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我們對于文學史應該做一個重新的反省

從《被壓抑的現(xiàn)代性》中談到的“沒有晚清，何來五四”，到《抒情傳統(tǒng)與中國現(xiàn)代性》中對中國文學“有情”歷史的召喚和重新叩問，再到現(xiàn)在的“華語語系文學”，王德威的研究從來不缺少批評和爭議，但又總能以新的理論構(gòu)架、新的詮釋方式帶來明確的啟發(fā)。

最近，由騰訊文化、京東圖書、中國人民大學聯(lián)合主辦的“21大學生世界華語文學人物盛典”在京舉辦，首位致敬對象為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王德威。典禮活動上，王德威發(fā)表的演講題為“‘華夷風’——華語文學的視界”。

雖然王德威自2006年起就開始論述“華語語系文學”這個概念，但對于大多數(shù)讀者和聽眾而言，它依然顯得陌生和遼遠。他以“華語語系文學”的概念替代舊有的“海外文學”“華僑文學”“漢語文學”等稱謂，來呈現(xiàn)復雜、多生、不同文化互動的華語文學面貌。而他剛出版不久的新作《哈佛新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英文版）又在嘗試文學史新的撰寫方式。

王德威，知名學者，在華語文學研究界影響力頗大。畢業(yè)于臺灣大學外文系，曾任教于臺灣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現(xiàn)任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代表作有《被壓抑的現(xiàn)代性：晚清小說新論》《想象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抒情傳統(tǒng)與中國現(xiàn)代性》《當代小說二十家》等。

書評君對王德威教授進行了專訪，他以一貫的謙和、有禮和自信，講述了他眼中的文學、文學研究和文學史。

采寫 | 新京報記者 李妍

“華語語系文學”：我們需要更豐富、更復雜的文學世界觀

新京報：你是怎么開始對“華語語系文學”這個命題有了研究的興趣？

王德威：“華語語系文學”的前身是我們一般所謂的海外文學，或者是廣義的世界文學、華文文學、漢語文學等，這些命名基本是在中國的學制語境中給海外文學做出的定位。在國外教了很多年的書以后，總覺得這些定義不能夠窮盡我們在海外對于自身所生活的，或者所面臨的各種文學現(xiàn)象的一個比較豐富或者復雜的陳述。

所以大概是在2006年、2007年，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大學任教的史書美教授提出了“Sinophone Literature”（華語語系文學）的觀點，我對這個新的論述方向很有同感，并愿意就她所提出來的論述再加以發(fā)揮。我在中文語境里可能有更多的發(fā)聲機會，就用“華語語系”這四個字，與過去的海外文學、華僑文學、漢語文學這些五花八門的命名來做一個區(qū)隔。畢竟我們做文學的需要一個新的品牌、新的命名，來作為進入這樣一種新的文學世界觀的方法。

新京報：和華語語系文學相對的可能是我們傳統(tǒng)的這個“中國文學”的概念，它的出現(xiàn)本身就內(nèi)在于中國近現(xiàn)代化這樣一個過程，有一種民族意識的東西在里面。所以當使用“華語語系文學”這個概念，是不是也包含了對民族意識這方面的反思？

王德威：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寫作機制和它所論述的方式，的確是跟民族國家的想象與論述息息相關。我們所習慣的這種國家文學史，它的歷史也不過就是一百多年。我無意去質(zhì)疑或推翻這樣一個命題，它已經(jīng)是歷史存在的現(xiàn)象，既然大家都認為這是一個約定俗成的文學史的寫作方式，我覺得言之成理，這不是問題的所在。問題是怎么去面對國家文學史所不能夠照顧到的各個層面的、仍然使用華語創(chuàng)作的、或者是發(fā)生的這些現(xiàn)象、這些文化的場域。

在過去用“海外”這樣的詞難免有一個預設，有海外就有海內(nèi)。另外像“世界中文文學”，這個“世界”也是很曖昧的一個詞，講“世界中文文學”的時候其實是不包括中國的，但世界明明已經(jīng)是世界了，為什么中國又可以在世界之外來為這個世界命名？所以這里面就有高下主從的一個分別。我們倒不是在談論文學市場或者文學世界里面階級斗爭的關系，而是“華語語系文學”是不是能夠提供一個不同的批判界面，作為我們研究中國文學的時候，一個另外的對話的對象，或者是一個思考的維度。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1923）。中國文學史這一體裁的撰述，開始于晚清民初，正與民族意識的覺醒同步。

海外中國學的影響：年輕學者不會再人云亦云

新京報：在文學領域，所謂的海外中國文學往往是處在一種被邊緣化的處境中，但在學術研究界，海外中國學的研究卻是對中國本土產(chǎn)生了非常大的影響，為什么會有這種現(xiàn)象和差別？

王德威：這個我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海外文學研究在方法跟理論模式上對中國本地的學者產(chǎn)生了很多影響，但我們這群所謂的海外學者也沒有那么了不起，因為我們的很多方法也不過是將西學的用到中國的這樣一個轉(zhuǎn)手的運用而已，在那個意義上我們甚至可能就像是一個掮客，是做二手傳播的。

我想這可能還牽涉了廣義的中西學術論述的一個不平等模式。西方的理論也許像西方的手機一樣，蘋果手機它賣的就是比較貴，人家做得好嘛對不對？所以在有些意義上你必須承認，在這個文學技術層面或者是文學語境層面有一個高下之別，但這不應該是一個唯一的一個判斷的標準，因為畢竟在這個文學生態(tài)上來講，我們所運用的材料、我們所運用的很多資源，又是來自于中國大陸的，所以這里面的這個交換的過程其實是不斷地在進行的。

《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

作者：夏志清

譯者：劉紹銘

版本：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5年

夏志清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是中國內(nèi)地20世紀80年代“重寫文學史”運動的重要推動力之一，其對張愛玲、沈從文等作家的發(fā)現(xiàn)與推崇，震動了當時的中國學界。

我有最常用的一個論述：你現(xiàn)在穿的一身衣服其實是西式的，但你每天沒有掏心撕肺都在想我穿著西式的衣服，想我對不起祖國吧？我們沒有為服裝的問題或是手機、電視的問題而這么緊張，那為什么在文學這一塊就往往成為大家爭論的焦點？這反證了文學、學術這一塊在中國的文明想象力中占據(jù)的位置，大家覺得這是我們的核心，不能夠被拿走，不能被掏空。但是我覺得放大歷史的眼光，不需要太焦慮。我認為歷史就是這樣發(fā)生，那就承認它，我們不需要再有任何的借口或解釋，我們更應該關心的是我們?nèi)绾蝸砀淖儭?/p>

新京報：那如何來改變呢？有可能改變嗎？

王德威：也許下一步是我們怎么樣來發(fā)展以中文語境為基準的一個論述模式。希望有一天，也許在10年或20年以后，我在美國的比較文學系，我會告訴我在英美或是法國或德國文學有成就的理論學者，說你如果不知道朱光潛的理論，你也太落伍了吧；你如果不知道李澤厚的理論，你也太落伍了吧；你如果不知道胡風的左翼理論，你可能也太落伍了。我覺得這是一個交流的過程，當然我會覺得我有很自覺的一個承擔、一個責任。

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里面，大家逐漸已經(jīng)比較平靜。交通如此快速，年輕的一代學者閱讀能量這么好，可能不需要什么歐美學者來教導我們怎么樣。相比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國留學的那一代，我想年輕一代應該會有更多的自覺，不會再人云亦云。

重寫現(xiàn)代文學史：發(fā)生論本身是不得不存在的一種神話

新京報：今年是2017年，是被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發(fā)端的1917年“文學革命”的百年紀念。你曾提出了“沒有晚清，何來五四”，今年又新出版了《哈佛新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在這本新作中你怎樣處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端這個問題？

王德威：我先說明這本新作的體例，它是一個非常不規(guī)格的，由161篇短的文章合在一起的文學史。將來它的中文版出現(xiàn)，我想肯定會引起許許多多的爭議的，當然我盼望這些爭議，因為我覺得我們對于文學史應該做一個重新的反省。

像文學發(fā)端論這個話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除了發(fā)端，現(xiàn)在現(xiàn)當代文學史怎么結(jié)束也很難了。從1949開始，當代文學到現(xiàn)在都快70年了，而現(xiàn)代文學只有30年，如果當代的意思是當下、此刻的話，它又都已經(jīng)有現(xiàn)代兩倍以上的時間了。那么在英語的語境里用modern china,可以是一個長的現(xiàn)代。我書中的現(xiàn)代其實延伸了將近有200年的時間，不再去刻意的斤斤計較這些詞語的本身的定義。

在這本文學史的第一篇文章中，我刻意地用了三個時間來說明現(xiàn)代中國文學是怎么發(fā)生的。第一個時間是1635年，當時一個晚明的文人叫楊廷筠，因為受到了西方耶穌會傳教士的影響，給文學做了一個審美的、西方模式化的定義，所以這是一個遙遠的所謂文學現(xiàn)代發(fā)生的開端。這篇文章又給了另外兩個日期，一個是1932，一個是1934。1932是周作人對于“新文學源流”的一個探討，1934來自于河南的左翼史學家嵇文甫，他們不約而同地都把晚明當做是現(xiàn)代中國性的開端，尤其是文學方面。所以我刻意的用三個時間點來說明，這個發(fā)生論本身是不得不存在的一種神話，我們不斷去發(fā)明這個神話。

這本文學史的結(jié)束點在2066年，2066是韓松的想象中，火星照耀美國、火星人把美國給拿下來了那一年。我覺得文學史本來就應該有文學的層次，它應該有想象力的層面，所以我的這個文學史應該是一個非常文學的文學史。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哈佛新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

作者：王德威

版本：哈佛大學出版社 2017年4月

新京報：這本文學史在體例上的新意還體現(xiàn)在哪些方面？

王德威：在更突破的意義上，是我在這本文學史中對文類的分別。我覺得不應該局限于詩歌、小說、戲劇、散文而已。這樣的文類本來就是20世紀的文明，那么在21世紀以后面臨這么多文化的新現(xiàn)象，包括了網(wǎng)絡上的傳播，包括了新媒體的誕生，包括了影音世界所給予我們的在文化文學上的啟示，這都應該是在我作為文學史的編撰者的考量之內(nèi)的，所以這是一個包含了許許多多不同的文學跟文化表現(xiàn)樣式的文學史。

我預期對我批判的人一定要說，這是什么文學史，這是一個雜湊的文學史，這是一個嘩眾取寵的文學史吧？但是我相信我在表面的五花八門的脈絡下，有一條我仔細策劃過的草蛇灰線。所以一句話，它不是一個求全的文學史。它有很多的時間點，讓讀者自己在閱讀之后再去思考。如果用這樣方式寫作文學史，是不是我可以提供另外一個發(fā)言的位置，讓文學史更延伸出去。我相信這個文學史本身就變成一個有創(chuàng)造力的活動。

新京報：這本書已經(jīng)有了在中國大陸的出版計劃？

王德威：現(xiàn)在已經(jīng)在翻譯制作中，但是剛剛開始。我當然希望這本書能在中國呈現(xiàn)，能得到中國讀者的反應，畢竟對著洋人講中國文學史有些隔靴搔癢。批評是可以想見的，但我覺得這是我們的目的。

近年出版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梅維恒 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宇文所安 孫康宜 主編）等，都在文學史的撰述體例上立意創(chuàng)新。

當代華語文學：現(xiàn)在不是一個最能夠造星的時代

新京報：你對這幾年中國文學或者說華語文學的創(chuàng)作有一個怎么樣的觀點？或者說有哪些作品給你留下最深的印象？

王德威：我不曉得我這個話會不會講得太大膽、太冒昧。我覺得現(xiàn)在的作家，也許他們生存的時代不是一個最能夠造星的時代，所以我們現(xiàn)在還沒有看到就像上世紀80年代所謂新時期作家一出來的那種爆炸力，那種一個時代的整合的爆發(fā)力。我花了很多心血來講科幻小說，但科幻小說它是一個現(xiàn)象，你很難去分析劉慈欣的語言，他語言是很粗糙的，他原來不是一個專業(yè)作家，對不對？

但我特別要講，我認為華語這一塊是在中國語境之內(nèi)被忽略的。我覺得過去的20年到30年，在華語世界文學的成績是絕對是值得注意的。我們現(xiàn)在大約只有白先勇在中國國內(nèi)是華語世界公認的一個代表性人物。但是我覺得在八十年代末期以后的這二三十年里面，不論是香港的董啟章，或臺灣的駱以軍，還有之后的吳明益、甘耀明這些作家，馬來西亞華人又有一批作家……他們匯集出來了這樣的一個廣義的華語的世界，我覺得作為中國內(nèi)地的讀者，或是批評者和創(chuàng)作者，似乎應該把眼界擴大。當然我們的能力跟智慧都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但至少在世界觀上，應該是把這些作家他們的創(chuàng)作都納入考慮范圍，或閱讀的可能書單之內(nèi)。這是我最大的期望。

新京報：前不久，臺灣女孩林奕含事件和她的作品《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受到了很多關注，她在生前的訪談中提出一個問題，“文學可不可以有巧言令色的成分”，或者說“文學是否就是巧言令色的”，甚至在質(zhì)疑中國詩言志的抒情傳統(tǒng)，感覺自己仿佛被文學所欺騙了。你對這個問題怎么看？

王德威：我覺得這個問題好復雜，因為我對它的細節(jié)部分沒有深入地去觀察，《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這本書我也沒有看完，只是在網(wǎng)上讀到一些片段，但是我大概知道她怎么寫。這是一個極端聰明、極端敏銳的女孩子，很遺憾她這么不幸，在她的求學生涯里面遇到了這么慘烈的一個經(jīng)驗，這些等于刺激了她對于文學的一種很復雜的一個表述方式。你剛才復述的那些，甚至讓我在文學理論上都覺得心有戚戚焉。我甚至可以套用一些文學理論來說，文字本來就是一個巧言令色，它本來就是一個媒介，本來就是人為操作的，本來就是臣服于有能量來操作文字的這些人的心意的，它在真真假假之間，這是倫理上非常曖昧的一個東西。

但是我覺得林奕含小姐沒有說明的一點是，在某個意義上文學也救贖了這個女孩子，不管是生前或身后。在她身后，幸好有這樣一部作品留下來，讓我們見證了這個情欲事件的不堪，這個引誘他的這個老師也在某個意義上得到了社會輿論的制裁——可能沒有法律上的制裁，因為這位老師又有一段“巧言令色”。所以你也不能說文學永遠是這樣不忠實的一個東西，何況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的寫作過程中，我想她透過寫作也做了某種自我治療的嘗試。

《抒情傳統(tǒng)與中國現(xiàn)代性》

作者: 王德威

版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2010年9月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她的這部作品在文學，或文學史，或者文學習作上，它可能代表一個什么樣的位置。我至少可以提出一兩部類似的文學寫作和死亡這么密切關聯(lián)的例子。最明白的例子是邱妙津的《蒙瑪特遺書》，在1995年，她幾乎是以一個很古典的自殺方式，結(jié)束了她的生命。在文學史上還有很多假的自殺，丁玲寫過自殺手記，沈從文也寫過，對不對？文學史上最有名的，在真實或想象中的自殺事件應該是《少年維特的煩惱》，寫的人沒自殺，但是寫出來以后很多讀的人去自殺了。

文學與自殺是一個很嚴肅的話題，在這個意義上它是一個脈絡?，F(xiàn)在林奕含的作品受到關注，是因為眼前這個事件的聳動性，是新聞效應的一部分。之后這部作品能不能夠在文學史上占一席之地，我想我們還需要時間來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