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內(nèi)外看稗田》，陳洪著，知識產(chǎn)權出版社2020年版，88.00元
《紅樓夢》的闡釋是不是已經(jīng)題無剩義？古典文學研究如何推陳出新？南開大學陳洪先生的《紅樓內(nèi)外看稗田》一書（知識產(chǎn)權出版社2020年版），尤能顯示自成一格的風采。本書三十五篇文章，分別對應著者有關古代小說史、小說批評理論史、文學與宗教文化的專長方向，涉及“四大名著”、《金瓶梅》《聊齋志異》《天雨花》與李卓吾、金圣嘆等作家作品。
通覽這些文章的標題，不難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文化”“理論”“宗教”成為高頻詞、關鍵詞。至于“緣”字，更為作者喜用。既有《結緣：文學與宗教》（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珠玉在前，此書之中無論是《紅樓夢》與才子佳人小說之間“自我遮蔽的‘血緣’”，還是“《西游記》與全真教之緣”，抑或孫悟空所代表的“心猿”之緣……凡此，無不折射出該書一以貫之的旨趣與關懷。
傳承血脈與追溯《紅樓夢》的生成語境
錢鍾書先生曾概括，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在于“把文章統(tǒng)盤的人化或生命化”。這也可以由古代小說的批評理論資源得到驗證。如明人李開先評價《水滸傳》時，有所謂“委曲詳盡，血脈貫通，《史記》而下，便是此書”（李開先《詞謔》，載黃霖、韓同文選注《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上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15頁）。由古今文學作品一脈傳承的角度，我們可以深入了解，該論著是如何考察《紅樓夢》的生成語境，而給出自成一說的解讀。
在陳先生看來，古代小說“作為一種精神的有機體還活在今天人們的精神世界里，而且還在生長著、發(fā)育著，并不斷抽繹著新的枝葉，開著新的花朵。也就是說，它們還活著，它們還是生命體，還作為生動的事物被今天的讀者感受著、欣賞著”（與李劍國合撰《〈中國小說通史〉總序》）。基于此，他也賦冷冰冰的研究對象以溫度，將作為認識客體的古代作品充分生命化。
全書打頭陣之作《由“林下”進入文本深處——〈紅樓夢〉的“互文”解讀》，開篇即明揭“從文化和文學血脈傳承的角度”探索小說深層內(nèi)涵之旨。首節(jié)由釵、黛二人的比對與合一，“追溯到一種源遠流長的‘文化和審美’傳統(tǒng)”，也就是同時采用最早出自《世說新語·賢媛》的“閨中之秀”與“林下之風”，來表達對于女性“兼美”的期待。接著在第二節(jié)，論者相繼舉列《午夢堂集》《平山冷燕》《金云翹傳》《納蘭詞》《金瓶梅》《天雨花》等著作，從環(huán)境象征、人物內(nèi)涵與設置、情節(jié)關目、作家氣質(zhì)、語匯使用等諸多方面，深入挖掘了這一偉大小說賴以產(chǎn)生的文化土壤與傳統(tǒng)淵源。第二篇文章《〈紅樓夢〉“礙語”說“木石”》，緊扣“木石前盟”中的“木石”詞匯與意象，認為作品中出現(xiàn)這個詞，“既有歷史文化的血脈可尋，又與當時政治文化背景關聯(lián)”。以此為切入口，論者展現(xiàn)出歷代文士的歌詠與雍正、乾隆標榜主流話語，這兩個不為學界重視的面相，可謂小題大做式的精彩演繹?！丁醇t樓夢〉中癩僧跛道的文化血脈》不僅在小說史上為兩個怪異形象找到了不少“孿生”，而且由《五燈會元》《宋高僧傳》這樣的中土佛典找到了癩頭和尚的前身，還上溯老莊哲學，闡明“畸人”的觀念與人格范型。
在非紅學論文之中，這一特色也有所體現(xiàn)。如《從狂禪中走出的俠僧——魯智深形象新論》，認為花和尚與《西廂記》中法聰及惠明，定然存在“廣義的血脈相通”，特別是在“僧而俠”的方面。為全書所未明言，然而實際遵循推源溯流、探究血脈之義的，還有以《吳江雪》中的雪婆聯(lián)及劉老老形象?；蛘邚南笳魇址ǖ慕嵌?，來考察《五色石》《平山冷燕》《玉嬌梨》等明清之際的小說，對于曹雪芹創(chuàng)作思想和表現(xiàn)方法的影響。還有追究《石頭記》之多層次敘事模式的形成，認為應上探至明末時事小說《警世陰陽夢》。
美國著名漢學家韓南（Patric Hanan）曾在《金瓶梅探源》（1963）一文中，對《金瓶梅》所引用之小說、話本、戲曲、史書等作了系統(tǒng)的追溯，從而深入細致地考察了創(chuàng)作素材的來源問題。其大量詳實的考證，無疑推進了《金瓶梅》的成書研究（收入徐朔方編選校閱，沈壽亨等翻譯《金瓶梅西方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又載王秋桂等譯《韓南中國小說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223-264頁）?，F(xiàn)在陳先生對于《紅樓夢》為代表的古代小說，別具匠心地采取了文學史與文化史溯源的思路，對古典作品在傳承中看創(chuàng)新，其研究兼具清人章學誠所說的“功力”與“見解”，也因此形成鮮明的特色，做出了一定的學術貢獻。
解析語碼與探測古典小說的文化背景
與自覺傳承“血脈”的比喻類似，本書之中還以古典小說為傳統(tǒng)典籍與文化與生俱來的“基因”，進行了例如“《水滸傳》宋江‘基因圖譜’分析”這樣的工作。所得結論是宋江的DNA由江湖基因與廟堂基因這兩條基因鏈纏繞、互補構成，也頗能引人深思。陳先生所做深度掃描古典小說文化背景的工作，得以進入讀者的眼簾。
早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新紅學的開山胡適先生曾譏諷某些索隱派人物事倍功半的努力，常常流于“猜笨謎”。其實對于遠離古代作品產(chǎn)生的時空、物質(zhì)環(huán)境與創(chuàng)作心理的今人來說，對文本的初步理解，很難完全避免猜謎填空式的經(jīng)驗。只是要在“大膽假設”的基石之上，力求筑牢“小心求證”得來的寶塔。該書《古代長篇小說的象征傳統(tǒng)及其文化語碼解析》一文，通過解讀文學來解析“文化”的語碼，亦是題中應有之義。論者認為，一種獨立的文化，其話語系統(tǒng)中多有類似的關聯(lián)現(xiàn)象而成為自己的傳統(tǒng)，于是使某些詞語超越其所指而具有了較為復雜的文化內(nèi)涵，從而形成了一類獨特的“文化語碼”。
一方面，考察作家創(chuàng)作意圖時，需要進入到語碼深處。就《紅樓夢》來說，“石頭由于其雙重物理屬性，更適于自嘲與嘲世，便成為一種意味獨特的文化語碼”。另一方面，文本細節(jié)的把握，同樣離不開“解碼”意識的敏銳與強烈。世知曹雪芹抓住瀟湘館環(huán)境的特征，以此來襯染黛玉情調(diào)的辦法，就是反復寫竹。而“竹”這一特定文化語碼的意義，體現(xiàn)在它“以其挺直而有節(jié)的風姿在我國古代文人心目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在‘比德’的傳統(tǒng)中尤為林下之士所偏愛”。至于進行文化解碼的做法，可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都t樓夢》包含談禪理說《莊》學的著名篇章，而第三十一回的大段對話描寫，還刻畫出湘云與翠縷談《易》明陰陽的場景。這當然體現(xiàn)出北大劉勇強教授所分析的，“小說家將知識作為刻畫人物的一種手段和要素”（劉勇強《小說知識學：古代小說研究的一個維度》，《文藝研究》，2018年第6期）。作者認為，《西游記》多次寫佛教與道教的矛盾，如車遲國、比丘國、滅法國，但每次正義均在佛教一方。至于作品塑造的神仙群體中，佛門的觀音和如來法力無邊、可親可愛，而道教老君卻相形見絀，不過二流人物……因此該作最終成書于明代隆慶、萬歷之際某作家之手的背景，影響到當時社會“揚佛抑道”的輿論傾向，也給作品打上了思想烙印。又如透過金圣嘆以“泐大師”身份，與葉紹袁亡故妻女“變成”的“女仙”所進行的即時詩歌唱和，論者還上溯文學史上屈原作《楚辭》、司馬相如代陳皇后作《長門賦》等先例，從而發(fā)掘出綿延不絕的“易性寫作”傳統(tǒng)。再如，只有聯(lián)系了伯夷、叔齊事跡在儒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包括《論語》《孟子》《史記》與韓愈、程頤有關這對道德“楷?！钡脑u論，才能更好地反襯《豆棚閑話》“首陽山叔齊變節(jié)”對其所作翻案式的演繹。
由此見出，文本的實際表現(xiàn)，正作為引線，觸發(fā)了上掛下聯(lián)、觸類旁通的文化考古。通過結尾部分著者對于小說史研究理念與敘述模式的“夫子自道”，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本書進行的闡釋與批評，既是美學的、藝術學的，同時也是歷史的、社會的和文化的。
示人金針與方法論營求
作為一部出入文史典冊與雅俗文化的古典小說論著，本書十分注意方法論上的營求。除了顯見的計量——如統(tǒng)計“心猿”在小說詩文、叢書別集中出現(xiàn)的頻次之外，這些方法大致集中表現(xiàn)在擅長做小說史定位、學術史清理，以及借助心理學的理論觀點，進行文人作家之心態(tài)探究等方面。以下分別具論：
一、許多篇什的論述，都較好地采借了小說史的眼光，注意將小說學問題置于“史”的脈絡中細致打量。或者如王立教授所說，著者本來“善于從文學史的動態(tài)演進中把握研究對象”（王立《評〈滄海蠡得——陳洪自選集〉》，《東疆學刊》，2010年第4期）。例如，《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形象的塑造，開辟了《水滸傳》《女仙外史》《野叟曝言》等眾多稗官里“帝王師”的人物“范型”。再如，清代彈詞小說《天雨花》，相較同期家庭題材小說《林蘭香》《紅樓夢》，塑造的女性反面角色大多是婢妾。這種敵視的態(tài)度，正可視為其女性意識的體現(xiàn)。
又譬如從文體角度切入，注意到《西游補》插入多段平話、彈詞和戲曲，“目的之一便是變化敘事手法，挖掘小說的表現(xiàn)潛力”，然后論者又比較了《續(xù)金瓶梅》《林蘭香》中插入的說唱段落，得出它們與全書缺少有機聯(lián)系，第一人稱敘事特點也不明顯的結論，可謂原原本本、有的放矢。
二、過去的世紀之交，文史哲領域曾大量出版帶有回眸與總結性質(zhì)的研究史、學術史著作。衡量新出成果的其中一項指標，自然就是看其是否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積累與養(yǎng)分，從而力求在更高基礎上向前邁進。該書成功做到將針對某一作品及其話題，自古至今的言說納入學術視野與論述范圍。試分享數(shù)例：
《論〈水滸傳〉與道教》一文，先后引用了李贄、金圣嘆對第五十二回的評語。前者所云“天下文章當以趣為第一”，后者“此篇純以科諢成文，是傳中另又一樣筆墨”，看似也是明白到位。但陳先生據(jù)此發(fā)論，“他們都看到了這一回的喜劇特性，但不足之處在于沒有點破這一特性的奧秘，也就沒有講出‘趣’與‘諢’是怎么產(chǎn)生出來的”。接著，他從羅真人與李逵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以及作者相關描寫的敘事視角，重新闡釋了該回喜劇性的生成，又明確了羅真人的角色功能。
與之類似的，還有《“演義”諸葛亮——“帝王師”的大眾版》一上來肯定毛綸父子批《三國》，所提出的作家把諸葛亮的奇絕才略寫到極致，由此產(chǎn)生小說的藝術魅力。陳先生以為，“此說甚有見地，但稍有不足”，于是補充了孔明典型體現(xiàn)“帝王師”角色的論點，通過文本細讀，具體入微地展開了論證。
不僅注意辯證分析評價古代小說評論包含的意見，并作觀點方面的修正與理論上的加深，而且還立足古代小說史學科建立之后的發(fā)展流程，做到淵源有自、承上啟下。這首先表現(xiàn)在幾篇《西游記》論文里。書中的一條注釋這樣說道，“《西游記》與全真教之間有密切的關聯(lián)。經(jīng)柳存仁肇端，眾多學者踵武，揭橥大量內(nèi)證，已成不刊之論”。實際上，著者有關這一小說世代累積的成書過程中，經(jīng)歷“全真化”環(huán)節(jié)，到了明代萬歷中期，某位作家又對其進行刪削改寫的看法，正由對柳先生文章《全真教和小說〈西游記〉》“發(fā)潛德之幽光”而開端承繼，然后有所發(fā)明，后出轉精。第一步是概括性地梳理歷來的李卓吾佛學思想研究中，各家看法或淺嘗輒止，或因襲話頭，或以訛傳訛，或失之片面的表現(xiàn)，而第二步則要厘清學術觀點存在偏頗錯誤的背后，研究方法與學術路向所暴露的問題。所謂“除去意識形態(tài)及治學態(tài)度等因素外，還與研究者持今人所寫佛教史之框架，強納李卓吾入內(nèi)有關”，正是切中要害之言。可以說，這樣的研究方能含英咀華、后來居上。
三、本書善于借助心理的角度，援用心理學的術語理論，服務于小說人物內(nèi)心天地的開掘，以及文本“文學性”與文化蘊涵的剖析。在1996年發(fā)表的論文《清初文論中的佛學影響》中，陳先生通過剖析錢謙益、金圣嘆、王夫之三人與佛學的因緣，提出三人的文論思路與觀點存在相通之處，乃在于“用宗教體驗類比于創(chuàng)作心理，說明文學創(chuàng)作的非理性、直覺特征”（陳洪《清初文論中的佛學影響》，載《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6期）。此說在吳真教授看來，可謂打通了宗教心理與文學審美之間的藩籬（吳真《從文學作品中的宗教到宗教語境下的文學——陳洪宗教文學研究述評》，《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4年第6期）。
我們看到，書中既有對于《金瓶梅》中蔡狀元的語言行為的深入揭示，有助于讀者窺見其由初入官場表現(xiàn)青澀，進而諳熟“潛規(guī)則”，老練撈取各種不正當利益的變化，又有《警世陰陽夢》因采取第三人稱限制視角還是全知敘事的區(qū)別，《陰夢》與《陽夢》的心理描寫也獲得不同展示。既由一部分讀書人平揖王侯的“帝王師”夢想，聯(lián)及文化傳統(tǒng)對知識分子政治心態(tài)、文化心態(tài)的影響，又從清初漢族士人文集的縫隙，讀出了“自我正當化”的心理規(guī)律特點，從而得以考察遺民詩人之創(chuàng)作心態(tài)。既可見對于寶玉、黛玉二人言語囫圇不解現(xiàn)象，所作綿密透徹的心理學分析，同時也能發(fā)現(xiàn)《三國演義》的文本世界其實具備豐厚的“軍事心理學”價值，如是種種，不一而足。
但應指出，全書的校對工夫不太令人滿意，還有一些可提升的空間。筆者細加研讀之下，發(fā)現(xiàn)共計一些筆誤錯植。限于篇幅，這里不擬一一指明。白璧微瑕之處，還有第二十六篇論文，《“全璧”抑或“遺珠”》之正題，似乎不能涵蓋副標題《論金圣嘆易性寫作兼及“全集”之編纂》所含兩大事項之前端。
陳先生在廣袤肥沃的稗田中，數(shù)十年辛勤耕耘犁種如一日，本書就是他有關紅學與其他古代小說研究的最新成果?！都t樓內(nèi)外看稗田》帶給青年學子的啟發(fā)，則或許如胡適晚年使用頻度較高的一句贈言所說：“從今后，要怎么收獲，先那么栽?！?/p>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