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蘭家女”兼答李士彪、劉摩訶二兄

拙文《“蘭家女”究竟是誰家女？》發(fā)表后，承李士彪、劉摩訶二兄先后賜教，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認真拜讀之后雖然頗受啟發(fā)，但覺得仍有進一步申說的必要，故匆匆草就此文，以答謝兩位不我遐棄的美意。

士彪兄的意見承柳向春兄轉示，稱：“‘蘭家女’就是‘良家女’，草書‘良’字與‘蘭’字相近，觀魏晉人書法即知之，不必上下考索?！逼渫魄笏悸反篌w與清人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聞人倓《古詩箋》、張玉穀《古詩賞析》等相近，都認為此處系早期傳抄時訛脫舛誤所致。只是清人嘗試去彌縫詩序中所述“劉氏”與正文里所云“蘭家”的前后矛盾，故認為“蘭”字或為“劉”字之誤寫。只不過兩者字形相差實在太過懸殊，這一推斷很難令人信服。士彪兄則拋開詩序而另辟蹊徑，言人所未言，確實令人耳目一新?？墒亲屑毧彬灛F(xiàn)存的魏晉書跡，此說恐怕也未必能夠成立。如下圖一為王獻之《蘭草帖》（刻入《快雪堂帖》卷一）中的“蘭”（“蘭”）字，圖二為（傳）王羲之《丹楊帖》（刻入《淳化閣帖》卷七）中的“良”字（兩字均以紅框標出），相較之下，最多只能說“良”字與“蘭”（“蘭”）字下半部分約略相似，整體差異依然極為明顯。

圖一 王獻之《蘭草帖》

圖二 （傳）王羲之《丹楊帖》

即便退一步，假設士彪兄所言不虛，則其前提必須是《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在早期流傳過程中乃以草書抄錄，在整理寫定時才會因為字跡殘損等緣故，出現(xiàn)辨識錯誤的可能。此詩最早見收于《玉臺新詠》，據(jù)唐人劉肅《大唐新語·公直》所述，該書是徐陵奉梁簡文帝蕭綱之命編纂而成的。而據(jù)今人考訂，具體時間約在梁中大通六年（534）前后，其時蕭綱尚為太子。在奉命編纂這部收有梁武帝蕭衍、皇太子蕭綱、湘東王蕭繹（也就是后來的梁元帝）父子三人以及他本人詩作的《玉臺新詠》時，徐陵應該不會那么敷衍塞責，草率隨意地把“良”字誤判為“蘭”字吧。更何況唐人竇臮《述書賦》還曾論及徐陵（字孝穆），稱“孝穆鄙重，剛毅任拙，猶便裨武夫，膽勇智怯”，評價雖然并不算高，但其能書應該是毫無疑問的，出現(xiàn)這種差誤的可能應該更是微乎其微。

當然還有另一種可能，即《玉臺新詠》編竣之后，在流傳過程中由于使用草書抄錄，才導致了宋代以后刊行的各版本中產(chǎn)生誤字。可惜《玉臺新詠》現(xiàn)在僅有一個唐寫本可資比勘參證（見圖三，據(jù)羅振玉輯《鳴沙石室古籍叢殘》，1917年珂羅版印本），所存內容只有寥寥五十余行，對應于今本卷二的后半部分。盡管其中不少文字“均可是正今本”（羅振玉《雪堂?？簳鴶洝肪硐隆丁从衽_新詠〉殘卷跋》，1918年鉛印本），但詳其字體，顯然是較為端正工整的楷書。在缺少具體實物作為佐證的情況下，似不能率爾推斷收入本書卷一的《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存在以草書抄寫而又出現(xiàn)誤識的情況。

圖三 唐寫本《玉臺新詠》殘卷

再來看摩訶兄的意見，見其《也說“蘭家女”：對楊焄教授文章的補白》，其研究方法和徐復先生及拙文相近，即嘗試從訓詁角度對此予以合理解釋。摩訶兄認可拙文提出的“蘭”（“蘭”）和“闌”通假互用的觀點，轉而依據(jù)《說文解字》《廣雅》等，認為“‘闌’與‘閑’為同義詞，經(jīng)常互訓”，而“閑”字又可以和“止”字組合成雙音詞“閑止”，“其實就是一個同義副詞，止也”，最后得出結論，“‘蘭家’即‘闌家’，即‘閑家’，即‘止家’”，也就是“停留家中”，所謂“蘭家女”也就是“在家的女兒”。這一系列推斷看起來環(huán)環(huán)相扣，嚴絲合縫，且引證也頗為翔實，故摩訶兄在文末非常自信地宣稱：“又何用費力生出許多屈曲的解釋呢？”然而詳繹其論旨，輾轉牽合似乎更為迂曲比附。而這樣單線式的語意推衍是否確鑿無疑了呢？這不免讓人聯(lián)想到顧頡剛根據(jù)《說文解字》中“禹，蟲也”的解釋，便大膽認定神話中治水的大禹原本是蜥蜴一類的蟲子（詳見《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收入《古史辨》第一冊，樸社，1926年），最終惹來魯迅在《故事新編·理水》篇里的一頓奚落。恕我直言，摩訶兄的推論恐怕也有類似的問題。

語詞訓釋還有一個基本的要求，即所得出的結論必須適用于所有相關語例。盡管隨著時代遷變，同一個詞也會發(fā)生語意的演變分化，然而仔細考較其來龍去脈，前后之間還是應該存在種種千絲萬縷的關系。將“蘭家女”釋作“在家女”，在《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中固然不妨自成一說，但若依此去詮解拙文中提到的宋人魏泰《東軒筆錄》及清人顧千里《百宋一廛賦》里的“闌子”，顯而易見就有些滯塞捍格了。而依照徐復先生的意見以及拙文所作的補充，將“蘭”字作“某”字解，既符合當時的語言習慣，也能夠和后世的用例貫通，相較而言似乎更為可取。

《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中的這段內容確實有點含混不清，非但“蘭家女”一詞費解，就連這番話究竟是誰對誰說的，歷來也多有歧解。在缺乏更多證據(jù)的情況下，我還是覺得徐復先生的分析更為平實可信，即“說有蘭家女”云云并非確指詩中女主人公劉蘭芝，只是模擬媒人當時的口吻，泛泛而言罷了。士彪兄所說的“良家女”，摩訶兄所說的“在家女”，都認定劉蘭芝而言，太指實了反而不妙，而且也不免求深反惑。

遙想十多年前拜讀士彪兄的大作《魏晉南北朝文體學》，曾致函略表感佩欽挹之情，但此后山川阻隔，竟致音問久疏。與摩訶兄及其文中提到的仲遠兄雖同居一地，且有多年共事合作之誼，但都有些疏懶散漫，平日里絕少往來過從。時光匆遽，因為這首詩，又讓大家隔空聚首，相與切磋商榷，得以暫時忘卻紛擾喧鬧的塵俗，真是幸何如之。一念及此，又不免略有些悵然，衷心祈愿大家都能平安康健，“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