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記》：商鞅“相秦”多少年？

商鞅是個中國歷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他這偌大名氣，得自為秦孝公輔政，變法圖強，獲取成功，史稱“商鞅變法”。不過這種種新興的舉措，都不是尋常小民想做就能做的事兒，得先有個與之相配的身份，你才配。

那么，商鞅是以什么身份參與秦國中樞政治的呢？這個事兒看起來好像很簡單，但其實是很難說清的。至少以我之孤陋寡聞，到目前為止，還沒看到有人把它講述清楚；甚至絕大多數(shù)學(xué)人根本沒有覺察到這還是個值得一提的事兒。

商鞅本姓公孫。因系衛(wèi)國諸庶孽子，亦稱“衛(wèi)鞅”；死前兩年的孝公二十二年被秦孝公封為列侯，因其封邑在商地，復(fù)名“商鞅”，號曰“商君”。所以不管是稱呼他為“商鞅”，還是記述他作“商君”，都是所謂“史終言之”的用法，即以其最后的名號來作人身的稱謂。

商鞅入秦，是在秦孝公元年，時值公元前361年。是年，孝公下令國中以求得賢臣，宣稱“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鞅聞令西行，以求顯達富貴。實際上他也很快如愿以償，達到了目的。不過福兮禍伏，樂極生悲。秦孝公死后，其子“惠文君”（他也就是后來妄自稱王的秦惠文王）繼位，因為商鞅執(zhí)法嚴苛，跟他結(jié)過怨，這位“惠文君”甫一即位就抓捕商鞅，并且還以一種很殘忍的處決方式“車裂”了他。這個時間，是在秦孝公二十四年，時值公元前338年（《史記》之《秦本紀》、《商君列傳》）。

鳳凰出版社影印宋刊十四行本《史記》

我在這里特別強調(diào)秦孝公二十四年這個年份，是因為《史記·商君列傳》就在這一年間載有如下紀事：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仆弗敢愿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筒恍ぃ什桓沂苊?。仆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吐牼x，則恐仆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鄙叹骸霸蛔硬徽f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nèi)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仆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筑冀闕，營如魯衛(wèi)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仆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

即在同一年內(nèi)五個月之后，孝公卒而其太子“惠文君”繼位，商鞅隨之被殺。這里商鞅對趙良所說“吾治秦”云云，自是就其“相秦”以來之政治作為而言，要不國家怎么輪得到他“治”。由此可以看出，所謂“商君相秦十年”，是講商鞅在秦孝公去世之前的十年時間之內(nèi)，一直持續(xù)坐著“相秦”的工作。

談到商鞅“相秦”的“相”字，很多人、包括很多歷史學(xué)人，可能很容易想到丞相。然而，商鞅并不是秦國的丞相，蓋秦國的丞相始置于武王二年，亦即公元前309年（《史記·秦本紀》），在商鞅“相秦”的時候，這個諸侯國還沒有丞相這個職位。

關(guān)于丞相這一官職的產(chǎn)生時間和它的早期形式及演進過程，是中國古代史上的一個重大問題，我擬另文述說，這里姑且置而不論。惟《史記·商君列傳》此處這一“相”字不過猶如“宰相”之“相”，只是一個通行的泛稱而已，并不是什么正式的官職稱謂。如《韓非子·顯學(xué)》云“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起于卒伍”；又如《莊子·盜跖》云“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為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nèi)菀咨Q不足者，士誠貴也”，所說“宰相”，都是對朝堂之上那些掌權(quán)輔政高官的泛稱，商鞅“相秦”之“相”，行的也就是這種“宰相”之職。

《史記·陳丞相世家》記載說：“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彼^“宰天下”者應(yīng)即古文獻中“冢宰”、“太宰”之類的官職，而“宰相”一稱之得名或即緣于陳平所說的語義——輔佐君主公平處置各方利益，即宋景公所說“宰相所與治國家也”（《呂氏春秋·季夏紀·制樂》）。當然實質(zhì)上主要是維護君主的最高利益。

直到春秋時期，這種“相”一直是卿大夫之類貴族行使的職事，而進入戰(zhàn)國時期以后，情況發(fā)生變化，開始由專職的行政官僚來行使相應(yīng)的職權(quán)。這是中國古代行政運作制度的一項重大變化。商鞅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入秦“相秦”的。

商鞅由衛(wèi)國來到秦國，其身份只是一介平民。秦孝公元年入秦之后，第二年，昭告天下想要發(fā)奮圖強的秦孝公，即蒙“天子致胙”，也就是周天子顯王把供奉給先祖先王的祭肉分出一部分來賞賜給他。這是一項殊榮，給了秦孝公很大一個面子。原因，當然是秦國咄咄逼人的爭霸態(tài)勢。再下一年，也就是秦孝公三年，亦即公元前359年，孝公聽取商鞅的建議，“變法修刑，內(nèi)務(wù)耕稼，外勸戰(zhàn)死之賞罰”（《史記·秦本紀》），全面進入了變法圖強的歷程。

在這里，我想順便鄭重指出，這也就是所謂“商鞅變法”正式展開的一年，現(xiàn)在中國一些通行的歷史教科書，相信楊寬先生的看法（說見楊寬《戰(zhàn)國史》），把“商鞅變法”的開始時間定在公元前356年，亦即秦孝公六年，可這并不合理。

《史記·商君列傳》記述說，就在這一年商定變法改革的過程中，由于高度認可商鞅的提議，“孝公曰：‘善。’以衛(wèi)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單純依據(jù)這樣的記載，稍后正式發(fā)布的變法令似乎是商鞅以左庶長身份制定出來之后才被頒行的；至少絕大多數(shù)不人都會做出這樣的解讀。

在此需要清楚說明的是，這個“左庶長”并不是什么行政官職，而是一個爵號，是秦漢二十等爵制中第十等爵位的名號（《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明此可知，秦孝公是在給衛(wèi)鞅頒爵，而不是授官。這一舉措的歷史涵義，容下文再予敘說，這里暫且按下不表。

然而《史記·秦本紀》載述秦孝公“以衛(wèi)鞅為左庶長”的時間，與《史記·商君列傳》不同，乃是在孝公三年所記變法事宜下敘及變法的后續(xù)影響時講到：“卒用商鞅之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奔粗^在“商鞅變法”三年之后，他才獲得左庶長的身份。若是從啟動變法的孝公三年開始，足足“居三年”之后，就是秦孝公六年，亦即公元前356年；若是把啟動變法的孝公三年就算作變法一年，這樣至所謂“居三年”之時，就是秦孝公五年，即公元前357年。

大多數(shù)讀書人對此并不深究，往往泛泛依據(jù)《商君列傳》的孝公三年說敘事立論，而經(jīng)過嚴謹考辨仍相信此說者，當以《資治通鑒》最有代表性（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周顯王十年）。不過也還另有人依從《秦本紀》，采用孝公五年說，譬如清人梁玉繩，還有王念孫，就都是這樣（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二九。王念孫《讀書雜志》之《戰(zhàn)國策》卷一“八年”條）。那么，究竟哪一種說法對呢？

我們大家閱讀《史記》，一定首先要對它的著述體例有所了解?！短饭珪窋⑹鍪肥碌囊粋€重要特點，就是在不同篇章之間，刻意采用詳略互見的筆法，錯綜為文。這樣，既使得行文有曲折回環(huán)之妙，也更能合理地安排其本紀、列傳、世家和書、表各種不同構(gòu)件的內(nèi)容，令其發(fā)揮最佳的效益。

《史記》的本紀，直接承自《春秋》等早期編年體史書，重在以編年的形式和簡明扼要的文字載述重大史事的梗概，是這部史書紀事的大綱和主干；列傳則是通過相關(guān)的代表性人物，來比較詳細地記述史事的細節(jié)，是這部史書紀事的分支和枝葉。

關(guān)于“商鞅變法”以及商鞅其人的記載，主要分見于《秦本紀》和《商君列傳》兩處。本紀既然是紀事的主干，便只能記其略，但對事件發(fā)生的時間，要盡可能清楚準確，故其系年的準確性往往會高于列傳；列傳是《史記》紀事的枝葉，因而需要不厭其詳，多載述細節(jié)，但在敘事過程中，文字往往前后交錯，繽紛多彩。

基于這一文獻學(xué)背景來揣摩《商君列傳》和《秦本紀》這一紀事歧異，竊以為商鞅為左庶長還是應(yīng)當以《史記·秦本紀》載述的時間為準。仔細審度《秦本紀》的紀事可以看到，其“拜鞅為左庶長”云云，是嚴格依照時間的先后次序?qū)懭霑械模辞懊嫦日f秦孝公三年，“卒用商鞅之法，百姓苦之”；繼之復(fù)云“居三年，百姓便之”，亦即施行至孝公五年（含始行變法的孝公三年在內(nèi)）或六年（不含始行變法的孝公三年），遵行新法的百姓已經(jīng)感到它的便利（真實情況是否如此那是另一回事兒），于是秦孝公“乃拜鞅為左庶長”。 《史記·秦本紀》緊接下來的紀事，是“（孝公）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由三年，到五年或六年，再到七年，太史公依次編排下來，文字順暢得很，而商鞅在獻策見有成效之后再被授予左庶長之位，因功受爵，也很合乎情理。簡單地說，商鞅受爵左庶長，應(yīng)當是在秦孝公五年或六年這兩年間內(nèi)。

相比之下，《史記·商君列傳》秦孝公“以衛(wèi)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的記述，并不準確。

《史記·秦本紀》在“卒用商鞅之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云云句下，緊接著，加了這么一句注釋性的話：“其事在《商君》語中。”這也就是說：要想了解此事更多的細節(jié)，請看《商君列傳》的記述。具體到商鞅受爵左庶長的時間這一問題上來說，這等于是在說：至變法令行用三年之后，因為變法之舉得到百姓的認可，獲得成功，于是秦孝公給商鞅頒授左庶長爵位，以示激勵。在這一前提之下，讀者再去閱讀《商君列傳》中那些相關(guān)的細節(jié)。

這樣我們也就很容易理解，《史記·商君列傳》中“孝公曰：‘善?！孕l(wèi)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的說法，并沒有嚴格依照時間順序來表述“衛(wèi)鞅為左庶長”的時間，因為這在《秦本紀》中業(yè)已做過清楚的說明，司馬遷在這里只是指明商鞅為左庶長同他進獻變法之策的關(guān)系而已，相當于在“孝公曰：‘善?！本浜蠹觽€括號，附注云“于是以衛(wèi)鞅為左庶長”的意思，而這同《史記·秦本紀》相參證，正很好地體現(xiàn)出《太史公書》彼此互見的筆法。

好了，現(xiàn)在進入我們論述的主題，即“商君相秦十年”這一問題。由秦孝公二十四年亦即公元前338年向前逆推十年，為秦孝公十四年，即公元前348年。這一年，秦國并沒有發(fā)生什么同商鞅本人直接相關(guān)的重大事件，《史記·秦本紀》只有“初為賦”一項記載，而在《商鞅列傳》里我們也看不到商鞅的身份在這一年發(fā)生了什么變化。所以，“商君相秦十年”這一記載顯得有些不可思議，或許存在某種訛誤。

明末汲古閣刻本《史記索隱》

唐人司馬貞在《史記索隱》中對“商君相秦十年”句加有如下注釋：

《戰(zhàn)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與此文不同者。按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zhàn)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耳。

司馬貞這種調(diào)和其事的做法，看似簡單地解決了問題，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還得到清代著名學(xué)者王念孫的認同（王念孫《讀書雜志》之《戰(zhàn)國策》卷一“八年”條），可實際上卻是回避了任何深入的探討。

“相秦十年”講不通，而司馬貞對《戰(zhàn)國策》“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的解釋更為不通。蓋《戰(zhàn)國策》這種縱橫家的游說之詞，其主旨在于拿事兒說事兒，而不是忠實地記述史事，故書中對時間、年歲等項內(nèi)容同實際的情況往往會有所出入，不必都當真事兒來看。孝公三年始變法圖強，這在《秦本紀》和《商君列傳》中都有清楚記載，而由秦孝公故世之時上推一十八年，為秦孝公六年，并不是實際發(fā)生此事的秦孝公三年。所以，《戰(zhàn)國策》的說法是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即使是“連其未作相之年”來數(shù)算，也完全不對頭。

民國學(xué)者沈家本考述《戰(zhàn)國策》這一記載說：“鞅變法始于孝公三年，至二十四年孝公卒，凡二十二年，《國策》所言十八年實誤?！保ㄉ蚣冶尽吨T史瑣言》卷三）沈氏謂“《國策》所言十八年實誤”，斯乃得之，不過他以秦孝公變法的起始時間作為數(shù)算商鞅“相秦”之事的起點，這種做法卻并不一定合理。

清人梁玉繩考辨商鞅“相秦”十年之事，起算的時間，與沈家本不同：

十年誤。鞅以孝公元年入秦，三年變法，五年為左庶長，十年為大良造，二十二年封商君，二十四年孝公卒，鞅死。則十年以何者為始？《索隱》引《秦策》作十八年亦不合。……疑當作“二十年”，自為左庶長數(shù)之也。（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二九）

梁玉繩以為商鞅為左庶長事在秦孝公五年，是依據(jù)《史記·秦本紀》的記載所做的裁斷，其合理性前文已有說明，此不贅述。在這里，梁氏推測商鞅“相秦”之“十年”為“二十年”的訛誤，且謂應(yīng)當“自為左庶長數(shù)之”，亦即應(yīng)當從秦孝公五年算起，這些都是很有見地的看法。蓋古書之“二十”或書作“廿”字者，都很容易泐損訛變?yōu)椤笆?，而“二十”這個數(shù)目正符合從秦孝公五年到二十四年這個時間段落的長度（含商鞅始為左庶長的秦孝公五年在內(nèi)）。

左庶長這個爵位雖然不是很高，但畢竟不同于商鞅初入秦國的白丁身份，已與前文所說“卿大夫”之“卿” 大體相當（依楊寬《戰(zhàn)國史》說）?！跋唷被颉霸紫唷痹诋敃r雖然還不是什么正式的官職，只能看作是一種行使相應(yīng)職權(quán)的身份，但要想獲得這種身份認可，還是需要具備某種社會地位——這就是舊時沿襲下來的貴族名號，故商鞅得先有左庶長之爵方可正式“相秦”。

后來在秦孝公十年，商鞅又因軍功等進而獲取大良造爵位（秦漢第十六等爵，又名“大上造”，見司馬貞《史記索隱》）；孝公二十二年，復(fù)進爵最高爵位、第二十等爵徹侯（《史記·秦本紀》。附案“徹侯”后來因避漢武帝名諱改稱“通侯”，亦名“列侯”）。然而，始終也沒有委任給他“丞相”之類的官職，只是以這些爵位作為資本來“相秦”而已。

不過若是進一步思考這一問題，《戰(zhàn)國策》謂秦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的說法，也不容輕忽放過。此說見于《戰(zhàn)國策·秦策一》，原文為：

商君治秦，法令至行?！⒐兄四?，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

這里“十八年”的“十”字，通行本無之，但南宋姚宏校定本注云一別本有之（見《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國家圖書館藏宋紹興刻姚宏校訂本《戰(zhàn)國策》卷三），前述唐人司馬貞所見之本正是如此。

《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國家圖書館藏宋紹興刻姚宏校訂本《戰(zhàn)國策》

又《韓非子·和氏》亦述及秦孝公施行商君之法的年數(shù)：

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shè)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禁游宦之民而顯耕戰(zhàn)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

清人王先慎校云：“《國策》‘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妒酚洝贰叹嗲厥辍?，《索隱》云‘《國策》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案此作‘八年’與《史記》《國策》皆不合，疑‘八’上奪‘十’字?！保ㄍ跸壬鳌俄n非子集解》卷四）幾處記載，相互參證，這自然是合乎情理的判斷：即《韓非子·和氏》的原本，也應(yīng)當是講秦孝公行商君之法十八年而身亡?？梢娺@應(yīng)該是戰(zhàn)國中期以后廣泛流行于世的說法。

像《韓非子》這樣的子書，雖然不像《戰(zhàn)國策》那樣敘事往往嚴重失實，但同樣旨在說理，紀事的準確性也不能同《史記》這類史書相比。

前已述及，商鞅變法始自秦孝公三年，這在《史記》當中有非常明確的記載，是不容否定的事實。但在另一方面，《戰(zhàn)國策》和《韓非子》的說法既已廣泛流行于世，雖然并不符合實際，也應(yīng)當語出有因。

若是變換一個視角，把這十八年看作是商鞅受爵左庶長之后“相秦”以來的年數(shù)，再采用孝公六年商鞅受爵左庶長之說，那么，從秦孝公六年亦即公元前356年起算，到孝公去世的秦孝公二十四年，亦即公元前338年，前后正好滿一十八年。這樣看來，《戰(zhàn)國策》和《韓非子》講的都應(yīng)該是商鞅“相秦”以后施行新法的年數(shù)。

了解這一情況之后，我想有理由認定，《史記·商君列傳》“商君相秦十年”的“十年”也應(yīng)該是“十八年”的脫誤，而不是梁玉繩所推測的“二十年”的訛變，即今本《史記》在流傳過程中奪落一個“八”字。只是這一脫誤由來已久，在北宋人蘇轍改編《史記》撰著的《古史》一書當中，就已然如此（《古史·商君列傳》）。反過來看，商鞅“相秦”的起始時間，也更應(yīng)該定在孝公六年。

按照以上分析，今中華書局新點校本《史記·商君列傳》“商君相秦十年”的“十年”，理應(yīng)訂正為“十八年”；至少應(yīng)當添加一條?？庇洠允抡f明。

與此相關(guān)的是，《史記·商君列傳》在記述商鞅變法的社會接受狀況時寫道：

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于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筑冀闕、宮廷于咸陽，秦自雍徙都之。

沈家本就此“行之十年”之“十”字考述說：

“十”乃“七”之訛也?！肚丶o》衛(wèi)鞅變法在孝公三年，筑冀闕在十二年。此下文云“居三年，筑冀闕”，十二年前去二，后去三，卻得七年。（沈家本《諸史瑣言》卷三）

“十”、“七”二字在秦漢間字形相近，頗易互訛，沈氏所說信而可從，故今中華書局新點校本《史記》此處“十”字當訂正為“七”。

最后，需要稍加說明的是，《史記·商君列傳》所記“行之十（七）年，秦民大悅”，同前面提到的《史記·秦本紀》“卒用商鞅之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那段話，文句雖頗有相通相近之處，但二者談的不是同一碼事兒。前者是講商鞅受爵左庶長的條件，后者是講他受爵大良造的背景，各有各的敘事緣由，所以才會有“三年”與“七年”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