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進行法學與史學的跨學科研究？

2021年10月23日至24日，由華東政法大學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全國外國法制史研究會聯(lián)合主辦的“全國法學與史學跨學科前沿論壇”在上海舉行。本次會議共有來自30多個科研院所的百余名學者參加，收到投稿論文99篇?？鐚W科交流是本次會議的一大特色，主辦方特別安排法學學者與談歷史學論文，歷史學學者與談法學論文。與會專家學者就中共黨史、中西交流史、國際法史等話題，展開了熱烈而又深入的討論。

開幕式由華東政法大學科研處處長屈文生主持。華東政法大學黨委書記郭為祿在致辭中指出，深入開展法學與歷史學的跨學科研究，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必由之路，是歷史學和法學學科發(fā)展的共同需要。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劉健認為，目前世界史學科的法律史研究仍有較大發(fā)展空間，現(xiàn)有成果對法學特點體現(xiàn)不足、對法律概念把握不夠準確，而且除中世紀法律史之外，其余時間段少人關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廖剛介紹，該所秉承瞿同祖先生治學傳統(tǒng)，早在2013年就組建了法律史研究群，在學界較早開始跨學科研究的探索。全國外國法制史研究會會長何勤華認為，吸收借鑒世界優(yōu)秀法律文明成果關鍵在于“擇其善者而從之”，我們應當繼續(xù)加大對外開放，全面深化改革。

與會學者合影

建黨百年與法律史研究的新進展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李金錚教授作首場報告，題目為《背后：抗戰(zhàn)時期晉察冀邊區(qū)統(tǒng)一累進稅稅則的出臺與修訂考》。他關注根據(jù)地稅收規(guī)則出臺以及修訂的過程，指出這一過程中黨的領導發(fā)揮了關鍵作用，同時發(fā)揚民主作風，士紳、民眾也被納入政策討論之中，從而展現(xiàn)了革命時期財政制度與社會發(fā)展之間互相適應的復雜過程。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唐仕春研究員同樣關注立法過程，他的論文《政法委蘇聯(lián)法學專家對新中國初期法制的觀察與參與》利用新發(fā)現(xiàn)的蘇聯(lián)檔案，揭示1950年代蘇聯(lián)專家如何參與我國法治建設過程及其作用。

河北師范大學戴建兵教授與申艷廣講師合作的論文視野更為宏大，探討貨幣立法如何影響經(jīng)濟結構與發(fā)展，從近代金融法律制度演變的角度對于歷史和人民為什么選擇了中國共產黨給出了答案。

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史志強博士則關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為中共工作的日本人情報組，講述了情報戰(zhàn)線不為人知的故事。

全球法律史的新進展與再審視

第二單元是學界前輩與“后浪”們關于全球法律史的對話。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李劍鳴教授指出，美國建國者并不認同歐洲強大的“財政-軍事型國家”體制，他們努力建立的是一個或許并不強勢、無法適應戰(zhàn)爭需要、但是有利于維護自由的“最低限度國家”，肇始于建國時期的這一“國家”理念，為我們理解疫情之下美國的困境和問題提供了歷史的解釋。

隨后發(fā)言的武漢大學謝國榮教授正是李劍鳴教授的高足，他關注1958年布魯塞爾世博會上圍繞美國“未完成的事業(yè)”主題展的相關爭議，闡述美國對外宣傳與國家形象的塑造如何受到國內政治的影響。

最后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陳志堅教授從文書學角度探討大憲章的繕寫過程以及教會在其中所發(fā)揮的作用。中國人民大學孟廣林教授是英國史與大憲章研究的資深學者，他對陳志堅的研究給予了充分肯定，并指出可以從圣經(jīng)研究中汲取新的啟示，從古文書學走向文本的解讀與詮釋。

會議現(xiàn)場

法學與史學的對話

近年來收集整理地方檔案用力甚勤的曲阜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吳佩林教授，探討了清代檔案的性質及其虛構問題。

隨后發(fā)言的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胡曉進教授，則從民國時期剛性和柔性憲法概念的歷史起源以及傳入中國的路徑出發(fā)，討論民國時期制憲實踐中的論戰(zhàn)。

北京大學法學院章永樂副教授與山東大學張曉宇博士的目光同時聚焦于清末民初著名外交家、法學家伍廷芳。章永樂的論文是他新作《此疆爾界：“門羅主義”與近代空間政治》的延伸，討論伍廷芳在美國“門羅主義”思想傳播發(fā)展中起到的獨特作用。張曉宇的論文關注民國時期南北政府圍繞關余款在滬港穗三地的中外法庭上的五場訴訟，訴訟最終以孫中山和伍廷芳的實質性勝利告終。

文明碰撞與東西語境下的法律交流史

近日《杜鳳治日記》的點校出版引起法律史學界的高度關注。中山大學法學院徐忠明教授這些年來一直關注清代官員的日記與地方治理，他利用《李超瓊日記》和《申報》詳實的展現(xiàn)了清末上海的暴力犯罪與社會秩序。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楊瑞教授則從“法系”概念創(chuàng)制及傳入的歷史出發(fā)，指出其背后隱含的“歐洲中心論”視角，他的論文又不僅是一項概念史的研究，而是深入到制度層面，關注民初之后英美法派與大陸法派的消長。

河南大學楊松濤副教授則指出，在開展中英之間的比較法律史研究時，要注意到基層社會不同的權力結構會對訴訟規(guī)模產生關鍵性的影響。

國際法史與國際關系的新視點

國際法史是近年來法學界、國際關系學界頗受關注的熱點領域。

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孟慶龍研究員，詳細闡述了20世紀初英國為了控制西藏在西姆拉會議中詭計百出的險惡用心，指出《西姆拉協(xié)定》和“麥克馬洪線”的非法性。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張志云教授通過對于相關條約文本進行周密細致的分析，描述中外之間協(xié)定關稅形成的復雜過程。

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路培欣博士報告了何勤華教授與她合作的論文《羅馬法復興與近代國際法的成長》，他們從國際法學論著、國際法內容以及近代國際條約等三個方面闡發(fā)羅馬法對于國際法的影響。

清華大學法學院卓增華博士則從學術史的角度精當?shù)馗爬?1世紀以來西方國際法學界“轉向歷史”的學術潮流。

會議現(xiàn)場

宏觀視域下的中外法律史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在全研究員敏銳地注意到1926-1928年的北伐戰(zhàn)爭，南方的國民政府雖然推翻了北洋政府，但在司法領域，兩個政權的中高層司法隊伍基本是同一套人馬，北洋政府的司法官員大量進入南京國民政府，一方面有利于政權的順利過渡，另一方面也為后來司法系統(tǒng)頻頻出現(xiàn)的反（國民）黨現(xiàn)象埋下了伏筆。

浙江大學歷史系杜正貞教授近十年來利用龍泉檔案發(fā)表了不少很有影響的論著。本次會議她關注唐宋之后土地產權的發(fā)展，尤其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突出了“界”的維度，饒有新意。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潘樂博士則詳細梳理了英國殖民香港初期建立早期刑事與海事法院過程與后續(xù)發(fā)展。

法律史研究的新方法與新論題

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都離不開法律的規(guī)制，最后一個單元中的兩篇報告體現(xiàn)了法律史與其他專門史的融合。

上海大學文學院張勇安教授將醫(yī)療史與法制史結合在一起，探討國際聯(lián)盟在毒品管制方面發(fā)揮的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高國榮研究員，則是以法律為維度關照羅斯福新政時期的美國環(huán)境史，闡述當時農業(yè)調整政策的出臺、演變及其影響。

另外兩篇論文則是老題新作。華東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管建強教授慷慨激昂地論述了東京審判的法理依據(jù)，并有力駁斥了日本右翼人士的一些錯誤主張，體現(xiàn)了國際法理論在法律史研究中的巨大潛力與價值。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侯中軍研究員重拾“國父蒙難”這一研究較為充分的話題，指出孫中山利用“政治犯不予引渡”的規(guī)則，為了進一步開展革命動員并吸引國際關注，選擇自投使館。

會議的自由討論環(huán)節(jié)中，汪朝光、李劍鳴等多位學者均提倡要重視人的作用，關注人的行為、人的關切、人在歷史中的角色，這樣才能把歷史寫“活”。屈文生認為幾篇論文均體現(xiàn)了國際法史領域還有非常大的研究空間，在條約史研究中要重視翻譯的視角，重新審視近代國際法中的歐洲中心主義。

閉幕式上，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汪朝光研究員對于本次會議的創(chuàng)新性、融合性給予高度肯定。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李秀清教授則認為本次會議為大家提供了大量的新材料、新概念，富有創(chuàng)新性?！督费芯俊肪庉嫴康暮篮愀本帉彺饲霸袑Ｎ挠懻摲墒费芯恐惺穼W化與法學化的兩種傾向，他認為法學與歷史學背景的學者在知識結構、學術偏好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這是客觀存在的現(xiàn)實，正因如此，這也是本次會議加強法學界與歷史學界學者交流的重要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