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翠克絲·波特（Beatrix Potter，1866-1943）是一位真菌學研究的先驅者，她后來成為《彼得兔故事》（The Tale of Peter Rabbit）的作者和插畫師。1896年12月3日，波特來到邱園園長威廉·西斯爾頓-戴爾（William T. Thiselton-Dyer）的辦公室外，希望被邱園聘用。她成功地萌發(fā)了一種真菌的孢子，這次是帶著一份孢子萌發(fā)的報告有備而來。六個月前，她在叔叔即著名畫家亨利·羅斯科爵士（Sir Henry Roscoe）的陪同下，把她的真菌插圖向園長展示，后者“似乎很高興，也有點驚訝”。這次她只身前來邱園，從窗外看到西斯爾頓-戴爾，但不一會兒她“實在覺得羞澀”，“倉皇而逃”。她用暗語在日記本里完整地記錄了這一幕，還加了一句“那里好像池塘里冰快融化的水面和恐怖的泥沼”。再后來一次的拜訪，西斯爾頓-戴爾以居高臨下和粗魯的姿態(tài)，對她不予理睬，她在日記本寫道“我想他可能很厭惡女人”。
26歲時的波特
波特嘗試用另一種方式讓她的真菌萌發(fā)研究能夠得到認可，她把論文《論傘菌孢子的萌發(fā)》（On the Germination of the Spores of Agaricineae）（署名是海倫·B.波特小姐）提交給了倫敦林奈學會，1897年4月1日學會例會“宣讀”了這篇論文（可能只是讀了標題）。那時候女性不能參加學會的會議或親自展示她們的研究，她只能從他人口中得知自己的論文反響不錯。在林奈學會上做過報告的論文通常都會被發(fā)表出來，但波特的論文從來沒有見刊。
波特的菌類插畫作品
據說她被告知這項研究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但究竟怎么回事不得而知。她依然繪制高倍顯微鏡放大下精細的菌類水彩畫，但不再想涉足職業(yè)化中的植物學領域。她把彼得兔和提姬-溫克爾刺猬夫人打造成健談的角色，科學插圖技藝被用于她經典的兒童繪本，在菌類、蕨類和風景的背景中展現動物的生活。
波特和她創(chuàng)造的小動物們
著名的彼得兔
畢翠克絲·波特就像19世紀初的阿格麗絲·伊比森一樣，曾醉心于植物學研究，但她們的貢獻卻得不到學院派植物學家們的認可，這讓她備感沮喪。她和早期大多女性從事植物學的方式一樣，將植物學當成高雅文化和維多利亞時代中期中產階級生活的一部分。她在倫敦接受家庭教育，得到了繪畫老師的指導，據說除了附近的自然博物館，她從未獨自去過任何別的地方。和家人在蘇格蘭和湖區(qū)度假時，她采集不少菌類，畫了很多植物，并對它們進行解剖、鑒定和分類，她對菌類的熱愛和專注不禁讓人想起五十多年前出版菌類學著作和繪制插圖的瑪麗亞·赫西。孤獨為學習博物學創(chuàng)造很多機會，波特對科學的興趣遠不只是娛樂，她的科學家叔叔是倫敦大學的副校長，同時也是她的導師和贊助人。
波特為真菌繪制的插畫
在文雅的植物學文化早期，女性參與到植物學對話中相對比較容易，成為對話者，或者是老師、作家和公共講座的聽眾。從1786年《新女士雜志》中的弗洛拉和英吉安娜，到1797年瑪麗亞·杰克遜《植物學對話》中霍爾滕西婭和她的孩子們，從波特蘭公爵夫人和德拉尼在畫室中聊灰蕈，到薩拉·阿博特和當牧師的丈夫討論《貝德福德郡植物志》里的植物，再到倫敦植物學學會幾位女會員和伊麗莎白·沃倫給威廉·胡克寫信談她的植物學活動，女性不論在作品中還是在現實中都是植物學對話的主角，并把植物學當作自己的資源，從18世紀80年代起的60年里尤其如此。
威廉·胡克創(chuàng)作的植物插畫
之后，學院派的植物學開始與大眾化的植物探索分離，專業(yè)化的科學努力排擠文雅休閑的科學文化，隨之而來是權威的科學家們開始排擠或邊緣化女性。植物學文化顯示出的女性氣質引發(fā)了某些男植物學家的擔憂，一些男性科普作家更關心如何把植物學打造為一門科學?？茖W文化（應該說更廣泛意義的19世紀文化）中的職業(yè)化轉向讓女性的很多活動和價值取向都被邊緣化。在19世紀60年代后，科學學習從家庭環(huán)境中以母親為核心的教育模式轉變成實驗室為主的學校學習。教育權威由母親轉移到公共學校里的正式教師，考試系統將某些知識機構化，同時將自學者們邊緣化。
然而，職業(yè)科學家和業(yè)余愛好者的區(qū)分、實驗室為基礎的科學與田野或家庭中的科學區(qū)分，也并非都對女性不利。19世紀晚期一些女性能夠走進學校、大學和醫(yī)學院學習一些學科。例如，1879年到1911年間，600多名女性在倫敦大學拿到了學士學位，女性也可以在劍橋大學參加榮譽學位考試，其中一些人后來成了教師。在這樣的背景下，1896年和1897年波特在邱園和倫敦學會的遭遇，只能說在機構化植物學中她是老舊傳統下最后的受害者。1900年，林奈學會開始接納女會員參與嚴肅的討論，這扇大門終于在1904年打開，第一批加入了林奈學會的女性共16位。
這張最早的邱園棕櫚溫室外觀照片，是用銀版攝影法拍攝的
下一代女性在植物學中扮演了學術化的教師和研究者角色，以及為專家和大眾讀者搭建橋梁的科普作家。例如，古植物學家（也是性教育開拓者和避孕倡導者）瑪麗·斯托普斯（Marie Carmichael Stopes，1880-1958）在倫敦大學學院授課，約翰·林德利曾是這所大學第一位植物學教授，斯托普斯在這里獲得了包括植物學和地質學兩個學科的榮譽學士學位。她在德國完成了博士研究工作后，成為曼徹斯特大學初級講師和植物學講解員，是這所大學的第一位女性科研職員。她撰寫了很多化石植物的專業(yè)論文和學術著作，包括將古植物學和煤炭研究聯系在一起的蘇鐵植物。她也寫一些淺顯的科學讀物，如她的第一本書《寫給青少年的植物學》（The Study of Plant Life for Young People，1906）和《古老的植物:地球上過去的植物簡介》（Ancient Plants: Being a Simple Account of the Past Vegetation of the Earth，1910）就是寫給非專業(yè)人士的，讓斯托普斯同時扮演著女性傳統中的科學文化中介人。
瑪麗·斯托普斯——二十世紀最負盛名的計劃生育和女性權益倡導先驅
作為教育者，斯托普斯也可以被納入18世紀晚期以來的女性科學寫作歷史，她們?yōu)榍嗌倌曜x者寫作，并為讀者創(chuàng)造了科學入門讀物的特有風格。在她那個時代，還有新一代的女性普及作家，采用新的方式構建她們的敘事權威，在科學寫作時與專家對話，探討他們的專業(yè)領域。還有一些女性依然為大眾寫作（如寫給孩子），或者編寫正式的學校教材。在植物學文化中，還有切爾滕納姆女子學院（Cheltenham Lady’s College）助理教師夏洛特·勞里（Charlotte L. Laurie）寫的《開花植物：結構及生境》（Flowering Plants: Their Structure and Habitat，1903），埃莉諾·休斯-吉布斯（Eleanor Hughes-Gibbs）《雛菊養(yǎng)成記》（The Making of Daisy，1898），倡導“與自然母親的友誼”，等等。如今的植物學家都專注于學術專著，到處充斥著電子顯微鏡技術、化學分類學、分子生物學研究等術語，從這些文本中幾乎找不到早期植物學文化的蹤跡。阿格麗絲·伊比森的文章對他們來說好像翻閱科學職業(yè)化前發(fā)霉的相冊，瑪麗亞·杰克遜、安妮·普拉特、簡·勞登等人的作品很可能被他們歸到“文學”作品的范疇，而不是科學寫作，用書信和對話寫成的親切模式則很可能被當成相當過時的產物。
安妮·普拉特的花卉插畫作品
然而，科學寫作有它的歷史，其中的一個特征是科學書籍中講述者的消失，剔除了個性化特色。18世紀晚期對母親科學教育的強調為女性提供了學習科學、培養(yǎng)專業(yè)技能的機會，有些女性充分利用社會規(guī)約，將科學母親的身份作為事業(yè)，在教科書傳統中寫書。她們塑造了女性為中心的科學教育法，提供了一種知識權威的模式，母親講述者在女性導師傳統中普及科學，并展示了女性的科學素養(yǎng)。19世紀50年代正式的科學寫作新風格在文本中拒斥女性和家庭，把其中的女性經驗邊緣化。盡管一些女性在后來有更多的機會參與主流科學，但更可能的情況是，比起家庭外的活動，家庭氛圍中的科學實踐有更多的女性參與者。
正在工作的邱園女園丁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被邱園雇用的30位女園丁
這本關于植物學對話的書是我們與歷史持續(xù)對話的一個嘗試。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們努力為女孩和婦女創(chuàng)造更多參與科學的機會，我們也應該竭盡全力，不僅要審視當今的性別問題，也要審視各科學領域里性別化的歷史，以及性別在塑造科學家、科學教育和科學寫作中的普遍影響。就植物學而言，應該承認女性的參與以及具有女性氣質的部分，關于植物學文化的對話應該囊括更多的發(fā)聲者和更多的主題，接納多樣化的背景和議題。在啟蒙運動時期，科學教育與普麗西拉·韋克菲爾德和其他人所倡導的“心智培養(yǎng)”等信念聯系在一起，科學與倫理融合，作家們沒有將科學與藝術、專家知識與大眾知識、專業(yè)寫作與科普寫作等截然區(qū)分。在我們的時代，科學與人文之間的文化沖突越來越尖銳，弗洛拉和英吉安娜的對話，以及我們關于自然與科學、女性與性別的探討比任何時候都重要。
（本文摘自安·希黛兒著《花神的女兒：英國植物學文化中的科學與性別（1760-1860）》，姜虹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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