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能效法歐洲”的“告白”
美游和歐游，是梁啟超一生中最重要的兩次游歷。記載前者而有《新大陸游記》，記載后者而有《歐游心影錄》?！拔煨缱兎ā笔『?，梁啟超一度傾向“革命”，美游歸來，他徹底放棄“破壞主義與革命之排滿主義”。歐游之前，梁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批評本有取舍，甚至懷疑；歐游歸來，他徹底放棄“科學萬能”之迷夢，主張在中國文化上“站穩(wěn)腳跟”。《歐游心影錄》是他告別“科學萬能”并從而倡導“中國不能效法歐洲”的“告白”。（胡義）
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種延續(xù)力極強的文化。由于其內容復雜，價值多層，因而，人們如果從不同的視角和取向出發(fā)，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評價就難免見仁見智，各執(zhí)一端。就西方而論，自18世紀以來，對中國文化的觀感歷來呈兩極狀態(tài)，一極以德國科學家萊布尼茨、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重農學派魁奈等人為代表，他們對富于經驗理性、仁愛精神的東方智慧大加贊賞。另一極是以亞當·斯密、黑格爾為代表，這些西方哲人透見了東亞文化發(fā)展的遲滯性，認定它是一個缺乏活力的系統(tǒng)。時至當代，西方人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認識在逐步深化，但大體仍在上述兩極間徘徊。
從1904年到1920年，梁啟超十余年間對中國文化的評判發(fā)生截然背反的變化
現代中國人對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的看法也頗不一致，其分歧之大，并不亞于西方人。這種分歧不僅指西化派對東方傳統(tǒng)的貶斥與東方文化本位論者對東方傳統(tǒng)的褒揚之間形成的強烈對比，而且，即使在同一位中國思想家那里，先后對東亞傳統(tǒng)的褒與貶、揚與抑，往往形成巨大反差。如著名文化人梁啟超在20世紀初葉評價東亞傳統(tǒng)言論的驟變性，便是一個典型案例。
1899年，梁氏東渡太平洋，造訪美國，目的是“暫將適彼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問政求學觀其光”。1903年2月梁氏再次離日游美，并于1904年2月在《新民叢報》增刊發(fā)表《新大陸游記》，文中流露出中國大不如日本，更不如美國的感慨：
從內地來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輒一變，內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變，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變，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橫大陸至美國東方，眼界又一變，太平洋沿岸諸都會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游歷者所同知也。
此游記除大力推介美國的現代文明，特別是民主政治以外，還尖銳批評中國固有文明，還痛論中國人行為方式的種種不文明處，諸如：
西人數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國人數人同行者如散鴨。西人講話……其發(fā)聲之高下，皆應其度。中國則群數人座談于室，聲或如雷；聚數千演說于堂，聲或如蚊……吾友徐君勉亦云：中國人未曾會行路，未曾會講話，真非過言。斯事雖小，可以喻大也。
1899年至1904年間的梁啟超，對西方現代文明的仰慕，對東亞傳統(tǒng)社會及文化的不滿都溢于言表。
但時過十余載，1918年12月，梁啟超與蔣百里、丁文江、張君勱等7人旅游英、法、德、意等歐洲列國，1920年1月離歐，3月回歸上海。梁氏一行訪歐期間，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剛剛結束，西方現代文明的種種弊端一并充分暴露，一批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的人文學者對西方文明持批判態(tài)度（德國人斯賓格勒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沒落》為其代表作），有的甚至對西方文明陷入絕望，并把希冀的目光投向東方。梁啟超返回后發(fā)表的《歐游心影錄》對這種情形有如下描述：
記得一位美國有名的新聞記者賽蒙氏和我閑談，他問我：“你回到中國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帶些回去？”我說：“這個自然?！彼麌@一口氣說：“唉，可憐，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蔽覇査骸澳慊氐矫绹ジ墒裁?？”他說：“我回去就關起大門等，等你們把中國文明輸進來救拔我們?！?/p>
曾幾何時，在《新大陸游記》（1904年印行）中梁氏歷數中國社會及文化的種種病態(tài)，認為惟有學習西方才有出路，而在《歐游心影錄》（1920年印行）中，梁氏卻一百八十度轉變，向中國青年大聲疾呼：
我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地喊救命，等著你來超拔他哩。我們在天的祖宗三大圣（指孔子、老子、墨子——引者）和許多前輩，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業(yè)，正在拿他的精神來加佑你哩。
這里梁啟超申述的不僅是“中國文化救國論”，而且是“中國文化救世論”。必須指出的是，1920年的梁啟超與1904年的梁啟超相比，其愛國救世的熱情和誠意別無二致，其筆端也都“常帶感情”。然而，同樣是這位有著赤子之心的梁啟超，何以在十余年間對中國文化現世價值的評判發(fā)生如此截然背反的變化呢？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從離異到回歸的兩極評斷，竟然呈現于同一思想者真誠而富于感染力的言說之間，此一奇異的文化景觀，透露出怎樣的歷史信息？
梁啟超的兩種極端之論，是近代中國面對多層級變革交會的一種反映
梁啟超1904年撰寫的《新大陸游記》，洋溢著對中國固有傳統(tǒng)的批判精神，這是那一時代中國先進分子“向西方求真理”、以謀求現代化出路的必然表現。這種批判的出發(fā)點，是中國社會及文化未能導引出現代化，而且其若干層面還成為現代化的阻力。梁氏由此出發(fā)所揭露的中國社會及文化的種種病態(tài)，是中肯的，即使今日讀來，人們也能產生會心之感。
梁啟超于1920年撰寫的《歐游心影錄》，則是在對西方現代文明的弊端（或曰“現代病”）有所洞察后，再反顧東方，發(fā)現中國智慧具有療治現代病的啟示價值。這種以中國智慧挽救現世文明的論斷，雖然缺乏細密的歷史分析，然而其間也包蘊著若干真理的顆粒。
人們往往因梁啟超1904年至1920年間的思想大轉變而嘲諷他的“多變”，梁氏自己也曾以此類行徑自嘲。其實，對傳統(tǒng)文化先后持兩種極端之論，并非梁氏個別特例，在其他近代文化巨子那里也有類似表現，如嚴復戊戌時期在《救亡決論》中歷數中國傳統(tǒng)文化弊端，并倡言：“天下理之最明而勢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國不變法則必亡是已。”而嚴氏晚年力主回歸傳統(tǒng)，高喚：“回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qū)?！?/p>
我們今天對此種現象的認識，不能停留于對梁氏、嚴氏等前哲跳躍式思維的一般性批評，而應當進一步考析：這種“大轉變”“大跳躍”報告著怎樣的時代消息？今人應當從中獲得什么啟示？
簡言之，否定與贊揚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兩種極端之論集于一人，是近代中國面對多層級變革交會的一種反映。西方世界幾百年間實現工業(yè)化與克服工業(yè)化弊端這兩大先后呈現的歷時性課題，都共時性地提到近代中國人面前，魯迅1919年在一篇隨感錄中說：
中國社會上的狀態(tài)，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自油松片以至電燈，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鏢槍以至機關炮，自不許“妄談法理”以至護法，自“食肉寢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義，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面對中國社會的“多重性”，孫中山力主發(fā)展資本主義經濟，同時又在中國資本十分薄弱之際便警告要“節(jié)制資本”，便是交出的一種有民粹傾向的答案。而梁啟超于20世紀初葉的兩種極端之論也是試交的一種答案：梁啟超1904年批評東亞社會及文化，其出發(fā)點是“現代化的訴求”；而1920年呼喚以東亞智慧拯救西方，拯救現代文明，其出發(fā)點則是“后現代的探索”。
梁氏在短短十余年間發(fā)表兩種極端之論，給人以荒誕印象，是因為他在尚未厘清前一論題時，便匆忙轉向后一論題，更沒有來得及對二者加以必要的整合。這當然是梁氏個人學術性格所致，但也是20世紀的中國及東亞社會面臨文化轉型的多重性所致——作為“后發(fā)展”的中國，以經濟層面的工業(yè)化和政治層面的民主化為基本內容的現代化尚任重道遠之際，早已完成現代化任務的西方世界面臨的“后現代”問題，通過種種渠道朝著中國紛至沓來。這樣，中國人（特別是知識精英）一方面要揚棄東亞固有的“前現代性”，以謀求文化的現代轉型；另一方面，又要克服主要由西方智慧導致的現代文明病，此刻，以原始綜合為特征的東亞智慧又顯現出其“后現代功能”。
梁啟超敏銳地把握了東亞智慧在歷史不同層面上的不同功能，各有精彩闡發(fā)，留下足以傳世的讜論，當然，他未能將兩種歷時性的論題加以必要的厘清與整合，留下思維教訓。
應當把握歷史向度，克服心醉西風的西化主義和夜郎自大的東方主義兩種偏頗
當下中國社會及文化轉型的繁復性更遠勝梁啟超時代。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轉型，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展開的：世界文明史幾個世紀以來現代化進程的種種歷時性課題，都競相在中國大地作共時性演出。我們對傳統(tǒng)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較之單一的工業(yè)化時代更為復雜、深刻。面對多層級變革交會，應當防止只注意某一層級，忽略其他層級的偏頗。我們今日討論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現代價值，不應重蹈先輩的故轍，在“一味貶斥”與“高度褒揚”的兩極間擺動，而應當歷史地考察中國智慧的生成機制和內在特質，既肯認中國智慧創(chuàng)造輝煌古典文明的既往事實，又研討中國智慧未能導引出現代文明的因由，從而不回避現代化的“補課”任務。同時還要開掘中國智慧療治現代病的豐富內涵。在展開這些思考時，應當把握歷史向度，克服心醉西風的西化主義和夜郎自大的東方主義兩種偏頗，這是梁啟超等先輩提供給我們的思維教訓。以平允、周正的態(tài)度看待中國智慧與西方智慧，努力謀求二者在不同層面的互補與整合，方有可能創(chuàng)造健全的新文明。（文/馮天瑜 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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