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余生：1764年第一版《哲學辭典》

1764年第一版《哲學辭典》

“愛書是一種病，無人理解，脫離一般常識，受到輕蔑，遭到家人極力迫害，這種病的特征就是病人根本不想痊愈?！睂β箥u茂先生說的這段話，我深有同感。讀過他的《古籍比孩子重要》后，立即對這位學者產生了好感。藏書的人總會遇到各種問題，有些是質問，有些是不解，但藏書人總會置之不理，轉頭依舊去找他喜歡的書。

藏書總會有個主題。記得有本書上說，如果把某位藏書家的書都買來，那不叫藏書，深以為然。對藏書人來說，尋覓、搜集、購買，這遠比得到書來得重要。有很多人沉溺于摩洛哥小牛皮或山羊皮的那種氣味和觸感，這好像有種魔力，會讓人為之激動。前些日子，看到了十八世紀最著名的出版商Charles-Joseph Panckoucke翻譯的《西塞羅全集》，又出自著名裝訂工Joseph Thouvenin（1791—1834）之手，細致的皮質紋路，精美鑲邊，一直在腦中揮之不去。偶然我也會買一兩套，但我收藏的，主要是自己讀過的、研究過的，比如啟蒙時代的作品，或者是近代早期的政治經濟學等等。買到這類書，就好比認識一個人，之前不過是從簡介履歷上有所了解，而現(xiàn)在，是與他本人相遇，是通過紙張，觸摸到思想本身。

翻閱這類古籍，經常莫名激動。因為在我手里的書，曾是歷史的一部分，而且它不是默默無聲的一部分，而是引起過喧囂，引起過轟動，甚至會讓讀者夢魂牽繞。而它本身又是如此安靜。夜深之時，能聽到翻頁的聲音，或許，幾百年前某個人能聽到一模一樣的聲音。你不得不小心翼翼，因為沒有比書更脆弱的了，一杯水就能使它面目全非，但是它竟然能傳閱幾百年的時空，這不是幸運，又是什么？反正，我莫名其妙地變成幸運兒，這簡直比淘到金子還要讓人興奮。五年前，收獲這本劫后余生的《哲學辭典》時，就是這種感覺。

此書的紙張上有水印，可斷定出自阿諾奈（Annonay）造紙商R. Mongolfier，產于阿維尼翁。Mongolfier家族造紙的歷史可上溯到十六世紀中葉。

其實一直想收伏爾泰的書。之前遇到過不少，價格合適的也有，但很猶豫，因為對他沒有什么研究，而他的書版本又很多，很難下手。但是，當看到這第一版《哲學辭典》的時候，我卻絲毫沒有猶豫，因為這是第一版，是“the book”，不是“a book”。第一版《哲學辭典》背后有很多故事。

第一個詞條Araham（亞伯拉罕）

先說說這本書出版的歷史?！墩軐W辭典》辭典第一版出版于1764年7月，由日內瓦書商Gabriel Grasset負責出版。實際上，在很長一段時間，學界一直不清楚，這一版到底是在哪里刊印，由誰發(fā)行出版，因為在出版前后，伏爾泰對有關出版的所有信息，都諱莫如深。出版后，他也從未在任何場合表明這本書與他有關，甚至在給達朗貝的信中都謊稱：“我敢說這是本可怕的辭典，這是撒旦的作品?！彼赃@樣做，是因為生平多次因言獲罪，他對此十分恐懼，故平常行事極為審慎。Gabriel Grasset的版很快出現(xiàn)了兩個復本。其一出現(xiàn)在德意志境內，很可能是應腓特烈二世的要求而刊印，出版時間為1765年。這是《哲學辭典》所有版本中唯一一本在德意志出版的版本。另一個版本即我收藏的這本。三個版本封面有差別（圖），出版地“倫敦”（Londres）當然是偽造的。

從左至右，依次為Grasset版、Mongolfier版和柏林版（引自Google books公開本）

1764年《哲學辭典》是匿名出版，沒有署名，連出版地也是偽造的。順便說一句，法國革命前有很多地下出版物，都謊稱“倫敦”出版，這絕非隨意而為。這一版《哲學辭典》共收七十三個詞條，比現(xiàn)在通行的版本少了四十五個，而且沒有目錄。我收藏的這本，不僅有人讀過，還留下了六處筆記，其中三處將拉丁語譯成了法語，兩處修正了印刷錯誤，而且這位讀者還為本書做了一份精美的目錄。

手寫目錄

某位讀者的筆記與修正

…J’ai l? quelque part（我在什么地方讀的到）

Sachez surtout que le luxe enrichit（卻可使大國富庶）

Un grand état, s’il prend pert un petit（更要知道奢侈雖會使小國滅亡）

第一版《哲學辭典》印了多少本，現(xiàn)在無從考證。但是可以肯定，這書賣得非常好。1764年底，日內瓦已經有讀者抱怨說買不到了。次年9月，格林男爵在他主編的期刊《文學通信》中也談到巴黎也很難買到《哲學辭典》，他估計整個巴黎現(xiàn)在應該不到二十本，至多也只有二十五本。價格飆升很快。這書本來就不便宜，在法國境內售價六里弗，后來據說有人以五個金路易（louis）買了一套，這相當于一百一十里弗，當時一個熟練工人工作一周也只能掙十幾個里弗。所以，這版銷量應該不會太大，但傳播卻很廣，俄國、瑞典以及德意志境內不少領地都在賣。

與此同時，伏爾泰已經準備第二版的修改與排印。他增加了七個詞條，并交給了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商Marc-Michel Rey。此人是十八世紀法國境外最重要的法語作品出版商，負責出版過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1765年版《哲學辭典》甫一問世，便洛陽紙貴，據說八天賣掉了四千本。

辭典很快引起了官方注意。1764年版很快被日內瓦查禁，因“膽大包天、褻瀆宗教、無恥、摧毀啟示宗教”，于1765年9月24日被當眾焚毀。1765年版更成為眾矢之的，法國、羅馬、荷蘭、伯爾尼紛紛下令查禁。1766年7月1日，一名法國年輕的貴族騎士拉巴爾（La Barre）因褻瀆圣像被斬首，巴黎高等法院下令將《哲學辭典》與拉巴爾的尸體一同當眾焚毀。下令查禁此書的是高等法院院長Omer Joly de Fleury。這位《百科全書》的死敵在判決書中寫道：“如果獲悉此書的作者，那么這人一定要接受最嚴厲的懲罰?！边@真是應了海涅的話：在焚毀書的地方，最后也勢必會焚毀作者。

伏爾泰知道如何保護自己。他在通信中故意傳播各種子虛烏有的虛假信息，想借他人之口，否認自己與此書的關系。他說，這么一本博學的書，不可能是一個人寫的，一定是有個小團隊。他還說，他自己只有一個可以信任的出版商，這人就是Gabriel Cramer。更有意思的是，他在給友人的信中，逐條指出1764年版的錯誤，他說他的書商絕不會犯這類低級錯誤。所以，在出版之前的通信以及其他任何文件中，伏爾泰從來不提Gabriel Grasset，原因就在此。這些伎倆，實際上騙不到當時人，卻為后世留下一段令人忍俊不禁的軼事。

最后一個詞條vertu（美德）

伏爾泰為什么要編這樣一部辭典？這故事說來話長，而且可以從很多不同角度來講。從思想史的角度，讀者可以看看蓋伊的《啟蒙時代》上卷“現(xiàn)代異教精神的興起”。蓋伊是伏爾泰專家，很有權威，他把《哲學辭典》看成是抨擊宗教狂熱的代表作，是與“天啟宗教進行決斗的最著名的產物”。這個看法不會有錯。但我想在這里談談這本書誕生的歷史。

啟蒙時代是一個閱讀的時代，也是圖書的時代，更是辭典的時代。法國人一直喜歡編辭典，十八世紀的法國人更喜歡編辭典。1722年，學者Augustin Calmet就意識到：“我們生活的世紀，可以稱之為辭典的世紀，數百年來都沒見到過這么多辭典（Dictionnaire de la Bible）?！彼麄兿矚g把任何知識都編成辭典，除了學術類的，還有日常生活類的，比如《口袋版健康辭典》（Dictionnaire portatif de Santé）、《農業(yè)與園藝大辭典》（Dictionnaire universel d’agriculture et de jardinage）等。如果你覺得辭典太多，不知從何入手，別擔心，有人編了一本“辭典的辭典”：《辭典字母表》（Table alphabétique des dictionnaires）。

編辭典和出版辭典，都是“好生意”，尤其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后，賣得更好。之前，大部分大辭典的銷量不會超過兩千套。Pierre Bayle的《歷史批判辭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很受歡迎，賣掉了兩千五百份，已經是創(chuàng)下了紀錄。十八世紀中葉以后，辭典銷量大增，這或許與《百科全書》的推動有關。1751—1782年《百科全書》總共賣掉了兩萬五千套。熱銷的辭典一版再版，比如莫雷（L. Morei）的《歷史大辭典》（Grand dictionnaire historique）在十八世紀五十年代之前再版了二十三次，內容也從從原來的一卷增到十卷。出版商賺得盆滿缽滿。對開本的《百科全書》給勒布通（Le Breton）帶來了二百五十萬里弗的收益，當時法國一年歲入差不多在一億到一點五億里弗。

除此之外，辭典對文人來說也十分必要，因為隨著印刷技術的發(fā)展、印刷成本的降低、知識的普及，各種出版物不僅越來越多，而且太多了，都看不過來。1763年伏爾泰收到伯特蘭寄來的《化石大辭典》，在回執(zhí)中，他這樣說：

我堅信，應當把所有的知識都編成辭典。因為生有涯而知無涯。何況，還有這么多冗長的專著，這真是不幸。擁有一本辭典，就擁有了你需要的所有知識。這對那些博學的人來說更有價值，因為他總在努力回想他已經知道的東西。

伏爾泰深愛辭典，而且收藏了大量辭典，直到去世前兩年，還在不斷購進新出版的辭典。他也讀，讀得很勤奮。他的讀書筆記現(xiàn)在出版了，有五卷，其中大量是寫在辭典上的眉批。讀完后，他還評，通過各種方式，而且言辭尖刻，素來如此，當著達朗貝的面，說《百科全書》的不是。不過，這不阻礙他也參與《百科全書》的編纂工作，比如fausseté（虛假、謊言）、finesse（手段、手腕）就是他寫的。另外1762年第四版《法蘭西學院辭典》（Dictionnaire de l’acade?mie franc?aise）中T開頭的詞條是也出自他之手。去世前，伏爾泰還起草過一份新版《法蘭西學院辭典》的編纂計劃。

伏爾泰對辭典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他覺得辭典應當簡潔，像《百科全書》里littérature（文學）一詞寫了四五頁，意義不大。而且，辭典要便于攜帶，不僅出門在外也能看，而且有利于知識普及。伏爾泰堅信，知識應當以一種平等的方式進行傳播。在他寫給達朗貝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很值得玩味，既表達了伏爾泰對知識的現(xiàn)實功用的看法，也透露了啟蒙哲人對自身使命的理解：

我很想弄清楚，如果一本書的價格高達一百埃居（écus），會是多么糟糕。從來沒見過一套二十卷的對開本能引起變革（révolution）。只有那些價值三十蘇的口袋本小書（les petits livres portatifs），才需要擔心。如果福音書要賣一千二百銀幣（sesterces），那么基督教也建不起來。（注：1715年后法國幣值漸趨穩(wěn)定，一銀埃居約等于六里弗，一里弗約二十蘇）

所以，他對“便攜本辭典”（dictionnaire portatif）情有獨鐘。“便攜本辭典”是十八世紀的新事物，大概出現(xiàn)在三十年代。最早的“便攜本”是旅游辭典，介紹各地風土人情，這十分符合當時人對異域風情的迷戀與熱衷。上面提到的大部分辭典，比如Bayle的《批判辭典》都是對開本（in-folio），一頁分兩欄印刷，非常昂貴。便攜本辭典有四開本，也有八開本，印刷不分欄。根據書目學家的統(tǒng)計，從1738—1763年，出現(xiàn)過三十種口袋本辭典。伏爾泰很喜歡“便攜本辭典”，對此贊不絕口。他認為這類辭典既有“知識之博學”，又表現(xiàn)了“語言之精煉”。伏爾泰買了不少“便攜本辭典”，光1758—1760年間出版的就有五套。而且，他也想自己編一本，因為他覺得Bayle的《批判辭典》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太厚了。

1734年，伏爾泰的《英國書簡》（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法譯本在魯昂秘密問世，更名為《哲學通信》（Lettres philosophiques）。在書中，他表達了對英國的好感：“英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抵制君主并達到節(jié)制君權的國家，他們由于不斷努力，終于實現(xiàn)了如此開明的政府……”（第八封信）這的的確確是他真情實感的表露。但我們并不清楚，伏爾泰選擇這個時候出版《哲學通信》是否為了迎合法國政府需要。因為當時的“首相”弗勒里就是一位親英派。不過，伏爾泰失敗了，政府下令查禁此書，并于6月10日將來這本未獲得出版許可、言辭辛辣尖刻、諂媚英國的著作當眾焚毀。伏爾泰于是逃離巴黎。在給友人的信中，他寫道：“時代已經變了，《波斯人信札》把作者帶進法蘭西學院的時代已經過去了?！?/p>

伏爾泰來到法國西部的布萊斯河畔的西雷村（Cirey-sur-Blaise），在這里結識了才華橫溢的夏特萊侯爵夫人（émilie du Chatelet），他們的關系維持了十六年。在夏特萊夫人的陪同下，他出入各國的上流社會，為宮廷王儲創(chuàng)作詩篇戲劇，也贏得了上層社會的認可，終于步入法蘭西學院。但是，代價是只能做一個安分守己的文人，不能冒犯當局。因此，在這一時期，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畢恭畢敬的伏爾泰，而不是哲學家伏爾泰。不過，他是很有克制力，不是那種很情緒化的人，但是當情緒積聚到某個時刻時，就會爆發(fā)出來。這種狀態(tài)經常讓他的醫(yī)生手足無措。

1749年9月夏特萊侯爵夫人去世，差不多同時期伏爾泰的戲劇《塞米拉米斯》在巴黎上演。該劇一敗涂地。伏爾泰一氣之下，告別了巴黎，欣然接受腓特烈二世的邀請，前往普魯士。他和腓特烈二世早已認識，十多年前就見過面。而腓特烈二世對他仰慕已久：

我崇敬您，如同崇敬能言善辯的導師一樣。我喜歡您，如同喜歡一位有美德的朋友一樣。在一個像在您的祖國一樣尊重您的國家里，以及在一個具有高尚心靈的朋友家里，您還擔心什么奴役、痛苦與變故呢？

伏爾泰或許真的被打動。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通常都是我們作家不得已去奉承國王，而這位國王本人卻對我各方面倍加贊許。”他又一次投向了權力的懷抱，真心誠意地以為這一回他遇到了“伯樂”。腓特烈二世的確可以算是他的“伯樂”，至少在一段時間里如此。在波茨坦，伏爾泰享受了優(yōu)厚的待遇，他揣著宮廷侍從的金鑰匙，出入王室圖書館，整理修改國王著作通信。他對宗教的仇恨越來越強烈，對此，腓特烈二世似乎很寬容，因為他也反對基督教。這位年輕的國王和他父親威廉一世完全不同，既不敬畏上帝，也不忠于皇帝，基督教在他看來是“古老的形而上學的虛構物”。很快，在這位國王身邊，聚集了一批反宗教的斗士，其中有來自法國的普拉德教士（Jean-Martin de Prades）。

1751年底，普拉德教士向索邦神學院提交了他的論文，結果因宣揚自然神論，該文遭到查禁，他本人不僅被剝奪了學位，而且被巴黎高等法院下令流放。普拉德教士和狄德羅關系很好，所以連《百科全書》也受到了牽連，出版權被取締。1752年8月，普拉德教士流亡到普魯士，受到了腓特烈二世的熱情款待。不久，伏爾泰告訴國王，說他和普拉德教士共同起草了一份辭典編纂計劃，這是一份“推進人類理性的美好計劃”。他們的目的很明確，一是反對基督教，二是繼承《百科全書》事業(yè)。腓特烈二世欣然應允，并提供財政上的支持。這就是后來的《哲學辭典》的誕生。只不過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辭典的名字一直沒有確定。

伏爾泰和普拉德教士的工作進展很快，不到兩個月，完成了不少詞條。伏爾泰希望通過編纂辭典，借助這位國王弟子的權力，摧毀一切卑鄙無恥行徑。但是，腓特烈二世盡管能容忍他抨擊宗教，但是不能容忍他抨擊自己的權力。兩人的關系很快出現(xiàn)了危機。因為伏爾泰“舊病復發(fā)”，又忍不住要批評當權者。他在小冊子《阿凱基亞博士的刻薄發(fā)言》（Diatribe du docteur Akakia）中，嘲諷柏林科學院院長、數學家Pierre Louis Maupertuis無知淺薄。攻擊官方的科學院，不就等于攻擊腓特烈二世本人嗎？盛怒之下，這位國王下令讓劊子手在伏爾泰寓所的窗前，將這本小冊子焚毀。權力與知識之間的短暫蜜月又告結束，伏爾泰再次踏上流亡之路。在晚年1758年開始寫的《回憶錄》中，他這樣描述普魯士的這段日子：

這種獨特的管理方式，這些更為古怪的風俗，這種自相矛盾的斯多葛主義與伊壁鳩魯主義學派的結合，嚴厲的軍事紀律與放蕩不羈的宮廷生活的結合；這些留在辦公室供消遣的少年侍從，以及在君主窗戶下和他的眼前三十六次穿過棒陣的士兵，關于高尚道德的言論和肆無忌憚的荒淫無度，所有這些總和就是只有少數人才知道的一幅古怪的圖畫。

沒有獨立，便沒有知識，任何的依附，結果只能是犧牲知識。盡管從來沒有像盧梭那樣與權力發(fā)生正面沖突，但是他的著作也免不了被付之一炬的命運。離開普魯士后，伏爾泰或許明白了這些道理，他不再依附任何權貴，而是選擇在瑞士和法國邊境的費奈購買了一塊不大的地產，住了下來：

我最終這樣安排了自己的生活：既在瑞士，又在日內瓦，同時又在法國境內享受著獨立。

他暫時擱置了《哲學辭典》的編纂，或許是因為這本書給他帶來了一些不太好的回憶。但主要原因是，《百科全書》又可以順利出版了， 1754—1758年他忙著為狄德羅和達朗貝寫詞條。他對費奈的生活十分滿意：“這里有一種獨一無二的幸福?！彼膭?chuàng)作也邁向了巔峰，1759年《老實人》（Candide）大獲全勝，他獨有的那種通過辛辣諷刺來表達憂傷的高超手法抓住了每位讀者的心。伏爾泰徹底擺脫了之前經歷帶來的影響，年近古稀，卻更加斗志昂揚。當1759年2月6日《百科全書》再次被查禁時，伏爾泰決定為這個“因迷信而不斷呻吟的歐洲”獻上一部辭典。于是他重新開始了《哲學辭典》的編纂。不過，這已經不再是之前那部供君主消遣的詞典，而是一部自由之書，表達的是獨立和自由的精神：

我們總是應當從我們身處的位置出發(fā)，把當下視為我們的起點，考慮的是未來，而從來不是過去，把昨日之事視為在Pharamond（注：法拉蒙，法蘭克人的早期領袖）時代業(yè)已發(fā)生的事情，我認為這是最好的方法。

參考資料：

Roger Chartier & Henri-Jean Martin, 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aise, tome II, Le livre triomphant 1660-1820, Paris: Fayard, 1990

Bernard Quemada, Les Dictionnaires du fran?ais moderne: 1539-1863, Paris: Didier, 1968

Voltaire, 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uvres de voltaire, tome 35-36,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1994-1995

René Pomeau, Voltaire, Paris: Seuil, 1997.

阿爾塔莫諾夫，《伏爾泰傳》，張錦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