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百年，尋蹤高昌故城的木構建筑遺珍

新疆吐魯番市古稱高昌，曾經(jīng)是古代絲綢之路上連通中西文明的綠洲城市。譯著《高昌遺珍——古代絲綢之路上的木構建筑尋蹤》日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書主要由16位作者撰寫的17篇專題論文組成，圍繞高昌故城所出的50余件木構件（多是一百多年前由“德國吐魯番探險隊”盜運的文物）展開，研究成果涉及多學科視角，是集中呈現(xiàn)塵封百年高昌木構件遺珍研究的首部著作。

1902-1914年，“德國吐魯番探險隊”四次進入新疆考察，第一、三支探險隊由格倫威德爾（Albert Grünwedel）率領，第二、四支探險隊由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率領，前三次的考察重點均涉足高昌（圖1），探險隊員考察、發(fā)掘、研究并帶走了成箱的文物運往柏林。四次在新疆的探險活動，也使德國擁有了超過百年時間對新疆文物研究的第一手資料。

圖1 百年前的高昌故城（B 1000）? 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

由于諸種歷史因素交織的機緣，今日位于柏林西郊達勒姆的德國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擁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絲綢之路北道上的木構件（圖2）。

正如該館館方所言：相較于塑像、繪畫以及寫本文獻，這些木構件自運回柏林后，常年被忽視甚至遺忘。她們?nèi)缤廊艘粯屿o謐地躺在博物館庫房的貨架上，直至2014年才重新為博物館研究人員所關注。 由于該館主持的《中古時期絲綢之路北道上的高昌故城建筑》研究項目的實施，來自世界多國的研究者從建筑學、考古學、美術史學、語言學和文物保護科學等諸多學科對這些木構件做出研究，使得世人對西州回鶻王朝時期絲路綠洲——高昌的中西文化交流有了嶄新的認知。此次研究也是學界首次系統(tǒng)展開深入探討高昌木構件的工作，為今后高昌遺存的持續(xù)研究拉開了序幕。

圖2 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館藏來自高昌的木構件? 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

高昌故城西南大佛寺（β遺址）的木制柱頭可以想見其原先所裝飾建筑物的宏大尺寸，柱頭上雕刻有希臘化藝術的茛苕葉片圖案呈現(xiàn)出強烈的西方影響（圖3）。博物館重構了Q遺址所出的彩繪木構件，呈現(xiàn)為縱梁、枓栱、墊木等木件的組群，成為11世紀建筑規(guī)范《營造法式》中曾經(jīng)描述的中國傳統(tǒng)技藝的精彩例證（圖4）。

圖3 高昌故城β遺址出土柱頭（III 5016）? 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 利佩（Jürgen Liepe）。

圖4  高昌故城Q遺址重構后有枓栱的木梁組群正面視圖 ? 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 / 利佩（Jürgen Liepe）。

由于新疆文物的遺失，前賢一直都是面對殘破不全的遺址做出不懈的探索。梳理當時的背景，若無這些獨具慧眼的探險隊員當年的“收集”與“保護”，高昌木構件早已被當?shù)鼐用裼糜谛讲?。而將探險隊當時的繪圖與老照片經(jīng)過今天技術的整合，使得當下有路徑繼續(xù)探索較之百年前幾近消失的城址且追溯其建筑風尚。一百年后，德國探險隊遺留的各種材料無疑對于研究高昌故城仍極具價值。該書的研究方式提示我們，處于信息迅疾溝通交流的當下，相較于之前書齋式碎片化的研究，多學科視角的團隊協(xié)作研究可以更廣泛、實效的討論并解決問題；而面對具體的實物，“微觀研究”也可以提供來自各學科的研究成果。宏觀與微觀依然是全面解讀“原物”必須掌握的研究維度。

德國探險隊當年的考察與研究奠定了高昌的學術史基礎，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項目的實施使我們體會到研究方式的變遷。文物流失的歷史已經(jīng)發(fā)生，面對當下，多學科領域的合作是今后高昌研究發(fā)展的必然趨勢，勾連流失海外遺珍與原址的基礎工作依然是推動高昌藝術史發(fā)展的必經(jīng)之路。

圖書封面

(作者系本書譯者、中央美術學院藝術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宗教美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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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昌遺珍——古代絲綢之路上的木構建筑尋蹤》章節(jié)節(jié)選

Q寺院遺址木構件上的彩畫代表著10-11世紀典型的回鶻風格。其中最常見的圖案是包括花卉與葉片在內(nèi)的植物紋飾。花卉包括彩繪牡丹花開（Ⅲ 4435 a、b、c、f），勝金口的木梁上亦見有相似的圖案（Ⅲ 7294）。此外，還有樣式化的花卉圖案，有突出的細長葉片，葉尖向側方擺動。這些植物紋飾在回鶻藝術中頗為常見，例如在壁畫中作為邊飾。然而，向側方擺動的細長葉尖是高昌故城的藝術特征，例如11世紀早期出自α寺院遺址的壁畫殘片（Ⅲ 776），以及9-10世紀出自勝金口的苧麻繪畫（III 6618b），當然，最為精彩的是Ⅲ 4435 e短橫梁上的彩畫。

 Q寺院遺址Ⅲ 4435e和4435c木件彩繪特寫 ? 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 / 利佩（Jürgen Liepe）。

第二種常見圖案是纏枝紋（Ⅲ 4435 a、b）。這種邊飾容易使人聯(lián)想到9-10世紀 K寺院遺址出土絹畫殘片上的裝飾。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藏木梁上的花卉與卷草圖案在俄羅斯圣彼得堡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館藏柏孜克里克《誓愿圖》壁畫上亦能得見，且與自盛唐至宋代（公元7-13世紀）中國西部、北部地區(qū)建筑彩畫上的圖案非常相似，可參見李路珂在《〈營造法式〉彩畫研究》中的再現(xiàn)。相似的圖案亦見于《營造法式》的印刷插圖中。

《誓愿圖》細節(jié)，上有建筑和花卉紋飾，柏孜克里克第15窟壁畫，370×227厘米,11世紀，俄羅斯圣彼得堡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Ty-775（魯克斯攝影）。

木構群中唯一有棱角的幾何紋飾發(fā)現(xiàn)于Ⅲ 4440 i木構件上，紅黑相間的圖案，亦見于盛唐（公元8世紀）及以后其他地區(qū)的文物中，例如敦煌莫高窟第45窟的8世紀壁畫、敦煌10世紀寶塔狀紙本佛經(jīng)的邊飾、據(jù)報道出自高昌故城 β寺院遺址的麻布上繪制的觀世音菩薩圖（俄羅斯圣彼得堡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Ty-777，見本書扉頁和第iii頁）。

有曲折紋飾圖案的套斗頂構件，Ⅲ 4440i ? 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 / 利佩（Jürgen Liepe）

Ⅲ 4435 c木梁左側末端呈現(xiàn)了并坐的佛像，源于著名的“千佛”圖式，且自公元6-7世紀以來常見于吐魯番地區(qū)，如柏孜克里克第18窟的千佛。

Ⅲ 4435c木梁上繪制的佛像 ? 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 / 倫格（Martina Runge）

正如我們所見，Q寺院遺址木構群中的若干木構件是重復利用的，之前曾用于其他建筑。它們在此過程中被重新繪制，不總與原初彩畫的質量標準一致。上述Ⅲ 4435 c木梁上的三尊佛像就是一例?；谖覀儗⒓y飾認定為10-11世紀，可以設想重繪亦發(fā)生于此時。

套斗頂（方井）的部分木構件進行過重繪。這種三角桁架構造屋頂?shù)慕ㄖ愋驮从谖鱽?，公元?世紀已為人所知，例如土耳其墓室中使用的結構。隨著時間的推移，套斗頂傳遍亞洲，包括中國、朝鮮半島與日本，在實體建筑與繪畫中皆可見到。在中國，套斗頂以藻井為名融入了寺院與宮殿建筑，以至于達到不再被認為是外來產(chǎn)物的程度。最著名的例子是北京紫禁城太和殿寶座上方的藻井（1406年，多次重建）。北京地區(qū)套斗頂最早的例證來自于一座墓葬，年代令人驚嘆，可追溯至公元105年，然而這座東漢墓中融合了純中亞風格的元素，包括獅面柱頭的凹槽石柱，這可能源于印度或波斯，然而源頭應是古希臘建筑。

（注：選自原書文章《Q寺院遺址及其木制建筑構件》第146-147頁，作者：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館長 魯克斯（Klaas Ruitenbeek），此處略去注釋，引用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