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的自我保護：放棄富饒，政治何為？

地球的資源正在被耗盡。每年的地球超載日——這一天人類消耗的自然資源已超過本年度生態(tài)系統(tǒng)可再生的資源總量——就是一個提醒。如今氣候和環(huán)境問題的警報已經拉響，值中法環(huán)境月之際推出的這一系列環(huán)境主題的文章，它們體現出法國知識界對環(huán)境議題的思考，內容涉及自然資源狀況的惡化、大自然的未來、食品游說等。文章刊載于微信號“法國文化”，“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也將陸續(xù)轉載該組文章。以下是第一篇，皮埃爾·沙博尼耶（Pierre Charbonnier）的《土地的自我保護：放棄富饒，政治何為？》（L'autoprotection de la terre. Comment faire de la politique sans abondance?），本文摘譯自《富饒與自由：政治思想的環(huán)境史》（Abondance et liberté. Une histoire environnementale des idées，La Découverte, Paris, 2020）一書。

皮埃爾·沙博尼耶是哲學家，在巴黎政治大學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歐洲研究和比較政治中心）任研究員。他畢業(yè)于巴黎高等師范學院，擁有哲學博士學位以及博士生導師資格，致力于研究現代社會中與自然治理相關的歷史、認識論和權力形式。

氣候變化正在摧毀現代政治反思性的所有層面。舉個例子，早在核危機出現時，國家和領土主權就出現了交疊不清的問題。然而，當涉及到對全球生產和商貿加以規(guī)范，以期實現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規(guī)定的減排目標時，大家又覺得國界涇渭分明，只想各掃門前雪。

今日的政治版圖基于殖民地獨立時期。當那些非國家政治主體提出訴求時，這個版圖就顯得有點脫離實際。這些主體包括瀕臨沉沒的島嶼和城市，失去土地的農民，原住民或脫離常規(guī)工農業(yè)系統(tǒng)的人群，海洋和冰川捍衛(wèi)者，正在進行化石燃料實驗（如水力壓裂技術）的區(qū)域等等，不一而足。如此眾多的政治團體都在挑戰(zhàn)土地治理的政治范疇，與傳統(tǒng)的主權制度以及國際法框架完全脫節(jié)。矛盾的是，這些運動的政治維度都偏離了公認的主權地理劃分及其代表政體。

各種依附屬地以及國家地區(qū)聯盟再次劃分了政治版圖，帶來了某種現代化的愿景，認為解放人類需要榨取地球， 把地心引力當成對言論和意志自由的束縛。約翰·洛克（英國啟蒙思想家，被稱為自由主義之父——譯者注）的理想景象是農民努力耕地，然后擴張占領更多新土地。從18世紀誕生以來，自由主義一直宣揚通過馴服大自然來獲得人類的自治權，把自然當成需要擺脫的外部因素。這種思潮已經過時，因為我們現在急需與土地和解。生態(tài)環(huán)境容易遭到人為的破壞，變得十分脆弱[1] 。

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zhàn)就是重新構建自由自治的理念和政治范疇，就像工業(yè)革命那樣。有人說在一個有限的世界里，無限的自由是不可能的。確實如此，但我想強調的，是現在人們尋求的自治不再意味著脫離大自然的束縛。今天人們希望捍衛(wèi)非人類的生物，捍衛(wèi)土地，捍衛(wèi)環(huán)保措施和法規(guī)，把它們納入自己的集體主體當中。

今天的世界里，財產概念發(fā)生轉變[2] ，地方文化重獲新生[3]，經濟增長開始出現減緩勢頭[4]。這些現象并不意味著拋棄現代化，而被視為社會聯系的復興，標志著政治思想標識正在發(fā)生深刻變革。

氣候變化之所以顛覆了我們的理論標識，也是因為它使一些歷史元素浮出水面。這些概念或者被遺忘，或被有意排除在政治思想之外?！案火垺本褪瞧渲兄唬髅嫔喜粚儆诂F代政治思想的范疇，但它闡述的就是這個領域的問題。如果你還記得書中前文提及的理論爭辯和論戰(zhàn)，就會發(fā)現大部分現代社會的民主化過程是基于人和世界的關系，并把它設想成為很單一的關系：人類以外的世界被當作一個資源倉庫（比如土壤生產力這些可再生資源，或煤炭石油這些不可再生儲備）。換言之，人們以自我解放為由開采和提取這些資源。

今天，我們發(fā)現這條路已經走不通了。生活在富足豐饒當中，意味著需要制定一個技術和經濟并重的系統(tǒng)，卻無法同時維護或重建人類繁衍生息所需的環(huán)境生態(tài)儲備。人們獲取和改善土地，然后裝備以技術來增加產量，同時消耗化石能源，組織起一個供給系統(tǒng)，致力于以很低的價格銷售這些所謂的“原材料”。從環(huán)境自反性的角度而言，所有這些都相當于壓迫地球本身的地質生態(tài)能力。

人們忽視為保護地球而制定的環(huán)保法規(guī)，發(fā)展了一種與環(huán)保相悖的生活方式，這就是我們政治歷史的核心所在，包括兩個方面：其一，它是社會解放和民主化歷史的一部分；其二，人類能否實現自給自足，取決于能否盡快清除一味追求富饒和進步的手段。

主權與財產，富饒與稀缺，自治與榨取，市場與生產，現代政治的所有這些反思性層面都正在發(fā)生深刻的變化。一旦運用這一套思考模式和相應體制，世界將發(fā)生徹底的改變。無論是發(fā)揮直接還是間接的作用，變革將必然發(fā)生。然而，奇怪的是，這無疑是人類史上第一次對自己的組織原則問題提出質疑，第一次發(fā)現我們的政治認知落后于它所幫助建立的世界。所有權、生產計劃等這些人類與物質之間的組織方式幾百年來一成不變，比地球的生態(tài)現狀還要古老。也就是說，當今的生態(tài)現狀源于18世紀工業(yè)革命，經由20世紀的飛速發(fā)展鞏固至今，而老一套的財產概念和生產機制至今已經持續(xù)了幾個世紀的時間。

這種落差需要被糾正。對比一下這些機制長期的發(fā)展歷程，它們帶來的不平等一目了然。自由主義空有承諾，但無法滿足世界的物質現實。往前追溯，會發(fā)現已有前車之鑒：啟蒙時代出現的普世主義一開始就服務于奴隸制，假裝看不見工業(yè)主義或資本主義帶來的不平等。因此，自由主義的繼承者選擇忽視氣候問題，從邏輯上可謂一脈相承。環(huán)保主義則是源于對正義的呼吁，期望改變不平等。反奴隸運動，工人運動和女權運動都在這些漏洞里崛起，意圖修正這些差異，為建立新的現代政治主體帶來新思潮，新的人類形態(tài)和新的社會關系。因此，這些運動和進程沒有理由停止下來。

然而，氣候危機不能簡化成為反自由主義，因為它讓批判性思維陷入環(huán)保的囹圄里。為了抵抗市場以及其他新的支配形式，社會進行自我保護，以至于滲透了生產主義文化，使群體割裂于自然。我們甚至可以說，社會主義和社會學的這股反市場運動以維持自然的外部性為代價，把社會群體神圣化為批判的對象。從這一點上看，現代經濟和政治發(fā)展激發(fā)的社會反應，特別是受現代化影響最深的人群里， 大部分已經開始質疑這一套自治和富饒的聯合模式。

人們要求更公平地分配進步的成果，卻反而拉動經濟增長，以至于老工業(yè)支柱產業(yè)里出現了解放與發(fā)展脫鉤的趨勢，追求增長而不追求利潤，顯得有點矛盾。卡爾·波蘭尼（20世紀匈牙利經濟史學家——譯者注）在《大變革》指出社會的自保包括人與物質和領土的聯系，而這些聯系不完全具有經濟屬性，否則無法克服這種矛盾。換言之，氣候變化影響的政治范疇終究包含自然和社會的概念，因為這兩個詞匯背后隱藏著自我政治化以及世界政治化的特殊方式。從這一點出發(fā)，我們再次提出批判性集體主體的問題：這個集體指誰？怎么稱呼？它動員的對象是誰？

值得慶幸的是，社會主義的傳統(tǒng)也在政治思想歷史為“自治”強加了一個定義，那就是“融入”。這個思路促使我們重視世界的物質特性，并努力獲取這些生存條件。我們追求的自治本質上是生產擴張計劃的一部分，但我們也因此變得警惕，意識到行使政治自由與推動人們自愿轉變的條件之間有密切的聯系。對個人專屬財產的批判，對勞動分工和社會互助的關注，以及追求不受價格支配的經濟規(guī)范性（技術官僚熱衷的領域），所有這些社會主義傳統(tǒng)都強調了物質條件對自治以及社會斗爭的重要性。

為了遏制自由主義的趨勢，防止讓市場來決定資源和領土的規(guī)劃，社會主義把集體關系變成了政治手段。在屢經重大生態(tài)變化的時代，這是社會主義留下的主要財富。在其遭遇的挫折特別是環(huán)境方面的挫折之外，社會主義為政治思想史留下了一筆無可比擬的財富。基于這一傳統(tǒng)，今天大家借由氣候變化開展反自由主義運動。在全新的語境下，它讓集體主義重返舞臺，讓人們一起辨別風險，制定整體對策，并借這場考驗重新定義眾生平等自由的理想環(huán)境。

社會主義一路走來，先是經歷以科技為手段追求深層自由，然后見證了氣候變化如何打擊了人類擺脫大自然的自治宏圖。擁有這些歷史積累，或多或少為制定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提供了一些方向。在政治生態(tài)學籠罩著一種被拋棄感，失落和迷失感的背景下， 特別是當我們意識到主流政治概念在這場氣候考驗中亂了陣腳之后，這些方向和標識顯得尤為重要。

在失落氛圍的影響下，世界末日的預言家，千禧年主義者和其他意識形態(tài)風行了起來。末日論者利用生態(tài)和政治之間的不可比性，以自己的方式下賭注，直接進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邏輯。當我們意識到氣候變化在歷史和精神層面上絕無僅有的獨一性，當我們承認氣候變化不是一個遠景而是一個既成的事實時，社會主義向我們拋出了橄欖枝，邀請我們設定一個新的批判主體。在這一點上，政治生態(tài)學依然是現代性的化身：它為政治反思性提出了自我批判和自我糾正的理念，提出對集體負責的自愿變革，并且不被外部（自然或神學）元素所左右。

這就是我為什么說氣候變化摧毀了現代政治反思性的各個層面。除了地質生態(tài)平衡受到破壞之外，這種轉變迫使我們重新定義思想類別。氣候變化，也就是每一顆加入大氣層并迫使我們離開“生態(tài)安全運行空間”[5] 的溫室氣體顆粒，都具有徹底的政治屬性。這里有兩層意思。首先，二氧化碳的排放是過去技術和政治的產物，既非必要，也不是不可避免。其次，這些排放給我們布置了任務，讓我們擺脫自由主義帶來的政治枷鎖以及一系列現代化模式。氣候變化是一個歷史現狀，它是科學家鑒定的事實，也是我們繼承先人的遺產。無論我們愿不愿意，都必須克服它帶來的挑戰(zhàn)?？偠灾?，氣候變化是一項政治條件。這項考驗之所以艱難，是因為目前全球生態(tài)條件的改變不僅是歷史過錯的后果，需要后人來彌補，也因為它是我們回顧歷史時才能意識到的邪惡形象。

為了減輕負擔，我們可以一致譴責“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或者“世界科技實體化”，因為它們是審判庭上的最佳罪名。這些源自現代性的概念有時被理論界歸入絕對統(tǒng)治的范疇，與當代問題混為一談。

我們的調查結論也說明了上述罪名不符合歷史現實。原因有三個。首先，兩者都代表了改善物質生活和安全條件的真實集體意愿，必須區(qū)別分析，不能全盤拋棄。其次，它們所引發(fā)的批評長期以來都受限于時代限制尤其是生產主義帶來的損害。最后也是最深層的理由，因為政治思想的環(huán)境歷史使其他統(tǒng)治主體浮上水面，以另一種方式為現代性把脈并找出病因，而不是糾結于我們繼承的歷史惡果。因此，對資本主義和唯科技輪的批判，也可以理解為對這些政治思想本身的批判：它們不會永遠存在，也不會比財產或主權更永恒或更絕對。

注釋：

[1]  Baptiste Morizot論述“關于馴服被視為威脅的自然”及 “生命對政治的影響”；Emanuele Coccia 與Frédérique A?t-Touati主編《蓋亞的吶喊》, 2012年Empécheurs de penser rond出版社

[2] Sara Vanuxem所著《土地的財產》，2018年法國馬賽Wildproject出版社

[3] Pierre Dardot 及 Christian Laval論著《共體》

[4] Giorgios Kallis所著《去增長》，2017年美國紐卡斯爾Agenda Publishing出版社

[5] Johan Rockstr?m 等論著《人類的安全運行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