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
季羨林
一、“雙文化論”和“河東河西”論
2008年端午節(jié)，我以“寧夏平羅國務院五七干?！毙Ｓ训纳矸?，第一次登門拜訪周有光老人。那次拜見，相聊甚歡。除了敘舊，我也將一些思想文化上難以索解的問題，向周老請教。
臨別，周老送給我?guī)妆緯?，其中有《百歲新稿》《學思集——周有光文化論稿》等。周老對我說，他85歲退休以后，“離開專業(yè)的井底”，每日大量讀書看報，撰寫文化“雜文”，平均每個月發(fā)表一篇。這些書就是他從90到100歲所寫文化雜文的結集。
回來后，我開始一本接一本地讀他的書，感受到周老在歷史、文化、現(xiàn)實諸多領域，有許多令人振聾發(fā)聵的真知灼見。我特別注意到周老的“雙文化”觀點。大意是說，國際文化是世界各國所“共創(chuàng)、共有、共享”的共同文化，正在突飛猛進，覆蓋全球。目前每個國家都生活在傳統(tǒng)文化和國際現(xiàn)代文化之中，享受“雙文化”生活。
我對這個問題格外感興趣，是聯(lián)想到了13年前的1995年，對學界耆宿季羨林先生的一次訪談。那天，季先生向我詳細闡述了東西方文化“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觀點。他認為東方文化的特點是綜合，注重事物之間的聯(lián)系；而西方文化的特點是分析，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難以窮極分析下去。從而，他得出“21世紀西方文化將逐步讓位于東方文化”的結論。訪談后，我曾寫過一篇題為《接過文化傳遞棒》的文章，介紹季先生的文化觀（此文收入我與武寧合著，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2月出版的文化隨筆集《書邊人語》）。
時值上個世紀末，季羨林先生的“河東河西”論，暗合了朝野對民族復興的展望和自豪感，可謂盛傳一時。但接下來，學界不斷有人發(fā)文，對此觀點提出質疑。我讀到周有光先生“雙文化論”的時候，人類已在21世紀生活了8年，該怎樣重新認識所謂“東西方文化的矛盾、沖突、融合與發(fā)展”問題呢？細讀周老的書，我感到周有光先生的“雙文化論”，更好地回答了這一令許多人感到迷惘的問題。
周老并不贊成把人類文化分為東方和西方的“東西兩分法”。他認為從地區(qū)分布來看，有東亞文化、南亞文化、西亞文化、西歐文化四種傳統(tǒng)文化。文化的流動，不是忽東忽西，輪流坐莊，而是高處流向低處，落后追趕先進。這樣，人類文化才能不斷前進。
周老顯然不贊成“河東河西”論。他認為該理論來自文化不變的傳統(tǒng)學說——天不變，地不變，道亦不變。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往返遷移；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輪流坐莊。這是水平傳播的不變論，把東西文化看作勢不兩立，是不了解文化演變的歷史規(guī)律所致。
周老認為人類文化不是一成不變，而是不斷發(fā)展的。他描述了人類文化發(fā)展的三個主要方面：經(jīng)濟方面：從農(nóng)業(yè)化到工業(yè)化到信息化；政治方面：從神權政治到君權政治到民權政治；思維方面：從神學思維到玄學思維到科學思維。在這個過程中，西方文化的歷史發(fā)展最為典型，它經(jīng)歷了文藝復興、宗教革命、產(chǎn)業(yè)革命、民主革命，從“中世紀”逐步走向“現(xiàn)代”。自然哲學和社會哲學發(fā)展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一系列發(fā)明和創(chuàng)造，改變了人類的生活。西方文化成為國際文化的主流，也就是國際化的現(xiàn)代文化。但它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任何個人和國家都可以參加進去，從國際文化的客人變?yōu)閲H文化的主人。
有了現(xiàn)代文化，不是就不要傳統(tǒng)文化了?，F(xiàn)代文化和傳統(tǒng)文化是并行不悖的。現(xiàn)代人是“雙文化人”，既需要現(xiàn)代文化，又需要傳統(tǒng)文化。
雙文化并存的原因，是由于各個國家現(xiàn)代化發(fā)展有早有晚?！鞍l(fā)展有先后，殊途而同歸?！?/p>
談到文化發(fā)展的未來，周老說：“文化是一條不斷流淌的長河，今天人類還處于長河的源頭。自夸現(xiàn)在是文明時代，那是缺乏自知之明。在第三個‘千年紀’（2001~3000）中，人類文化將進一步大大提高，那時人類會羞愧地回顧第二個‘千年紀’的20世紀是不折不扣的野蠻時代?！?/p>
讀了這些論述，我覺得長期以來感到困惑的許多問題，一下子清楚多了。于是，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寫了一篇文章《周有光先生的“雙文化論”》。這篇博文被民盟中央刊物《群言》主編葉稚珊女士看到，發(fā)表在2008年第12期的《群言》雜志上。邵燕祥先生看到這篇文章后，在1月9日的《文匯報》上發(fā)表《報周有光先生書》。邵先生說：“您以平實的言語，講了一個關系人類命運的大問題，深入淺出，舉重若輕”，我“為您的真知灼見折服”。
后來，《周有光先生的“雙文化論”》又被《雜文月刊》《文藝建設》等雜志轉載，還被周老的連襟沈從文先生之子沈龍朱先生收入家庭雜志《水》；一些網(wǎng)站也轉載了，點擊率還挺高。
過些天，我突然接到周老兒子周曉平先生的電話。他說，爸爸很喜歡你寫的文章，約你去聊天。
我不免有點“受寵若驚”，趕忙赴約。先生見我來，非常高興。打開話匣子，一聊又是兩個小時。
周老對我說，他的《雙文化論》在《群言》上發(fā)表后，只是在很小的學界圈子里產(chǎn)生影響；而我的這篇文章，因為是與季先生的“河東河西論”對比著寫的，引起許多人的注意，無形中擴大了“雙文化論”的影響。
談到季羨林先生，周老對我說，他與季老只是文化觀不同，個人交往沒有任何問題。有一次開學術會議，他正巧和季老住在一個房間，談了許多話。周老說，季羨林這個人還是很好的，他的《牛棚雜憶》也寫得好。我們只是學術觀點有不同。
周老把學術觀點的分歧與私人交往、個人評價分得很開，這種態(tài)度令人欽佩。我對季老的為人和在東方文化研究上的學術貢獻也非常尊重，但在文化觀上更傾向于周老。
后來，周老在2010年出版的《朝聞道集》、2011年出版的《文化學叢談》和《拾貝集》等文化雜文集中，都收入了我這篇介紹“雙文化論”的文章，題目改為《從“河東河西”到“雙文化論”》。在《拾貝集》中，周老還做了這樣的說明：“改革開放初期，掀起一陣文化問題的討論。后來，人們的興趣轉變，不再談文化了。這時候，龐旸女士發(fā)表一篇討論文化的文章，好似夜鶯孤鳴，清醒耳目。龐旸介紹周有光的‘雙文化論’，用筆簡明扼要，勝過周有光原文。周有光反過來介紹龐旸的文章，要點如下……”
看到這段話，我真有點臉紅心跳。本來我只是對周老的文章寫下自己的閱讀體會，但周老卻給予這么高的評價，我愧領之余，唯有感佩周老提攜后學的熱忱。
二、漢字該不該簡化？
周老很歡迎年輕人去聊天，我也樂得經(jīng)常去討教。因此自那以后，每隔一段時間，我就去拜望周老，聽他談天說地。周老也時常把他新寫的，或者他看到認為不錯的文章復印下來，讓人郵寄給我。
在與周老的聊天中，又涉及到了周老與季老的另一個學術分歧：對簡化字的態(tài)度。
2009年，有政協(xié)委員在政協(xié)會議上提出“建議中小學增加繁體字課程”的提案。病榻上的季羨林先生就此發(fā)表看法：“漢字簡化及拼音化是歧途，祖先用了幾千年都沒感到不方便，為何到我們手里就拋棄了？追求效率不是簡化字的理由。”他還說：“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延續(xù)至今，漢字起了巨大的作用。讀古文必須讀繁體字，中國文化的信息都在那里面。”
我曾經(jīng)當過中學語文教師，又多年從事圖書編輯工作。在工作中對于漢字繁簡問題，我也產(chǎn)生過一些困惑。于是再去拜望周老時，便就此問題向他請教。
周老是漢語拼音方案的主要發(fā)明者之一，也參與了一些簡化漢字的工作。他說，作為漢字的一種輔助手段，拼音方案已顯示出了巨大的實用性，尤其是在信息時代幫助中國走向現(xiàn)代化，對此質疑的人不多。簡化字問題，他從幾個方面論述了其必要性：
一是向人民大眾普及文化的需要。周老說，1955年10月，中央舉行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他被邀參會。當時中央說要建設一個新中國，可人民80%是文盲，現(xiàn)代化怎么搞？所以把希望寄托在文字改革上面。那時，部隊里有一個叫做祁建華的教員，創(chuàng)造了一種速成識字法。給新兵掃盲，今天認5個字，明天認10個字，后天認20個字，三個月下來就可以看《人民日報》了。但他的方法在工人農(nóng)民當中推廣都失敗了。原因很簡單，新兵年輕，可以將整個精力都放在識字上面，工人、農(nóng)民有工作、有家庭，這個方法行不通。
周老認為，該不該簡化，要問全國的小學教師。小學教師普遍認為，簡化漢字的好處是：好教、好學、好認、好寫，閱讀清晰。他說，漢字簡化有利有弊，而利多于弊。繁體字筆畫繁復、難寫難認，簡化后，有利于在人民大眾中普及文化，也縮短了小學生識字的時間。
二是，從整個文字的趨勢來看，所有文字都是刪繁就簡。
周老說，世界文字，包括漢字和外國文字，都有“刪繁就簡”的自然演變。古代兩河流域的“丁頭字”(楔形字)和古代埃及的“圣書字”，都有明顯的簡化。從歷史上、理論上來看，文字都是越來越趨于簡化的。
他說，漢字簡化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項目，開始于清末。此前，其實一直都在不自覺中“簡繁并用”。書本印的是楷體(繁體)，寫信用的是行書(簡體)。
1956年公布的“漢字簡化方案”，是清末以來長期簡化運動的一次總結。這個方案采取“約定俗成”原則，肯定原有的簡化習慣，加以整理，盡量不造新的簡化字。
他說，大部分簡化字自古就有。中國的甲骨文中，就有許多簡化字，比如“車”字。他描述當初選擇簡化字是很謹慎的，比如“后”字，一個是皇后的“后”，一個是後來的“後”。為什么選這個“后”呢？“許多人批評我們選得不對，其實古書的《大學》一開頭就用了五個簡化的‘后’字：‘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边@種例子還有不少。
第三，漢字簡化并不影響文化傳承
周老說，在三千三百年間，漢字“體式”不斷變化，每次變化都包含明顯的簡化。你看：從甲骨文到金文到大篆到小篆到隸書到楷書到行書。對甲骨文來說，篆書是簡化；對篆書來說隸書是簡化。篆書變?yōu)殡`書稱為“隸變”，“隸變”是劇烈的簡化?！墩撜Z》原來用魯國“古文”書寫，到西漢已經(jīng)無人認識，于是改用當時的通用體式書寫，稱為“今文”。歷代都用當代通用體式改寫古書，否則無人能讀，如何繼承？規(guī)范漢字是今天漢字的法定通用體式。用規(guī)范字，包括其中三分之一的簡化字，是順理成章的文化繼承。
談到讀古書，他說，圖書館里依舊有簡化以前的繁體字古書，任何人都可以去閱讀。小學生沒有閱讀繁體字的需要，中學生自學繁體字并不困難，因為7000個通用漢字中只有少數(shù)是簡體字，大部分規(guī)范漢字不分繁簡。許多簡化字是類推出來的。比如，認識了一個簡化的“魚”字（四點改一橫），就能認識一連串“魚旁”的類推簡化字。
因而周老認為，簡化字和繁體字是結合起來繼承古書的，簡化字沒有妨礙繼承，而是幫助了繼承。
第四，簡化漢字不可能走回頭路
當我提到季老和一些人的主張，問他恢復繁體字有無可能？周老說，恢復不了的。這個問題最好還是去問小學教師，由教育部做一個廣泛的調查，聽聽小學教師的意見。小學教師肯定大多數(shù)都贊成簡化字。要廣大群眾來學，一個字兩個寫法是推廣不了的，必須要統(tǒng)一標準。
他說，從1956年到今天，半個世紀，簡化字在大陸已經(jīng)普遍推行于教科書、報紙、雜志、一般出版物，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一團亂麻的漢字，有了全國一致的規(guī)范化，這是漢字歷史的重大發(fā)展。
他說，這里有個“書同文”的問題。大陸一直在進行漢字的“規(guī)范化”工作，提高了“漢字學”和“漢字應用”的水平。大陸人口13億，用簡化漢字已經(jīng)用了半個多世紀。要讓超過港臺和海外華人十多倍的大陸人去遷就港臺和海外，回到從前不講規(guī)范化的時代，是明顯難以做到的。書同文，是同于多數(shù)人，還是同于少數(shù)人；同于規(guī)范化，還是同于不規(guī)范化，這要在“漢字學”的深入研究中理智地培養(yǎng)共識。
周老甚至認為，漢字簡化得還不夠，但是目前要先穩(wěn)定下來。有一次他問聯(lián)合國語言學會的工作人員，聯(lián)合國六種工作語言，哪一種用得多？對方說這個統(tǒng)計結果是不保密的，但是不便宣傳。實際上聯(lián)合國的原始文件里80%用英文，15%用法文，4%用西班牙文，剩下的1%里面有俄文、阿拉伯文、中文。1%都不到，怎么跟英文競爭呢？他認為漢字要進一步簡化，才能更好地被世界接受，在國際上真正發(fā)揮作用。他預期21世紀后期可能還要對漢字進行一次簡化。
周老和季老，都是學貫中西、令人景仰的大家，都懷一顆為國為民之心，個人私交也很不錯。但他們有著頗為不同的文化觀和語言文字觀。這是因為他們看問題的立意和出發(fā)點不盡相同。季老更多地是站在中國本位，從中國、東方傳統(tǒng)的立場看問題的；而周老更多地強調：“要站在世界看中國，而不是站在中國看世界”，立意于古老的中國如何追趕世界現(xiàn)代化的步伐。他們的思考都帶有鮮明的個人色彩，都是有價值的探索；他們各自都會有自己的擁躉，都會對中國的思想、文化產(chǎn)生很大影響。從我個人來說，我更服膺周老的道理，當然，這并不影響我繼續(xù)尊重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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