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之謙尺牘》：清代“全能型藝術(shù)家”的悲喜苦樂

趙之謙（1829-1884）是清代最重要的“全能型藝術(shù)家”之一，在書法、繪畫、篆刻等方面均為晚清代表性人物。其存世信札有六百余通，大部分為私人收藏，小部分為公家機構(gòu)庋藏。 解讀這些書札的書寫背景、內(nèi)容，對研究趙之謙的人生志向、行跡交游、書法風格、書學立場、學書歷程、審美情趣等，具有重要的史學及文獻價值。

上海圖書館素以庋藏明清尺牘豐富而著稱，藏有手札尺牘總量約12萬件，其中含趙之謙尺牘計約四十余種二百余件。近期由止觀書局出版的《上海圖書館藏名家墨跡：趙之謙尺牘》首次對上圖館藏趙之謙尺牘進行了系統(tǒng)鑒別，整理出手稿147通，存疑60通；最后將87通真跡總計161紙（含名刺）刊布。這些尺牘記載了趙之謙的種種生活細節(jié)，對研究他在藝文方面的才情成就，理解他人生中的悲喜苦樂，都提供了詳實的資料，也提供了新的視角。

6月23日上午，《趙之謙尺牘》首發(fā)座談會在上海圖書館舉行，來自中國美術(shù)學院、上海書法家協(xié)會、上海圖書館、西泠印社、止觀書局的專家學者出席并討論了這批尺牘的學術(shù)與藝術(shù)價值。

《上海圖書館藏名家墨跡：趙之謙尺牘》，戴家妙、梁穎編，止觀書局出品，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

止觀書局創(chuàng)始人許石如代表出版方向上海圖書館贈送《趙之謙尺牘》

清代的全能型藝術(shù)家

趙之謙出生于1829年（道光九年），少年時即負有盛名。1859年（咸豐九年）考中浙江鄉(xiāng)試舉人，但科舉夢被后來爆發(fā)的太平天國運動打斷，此后進京趕考屢試不第，遂絕功名之心，呈請?zhí)嫜a為江西候補知縣。歷任鄱陽、奉新、南城知縣后，于1884年（光緒十年）積勞成疾卒于任上，享年56歲。

趙之謙一生在詩、書、畫、印各領(lǐng)域都卓有建樹，尤其是他的書法風格獨樹一幟，“顏底魏面”是其特有的藝術(shù)符號。趙之謙還是一位學者，一生致力著述，於經(jīng)學、史學、詞章、金石學等方面皆有成就，惜成稿者僅居其半。未成稿的著述，后人也只能從他給友人的信中獲取信息。

趙之謙小像  張震摹  上海圖書館藏

趙之謙《異魚圖》（局部）

書法風格的關(guān)鍵轉(zhuǎn)變

中國美術(shù)學院教授、浙江省書法家協(xié)會副主席戴家妙對趙之謙有長期深入的研究，是《趙之謙尺牘》的主要編著者之一。據(jù)他介紹，這批資料覆蓋趙之謙從32歲到56歲去世前后各階段的信札，尤其是從溫州出發(fā)赴京趕考前后。當時趙之謙正值盛年，書法風格也發(fā)生了關(guān)鍵性的轉(zhuǎn)變?！摆w之謙早年書法學顏真卿《顏家廟碑》，自稱每天寫五百字，赴京趕考后，轉(zhuǎn)向魏碑，即從‘顏底’轉(zhuǎn)向‘魏面’。這種變化就發(fā)生在他32到40歲之間，期間他完成了《六朝別字記》《續(xù)寰宇訪碑錄》兩部著述?！贝骷颐钫f。據(jù)他介紹，趙之謙的書風在同治四年（1865）發(fā)生了較大改變，一是閱碑帶來的審美變化，二是人生苦悶所帶來對藝術(shù)的感悟。

同治五年（1866）趙之謙致二哥趙藹庭的信：弟于十八日由蒿壩動身，一路大雨，不堪其苦。到臺州府后大雨而且無船，耽擱兩日，出重價討船，始至黃巖。身體尚好，惟行李濕壞矣。翼文書院在離城三十里地方，山長必須往彼，不能兼管縣中事，以故束修三百，火食在內(nèi)，看去不能有多少贏余。子余本欲留弟在署，而該地紳士以書院肄業(yè)為詞，不能推卸?，F(xiàn)在留此，閲縣試畢，即行赴館……此地局面，自錢糧改短以后，弄成苦缺。署中徵收，朋友三人無束修，以外規(guī)為束修，朱墨系帳房兼辦，不比從前永嘉萬分……

趙之謙的“朋友圈”

《趙之謙尺牘》收錄的87通信札分別是：致江湜5通（一封缺上頁）、王晉玉2通、胡澍1通、鮑康1通（缺上頁）、潘祖蔭1通（附跋文1則）、趙藹庭10通、戴望5通、唐仁壽6通、胡培系6通（兩封有缺、一封有沈尹默題跋）、宗源瀚6通、許增1通、譚獻1通、倪帶銘12通、方少庵2通、歐陽文卿3通、蔡耀翁3通（一封缺頁）、趙子安2通、友朋同僚11通以及佚名9通，總計161紙（含名刺）。

據(jù)戴家妙等學者的研究，這些信札中，致鮑康、唐仁壽、宗源瀚、倪帶銘、歐陽文卿等，均是第一次發(fā)現(xiàn)與趙之謙有書信往來，是趙之謙生平交游的重要補充。

趙之謙的“朋友圈”中不乏名人，如晚清重臣潘祖蔭，二人之間有非同一般的交情與友誼。潘祖蔭曾在趙之謙最困難時，數(shù)次慷慨解囊，資助趙氏解燃眉之急。而潘氏所用印章，幾乎都出自趙氏之手。趙之謙自赴江西任職后，封刀不刻印十余年，破例為潘祖蔭刻“賜蘭堂”長方朱文印，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方印章。

致潘祖蔭信札：張忠穆手札已跋數(shù)行于末，《明史本傳》甚略。此三十三札中，尚有足資考證者。黏札冊子以日映之，為明尚書祁念東墓表，其文已闕，然亦有可廣記聞者，疑是勝朝遺老收藏舊物，歷數(shù)百年未經(jīng)揭褾，真可寶貴。舊簽題字，亦非數(shù)十年中手筆也。之謙謹上。伯寅世叔大人。

《趙之謙尺牘》中的致潘祖蔭信札，附在《張忠穆手札》（現(xiàn)藏上海圖書館）跋文之后。潘祖蔭請趙之謙為三十三通張煌言（1620—1664，南明抗清主將）的信札作跋，趙在跋文考證出張氏的信札“皆在濬時作”，并提到“札中言《保黎録》一書未得見，諸家記事亦鮮及之者”（戴家妙，《上海圖書館藏趙之謙信札研究》）。

館藏機構(gòu)與館外專家的合作

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主任黃顯功在座談會上表示，尺牘整理是上圖歷史文獻出版中的一個重要專類，近年整理的數(shù)量大大超過以往，有一系列成規(guī)模的尺牘文獻推出。他還提到，以往機構(gòu)館藏文獻整理較為封閉，與外界合作不多，近年則趨向開放，上圖在這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嘗試。越來越多研究及出版單位與上圖聯(lián)手合作，《趙之謙尺牘》即是其中一個重要項目。

上海書法家協(xié)會副主席童衍方、篆刻家周建國、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仲威、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副研究館員梁潁等與會學者表示，上海圖書館與止觀書局聯(lián)手將館藏珍品公之于眾，秘藏之物化身千百，館內(nèi)外專家聯(lián)手整理館藏資料，將其高質(zhì)量、高效率地公布，滿足學者和公眾的需要，這樣開放的意識、開放的模式無疑將嘉惠學林，亦使公眾受益，期待未來有更多合作開展。

座談會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