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人究竟如何“說話”？

南宋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卷五《京瓦伎藝》中曾經(jīng)詳細開列過一份包括“說話”在內(nèi)的民間藝人名單，近現(xiàn)代學者在考察“說話人”家數(shù)的時候經(jīng)常會加以征引和分析。戴望舒認為其中一段文字應當標點為“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而吉川幸次郎居然掐頭去尾地讀成了“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文八娘”。

宋代都市生活繁華，市民文化也隨之勃興，相繼出現(xiàn)過眾多市井文娛活動，其中有一項“說話”伎藝——也就是說書、講故事——尤其受到士庶民眾的廣泛歡迎。然而因為品類繁雜瑣屑，加以載籍紛歧不一，歷來都缺乏縝密而詳審的研討。以所謂“南宋說話四家”為例，王國維、魯迅、胡適、陳汝衡、王鐘麟、孫楷第等近現(xiàn)代學者，或因所據(jù)文獻不盡相同，或?qū)Y料釋讀存有分歧，便先后產(chǎn)生過各種說法；至于每一家說話流派內(nèi)部所包含的具體細目，也同樣聚訟紛紜，難有定論。鉤稽排比相關(guān)史料，居然還牽扯到不少中外學者延續(xù)數(shù)十年之久的爭論，能夠從學術(shù)史的視角發(fā)現(xiàn)一些有意思的話題。

戴望舒和《小說戲曲論集》

對小說、戲曲等俗文學作品頗感興趣的詩人戴望舒在上世紀40年代中期寫過一篇《談〈東京夢華錄〉里的一個句讀問題》（收入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吳曉鈴編《小說戲曲論集》），就涉及“說話”伎藝中“講史”一派藝人的家數(shù)問題。他在文中述及自己寫作的緣起，乃是因為“最近讀到日本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出版的《東方學報》第十四冊第二分冊。內(nèi)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吉川幸次郎先生的《元雜劇之構(gòu)成》那一篇。吉川幸次郎先生是日本少壯的中國學家，近年從事元曲研究，于學術(shù)界貢獻甚巨”。他提到的這一期《東方學報》出版于1944年2月，此時的吉川幸次郎剛屆不惑之年，但已經(jīng)在日本漢學界嶄露頭角，數(shù)年之后還憑借《元雜劇研究》獲得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此次發(fā)表的正是其博士論文中的一部分。戴望舒對吉川的研究近況顯然極為關(guān)注，然而在禮節(jié)性的稱贊致意之后，隨即就提及，他的論文中“也有一個小小的錯誤，那便是關(guān)于引用《東京夢華錄》的句逗問題”。南宋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卷五《京瓦伎藝》中曾經(jīng)詳細開列過一份包括“說話”在內(nèi)的民間藝人名單，近現(xiàn)代學者在考察“說話人”家數(shù)的時候經(jīng)常會加以征引和分析。戴望舒認為其中一段文字應當標點為“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而吉川幸次郎居然掐頭去尾地讀成了“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文八娘”。為了證明自己判斷無誤，戴望舒還從《東京夢華錄》原書當中尋找到了重要的佐證：“同書卷六《元宵》條有‘尹常賣：《五代史》’等語，即可為吉川先生誤讀之證?！蓖ㄟ^前后文的比勘互證，來坐實吉川在研讀中確實存在斷句失誤。

平心而論，《東京夢華錄》中有不少內(nèi)容確實很難讀懂，尤其是涉及市井民俗的部分，由于缺乏相關(guān)資料作為參考，有時幾乎難以索解。從上世紀三十年代起耗費二十余年時間校注此書的歷史學家鄧之誠就曾經(jīng)大嘆苦經(jīng)：“斷句以《伎藝》《飲食》為最難，其他訛奪俱難強解。雖力求不誤，而誤者必多。”（商務(wù)印書館1959年版《東京夢華錄注·自序》）戴望舒對此應該也深有體會，所以并沒有對吉川幸次郎的誤讀多加苛責，而是相當體諒地說：“《東京夢華錄》是一部極可愛而又極不易讀的書，而遇到這種地方，文字之連上讀或接下讀又是毫無標準的，讀錯了原無足怪?！迸d許是為了寬慰對方，他又附帶批評道，即便是中國學者也難免會出現(xiàn)類似的謬誤：“趙景深先生曾把‘尹常賣：《五代史》’讀為‘尹常：賣《五代史》’；孫楷第先生讀此節(jié)時句逗的錯誤又完全和吉川先生一樣?！彼鲒w景深的斷句失當，留待下文再予細說。先來看孫楷第的訛誤，源自他發(fā)表在1930年《學文》創(chuàng)刊號上的《宋朝說話人的家數(shù)問題》，其中引錄《東京夢華錄》此節(jié)文字，標點作“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文八娘子”，兩相對照，確實和吉川幸次郎的理解相仿。據(jù)鄧之誠所述，他在整理《東京夢華錄》時曾經(jīng)得到過孫楷第（字子書）的慷慨襄助，有不少資料“皆友人孫子書舉以告我者”（《東京夢華錄注·自序》），可見孫氏對此書素有研究，頗多蓄積，然而在細節(jié)方面仍不免略有疏失，足證戴望舒所說的“讀錯了原無足怪”，洵非虛語，并無客套。

鄧之誠和《東京夢華錄注》

孫楷第的這篇論文此后經(jīng)過潤飾，相繼收入其《論中國短篇白話小說》（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俗講、說話與白話小說》（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以及《滄州集》（中華書局1965年版）等論文集中，最初在刊物上發(fā)表時所出現(xiàn)的那處斷句錯誤都已經(jīng)改正無誤。不過仔細考察緣由，促使他修訂疏漏的恐怕還未必是因為戴望舒的指摘，而是俞平伯在1931年4月發(fā)表于《清華中國文學會月刊》創(chuàng)刊號上的《〈東京夢華錄〉所載說話人的姓名問題》（后收入良友圖書公司1936年版《燕郊集》）。文章指名道姓與孫氏商榷：“考《夢華錄》此節(jié)之文，極其凌亂，有聯(lián)上讀者，亦有聯(lián)下讀者?！藢O君悉以屬下，遂致所記名字悉誤?！痹谑痉读苏_的斷句方式應當是“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之后，俞平伯又在文章最后的附記中提到：“此文甫畢，在同書卷六‘元宵’條，歌舞百戲下有‘尹常賣五代史劉百禽蟲蟻’可證?！蓖瑯油ㄟ^書中的內(nèi)證來判定對方的誤讀。孫楷第當時正供職于北平圖書館，同時還兼任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大學、輔仁大學等校教職，就常情而言，應該很容易留意到同樣在北大兼課的俞平伯的批評，據(jù)此修正自己的誤讀自然也順理成章。

毫無疑問，若就文句之聯(lián)上抑或?qū)傧拢酥翆で笤瓡鴥?nèi)證而言，早在戴望舒之前，俞平伯就已經(jīng)解決了問題。不過再仔細推敲一番，宋人究竟如何“說話”的問題，實際上仍存待發(fā)之覆，即戴望舒在文章中還提到趙景深曾將其中一句讀作“尹常：賣《五代史》”，可見“賣”字在上下文中到底該如何歸屬，依然存有分歧——鄧之誠在《東京夢華錄注》中將此句標作“尹常賣五代史”，便索性不予細究，含混敷衍過去了——趙景深的誤讀見于1940年《宇宙風（乙刊）》第二十九期上發(fā)表的《南宋說話人四家》一文，他根據(jù)孟元老的敘述，用圖表的形式來展示當時說話人的家數(shù)分類情況，將“說三分：霍四究”與“賣五代史：尹?！辈⒘校鳛椤爸v史”類的兩大派別。論文后來收入其《銀字集》（永祥印書館1946年）中，內(nèi)容一仍舊貫，并無絲毫改動。

戴望舒

究其原委，大概正如戴望舒在另一篇與這場爭議相關(guān)的文章《釋“常賣”》（亦收入《小說戲曲論集》）中所言，當是認為在《東京夢華錄》原文中“‘說《三分》’與‘賣《五代史》’相對成文，尹常是姓名，固無可非難者”。其實類似的理解并不僅見于趙景深此文，在此之前，熱衷于考證傳統(tǒng)小說的胡適也注意到“宋代‘說話’的種類，各書說的不相同”，并在日記中通過列表的方式來比較《東京夢華錄》與《都城紀勝》《夢粱錄》和《武林舊事》等文獻中的記載，以便考察“說話人”的流派分合。在《東京夢華錄》一欄之中，就赫然列有“賣五代史”一項（參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胡適日記全編》1922年10月21日條），可見他也同樣將“尹?！币曌髟撍嚾说男彰?，其斷句方式和趙景深完全一致。

趙景深、胡適等人依循上下文句之間的對應關(guān)系而做出的判斷似乎言之成理，不過戴望舒對這樣的標點方式仍然持有異議。他在《釋“常賣”》中認為“此未考‘常賣’系一專門稱呼之誤也?！Ｙu’系一種專業(yè)之特稱，今人稱質(zhì)庫司事為‘朝奉’，稱賣針線花粉者為‘貨郎’，‘常賣’一辭，亦即類此”。他還特意摘錄南宋趙彥衛(wèi)《云麓漫鈔》中“方言以微細物博易于鄉(xiāng)市中，自唱曰常賣”的記載，并進而推論說：“意者尹某原為行販，及改業(yè)小說人，仍襲其舊稱也?！睆娬{(diào)“常賣”意為走街串巷販賣日常貨品，是當時的行當名稱，不能拆開分釋，而“尹常賣”則是由姓氏加職業(yè)而構(gòu)成的特殊稱謂。這一結(jié)論無疑是信而可征的，直到此時，這個涉及宋人“說話”的問題才算得到較為圓滿的解答。

在戴望舒之后，另一位俗文學專家葉德均又寫了一篇《釋常賣》（收入中華書局1979年版《戲曲小說叢考》），同樣批評“近人論小說的專著和文學史之類，就有把‘賣’字當著‘賣唱’、‘叫賣’之類的‘賣’字看，和前面‘說’字作對待的。因而把‘尹常’二字當作人名，在旁邊加個人名號，如趙景深先生《南宋說話人四家》（見《銀字集》）一文”。而他的意見與戴望舒完全相同，即認為“尹常賣”才是對這位“說話人”的正確稱呼。除了戴氏先前所舉證的《云麓漫鈔》之外，他又征引了《鐵圍山叢談》和《中吳紀聞》這兩部宋人筆記中的記載，進一步證實“‘常賣’一辭，是宋人習用的方言，指街市叫賣零星什物者。……常賣既是做小買賣的稱謂，而尹氏又以常賣為名，當是未入瓦市說《五代史》以前，曾經(jīng)做過‘常賣人’，因而稱之為尹常賣”。由于增添了新的例證，使得戴望舒所作的推論更顯得堅確不移。戴望舒曾在四十年代主編《星島日報·俗文學》周刊，約請過眾多學者撰文助陣，葉德均也在受邀之列；而在吳曉鈴蒐集整理戴氏遺稿的過程中，葉德均也提供過參考意見（見《小說戲曲論集》中《讀〈李娃傳〉》一篇編者附記），足見兩人在學術(shù)上頗有交誼，葉氏在考證“常賣”一詞時或許受到過戴氏的啟發(fā)也未可知。至于陸澹安《小說詞語匯釋》（中華書局1964年版）、許政揚《宋元小說戲曲語釋》（收入中華書局1984年版《許政揚文存》）、龍潛庵《宋元語言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年版）等論著中也都列有“常賣”條目，各家結(jié)論基本相同，而考釋更為詳贍；甚至還有學者如戴不凡在《小說識小錄》（收入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小說見聞錄》）中，進一步尋繹宋人筆記中留存的蛛絲馬跡，推測“尹常賣”的本名或為“尹昌”。盡管他們未必都參考借鑒過戴、葉兩位的論文，但就時間而言，均已在兩人之后了。

吉川幸次郎的博士論文《元雜劇研究》在1948年正式出版。

直接卷入這場爭論之中的學者，當然會認真參考戴望舒等人的考釋結(jié)果，以便修正自己的訛誤。吉川幸次郎的博士論文《元雜劇研究》在1948年正式出版，其下編的第一、二兩章《元雜劇の構(gòu)成》就是根據(jù)此前在《東方學報》上發(fā)表的那篇論文修訂潤飾而成。在引錄《東京夢華錄》的那段內(nèi)容時，吉川將原文轉(zhuǎn)譯為“霍四究が說三分、尹常賣が五代史”（據(jù)巖波書店1954年第二版），顯然已經(jīng)意識到自己先前的誤讀而及時加以補救?？上У氖?，在六十年代初問世的鄭清茂中譯本《元雜劇研究》中，卻不知道是由于什么緣故，并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在將這段文字恢復為漢語時，竟然在“尹?！迸蕴砑恿藢Ｃ€（據(jù)臺灣藝文印書館1987年第四版）。據(jù)鄭清茂在《譯后記》中自述：“我對元雜劇雖有偏愛，但自認沒有什么深刻的研究?！庇终f：“我翻譯本書時，最感棘手的是書中所引中文資料的還原工作。”他或許并不知曉此前圍繞著這段文字的標點所發(fā)生過的一系列爭議，在檢覈《東京夢華錄》原文時又疏忽失察，沒有仔細參酌吉川的日譯，反而以不誤為誤，最終導致吉川幸次郎的一番苦心付諸東流。鄭氏在《譯后記》中還鄭重提到：“胡適之先生、鄭因百先生、董同龢先生、陳世驤先生、牟復禮先生、嚴一萍先生、羅錦堂學長、鄭再發(fā)學兄，他們對本書的翻譯和出版，都曾直接或間接地給我指示或協(xié)助?！彼麑ⅰ耙！币曌魅嗣?，倒是和胡適先前所作判斷如出一轍，不知是否受其影響。列入這份致謝名單之中的鄭騫（字因百）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撰有《永嘉室札記》（收入大安出版社1988年版《龍淵述學》），其中有一條專門考釋《東京夢華錄》中“常賣”一詞，依據(jù)《孫公談圃》《云麓漫鈔》和《志雅堂雜鈔》等宋人筆記中的記載，指出“常賣為當時一種行業(yè)，或出入人家第宅，或沿街巷，或自設(shè)店鋪，以販賣雜貨為生者也”，雖然未曾言及戴望舒、葉德均等人，可最后的結(jié)論倒是不謀而合。從其所舉例證來看，又有溢出戴、葉兩家范圍之外的資料，想來并非有意掠美，而是無心暗合。只是在十年前鄭清茂著手翻譯《元雜劇研究》之際，鄭騫還沒有對這個問題做過仔細考辨，未能給予有針對性的指點。而對于大部分只能閱讀中譯本的讀者而言，在這個細節(jié)上終不免被譯者誤導。

趙景深和《中國小說叢考》

另一位當事人趙景深在晚年整理部分文稿，匯為《中國小說叢考》（齊魯書社1980年版）一書，那篇出過紕漏的《南宋說話人四家》也被收入并經(jīng)過了修訂。趙景深與戴望舒過從甚密，在結(jié)婚時甚至還盛邀對方出任過男儐相；和葉德均之間則有師生之誼，并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主持整理過葉氏的遺著，對他們兩位的意見當然會格外留意參考吸取。雖然已經(jīng)事隔多年，但能夠亡羊補牢，避免謬種流傳，還算為時不晚。

入矢義高與梅原郁合作譯注《東京夢華錄——宋代の都市と生活》

更有意思的是，在鄧之誠的《東京夢華錄注》由商務(wù)印書館于1959年正式出版之后不久，與吉川幸次郎合作研究過元代戲曲的日本學者入矢義高便在日本《書報雜志》上撰寫長篇書評給予極其嚴厲的批評。此文竟然旋即被翻譯過來，刊登在《古籍整理出版動態(tài)》上，其內(nèi)容“略謂校訂失多于得，句讀誤至五十余處，注釋有當注不注、注而不切，且注錯者甚多。因定為低下之書，其疏漏之嚴重為近來中國出版注釋書中所罕見”，言辭犀利刻薄卻又有真憑實據(jù)，惹得自視極高的鄧氏耿耿于懷，“夜中遂不寐，信心平氣和之難耶！”“氣墜，起坐良久，乃知又受涼矣！”（鳳凰出版社2012年版《鄧之誠文史札記》1959年9月8日條）為了一探究竟，鄧之誠立即致函日本友人杉村勇造，托其代為尋覓入矢義高的原文（同上，1959年9月14日條）。甚至在日本發(fā)生地震時，他還像小孩子斗氣一般說道：“聞日本又遭海嘯，名古屋最甚，罵我之入矢義高諒不致受虛驚也?！保ㄍ?，1959年9月27日條）而等到接獲入矢義高的原文之后，他又評價說：“其辭極奚刻，指摘甚當，然亦有說可兩存者。其人頗稱許鄧廣銘、王利器、周祖謨，服其精審。予老矣！不欲與少年爭得失，撰為此注頗有托意，時人恐未必能解也。”（同上，1959年9月29日條）盡管心有不甘而欲極力辯解，但也不得不承認自己確實存在失誤?？吹洁噺V銘等年輕一輩的學人受到對方推崇，又頗有幾分失落悵惘，但也只能強作寬慰之詞，聊以排遣抑郁。一個月后，他在日記中又留下一筆：“《光明日報·史學》載鄧廣銘等四人所為文，襲用入矢義高語句，蓋賞其能罵我也。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誠然！”（同上，10月29日）指的應該是當天發(fā)表的由鄧廣銘、田余慶、陳慶華、張寄謙四人合作撰寫的《十年來的中國史研究概述》，文中特別列有“古籍整理”一項，介紹“我們在古典歷史文獻的整理、注釋、?？薄⒔褡g和標點斷句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作為宋史專家，鄧廣銘對《東京夢華錄注》自然會特別注意，對《古籍整理出版動態(tài)》上轉(zhuǎn)載的那篇書評當然也不會錯過，而批評起來也正如入矢義高那樣并不客氣（此文收入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鄧廣銘全集》第十卷中，涉及《東京夢華錄注》的內(nèi)容已經(jīng)刪削殆盡）。面對入矢義高和鄧廣銘等人桴鼓相應的批評，理虧的鄧之誠也只能忍氣吞聲，自認倒霉，在日記中發(fā)泄一通。

入矢義高膽敢撰文批評鄧之誠這樣的知名史家，自然是有備而來，絕不會率爾操觚。實際上，他從1949年開始就召集同好逐字逐句地研讀《東京夢華錄》，所指摘的訛脫疏漏無疑都經(jīng)過細致深入的考辨。歷經(jīng)數(shù)十年持之以恒的積累，入矢義高最終聯(lián)手另一位日本宋史專家梅原郁合作譯注《東京夢華錄——宋代の都市と生活》，此書最先由巖波書店于1983年出版，后轉(zhuǎn)由平凡社于1996年推出修訂第二版，并在1999年出版了修訂第三版。比起鄧之誠的《東京夢華錄注》來，無論是史料征引，還是文句考訂，入矢義高和梅原郁的譯注本都顯得更為精審翔實。一方面固然是他們多年以來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的結(jié)果，另一方面其實也充分借鑒了其他學者所作的考訂辨析。盡管全書使用日語撰著，卻非常值得翻譯成漢語以供參考。而在箋注卷五中那段涉及宋代說話人家數(shù)的文字時，他們特別指出“尹常賣五代史”一句，曾經(jīng)被不少學者誤讀為“尹常が五代史ヲ売ル”，意即“‘尹?！圪u‘五代史’”。兩人隨即參考戴望舒、葉德均兩位的考證，對“常賣”一語加以詳盡確切的注釋——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學術(shù)論爭中，這大概也算是中國學者又扳回了一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