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智庫建設須處理好三對重要關系

“一個好的智庫，必須處理好三對重要關系——對策研究、現實問題研究與基本理論、基本問題研究的關系，政治正確與學術嚴謹的關系，社會利益追求與本單位工作人員事業(yè)前景、物質利益的關系?！?月18日，在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舉行的“國家高端智庫建設大討論”系列講座第三場，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在談及新時期智庫建設應關注的重要問題時如是說。

吳敬璉強調，智庫機構進行研究工作，不僅要重視密切聯系實際、堅持問題導向，更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充分掌握和應用前人通過研究得出的基本規(guī)律與理論，真正做到將理論研究成果與實踐工作相結合，提出正確的應對之策。同時，應在保證研究成果科學性的基礎上，充分尊重研究人員并重視形成一個良好的學術討論氛圍，為那些與主流學術思想不同的觀點留有生存空間。此外，政策研究還應處理好社會利益和自身利益的關系，關鍵是要時刻保持自身的中立性。

掌握前人研究得出的基本規(guī)律與理論

在處理好對策研究與基本理論問題研究關系方面，吳敬璉表示，我們中國人的思維習慣，雖然有求實精神的積極一面，但卻往往不夠重視理論思維。從政策研究看，這容易使政策建議僅就事論事地提出一些解決方案。“如果缺乏深入的理論分析，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可能會是短視的、不全面的，甚至是可能帶來偏差的對策?！?/p>

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經濟增長模式問題。吳敬璉指出，早在1981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指出，中國經濟面臨的一大問題是效益差，應采用新的方針，走一條新的道路。當時提出的經濟建設十大方針，核心就落在提高效益上，具體包括：降低重工業(yè)投資比重，加快發(fā)展農業(yè)、輕工業(yè)和商業(yè)等。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時，在總結蘇聯教訓的基礎上，中央提出實現“兩個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增長轉為集約型增長，二是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而第二個轉變是第一個轉變的基礎。

“應該說，‘兩個根本轉變’在當時取得了一定成績，但仍然存有缺陷。究竟什么是粗放型增長方式？什么是集約型增長方式？我們始終缺乏透徹和清晰的認識?！眳蔷喘I說，進入21世紀后，大多數省份都開始通過引入大量投資推動產業(yè)結構重型化。直至2005年-2006年，引發(fā)了對于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與工業(yè)化道路的一場大爭論?！笆晃濉睍r期，中央接受了“要繼續(xù)把增長方式轉變作為主線”的意見。但直到此時，人們始終沒有深究該問題背后的根本原理與規(guī)律，于是時常出現政策搖擺、政策在執(zhí)行過程中走樣等一系列問題。

另一個例子是近年來成為熱點的城市化問題。在吳敬璉看來，其中一項基本問題很值得討論，即城市化的功能究竟是什么，以及城市化在一國的工業(yè)化、現代化過程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有觀點認為，城市化的功能在于能夠增加消費需求，因為農民進城后所產生的剛需，可支撐房地產市場和經濟增長。還有的觀點認為，城市化是工業(yè)化的結果，因而不應去討論城市化對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主動功能。“相較而言，我認為后一種觀點的問題更大。因為如果真是如此，為何城市化又成為推動工業(yè)化、現代化的動力呢？”

吳敬璉介紹，世界頂級城市經濟學家愛德華·格萊澤在其所著的《城市的勝利》一書中，從文藝復興的角度闡釋了城市的功能。他指出，城市的功能，就是通過人的聚集形成的一種環(huán)境，從而激發(fā)了思想、理念、體制、技術的發(fā)展和變革。

“因此，我們必須首先研究已有的基本理論，就能得到一個結論，即人群在城市的聚集，是對經濟社會發(fā)展起到正面作用的。與此同時，城市化也有其副作用，比如：由于人的過分聚集，會造成生活費用提高、環(huán)境污染、交通擁堵，等等?！眳蔷喘I說。在他看來，我國城市化出現諸多問題的原因在于，我國的城市化更多是政策導向的城市化。世界各國城市的形成無外乎兩種路徑：一種是由“城”即政治中心演進而來的，另一種（也是絕大多數情況下）則是由“市”也就是“市場”演進而來的，而市場和經濟導向是會權衡利弊的。

吳敬璉強調，我國智庫機構在進行研究工作時，固然要密切聯系實際，堅持問題導向，但更重要的是，一定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充分掌握和應用已有的基本規(guī)律與理論?！叭绱耍覀儽闳缤瑩碛辛孙@微鏡、望遠鏡，才可以將問題看得更透徹、更清楚。”

他建議，智庫機構要在全面研究已有的各類理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再通過形成完善的分析框架，逐步放寬約束條件、加入現實因素進行研究，真正做到將理論研究與實踐工作相結合，更加深刻地理解與解釋現實問題，從而給出最接近實際情況的應對之策。

重視形成良好的學術討論氛圍

對于政府智庫如何處理好政治正確與學術嚴謹的關系？吳敬璉指出，智庫研究的政治正確，首先是必須確保政策研究與措施有利于國家發(fā)展及政局穩(wěn)定。而其基礎在于，要確保結論和建議具有科學性和客觀性。

“按理說，政治正確與學術嚴謹這兩者之間，應該并不存在矛盾，而是相互補充的關系。但實際上，在衡量政治正確時，其標準往往很難把握?！眳蔷喘I坦言，一是評判的時間長短問題。有些政策從短期來看是正確的，但從長期來看則可能出現諸多問題。二是衡量政治正確的標準由誰來判斷。這就存在著，是否可以由政策短期效果來決定長期效果的問題。

“對智庫研究而言，首先，我們應保證研究成果的科學性。其次，要減弱那些有偏差的研究成果或政策建議的副作用。”吳敬璉建議，要充分尊重所有研究人員的觀點，并重視形成一個良好的學術討論氛圍，讓那些不同于主流觀點和理論的學術思想與觀點有生存空間。同時，研究人員也應時刻注意，不要被個別媒體為博人眼球，而使自己的觀點被斷章取義和肆意曲解。

政策研究機構要保持自身的中立性

對于智庫來說，處理好追求社會利益與本單位工作人員事業(yè)前景、物質利益的關系也很重要。吳敬璉說，“政策研究的本質是研究公共政策，政策研究必須處理好自身利益和社會利益的關系。作為政策研究機構，我們必須時刻保持中立性，切不可有立場偏向。”

中國正處在由中等收入階段向高等收入階段邁進的過程，實踐中面臨的重大問題勢必將與過去有很大不同。對此，吳敬璉結合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的實際表示，在不同發(fā)展階段，中心各研究部（所）主要研究領域的關注重點也應有所變化。

“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的研究課題來源，大致包括幾個方面：一是上級領導交辦的課題，二是社會熱點問題，三是研究人員在自身研究工作中提出的問題。如今社會現實問題層出不窮、千變萬化，這就需要研究人員結合各自研究領域，進行深入分析與思考，確定哪些問題是能夠解決表層問題的基本問題，并有針對性地對其進行充分研究?！眳蔷喘I舉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這一基本問題，人們已經爭論了近一個世紀之久。但一直以來，我們時常忙于應付解決反復出現的各種表面問題，就事論事地給出政策建議。實際上，更為重要的是，應加深對基本問題的分析和理解。

又比如，產業(yè)政策、產能過剩等問題。“世界范圍內早已有很多的研究成果，我們的研究人員，是否都知曉并對這些研究成果進行過比較？又是否將其充分轉化吸收，形成我們自己的觀點？”吳敬璉認為，如果基本問題不能得到解決，縱使再疲于奔命地研究類似鋼鐵、煤炭過剩等表象問題，終究無濟于事。

再比如，許多人關心的房價問題。在吳敬璉看來，房價高企的背后是貨幣超發(fā)和信用膨脹，而要兼顧經濟增長和社會穩(wěn)定的目標是很難的?！捌涓締栴}在于，我們在考慮中國經濟增長時，究竟應從供給側找原因和對策，還是從需求側去找原因和對策。如果無法從這個角度去審視問題的話，就會形成兩難的局面?！?/p>

吳敬璉強調，必須先要理清基本問題，才能給出周全的對策。同時，作為政策研究部門，還應注意不可盲目地追求快速反應。（文/張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