術界的研究來說，還是從社會團體自發(fā)的活動來看，關于德川家康的生涯細節(jié)和東照大權現(xiàn)的何去何從，還是一個遠沒有結束的課題。
和歌山東照宮（筆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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