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fā)，清朝崩潰，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成立。通過“實力”的“種族革命”實現(xiàn)了。梁啟超雖然在武昌起義爆發(fā)一年后回國，但在這期間，梁通過發(fā)表對革命進行過程中政治狀況的洞察之見，密切關注，以不至落后于時代潮流。他的心血沒有白費，其在北京受到的歡迎超過了孫文。其時，梁表明的立場是，政體應該改革，但國體需要維持。也就是說，支持革命后的民國。這樣一來奠定了梁在近代東亞文明圈形成中功臣之歷史地位。
梁啟超
梁啟超公然踏上北京的土地，是在武昌起義一年多以后的1912年10月20日。當然，他在看到武昌起義以及后續(xù)事態(tài)發(fā)展的重大性之后，也曾試圖馬上回國。在籌措出旅費后，他離開須磨的寓所，于1911年11月6日離開神戶，首先在11日來到奉天，窺探北京的情況。11月1日，慌了手腳的清王朝取消皇族內(nèi)閣，由先前被罷免的袁世凱組閣。武漢前線的戰(zhàn)斗還在繼續(xù)，圍繞北京的政府，其情況也極具波瀾，最后他沒有前往北京，無奈折返神戶。
回到神戶的梁啟超住在三宮附近麥少彭的宅邸中，摸索新的對策。他于12月上旬發(fā)表《新中國建設問題》，公開自己的政治見解，以此向內(nèi)外表明其與時俱進的態(tài)度。從年底到次年春，他依然在伺機回國。但是，正如“南北議和”之變遷所見，時局的發(fā)展過于復雜，所以并沒能成行。如前所述，1912年2月，宣統(tǒng)帝退位，清朝滅亡，梁啟超于4月發(fā)表《中國立國大方針商榷書》，以此應對新局面。這篇文章通過對辛亥革命必然性與合理性的肯定，公開表態(tài)擁護共和制，以能實行君主立憲的國民自然也是可以實行共和的國民之邏輯，達到令自己以往之主張適應于當前政治狀況的目的。
但那只是政見層面的紙上“參加”，其回國之心日漸強烈。不過既然帶來這場大變革的是革命派，就必須顧忌其回國的潛在危險。在聽取各地同志的意見后，他最終于一年后的10月回國。
正因為做了如此謹慎的準備，所以北京各界對梁啟超的歡迎之情更切，遠超12個月前孫文他們。從10月20日到31日之間，梁啟超在政黨、商會、學界、同鄉(xiāng)會等處召開了十多次演講會。此處先來看其在22日舉行的報界歡迎會上的《鄙人對于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因為梁啟超雖然在各方面都表現(xiàn)出超人的活躍，但其本人自認首先是一名新聞工作者。更為重要的是，這篇演講成為他一個多月后創(chuàng)辦的自己一派新的機關刊物《庸言》之發(fā)刊詞，成為自己在政治、思想立場上的宣言書。
該演講有兩個要點。第一，提出標簽，稱中華民國的創(chuàng)辦乃超過“赤血革命”的“黑血革命”之功績。黑為墨，即文章，也是一種賭上性命的戰(zhàn)斗。梁啟超在這方面的功績敵我雙方都必須承認。
第二，解釋自己的思想適合共和國。國體應該維持，政體應該改革，這是自己的主義。所以在皇帝統(tǒng)治的君主國體之下，自己雖然立志于君主立憲，但在國民主權的共和國體之下，亦信奉民主立憲制。這也是考慮到共和政體“神圣高尚”，所以自己也不應該不擁護。這不僅對自覺的君主立憲派人士，對沒有自覺的普通國民而言也是值得銘記于心的邏輯。可以說，梁啟超就這樣堅實地確定了他在民國中的立腳點。
如此一來，引起國體變更的人和事就必須成為問題。從武昌起義后政局的發(fā)展來說，主要功績屬于梁啟超的政敵革命派，這一點大家有目共睹。中國同盟會變身為公開的政黨國民黨，在政界的地位相當可觀。國民黨也在梁的盛名之下召開了歡迎會。
國民黨代表致歡迎詞，高度評價其歷史作用，稱“我國十余年來改革之動機，發(fā)自梁任公先生，無論何人，無不承認。即世界萬國，無一不承認者也”。對此，梁答稱，雖然為國盡瘁，但所做之事不過“空言”而已，“民國之成，乃國民從種種方面冒種種之困苦，以有今日。其中出代價最多者，無如今之國民黨”。
但是，就目前留下來的記錄來看，梁啟超的演說傾其所學討論的是民國中政黨的作用，而對于一直倡導“種族革命”的核心人物孫文、黃興，以及章炳麟?yún)s絲毫沒有提及。這不免讓人聯(lián)想梁啟超對于改變國體的發(fā)動者帶有不相稱的感情。
總之，梁啟超受到了幾乎所有階級與團體的熱烈歡迎。出現(xiàn)這種情況，是因為中華民國建國時，大部分知識分子都可以說是梁的“學生”。以《新民叢報》為代表的書籍的讀者，是最直接的學生，而與之相對進行爭論的革命派知識分子在辯證法上也屬于被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清末留學日本的學生，其隊伍不僅遠超進士、舉人等舊體制下的高級知識分子，留學生的背后還有很多的青年學生，皆無須再贅言。再加上預備立憲時期，開國會運動發(fā)生后，出現(xiàn)了通過行動的知識傳播，他們也是梁的間接學生。如此，即便程度各有不同，但歡迎人群的頭腦中都接受了他試圖宣傳的來自日本的關于西方近代文明的知識和概念。
近代東亞文明圈的形成史，始于19世紀中葉清朝開國。熱衷于文明開化的日本，在幕末明治維新時期通過大量的翻譯，力求引進西方文明。其時的譯詞、翻譯概念，基本全部使用的是中華文明的儲備，即漢語。所以，清朝反過來將這些詞語引進回來，在某種意義上是妥當?shù)?。在這個任務中，梁啟超發(fā)揮了最為重要的作用。東鄰明治日本創(chuàng)造的文明史的成就，在中華發(fā)源地被接受以后，近代東亞文明圈由此堅定了其基礎。這也是把梁稱作近代東亞文明圈形成功臣之原因。本書（《梁啟超：東亞文明史的轉換》）雖然并未涉及梁帶給日本的影響，但希望把他帶來了以近代漢語為基礎的近代東亞文明圈的普遍傳播，作為其“影響”。
若以東亞為問題，便不能拋開朝鮮。據(jù)鄭百秀研究，“近代初期流入韓語中的翻譯造詞（近代漢語）為4000個至6000個。這讓朝鮮半島的人們認識到地殼變動，與物質的、制度的文化要素相比更為根本和本質”。在思考韓國、朝鮮問題時，梁啟超的影響更加廣泛，所以他作為近代東亞文明圈形成的功臣，作用更大。
有一段函夏考文苑的插曲，可以看作梁啟超影響力的象征。
此前作為政聞社總務員出現(xiàn)的馬良，擁有神學博士學位，清末時不僅創(chuàng)辦了復旦大學的前身，還是民國初期曾代理過北京大學校長的學術界大佬。馬良模仿法蘭西文學院，設想的符合新共和國的最高學術機構就是函夏考文苑。而坐鎮(zhèn)這一中國學術中心的是他與嚴復、章炳麟、梁啟超。作為新生民國的學術方向，其設想真的是非常出色的計劃。
與介紹西方學術的最大功臣嚴復，以及確立了國學大師令名的章炳麟比肩，梁啟超的功績是接受來自日本的西方近代文明。遺憾的是，這份計劃并未見天日，但卻最直接體現(xiàn)了梁啟超在中國史上的文明史地位。其業(yè)績開創(chuàng)了新時代，其偉大無以比擬，但其地位卻極不穩(wěn)定。
回國后的1910年代，梁啟超主要作為政治家活動。其立場基本上是支持掌權的北洋派與國民黨對抗。舉例而言，代筆那份憲政視察報告時的秘使熊希齡組閣時，他坐上了司法總長的位置，與孫文等人對立，逼迫國民黨解散。而1915年大總統(tǒng)袁世凱復辟帝制即位皇帝時，他與弟子蔡鍔一起下定決心開展反袁武裝斗爭，挫敗了其野心。在1917年其師康有為也參加的復辟運動中，他加入反對陣營拯救民國于危機之中。這些都是按照他回國時聲稱的對共和國體之思想立場進行的行動。
20世紀20年代，他遠離政治世界，作為文化界名人著書演講，更走上講壇奮斗不息。但是其立場，正如其1921年進行的自我批評所言，認為“國家主義”是“偏狹”之思想。這是經(jīng)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的揚棄，所以在從事這些新活動的時候需要另外的視角。
公認的親日派梁啟超，在經(jīng)歷“二十一條”交涉等過程中，逐漸加深了對日本野心的認識?？梢哉f其從親日到反日的軌跡，與日本的大陸政策相互對應。
（本文節(jié)選自《梁啟超：東亞文明史的轉換》，【日】狹間直樹著，高瑩瑩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出版。）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