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大河與大國》：如何走向人與河流的和諧共生

《大河與大國：從河流的視角講述美國史》，[美]馬丁·道爾著，劉小鷗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289頁，89.90元

一座城市因河流而靈動，一個國家因河流而煥發(fā)生機與活力。但凡河流所到之處，皆是萬木蔥郁草長鶯飛。河流是地球生命生存和發(fā)展的基礎，也是哺育人類文明的搖籃。遍布美國各地的河流就像一根根血管，或波瀾壯闊，或徐徐流淌，浸潤著美國土地的各地角落。在美國的歷史長河中，河流是貿易航線，是動力能源，是農業(yè)灌溉的水源，也曾作為城市排污的下水道。追溯美國的發(fā)展歷程可以映射出河流的變遷，河流的變化也折射出美國的歷史發(fā)展脈絡。

美國著名小說家康斯坦茨·林賽·斯金納（Constance Lindsay Skinner）認為“美利堅民族誕生于河流之上”，為此他開始編輯“美國河流系列叢書”（Rivers of America），叢書以美國主要河流為基礎，描繪了河流對美國人日常生活的影響。該系列的第一卷《肯納貝克河：美國的搖籃》（Kennebec: Cradle of Americans）出版于1937年。此后，《哈德遜河》（The Hudson）《阿肯色河》（The Arkansas）《梅里馬克河》（The Merrimack）《芝加哥河》（The Chicago）《俄亥俄河》（The Ohio）《科羅拉多河》（The Colorado）《凱霍加河》（The Cuyahoga）等先后出版。近些年來一些環(huán)境史學者對河流環(huán)境史的關注興致盎然，研究成果豐碩。菲利普·斯卡皮諾（Philip Scarpino）的《宏偉之河：密西西比河上游的環(huán)境史（1890-1950）》（Great River: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Upper Mississippi, 1890-1950）一書批判了十九世紀末以來美國人在密西西比河流域進行木材、水利和漁業(yè)開發(fā)造成的環(huán)境破壞。菲利普·弗拉德金（Philip L. Fradkin）所著《不再奔騰：科羅拉多河與西部》（A River No More：The Colorado River and the West）批判了西部灌溉農業(yè)和水電開發(fā)對科羅拉多河造成的生態(tài)破壞，河流不再像以前一樣自由流淌。格里高利·麥克納米（Gregory McNamee）的《希拉河：一條美國河流的生與死》（Gila: The Life and Death of an American River）向人們揭示了造成美國河流危機的原因。蒂姆·帕爾默（Tim Palmer）所著《瀕危河流和資源保護運動》（Endangered Rivers and 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極力呼吁河流保護，反對河流的不合理開發(fā)。

杜克大學尼古拉斯環(huán)境對策研究院教授馬丁·道爾的《大河與大國》一書將美國河流作為一個整體，呈現出一幅河流與美國社會相互交織共同演化的歷史畫卷。作者從聯邦制、主權與所有權、稅收、監(jiān)管、環(huán)境保護這五個維度出發(fā)，揭示了河流對美國歷史的重要影響和對美國未來發(fā)展的深遠意義。同時，作者試圖向讀者展示建國以來美國人對河流的塑造以及各種各樣的塑造方式所帶來的生態(tài)影響，啟發(fā)人們對河流的開發(fā)利用方式和聯邦政府的河流政策進行反思。馬丁·道爾的足跡踏遍美國眾多河流，整本書的字里行間流露出作者對河流的那份迷戀和真摯情感。作者借鑒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巧妙地穿插了引航員、工程師、農場主、牧場主、印第安人等的故事，引人入勝，趣味橫生。同時，大量原始文獻的運用使得本書又不失學術性和嚴謹性。

美國河流對政治經濟社會體制的塑造

歷史上，河流對美國的政治體制產生了重要影響，與美國聯邦制的起源與發(fā)展密切相關。由于州際河流的商業(yè)開發(fā)受到邦聯制的嚴重束縛，為了促進州際貿易的發(fā)展，1787年各州代表在費城聚集召開制憲會議，美國聯邦制由此誕生。十九世紀初汽船時代的來臨引發(fā)了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權力之爭。在1824年的吉本斯訴奧格登案中，奧格登堅稱紐約州授予他在哈得遜河上的航行權和汽船運輸權，而吉本斯的公司試圖與其展開競爭，認為哈得遜河屬于州際河流，紐約州無權壟斷。美國最高法院最終裁定支持吉本斯，從而確立了聯邦政府在州際河流問題上的至高無上的權力。河流對于樹立聯邦制作為一種美國治理理念扮演著重要角色，如在防洪問題上，地方政府和聯邦政府應該如何分擔防洪和救災的責任一直是一個頗受爭議的問題。

美國河流的開發(fā)治理與財政稅收體系緊密相連。建國之初各州政府大力投資推動運河建設，但各州巨額債務的增加引發(fā)了1837年的經濟大恐慌，此后美國財務系統轉變?yōu)橐允袨橹行?，各個城市承擔著基礎設施建設和基本的市政服務。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時期，美國財政觀念發(fā)生改變，聯邦政府的支出顯著增加，并成為治理美國河流污染的主導力量。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里根總統上臺后開始實行財政緊縮政策，從而把環(huán)境開支的壓力重新推回到地方政府。

作者認為，河流不僅塑造了美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還是引發(fā)社會矛盾和沖突的焦點問題。在美國干旱的西部地區(qū)由于水資源的短缺，人與人之間爭水的現象十分突出?？死R斯河上游的農場主牧場主和下游的卡魯克部落圍繞用水權問題紛爭不已。為緩和用水矛盾，東部以河岸土地所有權為依據，形成“河岸原則”，西部遵循的則是“優(yōu)先占用原則”。諾里斯·亨得利（Norris Hundley）在《水和西部：科羅拉多河協議與美國西部的水政治》（Water and the West: The Colorado River Compact and the Politics of Water in the American West）一書中對美國與墨西哥之間、上游和下游之間以及流域各州之間圍繞科羅拉多河的水資源紛爭進行了專門的探討。

美國社會河流觀念的轉變

河流塑造了美國，美國也改變了河流。幾乎所有河流都留下了人類的痕跡，沒有人為干預的、純粹天然的河流已經找不到了。近代以來，美國社會出于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認為河流僅僅是可供人類利用的資源，根據不斷變化的需求對河流進行最大限度的開發(fā)利用。對于干旱的西部來說，河流是農業(yè)灌溉的水源，對于城市來講，河流是排污的天然場所。對于面粉加工業(yè)、紡織業(yè)和伐木業(yè)等行業(yè)而言，河流是驅動水車的動力。人們建設大壩利用河流來發(fā)電，為改善航運將河道截彎取直，河流景觀隨之發(fā)生改變，原本蜿蜒曲折的河流變成了筆直向前的河道。

對河流的駕馭和征服使其遭受種種摧殘和創(chuàng)傷，一味地開發(fā)利用超越了河流的承載能力，忽視了河流生態(tài)系統的穩(wěn)定性。人們輕率地認為河流具有自我凈化的能力，將未經處理的污水和化學廢料直接排入河流之中，導致河流污染日甚。十九世紀中葉隨著芝加哥市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人口的迅速增長，城市污水問題嚴峻，街道和地下室一片腐臭。為解決這一問題，芝加哥市利用建筑工程改變了較為平坦的地貌，將整座城市抬高，并保持足夠的坡度，將城市和工廠的污水排入芝加哥河，隨后流入密歇根湖。然而，密歇根湖也是芝加哥飲用水的來源，導致十九世紀下半葉芝加哥市疫情的爆發(fā)。密西西比河也曾被下游河岸十幾家工廠產生的化學品嚴重污染，凱霍加河則因化學品污染而燃起熊熊烈火。伊利湖每天接收超過七億五千萬加侖的城市污水，成千上萬條死魚被沖上岸邊。一些水利工程人為地改變了河流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導致一些物種瀕臨滅絕。河流的渠道化減少了水生生物棲息地，導致魚類群落數量一落千丈，曾經在河漫灘上生活的哺乳動物和水禽也一去不復返了。作者認為，河流生態(tài)危機的產生既受河流開發(fā)利用方式的影響，又受社會的河流觀念和政府河流管理政策的影響。

河流的嚴重污染給美國社會敲響了警鐘，美國社會的河流觀念逐漸發(fā)生了變化，并引發(fā)了河流修復和保護運動，聯邦政府的河流管理政策也相應做出改變。十九世紀下半葉，垂釣愛好者走在了河流恢復事業(yè)的前列。他們通過組織俱樂部，出資購買一片水域，然后將一些原木或者大石頭排列在溪流之中，試圖恢復河流的自然形態(tài)，改善魚類棲息環(huán)境，以增加魚群數量。二十世紀初興起的進步主義資源保護運動提倡由專業(yè)人士利用科學的方法開展河流恢復工作，科學家通過恢復河道的天然地貌創(chuàng)造水生棲息地，并遵照嚴謹的科學方法仔細記錄河流改造前后的魚類數量和體型變化的數據。羅斯福新政時期，民間資源保護隊大力投入河流恢復和保護事業(yè)，在河道內建造石堰和原木壩，恢復了將近五千英里的河流。二十世紀中期人們逐漸意識到河流渠道化的弊端，認識到生態(tài)多樣性取決于河流的彎曲形態(tài)以及隨之帶來的水流、水深和沉積物的變化，于是開始呼吁恢復河流的彎曲形狀舍直取彎，以便逆轉對河流的生態(tài)傷害。

美國河流恢復與保護的出路

面對日漸高漲的河流恢復和保護運動，美國探索和嘗試了一系列由政府和市場驅動的河流保護方案，但這些解決方案的效果著實令人唏噓。作者文筆犀利，針砭時弊，向當代美國河流恢復和保護工作提出質疑，發(fā)人深思，有助于美國繼續(xù)探尋河流危機的治理之道。

第一，河漫灘更適合作為濕地生態(tài)系統，還是開發(fā)成住宅區(qū)和工業(yè)區(qū)？隨著城市發(fā)展和郊區(qū)擴張，土地需求不斷增加，人與水爭地的現象日益突出。如新奧爾良不斷向北部湖區(qū)擴張，人們將以前的濕地區(qū)域排干水，建起居民區(qū)。但河流從未退卻，這些地區(qū)經常遭受洪水肆虐。為了控制洪水，各地修筑起防洪堤，聯邦政府頒布了若干《防洪法》，同時提供救災援助。但防洪基礎設施、聯邦救災和洪水保險計劃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水文安全感，刺激和誘導人們到極端危險的河漫灘生活和工作。

第二，依靠科學技術和大型水利工程解決環(huán)境問題是否可行？十九世紀下半葉芝加哥市政府發(fā)動了“水利政變”，實施芝加哥河逆流工程，讓芝加哥河的水最終流入伊利諾伊河和密西西比河流域。但這項工程也存在許多問題和生態(tài)隱患。首先，龐大的水務工程依賴于高昂的經濟成本。其次，芝加哥市水污染問題的解決是建立在伊利諾伊河和密西西比河下游各城市污染增加的生態(tài)代價基礎之上的。二十世紀下半葉全國范圍內各種河流恢復工程轟轟烈烈地開展，人們根據河流地貌學中的方程在電腦模型的指引下，動用昂貴的大型機械設備恢復河流的蜿蜒彎曲狀態(tài)，讓河流舍直取彎，他們“撕開河邊的走廊，砍倒河邊的樹木，給挖掘機和推土機開出一條道路來，這些機器里噴出一股股柴油廢氣”。河流恢復的同時卻帶來新的生態(tài)破壞，此類河流恢復項目的展開方式和實施效果值得人們深思。

第三，環(huán)境問題市場化是否能真正恢復河流生態(tài)系統？伴隨美國社會恢復河流熱情的高漲和國家環(huán)保政策的推動，河流恢復成為一種產業(yè)。出于對市場經濟的信仰，一些經濟學家提出解決環(huán)境問題的途徑是將市場化的理念運用到河流保護事業(yè)之中。政府創(chuàng)造出一種商品，即“排放污染物的權利”，并且可以投入市場進行交易，從而限制總體排放量。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喬治·布什總統提出“零凈損失”，即保持總量控制。如果開發(fā)商計劃開發(fā)或渠道化一條三百英尺長的河流，他需要恢復其他地方一條同樣長度的河流作為補償。河流被簡化成為商品和貨幣，一些企業(yè)家開始建立河流恢復公司，即“補償銀行”，向市場提供河流恢復積分這種虛擬商品，供土地開發(fā)商進行交換。由于土地開發(fā)和道路建設的巨大需求，河流恢復積分的市場一度欣欣向榮，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生態(tài)系統的恢復。然而，環(huán)境市場化的政策忽略了一個事實，即河流恢復的標準往往是河流的長度和距離，而河流的生態(tài)系統是否真正恢復到完全的自然狀態(tài)卻無人問津，從而導致了河流生態(tài)系統的持續(xù)凈損失。

進入新世紀，美國也在重新認識人與河流的關系，《大河與大國》一書恰逢其時。自然河流具有復雜性和連通性，且具有隨著水和泥沙輸入的變化而進行調整的適應能力。河流生態(tài)系統的各個組成部分錯綜復雜，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要保持健康的河流生態(tài)環(huán)境，既要了解土地、水、沉積物和微生物之間的相互影響，還要清楚河流上下游之間、河岸與河道之間的連通性，魚類、鳥類以及昆蟲之間的食物鏈關系等等。如果河流的某種組成部分被人類活動所改變，那么僅僅重建一個棲息地或重新創(chuàng)造一些彎道是遠遠不夠的，所修復的河流與自然河流差距甚遠，這也有助于我們理解為什么當代恢復河流的一些努力無果而終。人類的需求不能超越河流生態(tài)系統的承載能力，只有尊重河流、關愛河流、保護河流，承認河流的內在價值，在不損害河流生態(tài)系統健康與平衡的前提下，保持河流的可持續(xù)利用，經濟社會才能持續(xù)發(fā)展。人類應該改變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的思維方式和河流觀念，樹立人與河流相互依存共生的生態(tài)倫理意識，如唐納德·沃斯特先生提倡的那樣——像河流一樣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