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何以東漸：外文譯介與近代中國的歷史書寫

2021年7月2日，“西學何以東漸——外文譯介與近代中國的歷史書寫”工作坊在上海師范大學光啟學術報告廳舉行。本次會議由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與上海師范大學光啟國際學者中心聯(lián)合主辦，上海學界十余位知名學者受邀參會。

會議海報

會議伊始，主持人蔣杰陳述了舉辦此次會議的三個主要目的：第一，資深專家與譯林新秀互相交流，學界前輩傳授外文譯介的經(jīng)驗。第二，討論目前外文資料與著作譯介工作存在的問題。第三，產(chǎn)、學、研相結合，邀請出版界人士從自身角度發(fā)表見解。

引言人上海師范大學蘇智良教授首先發(fā)言。他以饒家駒安全區(qū)研究為例，談了外文材料的作用。饒家駒（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在上海建立的“南市安全區(qū)”是到1940年前所建立最出色的一個安全區(qū)，它至少保護了30萬名中國難民。后來拉貝（John Rabe）看到了這一壯舉，聯(lián)絡饒家駒并萌發(fā)了建立“南京安全區(qū)”的想法?，F(xiàn)如今拉貝已經(jīng)家喻戶曉，人們可以從《拉貝日記》和拉貝的后人口中了解到他的事跡，而很遺憾饒家駒沒有留下后代。但就實際效果而言，上海南市安全區(qū)從1937年9月10日左右開區(qū)，一直到1940年6月30日為止，日軍基本很少越境，保護了30萬人。蘇智良教授認為，若要繼續(xù)深入研究譯介這個話題，還需不斷地把“西學”引進。無論在方法、理論、還是課題方面，國外學術的譯介、傳入，對解放思想，開拓學術新領域都有很重要的意義。

饒家駒

《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背后的曲折

上海市檔案館曾有過一個“壯舉”——翻譯出版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如此浩大的工程，困難重重，今天恐怕再難實現(xiàn)。這套叢書的價值巨大，至今仍是國內(nèi)外學界必不可少的參考資料。來自上海市檔案館的馬長林研究員分享了翻譯出版這套叢書背后不為人知的故事。

馬長林研究員自1982年被分配到檔案館保管處工作，分管歷史檔案。80年代中期，他開始參與這一“重大”工程。上海檔案館歷來具有編譯外文檔案的傳統(tǒng)。最初是內(nèi)部編譯一些史料，公開程度較低。改革開放后，上海市檔案館創(chuàng)辦了《檔案與史學》雜志，成為史料發(fā)表的陣地。此時，工部局檔案的編譯已有一定基礎，1983年在《歷史檔案》就已經(jīng)分兩期發(fā)表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摘錄——有關五卅慘案部分》一文。

《檔案與史學》期刊創(chuàng)刊號

馬長林研究員介紹，之所以選擇翻譯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是因為上海市檔案館有較齊全的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檔案，九十多年基本沒有缺失。由于內(nèi)容結構相對簡單，又有前期的翻譯積累，才把這套檔案的翻譯作為重點。當時，上海市檔案館具有一批外語能力較強的工作人員，英語、德語、法語和日語均可翻譯。后來因為工作量較大，在韓偉之館長的支持下，先后又外聘了十六人，參與到翻譯工作中。

由于經(jīng)費有限，起初只翻譯，并無出版的計劃。后來為擴大影響，先試印一冊。轉機出現(xiàn)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上海道契》第一冊出版座談會。馬長林向上海古籍出版社介紹了《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的基本情況，張曉敏副主編隨后同意出版。不過，出版社當時的經(jīng)費不足，他們向檔案局的張乾局長、史梅定副局長打報告，先借款15萬元，《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才得以順利出版。

上海市檔案館編譯的《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書影

馬長林指出，在翻譯時也遇到過不少困難。首先，《會議錄》文本雖然結構簡單，但是體量太大，且原文約四分之一部分都是手寫體。這些手寫單詞一般譯者很難認出，而只有工作經(jīng)驗豐富的“老法師”才能識別。如今，恐怕很少有人愿意耐心從事此類翻譯工作。人名和機構名稱的翻譯也很困難，雖然之前有過內(nèi)部積累的“中外機構名稱對照表”可供參考。比如“Municipal Registration Office”一詞對應為“工部驗看公所”，如按直譯可能很難聯(lián)想到這一含義。人名也有《近代上海大事記》等工具書可供參考。一些在那個時代特有的詞匯，無法對照字典翻譯。如“Nuisance Branch”這一機構指的是“糞穢股”，不能想當然地翻譯。檔案中也有一些“新的概念”，比如“hard-labor prisoner”一詞翻譯為簡單的“苦力犯”，這是當時違反治安規(guī)定不很嚴重、被抓去從事公共勞動的人；還有“種牛痘”，19世紀70年代工部局的衛(wèi)生官亨德森（Edward Henderson）引進了西方的“牛痘疫苗接種”概念，而當時中國人采用傳統(tǒng)的“痘痂法”種痘，用天花的結痂制成粉末并伴以中藥使用，這與“西式種痘”是不同的概念，要加以區(qū)分；還有“灘地”，最初租地的道契一直延申到黃浦江，但是最早官府與工部局簽訂協(xié)議時將“外灘”劃分出一塊共用，這就帶來了“灘地”權利問題，此外還派生出“河岸”權利問題：雖然黃浦江沿岸的權利被劃分給租界，但是水上權利仍屬于中國政府，這就涉及到“高低水位”等概念。此外，這些史料同時還是與歷史事件相關的記錄，在審稿時要保證翻譯準確。比如19世紀60年代的“洋涇浜勸捐案”，乃是清政府為增加收入，試圖在租界征稅所引起，后來經(jīng)工部局、公董局、領事、道臺等各方溝通，最終決定在公共租界征收20%、在法租界征收16%房捐，由政府、租界雙方對半劃分。又如后來的兩次“小車夫抗捐事件”、1905年的“大鬧會審公廨事件”等，由于《會議錄》時間跨度較長，想翻譯準確就需要對這些歷史事件有基本的了解。

做學術翻譯怎樣才算“信達雅”？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姜進于1998年獲得美國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她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上海的女子越劇，英文專著首先于2009年在美國出版。這一研究在國內(nèi)出版時，她曾對翻譯人選思慮再三，最終還是由她自己著手翻譯，最后以《詩與政治——20世紀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劇》為題出版。

姜進教授認為，有著良好英文水平的學生們所寫譯文質(zhì)量不佳的最大問題是“語境”。英語不止是一個表達工具，更是一種文化。由英美學術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作品，對話對象是英語學術界，其學術語境和中文學界的語境并不一致。學生們沒有豐富的經(jīng)驗，無法理解作品背后的學術話語體系，就不能譯出合格的文本。中國有過像傅雷這樣學貫中西的翻譯大家，他們的譯作堪稱經(jīng)典；但現(xiàn)在許多漢譯外國論著都是存在問題的“急就章”，因此閱讀這些譯本成長的學生也會寫出有問題的譯作。

姜進教授回顧自己翻譯《詩與政治》的經(jīng)歷，她表示，寫英文論文時對中文史料的使用很節(jié)制，但在譯成中文時增加了許多引文，為了讓中文讀者可以讀出民國時期原始資料的“味道”。在中譯的過程中，她尤其重視的是把英語的學術語境翻譯出來，向中文學界介紹國外大眾文化研究和社會性別史研究的話語體系。這是一個“增量翻譯”的過程，即把語言背后的話語邏輯也翻譯出來。在具體的翻譯實踐中，既不能逐字逐句直譯，也不能過分意譯，而要在二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姜進教授表示，翻譯的目的是用中文讀者能夠看懂的語言表達符合著作原本含義的內(nèi)容。如果翻譯的文字會引起讀者誤解，就不是忠于原著。因此應盡量尋找熟悉英文學術界的相關領域，又精通漢語的譯者。姜進教授曾主持“新文化史經(jīng)典譯叢”（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并翻譯了其中《新文化史》一書。在叢書后記中，她曾提到學術翻譯中的“信達雅”，其中“信”即理解原作的含義及其背后的學術脈絡，“達”即用通暢的中文邏輯自洽地表達，合格的學術翻譯應至少達到這兩項要求；至于“雅”，則是盡力而為。

《詩與政治——20世紀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劇》書影

誰是最早把“Karl Marx”翻譯成“馬克思”的人？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馬軍研究員介紹了自己對“馬克思”一詞的翻譯所進行的簡單考證。目前“Karl Marx”的標準譯法為“卡爾·馬克思”，但是1900年前后也有過其他的翻譯版本，比如梁啟超曾翻譯為“麥喀士”、馬君武曾翻譯為“馬克司”等等。在1899年2月第121期的《萬國公報》上才首次出現(xiàn)了“英人馬克思”。不過，這是一個誤解，因為當時馬克思只是流亡英國。《萬國公報》上刊載的是當時被譯作“大同學”的著作中的部分內(nèi)容。在前三章連載后，單行本《大同學》也被譯出，書的翻譯者是廣學會總干事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中國翻譯蔡爾康。他們一人口譯，一人記錄，因此是蔡爾康第一個用漢字寫下了“馬克思”三個字。

《大同學》書影

馬軍研究員曾在2002年發(fā)表《首個將Karl Marx譯為“馬克思”的人——蔡爾康史志譯撰述略》一文介紹相關研究。當時廣學會的李提摩太、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和蔡爾康主要合作翻譯“西學”書籍毋庸置疑。關于蔡爾康在哪里第一次寫下了“馬克思”這三個字，又在哪里首次刊印，推理如下：《萬國公報》下方寫著“上海美華書館”，這是一家美國人在上海設立的印刷機構。在這期的英文部分寫著“廣學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此頁還有“美華書館”（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印制的英文。書中寫著這所美華書館位于“英租界”北京路18號。關于這個位置，薛理勇先生曾在《美華書館位置考》一文中做過研究，并指出，根據(jù)1898年的《新繪上海城廂租界全圖》，美華書館的位置并不在前人認為的北京東路靠近外灘處，而在今江西中路與河南中路之間的北京東路288弄。

今北京東路288弄街景（馬軍提供）

至于蔡爾康的翻譯地點，當時廣學會印制的書中有告示，告訴讀者書已出版，可前來購買。其中一則寫道，林樂知先生已經(jīng)回到上海，若想與他聯(lián)系，可以將信寄至虹口吳淞路的林公館；而若想聯(lián)系李提摩太，可以將信寄至棋盤街廣學會總局。這至少可以證明，在刊登有“馬克思”的《萬國公報》公布時，廣學會總局位于棋盤街。但難以確定蔡爾康翻譯時也在棋盤街。因為在一年前，即1898年3月的《萬國公報》上顯示廣學會總局的位置并不在棋盤街，而在上海大馬路泥城橋，那時的廣學會在今“第一百貨商店”附近。故蔡爾康也有可能在泥城橋完成翻譯，11個月之后再去出版。

李提摩太

問題關鍵在于廣學會何時搬至棋盤街?！渡陥蟆返南到y(tǒng)可以作為一個檢索工具，1898年3月26日《申報》上刊登了一則：“廣學會總局遷至四馬路巡捕房西對門”的通知報道。馬軍研究員認為此處即為棋盤街，因為一般認為所謂“棋盤街”在今南京路與延安路之間靠近河南路的地方，而這所“巡捕房”在20年后的地圖上仍標為“工部局巡捕房”，所以廣學會搬遷后的地點應該就在此處。蔡爾康翻譯的時間應在1898年廣學會遷至棋盤街之后，因為《大同學》這本書并不長，蔡爾康又是一個很在乎新聞感的人，11個月應該充足。而關于翻譯的具體地點還有一個問題，蔡爾康當時住在城中的穿心街（今福佑路），李提摩太不大可能去往他家中。有說法稱李提摩太住在今山東路附近的麥家圈，而當時李提摩太在《萬國公報》中所有通信地址都是廣學會總局，因此，李提摩太有可能就住在總局里或離總局不遠的地方。當時進行翻譯工作極有可能是蔡爾康去找李提摩太，翻譯“馬克思”這個名字的地點大約就在廣學會總局附近。

廣學會總局可能的地址所在（馬軍提供）

翻譯經(jīng)驗談：問題與方法

東華大學的白華山副教授分享了自己讀書時的回憶。翻譯阮瑪霞（Marcia Reynders Ristaino）的書緣起于2009年去北京培訓時“海外中國學叢書”的主編劉東教授的詢問。該書翻譯過程中主要有如下困難：首先，饒家駒是一位神職人員，譯者要補充神學背景知識。其次，阮瑪霞盡管研究中國歷史，但不懂中文。她在研究耶穌會士時無意發(fā)現(xiàn)了饒家駒神父的事跡，覺得十分吸引人，便輾轉多國圖書館查閱饒氏檔案資料，最終寫成了《饒家駒安全區(qū)——戰(zhàn)時上海的難民》。阮瑪霞還希望將饒家駒神父的故事拍成一部電影在中國放映，并為此籌措資金。白華山副教授認為這樣的工作可以喚起和平年代民眾對過去的感慨，也是歷史學者的責任所在。翻譯和寫作有所差別，因為這本書中涉及到了包括歷史學在內(nèi)很多方面的知識，在翻譯完成之后還覺得留有遺憾。翻譯的過程也是學習的過程，曾有讀者來信，說書中有關神學方面的知識翻譯不正確。白華山副教授很高興能有這種學習、糾正的過程，因為有人指正說明書有人讀，這本書就是有生命的。

《饒家駒安全區(qū)——戰(zhàn)時上海的難民》書影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的朱華教授分享了翻譯多本史學著作的心得：郭泰納夫（Анато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отенев）的幾本書比較難懂，主要是由于缺少法學相關知識；而翻譯蘭寧（George Lanning）等人的《上海史》有些“冒險”，因為此書帶有濃厚的文學色彩。朱華教授認為，翻譯時專有名詞是一大難題，希望將來有學者把中國人的固定漢語名字編成辭典。辭典的編纂或許沒有想象中那樣復雜，因為《密勒氏評論報》等出版物曾發(fā)行過不少中英文對照的“中國名人錄”。閱讀很多年代久遠的西人著作之后，朱華教授認為，可能中國人很早就已借鑒其中觀點，例如“新文化運動”中的“中國人重家庭，西洋人重個體”等。由此可見，爬梳早期西方書著對了解近代學術史有不少價值。朱華教授還補充了一些文獻資料相關信息，比如Gale數(shù)據(jù)庫、ProQuest數(shù)據(jù)庫等，其中匯集“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檔案”、《大陸報》、《北華捷報》等近代上海相關史料。

《上海史》書影

上海歷史博物館副研究員劉華分享了翻譯1921年版《法租界公董局年報》的過程。劉華首先指出做一份史料的翻譯前，要對史料的背景做基本梳理。其次，他向大家呈現(xiàn)公董局的董事會記錄討論的主體內(nèi)容以及年報的具體操作和規(guī)章規(guī)定。他感慨，一旦投入翻譯，就立刻發(fā)現(xiàn)知識儲備不夠用，特別涉及到工程、預算、財政等方面，“我現(xiàn)在的一個原則，基本上所有的格式盡量遵從原來法文年報的格式”。除此之外，他也對董事會會議錄內(nèi)容做延伸整理，比如對每月開會內(nèi)容頁數(shù)做統(tǒng)計，體現(xiàn)公董局的繁忙程度、活躍度。除了會議錄，也提到了翻譯年終報告的內(nèi)容、預算部分、譯名對照的翻譯細節(jié)。

《1921年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年報》書影

上海市民辦平和學校的劉喆從研究思路和翻譯心得兩方面分享了安克強（Christian Henriot）教授《上海死亡社會史》（Scythe and the City: A Social History of Death in Shanghai）一書帶來的啟示。安克強教授常研究比較冷門、在以往的研究中易被忽略的對象。比如相對于在歐洲，死亡史研究在當今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并不常見，相關材料也難以搜尋，而此書展現(xiàn)出立體的死亡史學術圖景。原本安教授研究戰(zhàn)時上海，但他在其中看到了死亡的痕跡，并深入挖掘，從而寫出此書。劉喆認為，進行社會文化史的研究時可從以下方面考慮：研究對象本身的變化、與之相關的社會觀念變化、對研究對象社會管理的變化、研究對象與城市發(fā)展的關系等等。除關注研究框架外，還要結合研究對象本身的特色看待問題，尋找其與既有研究間的關系并開拓新的研究途徑。安教授書中對具體案例的分析也值得關注，這從器物、儀式等反映出當時社會死亡的豐富性與不平等。書中還提及了不同租界間的斗爭、民間組織在死者管理中的作用、墓地的建造與拆除等等。就翻譯而言，原書的語言表達方式很有趣，但也增加了譯書難度。劉喆指出，每種語言都有自己的邏輯性和表現(xiàn)性，翻譯過程中語言的轉換會破壞原文邏輯并導致信息流失，因此閱讀原文對研究學習仍有必要性。此外，翻譯中對外文圖表的處理也很棘手，可能需要借助專業(yè)工具。

《上海死亡社會史》英文版書影

上海大學的侯慶斌講師介紹了他最近主要在進行兩項翻譯工作：一項是翻譯譚鴣啼（Louis des Courtils）的《上海法租界》（La concession franc?aise de Changha?）一書，另一項是翻譯法租界各項判決書、法國駐上海領事館的外交通信。以往在相關問題研究中通常使用梅朋（Charles Maybon）和傅立德（Jean Fredet）的《上海法租界史》一書，此書翻譯很好，其中也有許多原始檔案材料，但其涉及時段較短，核心內(nèi)容主要在19世紀80年代之前，這樣的通史對部分無法閱讀檔案的學者還遠遠不夠。譚鴣啼的個人經(jīng)歷比較復雜，他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曾來到上海工作，后來他回到法國巴黎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畢業(yè)后又回到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任職，抗戰(zhàn)爆發(fā)后仍未離去?！渡虾７ㄗ饨纭芬粫且宰T鴣啼的博士論文為基礎，主要從法學的角度拆解民國時期法租界的立法、司法、市政等各項制度。侯慶斌講師認為譚鴣啼之所以寫作此書，除個人過往外，還出于對當時租界地位討論的回應。在翻譯過程中，侯慶斌講師發(fā)現(xiàn)有一些法文作品本身可能只是當時的普通人興趣使然寫下的，卻被學者們當作嚴肅的學術書籍來使用。史料也有不同的層級，對其應合理使用。此外也有一些書，由于之前的譯本質(zhì)量不高，譯者對背景知識不了解，導致其重要價值被忽略。

譚鴣啼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段煉副研究員指出，做翻譯最重要的還是中文水平，因為外語水平可以借助工具來彌補。除語言的基本功之外，對所譯題材的熟悉程度也很重要。段煉副研究員認為，當初參與翻譯《霓虹燈外——20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芬粫?，除了“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還有對微觀史研究的熟悉?！俺P申”是由于不了解著名人物而出現(xiàn)的問題，而涉及不那么知名的人名、地名時的翻譯錯誤想來更常出現(xiàn)。比如上海的“Park Hotel”并非“公園酒店”，而是“國際飯店”。不僅翻譯，在做史料辨別，使用排印本檔案時也要注意分析。還有做口述史研究時，由于記憶模糊、口音難懂等問題，也會搞錯人名、地名。此外，在回譯內(nèi)容時，一定要盡力去找尋原本。有時做翻譯也需要發(fā)散思維，比如在翻譯中涉及一些中國的物產(chǎn)，在外文中沒有固定譯法，需要“觸類旁通”。

《霓虹燈外——20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分凶g本2004年版書影

上海師范大學的周育民教授回憶了自己的翻譯經(jīng)歷。周育民教授曾負責編譯《上海年鑒（1852）》，這本書囊括天文、地理、數(shù)學、植物學、航海等知識，需要查閱大量資料。第二，翻譯不僅關乎外語能力，而且關乎中文水平。周育民教授認為，譯本的文字應當選當代的文字，除此之外，翻譯過程中要注意行文的語體。在《上海年鑒（1852）》中有一段徐光啟故居門前對聯(lián)的英文譯本無法找到出處，周育民教授曾自己按照對聯(lián)的形式將其翻譯過來。他還指出，現(xiàn)在從事翻譯工作時還應充分利用網(wǎng)絡信息檢索技術。最后，如何處理原著中的差錯也值得翻譯者思考，比如在原文中可能有錯字，這時一般只作一般修改；但若原作者對所引內(nèi)容理解有誤，乃至影響文章敘述時，可較婉轉地加注指出原文為何；而思想理論方面的內(nèi)容則不宜隨便改動。

《上海年鑒（1852）》書影

在“西潮”中執(zhí)著于找回中國傳統(tǒng)的人

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周武研究員回憶起當年考陳旭麓先生的研究生時，先生出了兩道考題：“西學東漸的主要途徑”和“論改良派”，故“西學東漸”這一議題顯得很是親切。這是近代史和上海史研究中無法回避的話題，近代社會的幾乎一切變化都與其相關，它極大地拓寬了中國人的思維領域。周武研究員表示，他更關心西學東漸的背景下，中國自身的東西該何去何從。特別是20世紀后，“西學”不僅見諸報端，形成大量譯著，還進入了教科書，徹底改變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知識架構。當然，對中國而言，西學東漸也引發(fā)了諸多不得不直面的難題。比如，在大舉涌入中國、沛然莫御的西學大潮中，就中國人如何取舍與抉擇出現(xiàn)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和立場：有絕對崇拜西方文化，而視本國文化若敝屣者；有力主守舊，而對外來文化不屑一顧者。相較而言，前者到庚子國變后已成舉國滔滔之勢，即所謂“歐花怒放，亞草咸夷”，時論甚至稱國中“已無一人敢自言守舊者”。就在這種背景下，有這么一群人試圖用中國固有的文化和典籍來平衡“西學”給中國造成的沖擊，可惜他們的努力及其意義被當今的近代思想文化史學者嚴重忽視。周武研究員認為，這一批在新學、新文化的語境下執(zhí)著于把中國“找回來”的人，特別值得關注，他們的工作堪稱“盛業(yè)”。清末民初，繆荃孫、張元濟等一大批人對“西學”的全面浸灌感到擔憂，他們當然知道中國人應當了解境外的知識，但不認為可以拋棄自己的文化。他們認為，如果不用現(xiàn)代的印刷技術把古籍復原出來，“化身千百億”，這些東西就可能永遠消失。比如，在近代圖書史上有一套《古逸叢書》，最初由黎庶昌等人在日本印出，其意義隨時間流逝而越發(fā)彰顯。張元濟后來在此基礎上于商務印書館又編纂了一套《續(xù)古逸叢書》，前后共收47種孤本古籍，其價值不可估量。例如《續(xù)古逸叢書》中有一種收藏于日本的殘宋本《中庸說》，由于表述思想與“程朱理學”相背離，出版后即被邊緣化，但這種特別的看法可以修正學者對明清理學的認知，因此在思想史研究中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這些都是他們在“新文化”凱歌行進的情況下為中華人文護持薪火所做的努力。

《張元濟——書卷人生》書影

出版人與譯者

上海師范大學的陳麗菲教授兼有出版界和學術界的經(jīng)歷。她指出，現(xiàn)在優(yōu)秀的翻譯人才非常稀缺，而翻譯和文化的引入又是保持文化多樣性非常重要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因此，第一，編輯須尊重翻譯者的權益。第二，引進外國作品尤其是理論性專著時，應做好導讀與譯介的工作，讓讀者明了域外理論與本土現(xiàn)實案例之間的張力問題，避免讀者的囫圇吞棗。比如《上海時代》的編輯完顏紹元就請余子道先生作近萬字的序言，以專業(yè)視角指出此書的價值。第三，提升書籍的使用價值，還應重視索引與注釋，用編撰或引進的方式做好翻譯書籍特別倚重的工具書品類與規(guī)范性的工作。

陳麗菲教授推薦的《上海時代》一書是日本著名記者兼政治家松本重治的作品，由曹振威與沈中琦兩位先生譯成中文。松本重治乃日本財閥“九州電氣軌道株式會社”社長松本枩藏之子，明治維新元老松方正義外孫，1923年本科畢業(yè)于日本東京大學法學部，研究生畢業(yè)后先后前往美國耶魯大學、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和瑞士日內(nèi)瓦大學留學，1932年赴日本新聞聯(lián)合社上海分社就職，1939年才返回日本。松本重治文筆又細致生動，所以書的可讀性也很強。這本書的資料豐富，因為作者本人集學者、記者等身份于一身，掌握中國南方各大城市信息，又有家族勢力，所見所用常人難以接觸。

《上海時代》中譯本2010年版書影

上海書店出版社的編輯盛魁和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編輯章斯睿從出版人的角度做了發(fā)言。盛魁就其在出版工作中了解到的翻譯稿酬支付標準、翻譯出版資助項目等提供了一些資訊，并簡要介紹了翻譯類圖書出版資助項目的申報時間節(jié)點和要求。章斯睿指出了幾個譯文編輯容易遇到的“陷阱”。首先是專名的翻譯，其中給編輯工作帶來最大問題的是譯名不統(tǒng)一，此時有一張譯名對照表能節(jié)省很多精力。在專有名詞翻譯時也會出現(xiàn)“望文生義”的問題，審稿中遇到?jīng)]有約定俗成譯法的名詞時，可以查閱《世界人名翻譯大辭典》等工具書。第二是原作中可能會出現(xiàn)的拼寫錯誤、數(shù)字合計錯誤、前后文相互矛盾、知識性錯誤等問題。第三是簡寫問題，翻譯時需要確認一個縮寫是人名還是機構名，有時還會遇到重名的情況，比如“Hogg”這個姓氏既可以指威廉·霍格（William Hogg），也可以指他的兄弟霍錦士（James Hogg）。編輯和譯者還應有專業(yè)的自我要求，在翻譯時斟酌具體詞匯使用的語境。第四是歷史文獻的錯誤。此外，在翻譯特定單詞、句式時還應注意邏輯轉換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