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美國的分裂》：小阿瑟·施萊辛格的焦慮

《美國的分裂：對多元文化社會的思考》，[美]小阿瑟·M. 施萊辛格著，王聰悅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224頁，65.00元

小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 1917-2007）是二十世紀美國頗具影響力的史學家之一，他年少成名，不到三十歲時即憑借《杰克遜時代》一書斬獲1946年普利策獎，從而確立了其在美國史學界的地位，此后于1958年獲美國史學最高獎——班克羅夫特獎，并在1966年再度獲得普利策獎。他一生筆耕不輟，出版著作達三十余部，發(fā)表各類文章兩百多篇。與同期史學家相比，施萊辛格對政治頗為熱衷，曾長期深度參與美國社會和政治生活，似乎并不囿于“歷史學家應與其研究對象保持適當距離”的行規(guī)。1961年至1963年間，施萊辛格擔任約翰·肯尼迪總統(tǒng)的特別助理，這一身份有助于他獲得一般史家所不能觸及的信息和材料，促使其研究與美國的時局關(guān)聯(lián)愈加緊密。施萊辛格的經(jīng)歷及其研究旨趣和明顯的個人特征，也使他成為一位頗具爭議的史家。

思想和觀念的爭論往往與社會現(xiàn)實的變化密切相關(guān)。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無疑是美國社會和學術(shù)界爭論的焦點之一?！岸嘣幕髁x”一詞最早出現(xiàn)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但其基本內(nèi)涵早就有學者提及。1915年，美國哲學家霍勒斯·卡倫（Horace Kallen）提出“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 pluralism）的概念，旨在批評當時頗為盛行的“熔爐論”（melting-pot），認為雖然“熔爐論”的愿景非常誘人，但只不過是虛幻的空中樓閣，并不符合當時美國社會文化多元的實際。不過，卡倫的“文化多元主義”在彼時美國民族主義興盛的年代并未引起太多關(guān)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社會興起民權(quán)運動，喚醒了不同少數(shù)族群的權(quán)利意識。聯(lián)合國也于1965年率先通過了《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呼吁各國明確“一切基于種族優(yōu)越或仇恨的思想傳播行為都應該受到法律懲罰”。美國各少數(shù)族群試圖維持本族群的傳統(tǒng)文化，并希望獲得主流社會尊重與平等發(fā)展的機會。這就意味著，美國歷史上針對移民族群的排斥和同化等處理方式逐漸失去了市場，而美國持續(xù)保持其文化多樣性的觀念則獲得越來越多的認可。與此同時，霍勒斯·卡倫的“文化多元主義”理念逐漸引起人們的關(guān)注，并被政治色彩更濃的“多元文化主義”所取代。前者強調(diào)的是不同文化的共存，后者則更注重文化在共存基礎之上的平等，同時為少數(shù)群體維系其傳統(tǒng)文化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持。

對于多元文化主義，支持者有之，反對者也不乏其人。少數(shù)族群大多熱烈擁抱多元文化主義，保守主義者和狹隘的美利堅民族主義者則對之持批評態(tài)度。最初的文化多元主義旨在給予少數(shù)群體文化必要的尊重，為其文化的發(fā)展提供有利條件。即便是那些多元文化主義的反對者，也越來越意識到美國社會文化多樣的現(xiàn)實。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黑人并未真正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第二，非歐洲移民，特別是亞洲和拉丁美洲移民的數(shù)量和影響力激增。其結(jié)果是，美國族群同化的理想漸行漸遠，而美國社會也更像社會學家內(nèi)森·格雷澤（Nathan Glazer）所說的“我們現(xiàn)在都成了多元文化主義者”。

然而，多元文化主義經(jīng)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大發(fā)展，致使部分多元文化主義者走向了偏激。他們甚至無視歷史事實，將自己所屬族群的文化置于美國歷史的中心，從而導致美國歷史書寫的碎化、失真及美國社會的分裂。在這種背景下，對美國歷史有著強烈一致性認同的小阿瑟·施萊辛格于1991年出版了《美國社會的分裂：對多元文化社會的思考》（以下簡稱《分裂》）一書，對極端的多元文化主義者及其理念進行了抨擊，表達了對美國社會因“族群中心主義”而走向分裂的擔憂。由于本書自出版至今已有三十余年，關(guān)于該書及其作者的各種評論也非常豐富，筆者不再贅述，在此僅對其予以簡單推介評述，敬期讀者諸君指正。

施萊辛格的《分裂》是一部有強烈現(xiàn)實關(guān)懷的著作。該書的副標題為“對多元文化社會的思考”，能看出施萊辛格旨在反思多元文化主義的沖擊，尤其是“非洲中心主義”對美國社會造成的撕裂。他對“非洲中心主義”的核心理念進行了逐一批駁。

非洲中心主義要求美國學校的歷史教育重視對黑人兒童自我價值的培育，因為以往基于歐洲中心主義的教育忽視了非白人的歷史，這對非白人兒童的價值和自尊都造成打擊，導致黑人學生成績不佳，進而厭學，對黑人學生的心理造成了傷害。施萊辛格認為，這種論斷夸大了白人中心主義教育的不利影響，并沒有證據(jù)證明“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會破壞少數(shù)兒童的心理”（64頁）。施萊辛格認為這種種族決定心理的觀點不過是種族主義的老調(diào)重彈，同時他對黑人援引這種觀點來表達自身的訴求感到十分驚訝。在施萊辛格看來，美國的非洲中心論確實是英國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所謂“被發(fā)明出來的傳統(tǒng)”。施萊辛格認為，非洲中心論者強調(diào)非洲文化和非洲認同事實上是頗為虛偽的。他援引著名社會學家、“和平隊”（Peace Corps）顧問戴維·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觀察認為，“在非洲服務的黑人‘和平隊’志愿者們在從祖籍重返‘現(xiàn)實’家園后往往對他們‘根深蒂固的美國人特性’產(chǎn)生了新的共鳴。他們終究還是美國文化而非非洲文化的子孫、貢獻者乃至犧牲者”（60頁）。易言之，雖然這些非洲中心主義者在美國不遺余力地宣揚非洲文化與非洲認同，爭取在美國的歷史教學中增添盡可能多的非洲因素，然而他們自身卻已然是美國文化的產(chǎn)物，而非歐洲文化的代表，也無法適應非洲的文化與價值。施萊辛格指責非洲中心主義的教育是比白人中心主義教育更為“摧殘心靈”的教育。他對非洲中心主義強調(diào)非洲文化、語言、習俗等在美國教育中的參與表達了強烈反感，認為這些偏執(zhí)的人并非“多元文化主義者”，而是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非洲中心主義者”。施萊辛格認為，“一般意義上的種族狂熱，特別是非洲中心論的種種運動，對美國的教育及少數(shù)族裔的未來而言都不是什么好兆頭”（51頁）。

施萊辛格還以猶太裔美國人和亞裔美國人為例，認為這兩個群體在美國歷史上并不成功，遭遇了極為嚴重的歧視和排斥，美國的課程體系設置也鮮有關(guān)于兩個群體歷史文化的介紹，但他們的發(fā)展并沒有受到阻礙，反而在二戰(zhàn)之后通過自身努力，在與美國主流社會的深度互動中，獲得了經(jīng)濟和階級等方面的提升。施萊辛格試圖以此證明，少數(shù)族群在美國獲得成功與其傳統(tǒng)文化和歷史在美國教育中受重視的程度之間并無必然關(guān)聯(lián)。不過，施萊辛格似乎忽視了亞裔和猶太裔在美國獲得成功所遭遇的阻力，他們付出的努力恐非主流美國人所能想象。更何況這兩個群體，尤其是亞裔并沒有美國主流認知中的那般成功，其內(nèi)部的多樣性也遠非任何一種刻板印象所能概括。

施萊辛格并不反對在美國的教育系統(tǒng)中增加黑人史、亞裔史、女性史等內(nèi)容，但前提是要將其作為實實在在的歷史來客觀講述，而不是當成某種意識形態(tài)或者虔誠的信仰予以教授。在施萊辛格看來，“歷史的功能并非促進族群自尊心的提升，而是更好的理解世界、理解過去；冷靜地分析、判斷和展望；尊重不同文化和傳統(tǒng)，并毫不畏懼地捍衛(wèi)那些使歷史研究自由成為可能的普世價值，諸如寬容、民主和人權(quán)思想，等等”（75頁）。從某種意義上，施萊辛格也理解那些在美國歷史記憶中失語的少數(shù)族裔所面臨的嚴酷現(xiàn)實，以及他們加強自我群體聲音的舉措，“但是制度化的分離主義則不然，它只會凸顯種族差異、加劇種族關(guān)系緊張”（76頁）。施萊辛格認為，族群中心主義者所提出的各種偏激要求，如將本族群在美國歷史的地位提升到同白人相當?shù)牡匚?、雙語教學等，都加劇了美國社會的分裂。美國前總統(tǒng)西奧多·羅斯福早在半個世紀前就曾發(fā)出警告：“毫無疑問能置這個國家于死地、使之絕無可能作為一個國家整體繼續(xù)維系下去的方法之一，就是放任它淪為諸多心存芥蒂的族群之間的角力場?！保?5頁）施萊辛格尤其不理解在英語成為世界語言的背景下，少數(shù)族裔仍爭取學習使用自己的傳統(tǒng)語言，更何況，“對于美國這樣一個高度異質(zhì)的國家，共同的語言堪稱必要的黏合劑”（86頁）。

施萊辛格在批判族群中心主義導致美國分裂的同時，也對美國的主流文化、共同理想及價值理念充滿信心，認為種族中心主義者導致美國分裂的諸種舉措終將失敗。施萊辛格指出，“美國的過人之處在于它有能力把種族、宗教、族群背景迥異的人們聚合為一個統(tǒng)一的國家”（112-113頁）。施萊辛格也承認，美國的認同不會一成不變，恰恰相反，它是在不斷的變化之中。美國人口結(jié)構(gòu)的微弱變化也在改變著其國家精神。但他強調(diào)，無論是美國的認同還是氣質(zhì)的改變，“不以犧牲國家統(tǒng)一為代價”（11頁）。施萊辛格同時指出，維系美國這樣一個典型的多元文化社會的紐帶不應遭到破壞，“這些紐帶包括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政治制度、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命運”（118頁）。有意思的是，且不說多元文化主義者，即便是施萊辛格所說的種族中心主義者，或者偏激的多元文化主義者似乎也沒有否認上述價值觀念和維系美國社會統(tǒng)一的“紐帶”。事實上，美國各民族群體之間在基本價值觀上有較高程度的共識。

從《分裂》一書中能明顯感覺到施萊辛格對美國社會同一性逐漸喪失的焦慮。他的焦慮與美國社會種族構(gòu)成變化有關(guān)，也與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關(guān)于“誰是美國人”的焦慮本質(zhì)上是一致的。這種焦慮感導致施萊辛格在《分裂》一書的論述與分析中，多少缺乏學者應有的冷靜、中立和客觀。

施萊辛格認為，族群中心主義者對多樣性的追求，是導致美國社會分裂的根本原因，而美國社會動蕩的直接原因也是來自多元文化主義的挑戰(zhàn)。然而，對多樣性的追求并不僅是族群中心主義者的追求，也是多元文化主義的核心訴求，旨在扭轉(zhuǎn)或彌補美國社會以往對少數(shù)族群的忽視、歧視，乃至奴役。在課程改革方面，少數(shù)族群堅持認為，美國和美國歷史都不是單一族群所建構(gòu)和書寫的，而是各族群共同貢獻的結(jié)果，每個族群都應該在美國的歷史書寫中占據(jù)應有的合理位置。爭奪歷史的書寫，事實上也是某種形式的權(quán)力爭奪。歷史記憶對未來是有指導意義的。誰來書寫歷史，什么應該被書寫，與各個群體在美國的當時處境以及未來地位休戚相關(guān)。施萊辛格對多樣性追求的反對，無疑也是對多元文化主義基本觀念的否定。施萊辛格似乎有意忽視多元文化主義的諸多正當訴求，將之同族群中心主義相提并論。

施萊辛格對多元文化主義的誤解頗深。他認為，“反對‘熔爐論’的族群起義，至少在言辭上（盡管我認為在現(xiàn)實中并非如此）達到了否定共同文化和單一社會的理念的目的。如果大量民眾果真接受這一點，共和國無疑會陷入很大的麻煩”（111頁）。這里的論述未免有失偏頗，前文已提及，幾乎沒有族群否定美國共同文化。多元文化主義者也并不否認歐洲文化對美國文化的意義，沒有忽視白人對美國歷史所做出的貢獻，更無意否認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對美國文化的奠基之功。

施萊辛格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批評不僅招致少數(shù)族群的回擊，很多學者也認為他走得太遠。美國日裔學者羅納德·高木（Ronald Takaki）就明確指出，美國不是非要在“多元文化主義”與同一性文化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他甚至覺得在教學中教給學生不同觀點和相關(guān)爭論，對擺脫歷史相對主義和獲取真知甚為重要。更有學者批評施萊辛格“對美國學界汗牛充棟的多元文化主義研究成果缺乏必要的梳理”。甚至有讀者指出，嚴格來說《分裂》其實不是研究多元文化主義的著述，而是關(guān)于施萊辛格所設想的非洲中心主義的書籍。施萊辛格通過一種帶有想象色彩的極端非洲中心主義，并將其描述為“種族崇拜”，貼上“生物決定論”的標簽，進而對之加以批判。簡言之，施萊辛格是基于某種對非洲中心主義和美國分裂的危機想象，來建構(gòu)《分裂》一書的基本邏輯。施萊辛格不但混用“多元文化主義”和“族群中心主義”，也沒有區(qū)分“文化”與“社會”兩個概念，導致其將少數(shù)族群的文化認同視為對美國社會的撕裂。同時，施萊辛格可能也忽視了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布勞納（Robert Blauner）所提出的內(nèi)部殖民主義理論（theory of internal colonialism）。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美國社會出現(xiàn)的嚴重分裂，文化多元主義既不是根本原因，更不是唯一的原因。二戰(zhàn)后的美蘇冷戰(zhàn)是當時世界格局的最顯著特征，兩個超級大國在世界政治和軍事等層面的激烈競爭，掩蓋了美國內(nèi)部很多矛盾。然而，隨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東歐劇變和蘇聯(lián)解體，持續(xù)了超過半個世紀之久的美蘇冷戰(zhàn)也就此結(jié)束。美國的種族、階級等社會矛盾逐漸浮出水面，并隨著兩大黨對選民的爭奪而有激化之勢。這與當時美國歷史學的碎片化及反碎片化趨勢桴鼓相應。當然，美國社會分裂最為根本的原因仍是美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及其所導致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如貧富分化、居住隔離、種族仇視等。

施萊辛格雖然也承認美國歷史上白人中心主義和種族主義對少數(shù)族群所造成的傷害，但他似乎忽略了二者對少數(shù)族群所造成的長期影響。他對爭取黑人權(quán)利的人士缺乏理解，批評“黑人的事兒只是被害妄想情結(jié)中一個較為極端的案例，即他們時常感到有人想要傷害自己，幾乎所有少數(shù)族裔都會時不時被這種情結(jié)俘獲”（88頁）。不難看出，施萊辛格所責備的是拋棄歐洲中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非裔美國人。施萊辛格難免避重就輕之嫌，他所說的“非洲中心主義”，更多的不過是對白人奴役黑人歷史的糾正。

施萊辛格或許不是西方中心論者或者白人中心論者，但他表現(xiàn)出的西方優(yōu)越感仍是顯而易見的。他強調(diào)西方文化是一種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文化，雖然有不堪的過往，但愿意積極克服，而其他文化則并非如此。施萊辛格指出，西方傳統(tǒng)同其他文化傳統(tǒng)存在本質(zhì)性差別，“不同之處在于西方傳統(tǒng)包含著對理想狀態(tài)的構(gòu)想與實踐，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不斷揭露出自己的罪行且持續(xù)進行自我批判。沒有任何一種文化把自我批評作為其存在的基礎”（103-104頁）。他甚至為西方的殖民主義找到了道德合法性，指出是法國人將阿爾巴尼亞婦女從必須佩戴面紗的習俗中拯救出來，是英國人廢除了印度的殉夫之俗，“是西方而不是非西方文化開啟了廢除奴隸制的改革運動”（106頁）。

施萊辛格并不孤獨，同時代的學者形成了一股保守的潮流，他們對多元文化主義展開反思、批評，甚至反撲，其中包括歷史學家約翰·海厄姆（John Higham）、大衛(wèi)·霍林格（David Hollinger）、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以及社會學家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等人，但施萊辛格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批評可能是最為激烈的。很少有學者如施萊辛格在《分裂》一書中那樣，行文分析超出理性中立，充滿了焦慮情緒乃至偏見。從這個意義上，很難將《分裂》一書歸為公正、嚴肅、嚴謹?shù)膶W術(shù)研究，說其是一種帶有鮮明個人色彩的時評或許更為恰當。

總體而言，《分裂》一書是美國當時多元文化縱深發(fā)展，部分多元文化主義者走向族群中心主義，并觸及到美國同一性可能喪失的某種反彈。其中不乏對多元文化主義反思的真知灼見，對理解今日的美國也多有助益。但施萊辛格對多元文化主義，或者他所聲稱的“族群中心主義”的批評，很容易使讀者回想起十九世紀美國社會在大規(guī)模非盎格魯-撒克遜白人移民抵美后，美國社會所展現(xiàn)出的焦慮，進而催生了一系列排外言行，美國社會也因之分裂為“我者”和“他者”、“美國人”和“異族”（alie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