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偉民
今人對宋代歷史的感觀，大概是國史研究中意見分歧最大的一個領域了。人們對于歷史的看法，常常受其所生活的時代的影響，所以才有英國史學家E·H·卡爾的那句名言：“史學是史家與過去永無休止的對話?！比绻约由钊?，關于趙宋王朝，史家與過去這場的對話，涉及頗多要素。要言之，橫向觀察，可以分為通俗與學術兩個層面；縱向看來，既反映時代演進對時人思想的影響，更有學術研究不斷深入的推動，因此是一個頗有意思的議題，值得討論。
學術史的啟迪
唐宋城市史是一個相當成熟的研究領域。1931年，日本學者加藤繁發(fā)表《宋代都市的發(fā)展》一文，指出從唐代到宋代都市發(fā)展中的“重要現(xiàn)象”，是傳統(tǒng)坊制與市制崩潰，可以說提出了此后這一研究領域的最重要命題。近一個世紀來，論著眾多，成果顯著。那么，學者們?yōu)槭裁磳μ扑伍g城市發(fā)展的歷史比其他議題更感興趣呢？
明《維揚志》附“宋大城圖”
如果說以加藤繁等學者為代表的唐宋城市史研究的發(fā)軔，可歸之于中日近代史學形成的初始推動，到上世紀5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對東方文明的認識轉變，更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推進因素。1959年，法國學者謝和耐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謝和耐在前言中說明他寫作的目的：“人們慣常妄下結論，以為中華文明是靜止不動的，或者至少會強調它一成不變的方面。這實不過是一種錯覺而已?！毖芯克未俺鞘兄行暮蜕虡I(yè)活動的突出發(fā)展”，正是他力圖糾正西方世界對中華文明“錯覺”的一種手段。
隨著關于唐宋之間的歷史演進史實的不斷被確認，一種與舊說反其道而行之的、新的思想趨勢遂逐步形成，那就是許多研究者開始承認、并習慣從“發(fā)展”的取向來觀察那個時期的歷史，不斷強調歷史的進步。
如果以為西方學界的這種認識轉向，純粹是因為他們開始認識到中國傳統(tǒng)文明的偉大并為之折服，就會落入未知所以的認識陷阱。相比于各種實證研究成果的影響，更為重要的，也許還在于西方學者總是自覺不自覺地以歐洲歷史的發(fā)展軌跡為標尺，用以參照中國歷史。二戰(zhàn)以后，西方學術界出于對自身文明發(fā)展過程的反思，促使他們同時反思自己關于東方文明的看法，才逐步認識到他們對前近代時期中國歷史的認識存在“錯覺”。
另一個學術群體的研究工作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立場，那就是日本東洋史學的演進。上世紀初，隨著日本近代史學的發(fā)展，學者們努力引進西歐史觀。1910年，京都大學講師內藤湖南發(fā)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認為中國歷史應該擺脫王朝體系，可以根據(jù)“時代的變化”，分為上古、中古與近世三期，“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他的這一論說經(jīng)過后學的補充與擴展，形成著名的“宋代近世說”。此說后來也被西方史學界廣泛采納，于是形成了目前仍然相當流行的、所謂從中古唐代走向近世宋代的“唐宋轉折”說。
因此，無論是宋代近世說，還是唐宋轉折說，其背后的思想基礎，都是以歐洲歷史為標尺，也就是認定中國歷史的進程，必然與歐洲一樣，從傳統(tǒng)的農業(yè)社會走入近代的工業(yè)社會。1973年，英國學者伊懋可主要利用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撰寫出版的《中國過去的模式》一書，就是上述學術思路的一個代表。伊懋可認為宋代經(jīng)濟發(fā)生了一場中世紀的經(jīng)濟革命，就當時的技術水平而言，已經(jīng)達到了資源利用的極限，即所謂“高水準平衡陷阱”，因此宋代以后，中國經(jīng)濟就只有數(shù)量的增長，而無質量的進步了。這就是中國未能像西方那樣進入近代工業(yè)社會的主要原因。在他所描述的宋代經(jīng)濟革命中，“都市革命”正是一個重要的方面。
在世界另一端的中國，近代史學自從形成以來，就受深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同時，為了從傳統(tǒng)歷史中發(fā)掘民族自信的因子，強調“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fā)展到資本主義社會”（毛澤東語），在經(jīng)典理論的指導下，尤其重視商品經(jīng)濟對于傳統(tǒng)社會的侵蝕破壞作用，也形成了一種以進化論為基調的發(fā)展觀。關于宋代，典型的如有漆俠所論，認為在中國封建時代兩個馬鞍型的發(fā)展軌跡中，“宋代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幾乎達到最高峰”。唐宋之間城市經(jīng)濟發(fā)展，當然也就成為了最佳的例證。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出于擺脫理論教條主義桎梏、跳出斷代史框架、學習海外“先進理論”等等多方面的原因，唐宋轉折說在學界廣受關注。這一切，都助長了學者們對于唐宋城市史的單維度的觀察取向?？傊蟀雮€世紀以來，中外學界基本上都是遵循加藤范式的思路向前推進，為之增添腳注，少有反思與質疑，既從多方面發(fā)掘宋代都市不斷發(fā)展的史實，更強調唐宋之間的斷裂與對比。傾向性的意見，是認為從唐代到宋代，城市發(fā)展的基本路徑是從封閉的坊市制，走向了開放的街市制。
另一方面，有學者已經(jīng)指出，當今國人對宋代歷史的認識，包括學術界與民眾，基本上是近代以來形成的，包含著當代人反觀歷史的體悟。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飽受列強欺侮，“積郁著強烈的民族情感，充溢著建設強國的期冀。在這種狀況與心境之下，對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憧憬，往往與對于漢唐盛世的懷戀聯(lián)系在一起”。相比之下，宋朝因為其國力的羸弱，就成為了漢唐盛世的對比物，“積貧積弱”的批評，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定型的。
不過近年來隨著社會歷史的演進，國人對于宋代歷史的觀感又有了新變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迅速發(fā)展，使得國人對民族歷史的自信心大增，近年來的“國學熱”，在某種程度上（絕非全部）正映襯著這種立場的變化。特別是國民經(jīng)濟的快速增長，更促使國人終于對經(jīng)濟繁盛而武功有憾的宋代的看法，從負面走向正面。
有意思的是，尤其是在近年來西方經(jīng)濟衰退的影響之下，其學界對中國歷史的觀察也有一些新進展，所謂加州學派就中其中的一個代表。他們重視應用新古典經(jīng)濟學和新制度經(jīng)濟學的理論和框架，對歐洲中心論和英國現(xiàn)代化道路的普遍性意義提出學術挑戰(zhàn)。重新估量中國歷史上——尤其是宋代以來經(jīng)濟的發(fā)展，自然是其題中應有之義。英國學者安格斯·麥迪森《中國經(jīng)濟的長期表現(xiàn)》一書對于宋代經(jīng)濟總量給出了極高的估算，最具代表性。海外學界這些論說對于不少國人來說正對胃口，盡管這些估算由于未能給出可靠的歷史論據(jù)，海內外史學界大多緘默以待，卻經(jīng)由一些不明所以的傳媒在學術界之外廣泛傳播，被不斷加工，放大，以至有人將“宋代GDP的全球占比”夸大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
宋靜江府城圖碑刻
城市史的例證
那么，宋代是否真的發(fā)生過一場包括“都市革命”在內的中世紀“經(jīng)濟革命”，從“封閉”走向了“開放”呢？不同學者會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如果我們能夠擺脫迷信權威的自囿，不斷檢驗舊說，至少在史實層面，則可以肯定，構成加藤范式的一些基礎論據(jù)，存在著明顯的不足。
加藤范式的核心內容在于城市管理制度中的坊制與市制。讓我們首先討論坊制問題。
對城市居民設置管理單位的制度，經(jīng)過了長期的歷史演變。這種管理單位在秦漢時期稱為里，到魏晉以后慢慢改稱作坊（方）。鮮卑族的北魏政權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時，為了防范城郭中的漢人，首次在平城全面推行嚴格的封閉性坊制，“悉令坊內行止，不聽毀坊開門，以妨里內通巷”（《魏書》卷114《釋老志》）。也就是對都市所有居民坊區(qū)修筑封閉性的圍墻。這一制度為后代所繼承。唐代坊制更加嚴密，坊門開閉以時，一般民戶不能破壞坊墻，臨街開門。坊門關閉后城郭內實行街禁。這些法令見諸存世文獻，也為不少考古發(fā)現(xiàn)所證實?？脊殴ぷ髡咴?jīng)繪制了唐代長安城考古復原圖，宮殿區(qū)以及110個居民坊區(qū)的分布之規(guī)整有序，正如白居易《登觀音臺望城》詩所云：“千百家似圍棋書，十二街如種菜畦?！比绻麑⑵渑c北宋末年張擇端創(chuàng)作的《清明上河圖》略一比較，兩者所反映的都市生活差異之鮮明，無疑向我們昭示著，城市的跨越性發(fā)展，是唐宋之間社會轉軌過程中最顯眼的現(xiàn)象。
首先應該明確的是，坊作為城郭居民區(qū)的基層管理組織，從唐到宋，直至后代，是一直存在的。關鍵在于它們是否如加藤范式所描述的，普遍筑有規(guī)整的圍墻，被“封閉”起來。但是無論是根據(jù)歷史文獻，還是考古資料，這種封閉性的坊制，都僅見于都城等極少數(shù)大型規(guī)劃城市。它是否曾在絕大多數(shù)州縣城市推行，缺乏證據(jù)。不少學者都指出，隋唐時期各地州府城郭除去少數(shù)規(guī)模較大的，它們可能分設有十幾個坊區(qū)，一般州府大致以十字街區(qū)為中心設為四個坊，小州郡和縣城基本僅一個坊大小，其面積也就是一平方公里左右。在這些規(guī)模較小的州縣城市，想象其內部再修筑坊墻，顯不可能。尤其是大量州縣連外郭城墻都沒有，更不可能在它們內部反而筑有坊墻。因此這些城市的由坊墻所體現(xiàn)的“封閉性”也就無從談起。
加藤氏的論證方法，基本上就是從都城的個案，再推論到全國的普遍性。例如他首先根據(jù)《唐會要》卷86所載貞元四年（788年）二月的敕文，提出“坊墻”這一概念，接著征引《唐律疏議》卷八“坊市者，謂京城及諸州縣等坊市”的條文，得出關于坊市的規(guī)定屬天下通制的結論，最后又征引《唐會要》關于坊墻的嚴格規(guī)定，來完善其關于以墻垣分隔的、封閉式的坊市制為唐代京城及諸州縣普遍現(xiàn)象的、影響深遠的假說?？墒撬麖摹短茣匪玫年P于坊墻的敕文，都是針對京城長安的專條，如果從《唐律疏議》有關條文分析，可知唐律中并沒有作為全國通制的、關于州縣城市坊市必須修筑墻垣的規(guī)定。正如唐律中有著大量的嚴禁民眾侵越城墻的法條，卻并未規(guī)定天下州縣都必須修筑城墻一樣，我們自然也不能從那些禁令來推論天下州縣都筑有城墻。
迄今為止，考古資料似乎已經(jīng)證實隋唐時期某些州府城市確曾筑有坊墻，如揚州、建康等城，但我對這種“坊墻”仍然心存疑惑。因為考古工作所能發(fā)現(xiàn)的，只不過是地下的殘缺墻基，考古學者不免根據(jù)他們從歷史學那兒所獲得的背景知識——例如加藤范式，習慣性地將道路兩邊的墻基都判斷成了坊墻的基址，而忽略了其他的可能性——例如某種住宅的圍墻或外墻。歷史學者再引用這些考古資料來進一步論證隋唐時期城市坊墻的普遍性，歷史學與考古學相互間就這樣形成了論證的“自激振蕩”。有學者已經(jīng)研究證明，只是到了唐代后期，少數(shù)北方地區(qū)的大城市才出于防御之需，模仿都城，修筑了一些坊墻。也就是說，除了經(jīng)規(guī)劃興建起來的大型城市如都城等外，對于絕大多數(shù)的州縣城市，我們其實并沒有直接證據(jù)來證明它們曾經(jīng)筑有規(guī)整的、封閉性的坊墻。前人關于隋唐時期城市設置封閉性坊區(qū)的假說，雖然對于局部地區(qū)而言有一定的史實依據(jù)，但如果將它從局部推廣到普遍，并與后代城市形成斷裂性的歷史對比，則可能失實。
其次是關于封閉性的市場制度。前人所討論的唐朝政府管理城市市場制度的基本內容，涉及許多方面，其中關于坊市分離、市場官設與官司監(jiān)管等三個方面最為重要，值得討論。
所謂坊市分離，指市必須設置于城郭的特定區(qū)域，與居民坊區(qū)隔離開來，不容相淆。商業(yè)活動都被限制在市之內。事實上，與其說坊市分離是一項為了限制商業(yè)活動而置的精心的制度設計，倒不如說它是城市歷史演變的自然結果，更具合理性。從早期作為封君居住地、以宮殿與官寺為主的城堡，到后來慢慢以城墻包裹城外居民區(qū)與市場區(qū)的城邑，商賈匠作之融匯于城市生活——無論是地域區(qū)劃還是身份地位，有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歷代針對市戶所設置的種種限制性法令，在反映傳統(tǒng)的重農抑商政策精神的同時，還是政府向商賈征發(fā)賦稅的制度基礎，具有雙重功能。入唐以后，商賈日常生活已經(jīng)散落到各居民坊區(qū)，市變成了單純的營業(yè)區(qū)。市戶更脫賤入良，列入士農工商四民之中。因此，坊市分離制度作為傳統(tǒng)城市演化的一個必要環(huán)節(jié)，從后人眼光看來，當然有其明顯的局限性，但在歷史前期，卻不能不承認它是適應社會實際需求的。
關于市場官設制度，唐中宗景龍元年（707年）十一月敕令“諸非州縣之所不得置市”（《唐會要》卷86《市》），常被論者引用，一般都將它解讀為只能在州縣城市設市，這當然成為了證明唐代專制政府嚴格控制城市商業(yè)的關鍵論據(jù)。在這里，我們必須首先認識到，傳統(tǒng)市場有不同的類型與性質。例如唐代長安城的東西兩市，其主體應該是服務于大宗商品交易的批發(fā)市場，也因此，各居民坊區(qū)中存在著少量的零售商業(yè)。其他大城市的市場當與此類似，在中小州縣城市，市的類型定位則可能更多兼具批發(fā)與零售。實際上，上述敕令所說的市，當指設有市令司的官市。在州縣政府所在地才被允許設置具有全部功能的官市的制度，說明至少在其設計前期，是符合社會商品交易要求的。這些功能，包含從商品零售到大宗批發(fā)等不同類型的商品交易；商品質量、交換過程與度量衡等得到有效監(jiān)管；不動產(chǎn)等特殊商品的市券契約之簽訂與公驗得以方便處理，等等。在此之外，一旦社會商品交換的需求超越了州縣官市所能夠承擔的程度，新的市場必然會在合適的地點自發(fā)地產(chǎn)生，這就是論者已經(jīng)多所論述的自東晉南朝以來不斷發(fā)展、位于城郊及農村地區(qū)的“草市”。這就是為什么同時在史文中并未見到政府明令禁戢取締“非法”市場的記載的原因。進一步的研究還證明，這一敕條的本意，應該是為了減官省費，禁止在州縣之外設置市官，而非市場本身。
與此同時，在絕大多數(shù)州縣城市，為了方便官府收稅，這些城市市場雖然具有某種“封閉性”，大多數(shù)恐怕并無圍墻。它們也可能只是一條市街，在兩頭設有稅卡而已。還有不少市是設在城郭之外的。從唐入宋，城市市場制度的演變，商業(yè)活動雖然已經(jīng)不再被限制在官市之中，但這絕非意味著放棄對市場的監(jiān)管，官府只不過是將監(jiān)管的區(qū)域從特定的市擴大到了整個城郭，并將市門稅改成了城門稅而已。到了宋代，所有城市居民就都被泛稱為“市民”了。既然整個城郭都成為了市場區(qū)，官府當然不必再將商貿活動限定在城中的某一區(qū)域，但是從唐代延續(xù)下來的市場區(qū)卻并未如加藤氏所說，“已經(jīng)化為單純的地名”，實際的商業(yè)經(jīng)營，仍大多集中在原先的市的地域，只是有所擴大而已。城市市場制度的這種演進，從其設計本意看，與其說是從封閉走向了開放，不如說官府為了適應城市商業(yè)活動擴大做出了必要的調整，以確保商業(yè)稅收，以及對商貿活動的監(jiān)管。制度設計核心原則并未見有明顯更革。
關于市場監(jiān)管，內容比較龐雜。學者大多引《唐六典》卷20《太府寺·兩京諸市署》條的文字，以為論據(jù)。其中不少內容，例如度量衡器的管理，禁止偽濫之物交易，買賣特殊商品需要公驗立券等等，都是政府為維護社會商業(yè)活動正常秩序必須承擔的自然職責，歷代通行，并不具有特殊的時代意義。稍需關注的，有關于分行列市，市場定時啟閉，推行時估，以及景龍元年敕令提到的禁止“于鋪前更造偏鋪”（《唐會要》卷86《市》）條文等等。以往的研究，基本都站在認定專制政府必然“限制”城市商業(yè)活動的視角來解讀，因此與史實有明顯出入。例如關于禁造偏鋪，以往就被解讀為“實際上就是不準店鋪擴展營業(yè)規(guī)?！保ò讐垡涂傊骶帯吨袊ㄊ贰返诹怼端逄茣r期》上冊），實際上它與當時城市禁止“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墻、接檐造舍”（《唐會要》卷86《街巷》）等法令相類似，意在防止居民破壞城市的防卸功能，以及侵損公眾利益。所以景龍元年敕令下文還有“各聽用尋常一樣偏廂”等語，也就是在商鋪兩邊、不侵占公共空地來擴展鋪面，是被允許的，就被學者們忽略了。這自然是選擇性解讀一個顯例。
綜上，僅從坊制與市制兩項即可推知，唐宋間城市歷史的演進，所涉及具體內容錯綜復雜，有因襲，有更革，不同層面制度的更替也不是齊頭并進的。總體觀察，在繼承舊制基礎之上的緩慢演進是其主流。如果簡單地將其歸結為從“封閉”走向“開放”，無疑是放大了歷史的裂變，忽略了其前后的因襲關系。
宋《平江圖》碑刻
要有歷史觀察的思維
最后，如果我們從唐宋間城市制度演變這一例證出發(fā)，來思考宋代歷史的定位問題，就如何觀察歷史現(xiàn)象，提出一些淺見。
首先，應該對任何“理論”或者“范式”都保持高度警惕。歷史現(xiàn)象總是具體的與個性的，任何一種從其他個案歸納得出的結論，與研究對象之間都不免存在距離。它們可能對研究者具有某種引導幫助，但都無法直接套用。無論是宋代近世說、唐宋轉折說，還是聲稱為了反思歐洲中心論，進而不切實際地夸大宋代的GDP總量，其要點，都在于試圖將中國歷史演進的路徑比擬于歐洲模式，因此都有脫離史實的危險。
與此相類似，國內學界一味強調傳統(tǒng)時期商品經(jīng)濟“革命”性作用的思路，實際上也是外鑠理論體系的產(chǎn)物。將唐宋兩個前后相繼、制度相承的朝代簡單對立起來，就是顯例。有意思的是，學者們還常常站在后期相對發(fā)展的歷史的立場上，通過“追溯研討”（張澤咸語），來從后向前觀察，不僅忽略了唐代城市相比于其前期的歷史進步，更在宋代城市市場“開放”印象的襯托下，夸大唐代政府對于城市商業(yè)的負面影響，因而影響了其判斷史實的能力。敕令解釋的偏差、選擇性閱讀法條，都是顯例。唐代政府關于市場監(jiān)管許多必要的令文，例如在實物經(jīng)濟時代，政府出于行政需要推行的時估制度等等，宋元以后也曾長期實施，也被不少學者打上“限制”城市商業(yè)的標簽，成為專制政府控制商業(yè)活動的論據(jù)。這些都是學術研究過程中觀念先前所帶來的不利影響。
其次，觀察歷史尤其需要避免片面化。歷史學的研究對象是以往的人類社會，其復雜困難的程度，絕不亞于科學所研究的自然界。任何試圖簡單地舉一兩個例子就對歷史社會做出判斷的做法，都不免失誤。就拿人們習慣以《清明上河圖》來討論宋代城市生活之繁盛而言，盡管畫面上百肆雜陳，市聲鼎沸場景相當直觀，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開封商貌的史實？有多大的普遍意義？作者的創(chuàng)作意圖是什么？這些都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司馬光《都門路》詩句所描述的開封城風沙蔽日的情形：“紅塵晝夜飛，車馬古今跡，獨憐道傍柳，慘淡少顏色?！逼渌从车拈_封城市生活的另一個側面，就少有人關注。其與地方城市的對比，也常常被人選擇性地遺忘。例如距開封不遠的重要州府城市鄭州，時人對它曾有這樣的描述：“南北更無三座寺，東西只有一條街。四時八節(jié)無筵席，半夜三更有界牌?！保ㄇf綽《雞肋編》卷上）其與開封的對比就極為突兀。更不要說一些相對不發(fā)達地區(qū)的城市，如據(jù)歐陽修的記載，河東路寧化軍（今山西寧武縣境內），城里只有34戶人家。所以，僅憑《清明上河圖》來觀察宋朝城市的“生活圖景”，由個別來推論一般，顯然是片面的和失真實的。
最后，歷史現(xiàn)象總是錯綜復雜的，任何為了吸引讀者而試圖以文學語言來對它作簡單描述，突出焦點，不顧其他，都是危險的。例如關于唐宋城市的“封閉”與“開放”的簡單對比，就是如此?，F(xiàn)代史學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zhàn)，是讀者期望有更離奇的情節(jié)，更自由的想象，以及更生動的描寫。對于史學來講，囿于資料，這些都不容易做到。每一個歷史學家都應該認真思考如何更好地服務于讀者的問題，同時，讀者也需要對文學與史學的區(qū)別，有清醒的認識。
具體就宋朝歷史這個話題而言，是否應該從指責其“積貧積弱”義無反顧地走向“愛宋朝”，稱譽其為“黃金時代”，可由讀者來做判斷。不過正如城市史例證所顯示的那樣，更全面綜合，更多地從歷史的前后承續(xù)而不是斷裂的視角來做觀察，以期不斷地接近真實，無疑是我們認識歷史的必由之路。（文/包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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