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欠逝者……一份訃告

《訃告》，[英] 基斯·科爾克霍恩 / [英] 安·羅著，徐龍華譯，新星出版社/讀庫，2022年1月版，416頁

英國媒體人、作家基斯·科爾克霍恩（Keith Colquhoun）、安·羅（Ann Wroe）合著的《訃告》（原書名Book of Obituaries，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td. 2008；徐龍華譯，新星出版社，2022年1月）是一部相當獨特的媒體著作。1843年9月由詹姆士·威爾遜創(chuàng)辦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是英國一份著名的新聞周報，它的社論持有古典自由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的基本立場，傾向于支持自由貿易、全球化、人口自由流動和社會自由主義。從1995年開始，《經濟學人》開設了題為“訃告”（The Obituaries）的專欄，這部《訃告》的文章就選自這個專欄。在網上看到介紹這部書的一篇文章的題目是：“寫一篇訃告，紀念再也看不到春天的他們和它們”，馬上想到的是在近三年來的疫情中逝去的那些人，那些小狗狗，那些再也看不到春天的他（她）們與它們；想到曾經看過的那些令人淚目的前赴后繼的名單，想到時代欠逝者一份訃告。當然，《訃告》里有好人也有壞人，但是那些壞人最壞的地方也正是使好人“再也看不到春天”。中文出版物大多把這個專欄名稱“The Obituaries”譯為“訃告”，偶爾也看到有譯作“逝者”。從這些短文的內容和“訃告”作為一種體裁通常給人的感覺來看，“逝者”顯得更合適；但是，這些《訃告》的作者寫作原意中就有文體造反、以《訃告》的機智幽默反訃告固態(tài)的自由精神，那就還是“訃告”吧。

作為《經濟學人》每周的最后一篇專欄文章，只有一百三十二行，千字左右，純粹出自作者的個體視角。相對于逝者幾十年生命史中的人和事及其背后的歷史語境，這樣的專欄只是一塊切片，一個被聚焦的側面。作者除了要表達自己對逝者的評價，還會想到對讀者的作用，讀別人的故事都會想到自己的人生，即便只是作為有趣的談資。在這部選集中有戴安娜王妃、化妝品女王雅詩·蘭黛、美國黑幫大佬約瑟夫·博南諾、“史塔西”頭子埃里希·梅爾克、俄羅斯記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婭、美國詩人艾倫·金斯堡、“世界上最偉大的大提琴家”姆斯蒂斯拉夫·羅斯特羅波維奇、服侍過中國末代皇帝的太監(jiān)孫耀庭、 “最后一個說埃雅克語的人”瑪麗·史密斯等，以及“科學史上最著名的鸚鵡”非洲灰鸚鵡亞歷克斯，它有相當于五歲孩童的智力與兩歲孩童的情商。

基斯·科爾克霍恩（Keith Colquhoun）從1995年開始擔任《訃告》專欄編輯。他的編輯風格是堅決、準確、簡潔、詼諧——選擇逝者的時候堅決，對其生平的認識準確，文字表述簡潔與詼諧。他同時還是黑色幽默小說作家。他的小說我還沒讀過，在想象中應該是很對我的胃口：突然拔槍，然后就是漫溢到地毯上的血；子彈頭打進古董桌子里，兩年后桌子拍賣的時候在拍賣師發(fā)現這個秘密的瞬間，這時又有人突然拔槍……。他最后一部小說叫《五個致命單詞》，這讓我想到在今天如果搞一個問卷調查，五個致命單詞會是哪五個，相信重復率不會低。

安·羅（Ann Wroe）從2003年開始接任“訃告”專欄編輯。主持這個專欄的任務并不輕松，每周都要寫一篇，用于研究和寫文章的時間往往不超過兩天，安·羅在基斯之后主持這個專欄近20年。她選擇訃告的對象也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從過去非常多的是西方白人男性到盡量納入更多女性和其他族裔的人，從名人到關注更多的普通人，從人性的角度講出他們的人生。安堅持只閱讀寫作對象自己創(chuàng)作的作品，盡可能從逝者本人之所思所想的角度描述其所經歷的生活世界，展現其人生變化的真實性與復雜性，因此她把訃告定義為“對生命歷程的報道”。她寫過不少“惡人”的訃告，認為他們的人生故事用一句英國俗語來說就是“hang themselves with their own ropes”（“自掘墳墓”），希望讓他們的惡在故事中自然呈現出來，表現人類的復雜性。

安·羅說書名曾有可能是“麻雀的飛行”，來自英國歷史學家及神學家比德（Bede,672-735）對人生的隱喻，“人生就像一只飛過宴會廳的麻雀，從黑暗里飛來，又沒入黑暗，其間只有明亮的一刻”，而“飛過的那一刻——在大地的喧囂中揮動的翅膀——是我們必須抓住的”。（序言）抓住“在大地的喧囂中揮動的翅膀”的那一刻，這是一個重要原則和啟示，無論寫作還是人生。

不是只寫好人或名人，沒有常見的悲痛哀悼之詞，也不是常說的蓋棺論定，更沒有在悼念中塞進通過攀附而自抬身價的私貨。雖然作者相信“每個生命都有值得傾聽的故事”，但什么是“值得傾聽的”，還是一個有待選擇的問題。在逝世于二十世紀至二十一世紀初這一范圍中，是否“活過有趣的一生”是重要的選擇依據，于是“我們并不一味地頌揚、贊美死者。壞人、無德之人、輕浮之人的訃告，有時反而能成為佳作”。說選入該書的這兩百零一篇訃告是一部另類的二十世紀史，固然是夸大了，但這的確是一種基于個體生命的獨特視角，聆聽他們在時代呼嘯中曾經發(fā)出的聲音，在歷史研究中也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在這部媒體人寫的訃告中，我覺得首先最值得敬佩的還是媒體人。關于英國新聞調查記者保羅·富特（Paul Foot，逝于2004.7.18），《訃告》的第一句就是引述《每日鏡報》的一位編輯的這句話：“由于保羅·富特，更多人得以從監(jiān)獄里獲釋，走在英國的街頭。在這一點上，他比任何人的貢獻都要大?！?然后接著說：“作為一名投身社會運動的記者，他為遭受不公的受害者代言，不僅堅持不懈、英勇無畏地奔走呼號，也有能力造成影響，改變人們的生活。雖然也撰寫各式各樣的文章和著作，但他的獨創(chuàng)性還是體現在調查報道上?！保?06頁）富特是英國源遠流長的激進新聞傳統的繼承人，在他前面可以追溯到威廉·哈茲里特、威廉·科貝特、托馬斯·潘恩、約翰·威爾克斯等人物。但是他們并不像自稱的那樣是中立的觀察者、摒棄個人意見、讓讀者形成獨立判斷，而是立場鮮明，從不為固執(zhí)己見而道歉，堅定開展社會活動。同時富特也沿襲了英國諷刺文化的傳統，如作家喬納森·斯威夫特、諷刺畫家詹姆斯·基爾雷、托馬斯·羅蘭森的諷刺風格。（106頁）實際上他是由兩者結合起來的辯論家和扒糞者，影響深遠的諷刺雜志《私家偵探》中的“富特筆記”專欄就是專門揭露丑聞的報道。雖然一開始他對潛在丑聞的調查會遭受很多質疑，但最終他的勤奮和堅持總能贏得欽佩。被他曝光過的人數不勝數，包括政治家、工會領導人、建筑師、記者（尤其是他在《每日鏡報》的老板大衛(wèi)·蒙哥馬利）、商人以及電臺音樂節(jié)目主持人和公務員等。在他領導的社會運動影響下，伯明翰六人案、布里奇沃特四人案和加的夫三人案涉及的人員均被無罪釋放。（107頁）

比保羅·富特更為英勇無畏的是俄羅斯女記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婭（Anna Politkovskaya），她的“訃告”開頭就是：“她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氣，憑借尖銳筆觸和鋼鐵意志，報道觸目驚心的戰(zhàn)爭……”（304頁）的確很少有記者敢于像她那樣深入到車臣殘破的城鎮(zhèn)鄉(xiāng)村，在那些最危險的地方與沖突各方形形色色的人交談，采寫現場紀實報道。她往返車臣不下五十次，常常一次就停留數日。車臣普通民眾，以及許多俄羅斯人，都很崇拜她，有的提供信息，更多的是祈求幫助。死亡威脅對安娜而言是家常便飯，但她說記者的天職就是報道重要事件，如同歌手的天職是歌唱，醫(yī)生的天職是救治一樣。（305頁）順帶要說的是，她的大學畢業(yè)論文寫的是一位當時備受當局冷落的詩人，瑪琳娜·茨維塔耶娃。

給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逝于2004.10.8）的頭銜是“法國知識分子”，雖然法國總統雅克·希拉克在德里達去世當天宣稱他是法國為世界貢獻的“一位當代思想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作者接著不無揶揄地說，“德里達本人從不贊同他人的溢美之詞，但或許會默許這句?！痹谶@篇訃告中似乎更多談到的是關于他的爭議性，而且對“爭議”的解讀也很獨特。比如1992年劍橋大學提議授予德里達榮譽博士學位而引起一場軒然大波，作者則認為：“不是德里達的觀點或是對觀點的論證飽受爭議，而是他根本沒有論證，確切地說連觀點都沒有。他一定會第一個承認這一點。他不僅反復地自相矛盾，而且強烈反對任何想澄清其思想的企圖。他說：‘批判我的所作所為，完全是不可能的?！保?6頁）實際上這也是對“爭議”的一種解構，“他創(chuàng)造了‘解構’這個詞，指一種難以定義的習慣，一種通過揭示文本中的假設和矛盾對其進行拆解的行為”。（同上）既然他自己一定會第一個承認自己沒有觀點、沒有論證，那么何來的“爭議”呢？但是作者接著說“蒙昧主義一直有市場”，認為蘇格拉底抨擊赫拉克利特的追隨者與德里達的批評者痛斥他的門徒的因由如出一轍：他們總是會以高深莫測的措辭回答你的問題；如果你試圖抓住不放，讓他解釋那句話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又拋出另一套故弄玄虛，把你唬得愣住。你永遠拿他們沒轍。于是作者表達了這樣的懷疑和對這種懷疑的糾正：“領教過他無力的雙關語、夸張的修辭以及不合邏輯的漫談，一個開明的讀者可能會懷疑德里達是學術騙子。然而，這么說或許有點過分了。他是個真誠博學之人，盡管有點混亂，卻為一些學者和學生提供了他們剛好需要的東西。”（同上）在我看來，典型的德里達式思維和口吻無疑帶有夸張的話語修辭特征，系統的、明晰的論述表達的確就不是德里達，但是德里達的思想的確包含有它的內在復雜性。當他批評列維-斯特勞斯的人類學寫作語意混淆、邏輯矛盾的時候，他指向的是語言本身的可疑性，繼而指向的是所謂“真理”的多重性和不確定性。在這基礎上他試圖表達的是一套更多摻雜了自我分析和詞語分析的更復雜、更內在的論述。無論如何，很難把“蒙昧主義”這頂帽子套在他的頭上。作者對德里達的美國追隨者的做派與他本人責任的描述頗有意思：前者只要用一堆晦澀難懂的新詞匯武裝起來，不必掌握任何嚴謹的思想就可以冒充社會、政治和哲學評論家。但是德里達始終拒絕對他們散漫的虛無主義承擔任何責任，“不過他的作品也很難用其他方式解讀”。（87頁）似乎他還是難辭其咎。但是文章中更重要的問題是談到德里達在1987年使用解構主義技巧為保羅·德曼和馬丁·海德格爾在歷史上的親納粹立場辯護，批評者認為這是以躲躲閃閃的方式掩蓋其在道德和智力層面的破產。（同上）我認為這是比較嚴重的、難以解構的“爭議”。對于認識和研究西方左翼知識分子來說，這不能說是小問題。美國記者安妮·阿普爾鮑姆通過對布拉格查理大橋上賣的徽章、某哲學家的政治名聲、好萊塢電影的到位和缺位等現象的思考，更為尖銳地提出了關于同樣的罪行與知識分子的不一樣的反應的問題。

看完《訃告》中的德里達，不妨再看看德里達自己如何給別人寫悼念文章。雅克·德里達曾經在大約二十年間為聲名卓著的羅蘭·巴特、保羅·德曼、米歇爾·?？?、路易·阿爾都塞、埃德蒙·雅貝等人寫過悼念文章，在他看來在友誼中有一個殘酷事實是，朋友總有先離去的，后死者有埋葬和悼念死者的責任。因此，友誼與哀悼不可分離。于是德里達一次又一次地為逝去的朋友們撰寫悼念文章，回憶那些與友誼、思想和政治事件密切相關的人生經歷。這些文章當然涉及對逝者的認識和評價，同時也是對超越個體生命之上的“哀悼政治學”的研究。德里達的“哀悼政治學”有幾個關鍵思想：政治時常與哀悼相連，要警惕在哀悼中自戀甚至利用逝者，為作為朋友的死者諱是人性中固有的弱點，在悼念中以問題意識作為對朋友的作品表示致敬的方式，在對死者的悼念與對時代的認知之間保持清醒的認識。從“哀悼政治學”的這些基本觀點，可以發(fā)現，讓政治學從悼念中產生出來，是為了對抗對悼念的壓迫性編碼與儀式，也是為了理解沉默有時才是真正的悼念。

檔案是研究人物的第一手資料，有些官員似乎生來就是保存檔案的好手，“史塔西”的首領埃里希·梅爾克（Erich Mielke，逝于2000.5.22）無疑是其中一位。六十多年的戰(zhàn)爭與和平，埃里?！っ窢柨说木鞕n案在政權更迭中完好無損地保存下來，“這是德國官僚機構一絲不茍精神的體現，或許令他本人都頗為感動。梅爾克是一個偏執(zhí)的官僚，專長是收集個人資料?！保?52頁）他的偏執(zhí)當然不是僅限于收集資料，更在于把一個原來只是保護東德免遭西方侵略的機構不斷擴張。具體來說，埃里?！っ窢柨吮O(jiān)視著東德一千七百萬居民的生活，史塔西的檔案巨細靡遺，不僅包括當事人的政治觀點，還包括其閱讀口味、性癖好，甚至是喜歡的飲料。另外，據估計大約有兩百萬人曾當過史塔西的“眼線”，檔案有限度的開放之后，人們痛苦地發(fā)現自己的好友曾是線人，甚至家人之間也曾相互背叛和出賣。梅爾克說史塔西要“無所不知、無所不在”，這似乎是最徹底的一種偏執(zhí)。（253頁）

“非洲惡人”讓·貝德爾·博卡薩（Jean Bédel Bokassa，逝于1996.11.3）是非洲軍事獨裁者，甚至把中非共和國更名為中非帝國，作者說他和烏干達的阿明將軍“都是半罪犯半小丑式的人物，身后留下諸多傳說，充滿了荒誕不經的自我膨脹和隨心所欲的血腥殺戮”。在1966年支持博卡薩發(fā)動政變奪取政權的是法國人，法國總統德斯坦是他的狩獵伙伴，稱他是“法國在非洲最好的朋友”。1977年，博卡薩效仿拿破侖，在一場奢華驚人的典禮上加冕為博卡薩一世皇帝。他說“這兒的一切都由法國政府贊助。我們向法國要錢，要來以后就揮霍一空”。像他這種擅長向別國要錢的領導人并不少見，但是能說出這樣的話還是不多。1979年，博卡薩規(guī)定在校學生必須穿著印有他肖像的制服，學生們對此表示抗議，他將其中兩百人投入監(jiān)獄，不少學生在獄中被活活打死。（32-33頁）

介紹“世界上最偉大的大提琴家”姆斯蒂斯拉夫·羅斯特羅波維奇（Mstislav Rostropovich，逝于2007.4.27），作者首先說的是“在極權主義統治下，音樂是一種重要的逃避手段。只要心靈躲進音樂世界，最惡毒的秘密警察也無法完全扼殺人類的精神?！保?26頁）音樂給了羅斯特羅波維奇最大的自由。在蘇聯的日子里，他因為拒絕與他的恩師謝爾蓋·普羅科菲耶夫和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劃清界限，更因為同情遭受當局迫害的作家索爾仁尼琴，他無法公開演出或錄制唱片，在眾多獻給他的樂譜中甚至連他的名字都要刪掉。1968年9 月他在倫敦演奏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協奏曲，當時正是華約集團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外憤怒的示威者高聲抗議這場“蘇聯”音樂會。但羅斯特羅波維奇的流淚，令聽眾也心有戚戚。 被迫移居國外后，他用音樂吟唱俄羅斯的苦難和憂傷。有兩次決定性的歷史時刻他都親臨現場。柏林墻被推倒時，他在混凝士墻體打開的缺口邊整夜演奏巴赫組曲。在1991年8月的莫斯科危機局勢中，他在沒有簽證的情況下飛回祖國，手持步槍與鮑里斯·葉利欽一起出現在被圍困的莫斯科白宮。他說在人生中最重要、最危險和最激動人心的那一天，他做好了犧牲的準備。（327頁）

美國詞源學家艾倫·瑞德（Allen Read，逝于2002.10.16）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投入探究OK一詞的起源上。OK也許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實用、最流行的詞語，它的起源成為詞源學界的大難題，對詞源學家來說，確定OK的起源是一件夢寐以求的事，相當于數學家孜孜以求證明費馬大定理。多年來美國人認為OK一詞肯定源自美國，但在二戰(zhàn)時美軍士兵發(fā)現，OK一詞在其他國家已經很流行了。艾倫·瑞德的研究結論是OK起源于美國，他在1839年的《波士頓晨郵報》上發(fā)現了OK一詞，甚至在1836年美國第八任總統的馬丁·范布倫謀求連任的支持者在競選過程中以OK為口號，因為范布倫的綽號是Old Kinderhook，于是有“投OK一票”的口號。（315頁）當然也有人仍然不同意這個結論，或許還有人會“考證”出OK源于中國，比如某個可能叫藕坑的村莊，就如考證出英語的yellow來自漢語的“葉落”一樣。

以上七位逝者的“訃告”讓我們看到，的確如安·羅所言，不希望《訃告》淪為逝者大事年表，重要的是找到本人的聲音，揭開生活的隱秘角落。既然沒有全面評價、蓋棺論定的責任，也沒有為親朋好友掩飾過錯的約束，在“訃告”中就可以獨抒己見，甚至可以用諷刺、揶揄的文字講述其人其事，讓真實的人性在生命的細節(jié)中顯露出來。正如前BBC著名記者安德魯·馬爾（Andrew Marr）所言，“它展現的人類世界要比普通訃告更加無藥可救的多樣化——并抵達了其他訃告所不能及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