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一入皇城，就因本生父興獻王的尊號問題，開始了與大臣們的分歧與爭執(zhí)，稱為“大禮議”。爭到第三年（1524）的時候，從先秦到宋代，再到本朝的禮制問題，論戰(zhàn)雙方能動用的老底子學問也用完了，是到了該突破的時候了。七月十五日那天，上完早朝之后，首先有兩個官員冒出來說，我們的評論都發(fā)不出來了（奏疏留中），看來皇帝是要一意孤行了。又有一個說，這個有先例，憲宗朝時爭皇太后葬禮，大家在文華門哭諫，皇帝立刻就認錯改正了。這時首輔楊廷和之子，后來著名的文學家楊慎站出來說：“國家養(yǎng)士百五十年，伏節(jié)死義，正在此日！”提出言論被壓制的現實，又舉出成功的先例，再加以道義的鼓動，一場風暴的臺風眼迅速形成。在這當口，就有王元正等幾人出來站在金水橋南，攔住退朝官員的去路說：“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不力爭者，共擊之。” 臺風眼的力量，就是能裹挾周圍的一切，以成其風暴中心，這時候想要做井底水的，也得先去漩渦里轉一圈了。
于是二百二十余人，一起跪伏在左順門前哭諫，大喊高祖皇帝，孝宗皇帝。嘉靖派司禮監(jiān)勸說三次無效后，于傍晚時分，下令逮捕一百三十四人，打四十杖，打死十七人，是為左順門事件。這應該是明朝大臣與皇帝的最后一次大規(guī)模硬剛，萬歷五年爭張居正“奪情”，也不過打了艾穆、鄒元標等五人，也是打四十杖，但都沒打死。不過臣子們也沒弄哭諫這一套，只是不斷發(fā)帖（上疏）而已，雙方都弱了不少。當只剩下崇禎一個人天天換內閣時，據說最后那晚兵臨城下，只有太監(jiān)守著城頭，沒個人敢去告訴他實情，第二天也沒幾個人去紫禁城探看。寫《甲乙匯編》、《甲申傳信錄》之類的遺老們，想起亡國之痛，不免要恨“士林無羞惡之心”。但對于士林大多數來說，經過左順門一打，他們與紫禁城就斷舍離了，簡直就是：“前夫家的事，我管他做甚？” 明朝往事分明應了一句世俗談：CP們還是要小吵怡情，吵三年沒吵出個結果，看似效率低，但你們還是CP啊。一棍子下去，效率是高了，但沒死的也得裝死了。
嘉靖皇帝
不過我感興趣的是，群臣們?yōu)楹芜x擇在左順門前哭諫，而不是奉天門？那才是通往正殿的正大門，況且還是早朝的地點。這可能與明代的早、午朝制度有關。洪武、永樂兩位創(chuàng)始CEO比較勤勞，于是有了這個制度。開始時，也就是上午辦不完的，下午接著辦而已。但在它的設計里，有良好的因素。地點移動，禮節(jié)簡化，各部堂官，拿本向皇帝面奏，就是進門說事。內閣、公、侯、伯等侍立，會議討論、現場辦公。不像早朝那么正式，但效率高，有針對性地解決具體政務。好比一個學院開會，上午在大會議室舉行，各種條幅、擺位、主席臺、嘉賓席，禮節(jié)繁瑣。發(fā)言有主持人、院領導、院系大牛，都挺重要，其實啥事沒干，上午的會就這么完了。下午才到院長室辦公，院長、副院長、學科帶頭人都在，各系主任進去說事。大到學科建設費、項目費，今年晉升名額，與其它院校怎么對剛；小到多要一間辦公室，某老師的情緒問題怎么解決，都可以一并說了解決。
這個制度有精勤的本意，開放的設計，但并沒有得到好的執(zhí)行。正統(tǒng)時停了午朝，景泰年間才重新開始；成化時有時無，弘治重開，武宗朝又廢。即使是有午朝的時節(jié)，也是一月開不了幾天。就像美好的理想，總是若隱若現。一般都是皇帝新上任，臣子就會上一道疏：請正常午朝。但是否執(zhí)行，得看皇帝的個性，以及皇帝與大臣間的博弈。后來的大臣們，不斷地試圖往這個框架里加進理想的成分，到了萬歷十四年姜士昌的奏疏，他的理想午朝，就有幾分近似現代議會議政的思想了（《萬歷疏鈔?直陳關系治體四事以仰禆圣明萬一疏》）。
左順門是奉天門左側廊廡正中的門，現在故宮協(xié)和門的位置（本文多從整個左順門廊廡意義上講）。據《弇州史料》：“東閣在左順門廊，接史館。雖有大學士官，其職在文淵閣，而司誥勅官多坐東閣，為待從之長，故總謂之閣老。”左順門廊東頭的東閣，制敕誥官在這兒辦公，且東閣也與史館相連，是辦公集中地。官員也在此處上交奏本，接收批覆。同時，左順門也是“大經筵”（月講）后宴請講官、侍讀等人的所在?？梢?，在象征“家天下”的紫禁城內，左順門是一塊小小的公共領域，大臣們在這兒辦公，表達意見，接受旨意，參與討論，感受榮譽。左順門是分權與臣下的一種記憶與象征，參與感讓人產生使命感（或者說“錯覺”），所以大家選擇在此哭諫。就如同廣場，因為曾經參與其中的歷史記憶，也會產生同樣的效果。
現故宮協(xié)和門
這十七人《明史》中有傳，雖然有的只半行字，但總歸還有姓名。也有幾位，有著名的師友為其作傳，比如湛若水為臧應奎，鄒守益為王思，邵寶為楊淮（胡吉勛《大禮議與明廷人事變遷》“杖卒官員”章，社會科學文獻出版，2007）。這些人里，既有溫和的孝子，也有爆脾氣的憤青；有砥厲名節(jié)的名士，也有經常請病假的才子。不過也有一個共同點，幾乎都有與中官或豪強斗爭的經歷，而且大多于嘉靖元年，被從基層起用。進士履歷多不長，以正德十二年進士的最多，次則正德九年。楊廷和等一班老臣，經過正德皇帝荒唐的十多年折騰，感覺新朝來了，起用了一批生猛的新鮮血液。無奈好鋼易折，遇上嘉靖這把大鍘刀，也只能嘆時兮、運兮了。
讀諸種傳記，看到這些人的友人，委托著名人士為他們的朋友作傳，記下他們的生平言笑；以及徐階在嘉靖皇帝死后，借遺詔先為左順門事件平反，感覺遺民們可能是罵自己人的緣故，下嘴狠了點。要知道，當我想了解某件我未曾經歷的事，翻開那幾天的報紙，看見譴責小販在車站兜售假地圖，市民向副市長寫信，反映在北京的一個公廁遭三只老鼠圍攻，屁股被咬破，問題得到重視的報道時，我有多驚慌。不是驚慌屁股被咬破，而是驚慌要是明遺民們看到了，豈不是害他們失去罵的標的，真是罪過。
不過楊慎《升庵集》中，似不及這十七位死者只字，可能是“情何以堪”的回避吧。另有一位戶部員外郎申良，任山東招遠知縣時，幫助縣民御盜戰(zhàn)守，做了不少好事。招遠縣民們?yōu)樗⒘松簦呵飪杉局僭隆巴馈保ā俄樦握羞h縣志》《光緒登州府志》《濟南金石志》等）。申良調離招遠后，職位僅是知縣、知州，進京后不久被杖而亡；后來又經歷平反，改朝換代。但縣民們似乎于這一切都無所耳聞，也無所關切，祭祀并未變動，只是在光緒年間，才自然停止。（文/徐美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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