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與追念》《學理與學誼》《三升齋隨筆》
榮新江先生的新著《三升齋隨筆》于2020年6月由鳳凰出版社作為“鳳凰枝文叢”出版，收錄作者在中外關系史、西域史、敦煌學、吐魯番學、中國中古史五個領域的文章三十一篇。
多年來，榮先生在這些領域勤耕不輟，成果豐碩。這部新著是榮先生構建中的學術大廈的一部分，從不同方向繼續(xù)推進著他的整體研究，同時有著更多治學方法和學術理念的闡釋。不僅如此，書中還呈現(xiàn)了一位學術領軍者百煉成鋼的點滴，從一個側(cè)面折射了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學術的發(fā)展、中外學術交流的演進。因此，與榮先生出版的《學理與學誼》（中華書局，2018年6月）和《從學與追念》（中華書局，2020年9月）一樣，這部著作既有學術史的意義，也有方法論的啟迪。
一、起步與精進
三升齋的由來，榮先生在序中說：“上大學一、二年級時，聽王利器先生來北京大學講《漢書·食貨志》，其中有‘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損亦如之’，頗覺用以比擬治學，也十分合適，于是斗膽給自己起個齋號，名曰‘三升齋’。其實那時住在北大38樓202室，八人同窗，哪里有齋！我處上鋪，只有一張床而已。不過這句話的后半，正是我著意所取，以此來鞭策自己。因為 78級中國史這個班，年齡差距在一輪以上，而所積累的知識，也有天壤之別，我只得暗下決心，以勤補拙?！?/p>
1978年，是高考恢復后許多大學和一些專業(yè)的首屆招生。十多年來積淀的各路精英通過高考踏進大學校園，因此出現(xiàn)了“年齡差距在一輪以上”的同班同學。日后稱雄史壇的李孝聰、鄧小南、王小甫、閻步克等人，都與榮新江同班。本書第一篇文章《梵蒂岡所藏漢籍目錄兩種簡介》中提到的李孝聰先生，大榮先生十三歲。鄧小南、王小甫和閻步克先生也分別大榮先生十歲、八歲和六歲。年齡相差一輪，積累的知識也有天壤之別，讓從中學甫一畢業(yè)即跨入北大之門的榮新江“暗下決心，以勤補拙”，開始了學術的起步。
從那時起，勤勉治學成為榮先生人生的唯一道路與堅持。1979年，“敦煌文書研究”課程首次出現(xiàn)在了北大歷史系課程表上，由王永興和張廣達兩位先生講授。此時，在季羨林、周一良、宿白、王永興、張廣達等先生推動下，在歷史系主任鄧廣銘先生支持下，北大逐漸形成一個敦煌學研究的圈子。北大圖書館專門給了一間研究室，把五百多種中外文敦煌學圖書和英藏、法藏及北圖藏敦煌文書的縮微膠卷搬到研究室里供大家使用（138-143頁）。當時英藏、法藏、北圖藏敦煌文書并沒有像今天這樣廣為出版，只能用手搖的縮微膠卷閱讀機閱覽照片。榮先生參照《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前后搖了三遍，打下了敦煌研究的扎實基礎。
1982年，北大中古史中心編輯的《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由中華書局出版，這是“文革”后北大研究敦煌學成果的首次集中展現(xiàn)，榮先生在論集上發(fā)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學術論文。他在《從“手抄本”到彩版精裝——中華書局與我的敦煌學之旅》中寫道：“對于我這個78級的本科生來說，借著與張廣達先生合撰的《關于唐末宋初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系問題》，得以忝列其間，無比榮光。這是我平生第一篇正式的學術論文，由此它把我規(guī)范到敦煌學、西域史的專業(yè)領域當中?！保?38-143頁）
1984年9月，按照合作培養(yǎng)研究生的計劃，榮先生前往荷蘭萊頓大學學習，師從當時歐洲最富盛名的漢學家許理和教授。在這里，他度過了人生中最緊張、最享受的一段讀書生活。當做足了調(diào)查歐洲所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的準備后，1985年4-6月，他獨自從荷蘭出發(fā)，走訪倫敦、巴黎、柏林、不來梅、哥本哈根、斯德哥爾摩等地的敦煌吐魯番文獻收藏單位，拜訪劍橋大學貝利、漢堡大學恩默瑞克等名家，掀起了國際學術殿堂的一扇扇門扉，通過了歐洲漢學界的一場場學術“鴻門宴”考試?；貒?，通過北大碩士論文答辯，畢業(yè)留校進入中古史中心工作，正式開啟學術人生。
辛勤耕耘、廣種博采，榮先生的學術領域日益拓寬，學術水平日益精進，學術成果日益豐富。
二、佳話與佳例
1983年2月，哈佛大學楊聯(lián)陞教授收到了北大宿白教授寄來的《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皶u可以媲美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周一良語）的楊聯(lián)陞，隨即撰寫了《〈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讀后》。其中，論及張、榮合撰論文時說：“榮新江君是北大歷史系本科生，與廣達先生師生合作，不但可為佳話，也希望可為佳例?！?/p>
三十七年過去，張、榮合撰論文不僅成為“佳話”，學術的薪火相傳更已成為“佳例”。
《三升齋隨筆》中收錄了兩篇作者為恩師著作撰寫的書評，即《考據(jù)與義理的相互為用——張廣達先生〈文本、圖像與文化流傳〉讀后》和《喚起廢墟遺址中酣睡的文化性靈——張師廣達先生〈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讀后》。這是筆者所見對張先生這兩本論著的最深入的解析之作，尤其是后者，飽含深情地介紹了張先生的人生史和一些文章的學術史，彰顯了這位歷史學家的史才、史學、史識和史德。
榮新江編輯的張廣達先生著作三種
碎葉的考證，是學術史上的經(jīng)典案例：張先生在“文革”結(jié)束開始學術新生后所寫的《碎葉城今地考》，針對當時史學權威郭沫若、范文瀾等提出的西域兩碎葉說（一在中亞，一在焉耆），遍檢史籍，說明焉耆之地無碎葉，然后依據(jù)漢籍和阿拉伯、波斯文穆斯林地理文獻有關碎葉城的記錄，確證托克瑪克西南八至十公里處的阿克·貝希姆廢城為碎葉城遺址（102-103頁）。同時，碎葉雖被排除在焉耆之外，但張先生與回鶻文專家耿世民先生合撰《唆里迷考》，精密考證，把一個沒有定位的西域地名——“唆里迷”考證在了焉耆。
碎葉城遺址（榮新江攝）
隨后，榮先生接手從碎葉開始的學術“偵破”。受《唆里迷考》啟發(fā)，他論證了“焉耆”變名為“唆里迷”的原因：公元840年回鶻西遷，主力隨龐特勤到達焉耆地區(qū)，斷絕了漢代以來龍姓的焉耆王國，迫使原焉耆人東遷伊州、沙州、肅州、甘州等地，變成“龍家”，新到的回鶻人給焉耆以新的名稱，于是有了“唆里迷”一名（《龍家考》）。
由碎葉引發(fā)的學術接力，留下了一段學術佳話；而他們相繼訪學荷蘭的一段佳話，則開啟了更長時間的學術接力。
1981年，張廣達先生前往荷蘭，進行為期八個月的學術訪問。期間，張先生既取則于先賢向達、王重民等先生，盡量搜集資料，看稀見圖書，翻拍英法所藏敦煌吐魯番文獻，同時又盡可能多地接觸海外同行，了解他們的治學路數(shù)，考察當代西方學術發(fā)展大勢，作為研究歷史不脫離理論和現(xiàn)狀的參照系（張廣達《我和隋唐、中亞史研究》）。
三年后，榮先生來到荷蘭訪學十個月，在張先生指導下，最后對歐洲所藏敦煌吐魯番文獻進行了較為徹底的調(diào)查，后來擴大到蘇聯(lián)（俄羅斯）和日本等國，成為國內(nèi)第一個遍覽英、法、德、俄、日五大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收藏地的學者。
經(jīng)過多年的學術積累，榮先生第一本中外關系史論著——《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三聯(lián)書店，2001年）面世。這本贏得了國際學界廣泛贊譽的著作，除學術貢獻之外，榮先生的后記和張先生的序言還展示了一段學術薪火相傳的故事。榮先生在后記中深情地回憶：“他（張先生）以不同的形式為我打開一扇扇學術的門扉，從北大教室的講壇，到塔里木盆地的考察路上，從季羨林先生的‘西域研究讀書班’，到巴黎國立圖書館前的小花園，話題從唐朝、敦煌、于闐，一直到遙遠的西方?！睆埾壬谛蛑袆t欣慰地寫道：“新江借助于整理文書和古籍的深厚功力、學術上的開闊視野，在追蹤既往，喚起廢墟遺址中酣睡的文化的性靈，再現(xiàn)中古中國與西亞伊朗之間湮沒已久的文化聯(lián)系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績?！?/p>
而被楊聯(lián)陞教授稱為“佳話”的張、榮合撰于闐史論文，與兩人合撰的其他九篇論文一道，以《于闐史叢考》一書在1993年出版（這對榮先生來說，也是他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純學術著作）。這部被學界譽為“站在國際學術潮流的前沿之作”，確立了唐宋時期于闐的王統(tǒng)世系，解決了和田與敦煌出土于闐文和漢文文書的年代問題。對此，饒宗頤先生在《〈于闐史叢考〉序》中指出，本書“原原本本，殫見洽聞，為佛教史增入若干新葉，填補了許多空白，一向于闐文材料被視為畏途，通過兩位教授的探索，死文字給弄活了”。
為了把于闐文“死文字給弄活”、讓于闐的歷史復活，兩位先生克服種種困難，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多次前往和田，同時遍訪流失海外文獻資料，與哈密頓、熊本裕等名家往復論辯，研究課題漸次展開。張先生去國后，師生的合作研究在艱難的條件下依然沒有停止，并在2008年出版了《于闐史叢考》增訂本。
三、學術源與流
榮先生耕耘的學術領域眾多、學術之源廣博。中外關系史、西域史、敦煌學和吐魯番學，都直接涉及眾多胡語文書和一些“死文字”、涉及多種文明的交融與匯聚。敦煌新疆等地的各種胡語文書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捆載而去，解讀胡語文書的語言學大家也多出自歐洲，同時日本的學術研究積累深厚。因此，榮先生的學術之源，除了乾嘉考據(jù)學、西北輿地學等中國傳統(tǒng)學術之外，還有歐洲的東方學（漢學）和日本的中國學。
1952年高校院系調(diào)整之時，清華大學、燕京大學歷史系的骨干教師匯入北京大學，三校合一之后的北大歷史系極一時之盛。三十年后，北大中古史中心獲批成立時，有鄧廣銘、周一良、宿白、田余慶、王永興、張廣達等學術骨干，鄧廣銘、宿白、田余慶為院系調(diào)整前的北大教授，周一良教授由清華合并而來，從外地調(diào)入的王永興先生曾經(jīng)擔任過陳寅恪先生的助手，張廣達先生則是就學于燕京和北大、并有家學淵源的中亞史專家。這些中古史領域的頂尖學者，給了榮先生一個極好的學術環(huán)境。
與此同時，鄧廣銘先生廣延校外名家前來講學，其中榮先生的“三升齋”之名便是聽了王利器先生的課之后所取。教室之外，是更廣闊的課堂。鄧廣銘、周一良等老先生不時給學生們講述陳寅恪、傅斯年、胡適等學術前輩的故事，這些學術前輩正是民國時期西學和國學兼通的一代學人，薪火在學林掌故中傳遞。張廣達先生更是帶著他四處拜師學藝：參加季羨林先生主持的“西域研究讀書班”；跟王堯先生上古藏語課和攻讀敦煌藏文文書；成為中國伊朗學開拓者葉奕良麾下的伊朗學研究成員……
歐洲方面，從訪學萊頓大學時起，榮先生持續(xù)與歐洲學界交流，不斷拓展自己的眼界和知識。他曾述及在倫敦的聽課經(jīng)歷：“1991年到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旁聽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教授講粟特文、于闐文的課，當時教室里除了他就兩個人，一個是他的學生，一個是我在旁聽?！?/p>
鄰國日本，榮先生正是在“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的背景下步入學壇的。京都大學藤枝晃教授的歸義軍研究和敦煌寫本學研究，東京大學池田溫教授的《中國古代籍帳研究》《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等，都是中國敦煌學者的案頭之書。無論在日本，還是在北京，榮先生與日本敦煌學界的領軍人物都多有往來。在京都，與藤枝晃一道參觀京都國立博物館、藤井有鄰館等收藏的敦煌吐魯番寫本。在北京，池田溫先生回憶1992-1993年在京生活時寫道：“在北大的朋友中，來往最為密切的，年長的有周一良教授，年輕者有榮新江氏，常受到他們二人的格外關照?！保ā稇涯钔跤琅d教授》）
榮新江與藤枝晃在藤井有鄰館交談，池田溫拍照中
當今甚為發(fā)達的美國中國學與成果豐碩的俄羅斯（蘇聯(lián)）中亞史研究，同樣給予榮先生豐富的學術養(yǎng)分。前者如與“偉大的粟特學家”、俄羅斯學者馬爾沙克的七次學術聚會，后者如1996-1998年由北大中古史中心與耶魯大學歷史系合作開展“重聚高昌寶藏”研究。
從這些片段的征引中，我們看到，中國傳統(tǒng)學術、歐美東方學（漢學）和日本中國學積淀下的種種，給榮先生以滋養(yǎng)。正是這些廣博的學術之源，形成了榮先生著作中的國際視野與中國底色。以中國歷史、中原王朝為基，在“通識”（具備世界性的眼光）中求新，使他能嫻熟地應用其研究領域的各種新舊史料及不同語言的中外研究成果，同時作出甄別，找出新角度、提出新問題，寫出一部部具有國際視野又立足本土的著作。
四、國際視野與中國底色
本書“中外關系史”板塊收文七篇，除隨筆《創(chuàng)作應體現(xiàn)絲綢之路的內(nèi)涵》之外，其他六篇都是書評。
不同學術源流的中西文化影響，不僅體現(xiàn)在榮先生的論文中，也以西方學術書評和中國學術隨筆的形式體現(xiàn)在《三升齋隨筆》里。他在本書的序中說：“西方學術的‘書評’傳統(tǒng)和中國學術的‘隨筆’習慣，對我都有很深的影響。”
在榮先生看來，好的書評是一座通向廣闊的學術世界的橋梁，也是一種與世界接軌的學術規(guī)范。
《中國學術的海外貢獻》是讀《近代海外漢學名著叢刊》撰寫的書評。這套叢刊共六十三種，專收民國時期翻譯出版而1949年以后沒有重印過的海外漢學名著。榮先生寫道：中國在大清王朝統(tǒng)治下，學者仍然固守傳統(tǒng)的經(jīng)史之學而皓首窮經(jīng)的時候，西方學術已經(jīng)步入現(xiàn)代科學殿堂，早已開始分門別類地研究哲學、文學、歷史、語言、考古、民族等等學科，從理論到方法，都嚴謹科學地建立了本學科的學術體系。西方學者，隨之而來的是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學者，用這些新的理論和方法，把中國的各種學問也都納入到新的學科體系中去研究，產(chǎn)生了一批系統(tǒng)深入論述某一學科方面的漢學專著，與中國傳統(tǒng)學術以古籍分經(jīng)史子集寫札記的著作大相徑庭（84-85頁）。收入?yún)部奶偬镓S八、白鳥庫吉等人的著作，與沙畹、伯希和等人的著作一道，給中國學者以刺激和啟迪，推動中國學者急起直追。
如果說，《叢刊》是將海外漢學名著“引進來”，那么，耶魯大學韓森教授編選的《絲綢之路研究論文精選集》，則是中國學者的學術名篇“走出去”?！哆x集》精選了歐美、中國、日本學者與絲綢之路相關的論文二十九篇，多為了解和研究絲綢之路的經(jīng)典之作。值得一提的是，《選集》選入了榮先生的四篇英文論文。此外，《選集》收錄韓森撰《有關公元500-1000年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貿(mào)易者粟特人的新著》，評述了兩本論述絲路上的粟特商人的新著，其中一本是榮著《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這從一個側(cè)面顯示了榮先生的研究受到國際學界的重視程度。
受先賢影響，榮先生始終與國際學界保持對話。他走在世界各地的過程，也是與各國學術最前沿的學者打交道的過程。對國內(nèi)外最新成果的跟蹤和對國際學術動向的了如指掌，使他始終保持著寬廣的國際視野。在榮先生這里，學問只有一種，沒有國際、國內(nèi)之分。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蓋今世治學以世界為范圍，重在知彼，絕非閉戶造車之比?！?/p>
《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出版十多年后，榮先生又相繼出版《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2014年8月）、《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2015年8月），將中古時期的中外關系史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一方面是榮先生繼續(xù)運用“二重證據(jù)法”，整合傳世史籍、敦煌西域漢文文書和胡語文書、出土墓志、石窟壁畫、考古報告等各種史料展開研究；一方面是虞弘、安伽、史君等眾多粟特首領的墓葬在世紀之交相繼出土，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獻和圖像新資料，國際間的學術對話熱烈展開，使得榮先生等中國學者的粟特研究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
榮先生一部部兼有國際視野和中國底色的著作誕生，還在于他始終不曾忘記田余慶先生提示于他的做學問時“一只腳要跨出去，一只腳要立足中原”。不僅一手研究隋唐史，一手研究中外關系史、西域史和敦煌吐魯番文書，而且在研究后者時，不脫離中原典籍、制度和文化，把中外學術打通，與世界學術共振。
五、西域與域外
“西域史”板塊收文四篇。多元文化匯聚和物質(zhì)交流頻繁的西域，正如張廣達先生所說值得學人像法國年鑒學派費爾南·布勞代爾處理地中海世界那樣，認真架構一番，展開綜合性研究。然而，研究西域的困難遠在研究地中海區(qū)域之上，因為過往的材料“不足以構成‘史實束’或‘系列性資料’”，難以理出史事經(jīng)緯。幸運的是，陸續(xù)出土的漢語和胡語文書及考古新發(fā)現(xiàn)，不斷充實著被湮滅在歷史時空中的諸多文明片段；持續(xù)推進的學術研究成果，不斷豐富著生活在這里的古代族群的歷史細節(jié)。
《西域發(fā)現(xiàn)的漢文文書及其價值》一文是榮先生有感而寫。有時出土的一個非常不起眼的廢紙片，可能就是一個小學生寫的《蘭亭序》習字殘片，人們并不知道它的價值，也就不把它當回事，但在榮先生看來卻意義非凡：“《蘭亭序》是唐太宗特別喜歡的書法，傳說原本放在昭陵里。宮廷摹本流傳出來以后，用作小學生習字的母本。我們今天看到，不僅在敦煌，甚至在于闐都有小孩臨摹《蘭亭序》。中原文化傳播到這么遙遠的西域邊陲，意義非常重大?！保?26-130頁）
從一件新發(fā)現(xiàn)的破碎文書中獲取到的歷史信息，給唐代西域恢復了書聲瑯瑯的生活圖景。一個更加廣闊的未來是：新疆地區(qū)近年來考古不時有新的發(fā)現(xiàn)；更多漢文文書和胡語文書在解讀和研究獲得進展的同時，不斷有新的文書被發(fā)現(xiàn)和出土；伊斯蘭時代的絲路研究和十九世紀以來西方探險家的中亞考察活動，仍然有大量的歷史信息隱藏其中有待揭秘。
《加強西域地區(qū)的絲綢之路研究》一文指出：西域絲路研究在五個方面依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間（121-125頁）。特別值得提及的是，榮先生提出除了加強新疆境內(nèi)佛寺、石窟本身的研究之外，還應把目光聚焦于境外：“考古、美術史工作者應當借助‘一帶一路’的東風，沿著絲綢之路向外伸展自己的學術領域，把對于境外中亞地區(qū)的考古調(diào)查和發(fā)掘列上日程，把對于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國境內(nèi)的佛教遺址，甚至瑣羅亞斯德教、景教遺址的考古調(diào)查作為努力的方向。根據(jù)我們近年來對中亞一些遺址，如阿克貝希姆（碎葉）、片吉肯特等遺址的考察，當?shù)貙W者很希望與中國學者合作發(fā)掘，這項工作的進展，是我們對絲綢之路研究的拓展，對于新疆古代佛教、景教遺址的進一步研究，一定有意想不到的收獲?！保?22-123頁）
就絲路研究而言，改革開放前，中國學者很少涉足中亞和西亞等域外絲路之地，外國學者也很少到中國敦煌新疆等地考察。中國改革開放后，日本和歐美學者紛紛來到敦煌新疆等中國境內(nèi)絲路沿線；蘇聯(lián)解體后，中亞地區(qū)開放，西方的考察隊紛紛前往，同時像馬爾沙克那樣的中亞考古學家被邀請至歐美講學、發(fā)表文章，歐美和日本的一些刊物大量刊載蘇聯(lián)中亞考古動態(tài)與研究成果，但中國學者依然很少涉足境外絲路沿線。在這樣的背景下，同樣是研究絲綢之路，中國學者多集中于中國境內(nèi)，歐美和日本學者的視野則更加廣闊。直到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學者才越來越多地行走在了境外絲路上。榮先生作為其中一員，越過帕米爾高原，走到了古代的撒馬爾罕、波斯和馬可波羅的故鄉(xiāng)，與國外學者展開了頻繁的交流與合作。
榮新江等考察馬可波羅的阿薩辛古堡
六、愛國主義與世界主義
“敦煌學”板塊收文七篇，主要涉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敦煌學的發(fā)展及未來。
榮先生在《從〈講座敦煌〉到〈敦煌講座〉》一文中寫道：日本學者在二十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曾出版過九本一套的《講座敦煌》叢書，主要以不同類別的文獻為基礎，對敦煌學的材料做了通論性的闡述?，F(xiàn)在三十年過去了，各國收藏的敦煌文獻資料基本刊布于世，敦煌石窟的圖像之類也比較容易見到了。因此，我們編纂的《敦煌講座》書系，力圖區(qū)別于傳統(tǒng)的敦煌文獻研究，希望以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從文獻到歷史，從文獻到藝術，從文獻到各個領域，把敦煌文獻與歷史、藝術等學科中的某個專題結(jié)合，把敦煌學的基礎知識用新的方法、新的脈絡串聯(lián)起來，用新的視角來闡述敦煌學的各個方面（161頁）。
從日本出版《講座敦煌》叢書，到中國出版《敦煌講座》書系，是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敦煌學發(fā)展變化的寫照，也是改變“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研究現(xiàn)狀的體現(xiàn)。在這個過程中，為《敦煌講座》書系撰寫總序的榮先生，也逐漸成為“國際敦煌學的領軍者”（池田溫語）。
從《講座敦煌》到《敦煌講座》，我們也看到了榮先生那代學人在敦煌學研究過程中體現(xiàn)出的愛國主義與世界主義。談及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敦煌學的快速發(fā)展，榮先生說：“在‘團結(jié)起來，振興中華’的愛國主義號召下，在傳說日本學者揚言‘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的刺激下，從事敦煌學研究的中國學者，更是把奮起直追，以奪回敦煌學研究中心為己任，迸發(fā)出極大的能量，日以繼夜，焚膏繼晷，刻苦鉆研，努力追趕?！保?77-178頁）
相傳為藤枝晃所說的“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在當時的中國敦煌學界影響巨大，它促進了中國敦煌學的迅猛發(fā)展，也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中日兩國敦煌學界某些領域的交往，阻礙了中國學者吸取他人的長處。1988年，在聽說藤枝晃要來北京參加敦煌學術會議后，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季羨林特別提出“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的口號，來打消中日兩國學者間的隔閡。因此，榮先生強調(diào)，應當肯定愛國主義對中國敦煌學研究所起到的推動作用，也應當警惕過激的所謂“愛國主義”情緒。
榮先生說：“我堅持認為敦煌學是一門世界性的學術，敦煌學需要一種世界主義的精神，中國的敦煌學需要具有一種胸懷寬廣的國際視野，而不應抱有一種狹隘的所謂‘愛國主義’情緒。對于當前的中國敦煌學界來講，只有拓展領域，思考問題，溝通中外，才能既不負華夏之國寶，又能襄進世界之學術?！?/p>
1998年7月，日本敦煌學領軍人物藤枝晃去世。榮先生在《藤枝晃教授與敦煌學研究》中寫道：“在藤枝晃先生研究的領域，中國敦煌學者在敦煌歷史研究上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果，但在‘寫本學’方面還沒有機會和條件，從總體上趕上藤枝晃先生已經(jīng)取得的成績。敦煌寫本散在世界，敦煌學在世界，藤枝晃先生正是這種意義上的敦煌學家?！?/p>
2007年，藤枝晃之后的日本敦煌學領軍人物池田溫著《敦煌文書的世界》在北京出版。榮先生所撰序言同樣表現(xiàn)了他的世界主義精神：“對于中國的敦煌學界而言，現(xiàn)階段的敦煌學，我們最需要的是國際視野。池田溫先生就是富有國際視野的世界級的敦煌學家，相信本書中文本的出版，將對于中國敦煌學的發(fā)展，對于中國敦煌學與國際學界的對話，都是富有積極意義的?！?/p>
七、文獻整理與歷史研究
“吐魯番學”版塊收文四篇。榮先生指出，進入二十一世紀，吐魯番學正沿著敦煌學的成功道路快速前行。吐魯番學已悄然從敦煌學的后臺走到前臺，正在展現(xiàn)自己的真實面貌。然而，吐魯番學畢竟比敦煌學起步晚，還有許多事情要做（208頁）。
在敦煌學研究中樹立了標桿的榮先生，在時下吐魯番學研究中同樣起著領軍者的作用。榮先生指出，與傳統(tǒng)學術主要依賴傳世文獻不同，吐魯番學和敦煌學一樣，其研究對象相當大的部分是出土文獻，因此文獻的公布是研究的基礎?！霸谧罱陜?nèi)，敦煌文獻得到比較徹底的整理與刊布，吐魯番文獻還沒有全部整理影印出版?！保?99頁）
榮先生不僅全力追蹤調(diào)查海內(nèi)外吐魯番文獻，而且與李肖、孟憲實先生一道主持了對1997-2006年間吐魯番新獲出土文獻的整理，2008年出版了“印制和編纂方面達到目前國內(nèi)外最好水平”的《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此后，榮先生所在的北大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和旅順博物館、人大歷史學院就旅博藏新疆出土文獻展開合作整理與研究，2020年末由中華書局出版了三十五巨冊《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
《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
在吐魯番發(fā)現(xiàn)歷史，首先是發(fā)現(xiàn)吐魯番出土文書和文物，藉此發(fā)現(xiàn)吐魯番乃至更廣闊的古代世界。榮先生在談及敦煌吐魯番文書與歷史學研究時曾有過方法論上的闡述：敦煌吐魯番文書都是被當作“文獻”來整理的，整理成現(xiàn)在的“書籍”的樣子，這往往把人們誤導為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是一個“文獻學”的研究。因此，他多年來一直呼吁要“從文獻到歷史”，把敦煌吐魯番文獻活用起來，做歷史學的動態(tài)研究。
打開《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細讀《〈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編撰感言》，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的整理研究過程，可謂“從文獻到歷史”的一個經(jīng)典案例。整理小組不僅完成了一份優(yōu)秀的文獻整理答卷，而且透過殘缺不全的文字，種種直接、間接的記載和線索，將一張張殘破紙片拼接成為一個個鮮活的歷史畫面，追尋到了眾多已經(jīng)消失在歷史風塵之中的細節(jié)。譬如，榮先生利用新出土的一件“送使文書”，復原了一段五世紀下半葉以高昌（吐魯番）為中心的絲路各國交往的歷史畫面。根據(jù)“送使文書”提到高昌國送使時出人、出馬的一連串城鎮(zhèn)名，復原了一幅五世紀下半葉闞氏高昌王國的政區(qū)地圖。
八、固本與求新
本書最后一個版塊——“中古史”板塊收文四篇，集中于唐代。榮先生曾經(jīng)強調(diào)，一門學問要發(fā)展，一方面要保持住已有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另一方面要不斷更新，開拓新材料，發(fā)現(xiàn)新問題，提出新觀點，創(chuàng)造新理論。他在《〈唐研究〉的編輯方針及其旨趣》中，也曾談到主編《唐研究》的編輯方針和選材標準：其核心的一點，就是“新”。因此，榮先生的唐研究自然也是以“新”示人。
一方出土墓志，擺在不同的學者眼前，看到的會是不同的歷史場景。榮先生憑借寬廣的國際視野，在扎牢傳統(tǒng)文獻的籬笆后，關注最新的學術動態(tài)和考古發(fā)現(xiàn)，梳理新出文書、圖像及其他考古資料，融匯國內(nèi)外最新研究成果，從大量散碎材料中發(fā)現(xiàn)歷史的蛛絲馬跡，進而追根溯源、嚴密論證，將一個個史書不見記載的歷史細節(jié)展現(xiàn)出來，有時讀著像偵探小說，引人入勝。譬如，他利用1980年在西安發(fā)現(xiàn)的李素及其夫人卑失氏的墓志，首次復原了一個波斯家族入仕唐朝的完整畫面。
在《漫談隋唐史研究中的史料運用問題》一文中，榮先生用實例講述了如何從一個碑志、一件文書，揭示出一段久已湮沒的史事，或復原出史書失載的制度。對于如何利用敦煌吐魯番文書和石刻碑志等新出史料，榮先生的答案是：研究者需要有問題意識，因為只有知道傳統(tǒng)史料所解決不了的問題所在，才能在新出史料中尋找可以說明問題、解決問題的材料。新史料的價值是傳統(tǒng)史料所烘托出來的，只有熟悉了傳統(tǒng)史料的優(yōu)點和不足，根據(jù)所研究問題的內(nèi)涵，才能發(fā)現(xiàn)新史料的價值（289、297頁）。熟悉了基礎史料之后，新出史料才可能運用自如，因而是在“固本”基礎上的“求新”。
在對待傳統(tǒng)史料和新出史料上，榮先生有著清醒的認識，“傳統(tǒng)的漢文史料對絲綢之路的記載并不完整，出土文獻可以豐富我們的認識?！迸c此同時，“不因為新材料而張大其詞”。正如他在《粟特人在中國》一書前言中所說：“不論是傳統(tǒng)的文獻材料，還是陸續(xù)發(fā)現(xiàn)的文書資料，最新的考古文物都有各自材料本身的局限性，必須清楚我們自己的局限，注意自己的方法，盡量多地把各種各樣的信息放到一起來研究?！?/p>
九、名家與期待
中古史版塊中，有對《岑仲勉著作集》的書評。岑仲勉先生從中年步入史學領域后，整理考訂隋唐史料，著作源源不斷，1948年從史語所轉(zhuǎn)入中山大學歷史系。陳寅恪先生也因1952年院校調(diào)整由嶺南大學轉(zhuǎn)入中大歷史系，兩位大師同在一系。對此，榮先生評論道：“陳寅恪和岑仲勉兩位先生是無可置疑的‘中古史兩位大師’（劉節(jié)語），對隋唐史貢獻尤多。兩位大師的性格不同，治學方法和取向也不一樣，陳寅恪先生為后人理解隋唐史提出了許多今人尚無法逾越的解釋框架，岑仲勉先生則為后人研究隋唐史，整理了幾乎所有相關的隋唐史資料，同時也開啟了隋唐文獻研究的許多領域。”（264頁）
三聯(lián)書店出版的十四冊《陳寅恪集》和中華書局出版的十五冊《岑仲勉著作集》，都是榮先生的案頭之書。對于岑仲勉先生，榮先生說自己從他整理考訂隋唐史的各種史料中受到恩惠、從他的著作中汲取營養(yǎng)。
就唐史研究而言，長安是唐帝國的首都，是物質(zhì)文化和精神文化匯聚之都；敦煌位于帝國西陲，地處中西交通要道，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文化和貿(mào)易中心。長安與敦煌、長安學與敦煌學，二十六年前榮先生在一面研究敦煌學、一面開始主編《唐研究》學術年刊時便縈繞于心。2003年，榮先生主編的《唐研究》第 九卷“長安：社會生活空間與制度運作舞臺”研究專輯出版。從學術史上來說，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長安學”時代。2009年，《隋唐長安：性別、記憶及其他》一書在香港三聯(lián)書店出版，榮先生在序中寫道：把這些在自己長長的已刊論著目錄中非常不起眼的“長安學”論文集合起來，便于向隋唐史、“長安學”的學者請教，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醒和鞭策自己，現(xiàn)在，自己已經(jīng)在為“長安學”大廈的建造壘上了一塊磚，作為一個起點的標志，應當在這一領域繼續(xù)添磚加瓦。
事實上，榮先生很早就打算寫一本《從王府到寺觀》的著作，運用一些理論，把長安作為一個大的場域，進行新史學研究。
《三升齋隨筆》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期待〈史記〉三家注那樣的傳世之作》，榮先生寫道：“一個時代應當有一個時代的貢獻，我們應當有《史記》三家注、《通鑒》胡注、《十三經(jīng)注疏》《四庫提要辨證》那樣的精品和權威的古籍整理著作?！?/p>
一個時代應當有一個時代的貢獻。就唐史研究而言，也應當有像《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那樣的精品和權威的唐史著作。就像西域史研究，應當有類似《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期的地中海世界》那樣的著作一樣。
余英時先生認為陳寅恪先生的學術有“三變”，從“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到“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再到“心史”，這是陳先生在環(huán)境發(fā)生巨變之際的被動轉(zhuǎn)移?！敖掏夂畏劣袆e傳”的唐長孺先生的學術，也曾經(jīng)發(fā)生變化，從前期的遼金元史轉(zhuǎn)移至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以及傾注精力于敦煌吐魯番文書的整理與研究，這是主動的轉(zhuǎn)移學術陣地，最后成為魏晉隋唐史“祭酒”（周一良、田余慶語）。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遭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學術。榮先生的學術沒有發(fā)生這種主動或被動大跨度的轉(zhuǎn)移問題，而是在一個相對較好的國內(nèi)外學術環(huán)境中，不間斷地隨著學術需要而構筑起一個個的學術陣地。他在姚崇新著《中古藝術宗教與西域歷史論稿》一書的序中寫道：“學術是個巨大的網(wǎng)絡，許多看似無關的學問，其實中間都有網(wǎng)線相連。一個人的學問也是從點做起，然后從一個點向其他點延伸，如果你的功力達到了另一個點，你就能把兩個不同點的學問貫通。這樣一個點、一條線地不斷貫通，不斷擴大，就逐漸地構建起一個人的學問網(wǎng)絡?！?/p>
自稱“治學頗雜”的榮先生，其實是順著學術的江河大海航行，謹守“家法”，脈絡清晰。正如他在《三升齋隨筆》序言中所說：“自上世紀 80年代初以來，筆耕不輟，雖然采用廣種薄收之法，治學頗雜，但作為‘文革’后入學而科班出身的歷史學者，謹守‘家法’，不敢隨興趣而動?！?/p>
從敦煌學起步，榮先生以敦煌和于闐為兩翼構筑學術陣地，繼而進軍吐魯番、庫車（龜茲），縱橫于歷史學家湯因比最希望選擇為出生之地的西域，跋涉在漫長的古代絲綢之路上。與此同時，這位隋唐史科班出身的歷史學家，又重點駐扎隋唐帝國之首都長安，繼續(xù)沿著陸上和海上絲路前往世界各地。森林里的巨樹才是更高的大樹，高原上的高峰才是更高的山峰。從敦煌和長安出發(fā)，榮先生已經(jīng)置身于寬廣的學術海洋，他所發(fā)現(xiàn)的，也必將是更加廣闊的學術世界。
學術是個巨大的網(wǎng)絡，許多看似無關的學問，其實中間都有網(wǎng)線相連。一個人的學問也是從點做起，然后從一個點向其他點延伸，如果你的功力達到了另一個點，你就能把兩個不同點的學問貫通。這樣一個點、一條線地不斷貫通，不斷擴大，就逐漸地構建起一個人的學問網(wǎng)絡。有的人會在一個網(wǎng)格中編織極其細密的子網(wǎng)絡，有的人善于縱向地連接歷史的脈絡，有的人則更喜歡橫向地架構東西文明間的鏈條，無論哪一種，都是從一個個體出發(fā)，去構建一個以他本人為中心的局域網(wǎng)，他對于這部分的學術貢獻，也就被凝聚在整個的學術網(wǎng)絡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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