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副眼光看民國學術

胡適和杜威合影（圖片來自網絡）

民國時期是中國社會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的轉型期，中西思想文化、舊學新知碰撞、交融發(fā)生的“化合”反應，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復雜得多：既有固守傳統(tǒng)觀念、家數(shù)者，也有采用新觀念、新方法者，還有似新卻舊、似舊還新、新舊間雜者……只不過長期以來，在“西學東漸”的大背景下，我們對這段學術史的梳理、回顧往往彰顯、肯定的是那些和西學類似的論著及面相。

1911年清帝遜位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般稱為民國時期。這一時期，雖然政局不穩(wěn)、戰(zhàn)亂頻仍、民生凋敝，但思想、學術、文化卻殊為活躍、異彩紛呈。主編過“中國現(xiàn)代學術經典”叢書的劉夢溪先生就認為：“中國現(xiàn)代學術在后‘五四’時期所創(chuàng)造的實績，使我們相信，那是清中葉乾嘉之后中國學術的又一個繁盛期和高峰期。而當時的一批大師巨子……得之于時代的賜予，在學術觀念上有機會吸收西方的新方法，這是乾嘉諸老所不具備的，所以可說是空前。而在傳統(tǒng)學問的累積方面，也就是家學淵源和國學根底，后來者怕是無法與他們相比肩了。”（劉夢溪：《中國現(xiàn)代學術要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8年版，第123—124頁）

的確，民國學人撰寫的學術論著，雖然限于物質條件和學科發(fā)展水平，有些知識需要更新，有些觀點有待商榷，有些論述還要深化……但仍然接續(xù)、充盈著中國固有學術的人文義脈和精魂，更具有為國家民族謀求出路、積極參與當前文化建設的現(xiàn)實關懷，更具有貫通古今、融會中西、打通文史哲、將創(chuàng)作和研究相結合的開闊視野和博通氣象，更具有“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偶題》）的傳世期許和實事求是、惜墨如金的樸茂之風。這在人文學術研究顯現(xiàn)出“技術化”“邊緣化”“碎片化”“泡沫化”等不良傾向的今天，頗有借鑒意義。而且，那時的不少論著奠定了后續(xù)研究的基本框架，不管就論析之精辟還是與史實之契合而言，都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吨袊妼W》主編蔣寅先生即深有感觸地說：“最近為撰寫關于本世紀中國詩學研究史的論文，我讀了一批民國年間的學術著作。我很驚異，在半個世紀前，我們的前輩已將某些領域（比如漢魏六朝詩歌）的研究做到那么深的境地。雖然著作不太多，卻很充實。相比之下，八十年代以來的研究，實際的成果積累與文獻的數(shù)量遠不成比例。滿目充斥的商業(yè)性寫作和嘩眾取寵的、投機取巧的著作，就不必談了，即使是真誠的研究——姑且稱之研究吧，也存在著極其庸濫的情形。從淺的層次說，是無規(guī)則操作，無視他人的研究，自說自話，造成大量的低層次重復。從深層次說，是完全缺乏知識積累的基本學術理念……許多論著不是要研究問題，增加知識，而是沒有問題，賣弄常識?！保ㄊY寅：《熱鬧過后的審視》，載《文學評論》1996年第5期）

陳寅恪先生曾將佛學刺激、影響下新儒學之產生、傳衍看作秦以后思想史上的一“大事因緣”（《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近代以來的大事因緣，無疑是在西學的刺激、影響下發(fā)展本土學術。中國傳統(tǒng)學術需要外來學說、理論的刺激與拓展，既是誰也阻擋不了的必然趨勢，也是時代惠賜的絕佳良機。中華民族一向不善于推理思辨，更看重文學的實用價值、追求縱情直觀的欣賞。中國語文亦單體獨文，組詞成句時頗富顛倒錯綜之美。而且，古代書寫、版刻相對比較困難，文人往往集評論者、研究者、作者、讀者等多重身份于一體，彼此間具有“共同的閱讀背景、表達習慣、思維方式、感受聯(lián)想”等等。凡此種種，決定了“中國文學批評的特色乃是印象的而不是思辨的，是直覺的而不是理論的，是詩歌的而不是散文的，是重點式的而不是整體式的”（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111頁）。反映在著述形態(tài)中，便是多從經驗、印象出發(fā)，以詩話、序跋、評點、筆記、札記等相對零碎的形式呈現(xiàn)，帶有籠統(tǒng)性和隨意性，缺乏實證性和系統(tǒng)性。近代以來，不少有識之士如梁啟超、王國維等先生，在西學的熏沐、刺激下憬然而醒，積極汲取西方理論和方法，為中國傳統(tǒng)學術研究開辟出一片嶄新的天地。胡適、傅斯年等民國學人沿著他們的足跡，在“救亡圖存”的時代旋律鼓動下，掀起蓬蓬勃勃的“新文化運動”，更加全面地引入西方理論、觀念、方法、話語等等，按照各自的理解和方式應用在“整理國故”實踐中，在西學的參照下重建起現(xiàn)代學術。此后中國學術的發(fā)展，大體是在他們奠定的基礎上拓展、深化。民國學人的開辟、奠基之功，可謂大矣！

中華民族素來以“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郭象注《莊子·天運》語）的觀點看待歷史和當下的關系。我們生逢今日之世，接續(xù)傳統(tǒng)、回應西學，實為需要承擔的一體兩面之重任，缺一不可：對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沒有繼承，就沒有東西和別人交流，永遠趴在地上拾人遺穗，甚或沒有鑒別力，將“洋垃圾”當“珍寶”供奉；而固步自封、無視西學，又會錯失時代賦予我們的創(chuàng)新良機，治學難以“預流”。相對而言，經歷了百余年歐風美雨的沖刷和眾所周知的劫難之后，如何接續(xù)傳統(tǒng)越來越成了問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和出版界攜手，大量譯介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理論著作和海外漢學研究論著，如影響頗大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和“海外中國研究”等，皆有數(shù)百種之多。這些論著的譯介，于本土人文學術研究開拓視域、更新方法等功不可沒，但同時，一味模仿海外漢學風格的不良傾向也見諸學界，所謂“只要西方思想稍有風吹草動（主要還是從美國轉販的）”，便有人“興風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國書的解讀上面”。這種模仿或套用，不僅體現(xiàn)在研究方法和論題選擇上，有時甚或反映在價值取向和情感認同中。有學者將這稱為“漢學心態(tài)”，提到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化”的高度予以批判。在此背景下，自言“一生受的教育都是西方文化影響下的‘新學’教育”的費孝通先生，晚年閱讀陳寅恪、梁漱溟、錢穆等前輩的著作，敏銳思考和回應信息交流愈來愈便捷的全球化時代民族文化轉型的挑戰(zhàn)，提出了“文化自覺”這個獲得廣泛共鳴的議題，呼吁當下最緊迫的是培養(yǎng)“能夠把有深厚中國文化根底的老一代學者的學術遺產繼承下來的隊伍”（費孝通《關于“文化自覺”的一些自白》）。學術是文化的核心，“學術自覺”是“文化自覺”的應有之義和關鍵所在。近年哲學界“中國哲學合法性”、文學界“傳統(tǒng)文論的現(xiàn)代轉化”、美術界“構建中國美術觀”等討論頗熱的話題，皆可看作本土“學術自覺”的表征，共同匯聚成“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這一時代命題。站在這樣的角度考慮問題，民國學人的論著無疑可以給我們帶來豐富的啟示。

民國時期是中國社會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的轉型期，中西思想文化、舊學新知碰撞、交融發(fā)生的“化合”反應，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復雜得多：既有固守傳統(tǒng)觀念、家數(shù)者，也有采用新觀念、新方法者，還有似新卻舊、似舊還新、新舊間雜者……只不過長期以來，在“西學東漸”的大背景下，我們對這段學術史的梳理、回顧往往彰顯、肯定的是那些和西學類似的論著及面相。然而，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提升理論創(chuàng)新能力成為時代命題的嶄新歷史條件下，恰恰是那些被遮蔽的論著及面相，更具有參考價值。因為治學如積薪，以對西學的理解、借用而言，我們已后來居上，倒是這些論著在古今中西的通觀視域中，堅守民族文化本位立場，汲取西方學術優(yōu)長，進而促進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的嘗試和努力，長期以來被以“保守”、“落后”的判詞給予了冷眼、否定，今天值得換副眼光、花點工夫好好提煉、總結，因為這正是我們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可能萌蘗。詩學研究因為與創(chuàng)作體驗、母語特性、民族心理、文化基因等關系更為密切，這方面的借鑒意義顯得尤其迫切、凸出。

我們欣喜地看到，最近幾年，喜歡欣賞、創(chuàng)作詩詞的朋友在逐漸增多，中小學加大了詩詞教學比重，國家亦強調“做好古籍整理、經典出版、義理闡釋、社會普及工作”，加強對中華詩詞出版物的扶持。全社會越來越意識到詩詞之于陶冶情操、凈化風氣、傳承中華優(yōu)秀文化基因的重要性。不過，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詩詞傳承面臨的嚴峻形勢。毋庸諱言，當下詩詞氛圍已十分稀薄，能夠切理饜心、鞭辟入里地解說詩詞或將詩詞寫得地道的人非常罕見。大多數(shù)從事詩學研究的學者已不再創(chuàng)作，現(xiàn)行評價、考核體系要求于他們的，不過是從外部審視、抽繹出種種文學史知識，這很難說能觸及中華詩詞的真血脈、真精魂。在此情勢下，與其組織人馬“炮制”一些隔靴搔癢、搬來搬去的“新著”，不如將傳統(tǒng)文化氛圍還很濃郁、詩詞仍以“活態(tài)”傳承著的民國時期誕生的有價值的論著重新整理出版：一方面，使飽含著先輩心血的精金美玉不至于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另一方面，也使當下喜歡詩詞的朋友得識門徑，由此解悟。這里特別需要說明的是，任何藝術都有一定的規(guī)則、法度，中華詩詞的欣賞、創(chuàng)作亦然。初學者尤其需要通過深入淺出、簡明扼要的入門書籍指引，掌握規(guī)則、法度。然而，又沒有萬能之法，“在豐富生動的創(chuàng)作實踐中，任何‘法’都會有失靈的時候；面對浩如煙海的作品，任何‘法’都會有反例存在”（陳斐：《南宋唐詩選本與詩學考論》，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頁）。由“法”達到對“法”的超越，進而“以無法為法”（紀昀《唐人試律說序》），“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無用法之跡，而法自行乎其中”（李锳《詩法易簡錄》），才是中華詩詞欣賞、創(chuàng)作的向上之路，希望大家于此措意焉。

近年來，隨著逐漸升溫的“國學熱”、“民國熱”，諸家出版社紛紛重版民國國學研究著作，我們在此簡單梳理，以反映概況。陸續(xù)推出的不少叢書，如東方出版社的“民國學術經典文庫”、江蘇文藝出版社的“北斗叢書”、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大師國學館”、岳麓書社的“民國學術文化名著”、知識產權出版社的“民國文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民國學術經典叢書”等等，皆有助于讀者一窺民國學術的面貌。然而，這些叢書雖然也涉及了詩學論著，但往往是王國維《人間詞話》、龍榆生《中國韻文史》、吳梅《詞學通論》等少數(shù)幾部。其實，還有很多具有較高學術價值或普及價值的民國詩學論著，建國后從來沒有點校重版過。最近幾年出版的“民國時期文學研究叢書”、“民國詩歌史著集成”、“民國詩詞作法叢書”、“民國詩詞學文獻珍本整理與研究”等叢刊，雖然較為集中地收錄了民國詩學研究某一體式或某一領域的論著，但或影印或繁體重排，都沒有校勘記，且大多不零售，定價普遍較高，雖有功學界，然不便普及。

有鑒于此，我們擬選編整理一套兼顧學術性和普及性的詩學專題文獻庫——“民國詩學論著叢刊”，以推動中華詩詞的研究、創(chuàng)作和普及。我們這次整理，抱著“發(fā)潛德之幽光，啟來哲以通途”的宗旨，在扎實、詳盡書目調查的基礎上，主要選刊民國時期成書的、學術價值或普及價值較高的、與詩詞曲等廣義的古典詩歌相關的論著，少數(shù)與詩歌密切相關的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史著作，或成書于晚清的有價值的此類著作，亦適當收錄。在理論、觀念、方法、話語乃至撰著形態(tài)、體例等方面，則秉持開放包容的態(tài)度，古今中西兼收并蓄，以較為全面地呈現(xiàn)民國詩學研究的多元氣象和立體景觀。在實際操作中，大致按照撰著內容和體例，分為“史論編”、“法度編”、“選注編”等編，分輯滾動推出，每編每輯約十種左右，優(yōu)先選刊建國后沒有點校整理過的著作，以節(jié)約出版資源?！笆氛摼帯敝饕x刊詩學史論著作，如梁昆《宋詩派別論》、宛敏灝《二晏及其詞》等；“法度編”主要選刊談論、介紹詩詞創(chuàng)作法度、門徑的書籍，如顧佛影《填詞百法》、顧實《詩法捷要》等；“選注編”重刊有價值的詩歌選本或注本，重要者加以校注、賞析。當然，這只是大致的分類。民國學人往往能夠將創(chuàng)作和研究相結合，他們撰寫的不少史論著作亦有介紹作法的內容，不少講解法度的書籍亦會涉及史論，我們不過根據(jù)內容偏重及著作題名權宜區(qū)分罷了。詩話、詞話及新詩研究論著等，因為已有“民國詩話叢編”、“中國新文學大系”、“民國文學珍稀文獻集成”等大型文獻資料集出版或列入出版計劃，故暫且不予收錄。

每部擬刊的論著，我們都約請在該領域有專門研究的功底扎實、學風謹嚴的中青年學者擔任整理，并在前面撰寫一篇“導讀”，介紹該著的作者生平、成書經過、學術背景、詩學價值、理論貢獻、社會影響等等，以引導讀者更好地理解原著。整理時，我們征詢專家意見，制定了詳密的工作細則，以該著內容最全、文字最精的版本為底本，參校其他版本（如手稿本、期刊連載版等）和相關書籍，改繁體豎排為簡體橫排，加以新式標點，修訂原版訛誤，參照古籍整理規(guī)范出嚴格的?？庇?，爭取形成可以傳世的、雅俗共賞的“新定本”。版式、用紙、裝幀等方面，則發(fā)揚講究細節(jié)、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提高閱讀率為目的，切實為讀者考慮。這些看似小事，實則關乎民族文化的傳承和國民素養(yǎng)的提升。資深出版人、中華書局原副總編輯程毅中先生就曾指出，在商業(yè)利益的驅動下，現(xiàn)在很多出版社和書店都喜歡出版、銷售大部頭、豪華版的書，這些書定價高，消耗的紙漿和能源也多，但手里拿不動，不便于閱讀和隨身攜帶，對閱讀率有負面影響（李小龍：《丹鉛絢爛煥文章——程毅中編審訪談錄》，載《文藝研究》2017年第1期）。我們充分考慮到了讀者朋友在節(jié)奏緊張、時間零碎的現(xiàn)代社會里的閱讀需求，所收論著從內容到裝幀都是性價比高、便于攜帶的“貴金屬”，人們地鐵上、候車時、臨睡前、旅途之中、工作之余、休閑之刻……都可以順手翻上幾頁，隨時接受中華詩詞的浸潤，從而切切實實地提高國民的圖書閱讀率，為接續(xù)詩詞命脈、傳承中華優(yōu)秀文化基因、營建“書香社會”略盡綿薄。

總之，精到稀見的選目、中肯解頤的導讀、專業(yè)嚴謹?shù)恼?、美觀大方的裝幀、低廉親民的價格，是我們的“民國詩學論著叢刊”為坊間類似叢書不可替代的鮮明特色及“核心競爭力”所在。感謝文化藝術出版社楊斌、郝慶軍、陶瑋等領導、編輯的大力支持，讓我們醞釀多年的設想從內容到形式都能得到近乎理想的實現(xiàn)。從偶遇交談出版設想到正式簽訂出版合同，不到一周時間，這種一拍即合的靈犀相通亦堪稱一段佳話。此外，也感謝眾多專家、學者的耐心指導和辛勤耕耘。正是共同的發(fā)揚、傳承中華詩詞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讓我們走到了一起，“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zhèn)鳌罚ＯＭ絹碓蕉嗟淖x者喜歡這套叢刊，由此領略中華詩詞之美；希望越來越多的學者為我們出謀劃策或加入我們的整理團隊，一起呵護好這項功德無量的出版工程，讓千載不磨之詩心在我們和后輩的生命中得到生生不已的感發(fā)。

（本文為葉嘉瑩主編、陳斐執(zhí)行主編之“民國詩學論著叢刊”總序，該叢刊第一輯近期將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