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臭脾氣為何讓人又愛又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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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影響后世的文化性格和精神遺產(chǎn)，孟子的“英氣”首先表現(xiàn)為一種瀟灑不拘、獨立自由的主體精神。然而，由私人領域移到公共空間，在實際的社會交往或者政治倫理中，過分孤往的“英氣”又可能造成偏頗狹隘，增加社會和政治運作成本。

“孔孟”雖并稱性情卻不同

“孔孟”向來并稱，但孔子與孟子很不同，不僅表現(xiàn)在思想學術(shù)層面，而且反映在二者的性格氣質(zhì)上。研究史料可以發(fā)現(xiàn)，孔子相對溫柔敦厚，偶爾發(fā)點小脾氣。比如，心情不好時會賭氣說要到海上漂流，即“道不行，乘桴浮于?！薄５?，與孟子的“臭脾氣”相比，孔子的小性格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孟子脾氣之“臭”，就連宋代名儒都有些看不下去。北宋程顥認為，“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云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顏回若是春天的和風青云，孟子就如同肅殺秋風中的巖巖泰山。程顥之弟程頤也說：“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這里一針見血地指出，孟子的性格會“害事”。南宋朱熹更是把孟子說成一個揮臂準備干仗的人：“孟子則攘臂扼腕，盡發(fā)于外。論其氣象……孔子則渾然無跡，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跡盡見。”

宋人于孟子愛之深、知之深，故最能同情了解孟子的脾氣。自韓愈之后，兩宋文人士大夫接續(xù)推崇《孟子》，終于使之升格，由“子”入“經(jīng)”。漢武帝立“五經(jīng)博士”，《周易》《尚書》《儀禮》《詩經(jīng)》《春秋》 正式成為儒家經(jīng)典。南朝劉宋時期，《論語》《孝經(jīng)》等補入經(jīng)典成“十經(jīng)”。唐代文宗刻石經(jīng)于長安，將《爾雅》收入，擴為“十二經(jīng)”。到南宋光宗叢刻“十三經(jīng)”，《孟子》始正式進入“經(jīng)典”，是諸經(jīng)中最晚的一部。

宋代文人士大夫普遍具有強烈的參政意識，以天下為己任，有“事業(yè)付之書生”的政治擔當，呈現(xiàn)“開口攬時事，議論爭煌煌”的氣象。杜維明曾以“士的自覺”論述孟子價值。這種自覺在宋代文人士大夫那里得到了回應。

無論進退都需掌握主動權(quán)

作為影響后世的文化性格和精神遺產(chǎn)，孟子的“英氣”首先表現(xiàn)為一種瀟灑不拘、獨立自由的主體精神。

孟子嘗言：“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余裕哉？”成語“綽然有余”即出于此。無論進與退，致君堯舜抑或抱才退隱，孟子都認為需要掌握主動權(quán)?！吨芤住氛f“君子以獨立不懼，遁世無悶”，講的就是同理。在陶潛那里，則是“不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xiāng)里小人”；在李白那里，就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權(quán)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在王冕那里，則是“不要人夸好顏色，只流清氣滿乾坤”。

孟子還強調(diào)，游說君王的時候，內(nèi)心要有自信：“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吾何畏彼哉？”同時，要注重人格獨立與尊嚴，拒絕來自權(quán)力的傲慢：“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xiāng)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p>

在君臣交往中，孟子反對過于主動，希望以一種相對的被動來獲取尊重。對于公孫衍、張儀這類迎合、順從君主的人，孟子斥責他們是“妾婦之道”。我國歷史上一直有“不召之臣”的佳話，如伊尹之于商湯、管仲之于齊桓公、諸葛孔明之于劉玄德。京劇《蕭何月下追韓信》中，韓信唱道：“身懷角書不輕獻，方見英雄非等閑?！边@里面，“不輕獻”即是保持高姿態(tài)。相較之下，孟子的孤傲不免過于天真。

“反復諫之不聽”不配稱君

孟子思想受子思影響，史稱“思孟學派”。子思姓孔名伋，是孔子之孫。孟子曾受業(yè)于子思的弟子。

子思也有一襟英氣。魯繆公欲與子思為友，子思說：“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意思說的是，你憑什么與我交朋友？地位你雖比我高，但在道德上你必須師“事我”。

孟子的口吻與子思如出一轍。他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京劇舞臺上《擊鼓罵曹》之所以長演不衰，即因余派唱腔的高亢蒼涼，將禰衡以寇仇視曹操演繹得淋漓盡致。而朱元璋讀到這句話后，就下令停止祭祀孟子，并箭射進諫之臣。朱元璋還刪節(jié)《孟子》為《孟子節(jié)文》，被刪的內(nèi)容不準列入考試范圍。

在孟子眼中，連周文王也沒有什么了不起：“待文王而后興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备鼌柡Φ氖?，齊宣王問孟子：商湯放逐夏桀，周武王討伐商紂王，都是為人臣子而殺害國君，這是可以的嗎？孟子果斷地回答：“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 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大致意思是，商紂王不配稱君，只是一匹夫罷了，“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齊宣王聽了“勃然變色”。這一段對話也被視作孟子“目無君父”的證據(jù)。

“傲慢”源于缺少在世知音

理性來看，孟子“英氣”性格背后確實有一種傲慢的偏執(zhí)。孟子名軻，“軻，椄軸車也”。這似乎昭示了孟子人生的坎坷與性格的軻峨。

孟子三歲喪父（一說孟父長年在外），由孟母教之。由于缺乏父愛，加之“孟母三遷”，從墳墓遷集市，再遷至學宮旁，其間不免遭受委曲，故孟子養(yǎng)成剛硬、固執(zhí)乃至暴躁的性格，自不足為怪。

孟子說：“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這種過分自信，有時就是一種自卑。孟子同時還有一種孤憤獨往的倔強——“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有不為也，而后可以有為”。這種君子所為缺少在世知音的感嘆，令人想起了莊子所說的“畸于人而侔于天”。

在孟子的“英氣”里，似有一種個體與群體的間隔感、對立感。孟子說他善養(yǎng)“浩然之氣”，此氣“沛然莫之能御”“仁者無敵”“仁人無敵于天下”。其實，諸如“御”“敵”等字眼，就更多地投射出了一種特立獨行、翛然四顧之身影。

“孤往”對修身治學有益

孤往之境，于個人修身、治學甚有益處。王國維以“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形容此境。王元化著有《孤往精神》一文，引熊十力《尊聞錄》：“凡有志根本學術(shù)者，當有孤往精神?！迸酥匾?guī)《亭林詩發(fā)微》論治學經(jīng)驗云：“夜半寂寥，萬緣都盡，然后才能現(xiàn)稀有奇幻的‘圣燈’?！彼^“一燈煮慮，暝寫晨書”“冥辟群界，自成孤詣”以及“板凳甘坐十年冷”，自然少不了此種孤往、執(zhí)著的精神。

然而，由私人領域移到公共空間，在實際的社會交往或者政治倫理中，過分孤往的“英氣”又可能造成偏頗狹隘，增加社會和政治運作成本。孟子在宋代的知音非王安石莫屬。王安石在給歐陽修的答詩中說：“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荊公以孟子自期，通身流貫著孟子的“英氣”。荊公所謂“三不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分明就是以孟子的口吻在言說。

熙寧變法期間，王安石面對韓琦、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等人（其中很多與王安石私交甚好）的異見，沒有努力去化解調(diào)和矛盾，而是“一意孤行”“道不同不相為謀”，弗顧人情蘭菊。這種“英氣”害事，不得不說是新法失敗的原因之一。而在罷相閑居江寧的日子里，王安石也許只有時不時通過懷想孟子來安慰自己受傷的心靈了，正所謂“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這是林則徐任兩廣總督時題書的堂聯(lián)。孟子的文化性格，可以說將下聯(lián)詮釋得無以復加；至于上聯(lián)，似乎還是要回到孔子的“吾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矣”。（文/韓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