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修志評《清代中朝邊界史探研》：戍客望邊界，穆公碑尚在

《清代中朝邊界史探研——結合實地踏查的研究》，李花子著，中山大學出版社，2019年6月，387頁，56.00元

自上古以來，“辨方正位，體國經(jīng)野”不僅是君子治國理政的基本素養(yǎng)，也是傳統(tǒng)史家“通古今之變”的重要技能，使歷史地理學成為綿延兩千多年的學術傳統(tǒng)。即使以晚近三百多年來的歷史而論，從明清之際感憂天下興亡的顧炎武、顧祖禹，到近代挽救東北危機的傅斯年、金毓黼，歷史地理學無疑在傳統(tǒng)之上又承擔著“學術戍邊”和“學術衛(wèi)疆”的責任。近代隨著日本侵略的擴張和東北危機的加深，其實不僅是史學界，就連當時的革命黨人都參與其中。韓東育曾指出宋教仁在發(fā)現(xiàn)日本借“間島”侵吞中國領土的陰謀后，寫出了六萬余字的《間島問題》一書，對清政府解決中朝邊境問題提供了幫助。那么，中朝邊境問題是怎樣產(chǎn)生的？“間島問題”又是如何解決的？李花子新作《清代中朝邊界史探研——結合實地踏查的研究》不僅提供了明確而信服的答案，也展示了清代以來中朝邊境的演變脈絡。

一、思路和關懷

中朝兩國以“兩江一山”（鴨綠江、圖門江、長白山）為界是在明清時期開始形成的，十五世紀上半葉朝鮮世宗國王在鴨綠江、圖們江沿岸分別設置“四郡”“六鎮(zhèn)”，奠定了“兩江”邊界格局，而清代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在長白山天池東南麓立碑，碑文云“西為鴨綠，東為土門，故于 分水嶺上勒石為記”，則奠定了“兩江一山”邊界格局，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所以，李花子在該書引論中開宗明義：“只有準確認識穆克登定界，才能對其后發(fā)生的光緒中朝勘界及中日‘間島問題’的談判，直至1962年、1964年中朝邊界談判，做出客觀的評價，其實它們之間是相互關聯(lián)和影響的?！币虼?，穆克登立碑這一事件就像根莖，后來的爭論或談判皆是其延伸出去的枝葉，但這些枝葉上面又疊加了一些后人制造的幻影，遮蔽了原有的樣貌。職是之故，李花子需要在該書中重新調整研究布局，排兵布陣，條分縷析，各個擊破，以求勾勒脈絡，還原真相。

該書分為四編，四編之間看似按時間順序編排，但實則組成“長蛇陣”，首、腹、尾競相呼應。第一編聚焦于清臣穆克登和朝鮮當局的定界，主要探討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定界的碑址、立碑的性質和圖們江上游邊界的走向，破除了學界長久存在的一些誤說。第二編聚焦于穆克登立碑定界后朝鮮人的故意作為，主要考察了中朝邊界史上的若干疑點、難點問題如黑石溝、圖們江正源、光緒年間兩國的勘界談判等，歸納和總結了中朝邊界的演變過程和特點。第三編聚焦于清末中日在“間島問題”上的談判，主要考察了該問題的由來和演變、中日兩國的談判內幕，同時分析了中韓兩國在該問題上的思路與問題。第四編則從歷史回到現(xiàn)實，聚焦于作者自己五年中對中朝邊境及長白山地區(qū)的實地踏查，重點驗證了前三編涉及的兩江發(fā)源地、黑石溝遺跡、穆克登碑址等。由此觀之，該書并非一部結構松散的論文集，而是經(jīng)過精心規(guī)劃、細心研究和苦心調查的作品，古人的身影與作者的身影在同一片山川中交疊在一起，令人回味。

具體來說，作者在該書中做出了以下幾個方面的探索：一是梳理客觀歷史的脈絡，澄清前人時賢的誤解，踐行了“學術戍邊”的使命和關懷；二是揭示中朝邊界爭論的根源和背景，展示了三百多年來的“爭論史”；三是由邊界問題反思清代中朝宗藩關系的實態(tài)，提供了明清中朝關系史研究的新視角；四是通過“間島問題”揭露了近代日本的擴張行為，反映了近代日本學人與日本對華政策之間的復雜關系；五是剖析和反思了中韓學界的研究思路和得失，明確了中朝邊界史研究者的本分職責。

唐詩有云“戍客望邊邑，思歸多苦顏”，“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雖然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認為“天下之形勢，視乎山川”，因為山川千古不易，但若無一代代學術“戍客”的堅守和追尋，我們又何來“羊公碑”“穆公碑”見證那些河山盟誓呢？

二、方法和特色

為何說穆克登立碑事件是破解中朝邊界爭論的關鍵？通讀李花子該書，一言以蔽之，穆克登立碑時涉及兩江發(fā)源地——長白山及鴨綠江、圖們江發(fā)源地，隨著年深日久和人為干預，牽連出一些后世聚訟的問題。從此角度而言，該書不僅梳理了清代以來的中朝邊界演變脈絡，更破解清代以來關于中朝邊界的種種謎團。整體來說，該書的方法和特色有以下五個方面。

一、破解舊說，考鏡源流。作者不僅利用各方資料澄清了前人的諸多誤解和舊說，也分析了這些誤解和舊說產(chǎn)生的原因。如在穆克登立碑問題上，后世存在著“查邊說”“移碑說”“二江說”等。作者首先明確穆克登立碑的定界性質，結合文獻考證、實地踏查、語音分析破解了光緒年間勘界談判中產(chǎn)生的“二江說”“移碑說”。同時，針對光緒年間第二次勘界后產(chǎn)生的“毀碑說”，作者指出中方在談判過程中擬設的十字碑并未樹立起來，而為了對抗日本挑起的間島問題，中方又把未行之事進一步事實化了。

二、廣稽文圖，抉隱索微。作者抱著“上窮碧落下黃泉”和“竭澤而漁”的態(tài)度，廣泛而深入使用中日韓三國的古文獻與古地圖，尤其是在韓日資料方面用力頗勤，如《朝鮮王朝實錄》《備邊司謄錄》《承政院日記》《同文匯考》《通文館志》等朝鮮王朝官撰史料，《北征日記》《北征錄》《白頭山記》等私撰史料，《咸鏡道圖》《北關長坡地圖》《茂山地圖》《大東輿地圖》等公私地圖以及奎章閣、歷史博物館所藏文書、檔案、地圖等。更可貴的是，作者也精深閱讀了日本外務省、防衛(wèi)省等機構所藏的日文第一手資料如《日本外交文書》等。

三、深入語境，疏通變化。作者善于在解讀文獻中把握當時的政治語言、歷史情境、制度語境，如針對康熙帝派穆克登查界的諭旨和朝鮮接伴使、咸鏡道觀察使的角色，需要把握康熙帝的語言習慣、兩國宗藩關系、朝鮮職官制度，方可理解穆克登所承擔的定界使命和主動讓地行為。在光緒年間的勘界談判中，作者也指出朝鮮內部的政爭也發(fā)揮著影響，如朝鮮認清“一江說”的李重夏和強硬主張“二江說”的魚允中。在中日圍繞“間島問題”的談判中，作者也結合當時東亞國際秩序的變化和日本的擴張戰(zhàn)略，揭露日本企圖利用間島領土權作為談判籌碼，奪取朝鮮人的領事裁判權達到滲透東北和擴張的目的。

四、實地考察，驗證判斷。該書能在同類主題的著作中令人眼前一亮，除了有扎實細密的文獻考證外，還得力于作者發(fā)揮史圣以來的行路訪古傳統(tǒng)和當代學者的田野調查精神，走出書齋，突破文獻限制，親自踏查中朝邊境和長白山地區(qū)，花了五年時間穿梭于山川叢林中，查訪定界碑、土石堆群，溯源黑石溝、紅土水等。這些實地踏查活動不僅激活了研究語感，驗證了學術判斷，回應了中朝邊界史上的若干疑點和爭論，還拍攝了大量遺址照片，使讀者增強了歷史在場感。

五、回應日韓，公心評價。一方面，作者在“間島問題”上重點揭露了日本調查間島問題、中日兩國有關“間島問題”的和東三省“五案”談判的內幕，辨析了中井喜太郎、內藤湖南、筱田治策等日本學者在日本大陸政策和擴張戰(zhàn)略之下的調查研究，認為既有客觀解讀也有故意誤讀，客觀肯定了中方圍繞“間島問題”對日展開的堅決斗爭。另一方面，作者在該書中著重回應了當代日韓學者的研究成果，分析了中韓兩國學者研究“間島問題”的思路和問題，指出“韓國學者在研究中應克服殖民地被害意識，中國學者也應克服從自身利益出發(fā)的‘主觀片面性’”。

三、啟發(fā)和余問

李花子該書以穆克登立碑定界為基點，不僅梳理了清代中朝邊界的演變脈絡，還探究了各重大事件之間的關聯(lián)與影響，呈現(xiàn)出中朝邊界問題的多重面相和螺旋變遷，啟發(fā)我們重新審視明清中朝兩國的邊界問題對兩國關系的復雜影響。

邊界問題實為明清中朝關系史上的關鍵問題。元末明初因遼東領土問題的糾紛，直接促成了高麗王朝的覆滅、朝鮮王朝的建立及明鮮兩國關系的變遷，也影響了朝鮮王朝政治的進程，如攻遼派大臣鄭道傳的倒臺促成了李芳遠的上臺。可以說，朝鮮王朝的建立是明朝與高麗之間、高麗不同勢力之間在遼東邊界問題上斗爭激化的直接結果。在明朝與朝鮮關系經(jīng)過緊張磨合進入穩(wěn)定期后，兩國也常因女真、倭寇、蒙古、犯越、貿易等問題面臨一些“信任危機”，而這一系列問題一定程度上都是由邊界問題衍生的。朝鮮在明朝“土木堡之變”后曾一度想選練兵馬進攻遼東，明臣丁應泰在壬辰戰(zhàn)爭中曾彈劾朝鮮移動遼東界碑并“招倭復地”，甚至在日俄戰(zhàn)爭結束后，大韓帝國也曾派員奪取圖門江以北地區(qū)，被清軍擊退。由此觀之，若將兩國關系放在邊界史的視域中考量，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明亡之前的兩國關系并未像朝鮮后期“建構”或“想象”得如此親密，且朝鮮對遼東土地的覬覦也并未停止。當然，明朝和清朝在對待中朝邊界問題上有所差異，歸根到底仍是由不同時代的地緣權力格局和邊疆安全所決定的，明朝嚴密控制遼東邊界，主要是為了防范女真、蒙古、朝鮮甚至倭寇，而清朝入主中原后，保護遼東邊界主要是出于保護長白山這一神山和滿族發(fā)祥地的需要，在邊界問題上已無太多忌憚。

因此，康熙晚年派穆克登定界立碑的意義和影響就顯得尤為重要，有益于我們深思邊界問題在東亞禮治體系或宗藩關系與近代民族國家視野中的不同性質和處理方式。首先，穆克登定界是在清朝字小政策下，使朝鮮獲得了更多領土，穆克登對朝鮮人說“爾國得地頗廣”，他不僅貫徹了康熙帝的定界旨意，也延續(xù)了康熙帝對朝鮮的懷柔政策?？滴醯奂次灰詠恚鎸Υ来烙麆拥某r，恩威并舉，但仍以懷柔為主，如孫衛(wèi)國指出，朝鮮面臨嚴重饑荒時，康熙帝提供大量糧食予以紓解，“顧恤我東有別”。再如李花子在《清朝與朝鮮關系史研究——以越境交涉為中心》一書中也指出，即使三藩之亂中面對朝鮮的異動或觀望，大臣建議懲治違禁越境的朝鮮人，康熙帝也最終以懷柔為主。其次，穆克登定界因為徹底解決了朝鮮的領土安全問題，大大消解了朝鮮的邊界焦慮和仇清情緒，肅宗國王題詩曰“向時爭界慮，從此自消磨”，不像高麗與契丹屢因邊界而起烽煙。朝鮮內部也對此次談判甚為滿意，大臣報告國王：“清官于我國事多順，不至遲久而得竣。且于定界后，疆域增拓，誠為幸矣?！边吔鐔栴}的解決也為兩國在十八世紀的共同繁榮和密切交流創(chuàng)造了穩(wěn)定的外部環(huán)境，對朝鮮從“北伐”走向“北學”的變調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充滿吊詭意味的是，邊疆危機既已解除，然朝鮮內部各種“尊周思明”“尊明貶清”的思潮卻仍甚囂塵上成為政治主旋律，只能說明朝鮮的對華觀念多是內斗所致，而非外壓使然。最后，穆克登定界的懷柔精神和外交傳統(tǒng)對后世中朝邊界談判也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尤其是在新中國成立后與朝鮮的邊界談判中，中國也是主動讓步才形成了現(xiàn)在的中朝邊境。韓國學者指出當時中朝兩國處于蜜月期，而中蘇兩國反目論戰(zhàn)，朝鮮支持中方，所以中國在邊界上做了讓步以團結朝鮮。

雖然該書提供了諸多啟發(fā)，但在筆者看來，仍有幾個需要作者和學界進一步深挖或深思的問題。第一，朝鮮王朝的地理觀念、邊界觀念與其“小中華”思想、對華觀念有著緊密聯(lián)系，如韓國學者裴佑晟2014年出版的《朝鮮和中華》重點論述了朝鮮地理觀、領土觀對其中華觀的影響，但朝鮮的邊界意識如何塑造了國族意識？這種國族意識與朝鮮的中華主義、宗藩觀念存在哪些張力？我們又該如何看待明朝派人祭祀朝鮮山川與兩國邊界意識之間的關系？第二，政治有國界，但民生無國界，隨著內亞史研究的興起，學界如巖井茂樹、宋念申、柯嬌燕、李孟衡越來越重視東北亞區(qū)域的人員交流和貿易往來，我們該如何認識前近代超越國境的邊境民生共同體？第三，王元崇曾在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中分析清朝在收服周邊政權構建大一統(tǒng)格局時常引用“朝鮮事例”，那么在與其他政權如中越邊界問題的處理上，是否也曾借鑒中朝邊界的處理模式呢？第四，康熙年間中俄之間通過戰(zhàn)爭和談判也有定界的外交行動，潘曉偉曾研究了1860-1910年俄國與朝鮮的關系，那么，從康熙到光緒年間的中俄定界、中朝定界、俄朝定界之間有何異同或聯(lián)系呢？第五，美國學者拉鐵摩爾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中指出在中國東北東部和北部的河流中，只有鴨綠江向南流，但可耕地很窄小，而圖們江、烏蘇里江、松花江卻向北流，可耕地雖廣卻散布在森林居民或草原居民附近，所以不足以支持一個可以獨立地積極發(fā)展的農(nóng)業(yè)社會，那么我們是否也可從農(nóng)業(yè)地理或經(jīng)濟地理的角度去進一步詮釋中朝邊界的劃分呢？

通過該書，我們看到，從康熙年間到光緒年間的中朝勘界發(fā)生了一些變化，光緒年間兩國兩次談判都以失敗告終，最終使日本利用強權政治和主權觀念鉆了宗藩關系的空子。這表明朝鮮已處于大國夾縫之間或岡本隆司所謂“屬國”與“自主”之間的徘徊處境，也預示著傳統(tǒng)“事大字小”的中朝宗藩關系基本上已經(jīng)走進落日余暉，奔流到海不復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