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徽宗紀》“贊曰”：“徽宗……輕佻不可以君天下?！睋?jù)學者黃日初考辯，此語當為元朝史官虛構；再由明人陳邦瞻在《宋史紀事本末》中將其訴諸哲宗朝宰相章惇之口，演繹為具體的歷史場景；最后，清代史學家畢沅在《續(xù)資治通鑒》中將其固化為史料，從而相沿成習。（《“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辯疑》，《北京社會科學》，2015年第6期）
后人在承認“端王浪子”（《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七）或為虛構的同時，又大多將其視為某種先見之明，甚至是對徽宗本人及其統(tǒng)治的蓋棺論定，以至于元朝史官甚至有“宋不立徽宗”，北宋不至亡國的假設。那么，既然“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為什么還能被立為皇帝呢？
宋徽宗
一
有關徽宗即位為皇帝的情形，見于《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五百二十）：
（元符三年正月）己卯，上（即哲宗）崩于福寧殿?！侍笤唬骸鞍罴也恍遥笮谢实蹮o子，天下事須早定?！保ㄕ拢獏柭曉唬骸霸诙Y、律，當立同母弟簡王。”皇太后曰：“神宗皇帝諸子，申王雖長，緣有目疾。次即端王當立?！睈衷唬骸罢撻L幼之序，則申王為長；論禮、律，則同母之弟簡王當立。”皇太后曰：“俱是神宗之子，豈容如此分別？于次端王當立。兼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又仁孝，不同諸王。”于是知樞密院事曾布曰：“章惇未嘗與眾商量，皇太后圣諭極當。”尚書左丞蔡卞曰：“當依圣旨。”中書侍郎許將亦曰：“合依圣旨。”惇默然?！眄暎踔?，獨召入，于福寧殿東起居訖，升殿。惇等從至寢閣簾前，皇太后諭曰：“先帝無子，端王當立?！蓖鯇υ唬骸吧晖酰忠??！惫剔o。久之，皇太后曰：“申王有疾，王次當立，王不須辭。”王又辭再三。太后再三宣諭，惇等進曰：“天命所屬，大王當上為宗廟社稷大計，不當辭?！被兆谀思椿实畚?。
章惇，字子厚，福建浦城人，仁宗朝宰相章得象從孫。嘉祐二年、四年，章惇先后兩次考中進士，后被王安石薦于神宗，參與熙豐變法。元祐初，太皇太后高氏垂簾，知樞密院事章惇遭劉摯、蘇轍等人交章劾罷。之后，哲宗親政，首起章惇為宰相，且始終獨相，權傾一時。元符末，哲宗不豫，章惇與哲宗生母皇太妃朱氏及內侍梁從政等密謀，亟欲立哲宗同母弟簡王，但哲宗嫡母、皇太后向氏獨斷立端王（即徽宗）為皇帝。
引文中，宰相章惇首引“禮、律”，其潛臺詞是將為哲宗確立繼承人視為國事，因此應由宰執(zhí)們主導，認為哲宗同母弟簡王當立。但是，皇太后偷換概念，化被動為主動，將其扭轉為家事，即為神宗挑選繼承人，換言之，自己作為神宗皇后、諸子嫡母，理應做主，認為端王當立。
毋庸置疑，章惇關于皇位傳承中的“禮、律”和“長幼之序”說，應該是當時士大夫之間的普遍共識，對此，剩下的三位宰執(zhí)曾布、蔡卞和許將都無言反駁，出自士大夫之族、宰相之門，被曾布屢屢稱譽文辭堪比翰林學士的皇太后，以及學識過人的端王想必也都不陌生，但皇太后和端王都刻意回避了章惇對于簡王優(yōu)先于端王繼承權的質問。端王與皇太后之間，究竟是心有靈犀，還是預有安排？史稱章惇“窮兇稔惡”，皇太后何必一定要和章惇立異，決意棄簡王而改立端王？
皇太后獨斷專行，竭力為端王奪取皇位，根本誘因可能和她對哲宗母子的失望情緒有關。元祐末，哲宗親政，之后，便不惜僭越禮制，屢屢尊崇生母皇太妃，致使皇太妃大有凌駕皇太后之勢。長此以往，一旦皇太妃的另一個兒子簡王再做皇帝，皇太后在后宮中的地位將進一步岌岌可危。
其實在元豐末命之際，皇太后對沖齡踐祚的哲宗護佑有加。在正史和宋人筆記中，婆婆太皇太后霸道、強勢，“貪戀政事”，皇太后則“退抑、謙遜”，但關鍵時刻，勇于自決，殺伐果斷。元豐八年，神宗駕崩，神宗生母太皇太后掌權，在舊黨支持下，有意改立自己的另一個兒子，即神宗同母弟、雍王趙顥，但神宗之子、徽宗之兄哲宗最終得以順利即位，其中，皇太后的居中折沖，可謂功不可沒。
《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五百二十）引《（神宗實錄）舊錄》：
“方皇太后當從神宗靈駕西行，（蔡）確密上文字，屬內臣閻守懃奏太后，請留保護。太后以故輟行，晨夕常與之俱，食以銅匕箸，飲水亦為之親嘗。其年八月，又宣諭：‘是時奸臣誠有異意，朕（此處指徽宗）亦親聞皇太后德音，神考寢疾，太后令守懃諭確弟碩，使確輔立哲宗。徐王（即雍王趙顥，哲宗即位，改封徐王）數(shù)留禁中，不肯出，魏王（即趙頵）牽臂引去。確母入禁中，皇太后使諭確，外托主兵官燕逵并知開封府蔡京?！?/p>
然而，紹圣中，哲宗對有恩于己的嫡母皇太后拋諸腦后，另一方面，卻悖禮任情，對生母皇太妃一再尊崇，以至于皇太妃的出行儀制及其侍從、親屬恩數(shù)等一再比肩皇太后：
“（紹圣）二年三月二日，詔皇太妃生辰祗應人推恩依皇太后條例?！?/p>
“五月二十一日……皇太妃…止請建殿立名……未嘗及宮名，其審議之?！艘允ト鹈麑m?！?/p>
“十月七日，詔皇太妃合奏親屬恩數(shù)并視皇太后例，圣節(jié)大禮亦如之?！保ㄒ陨希浴端螘嫺濉ず箦罚?/p>
考慮到向太后與皇太妃之間的家世懸殊，即使不比前朝，僅以《宋史·后妃傳》中記載的幾起后宮爭斗事件（如哲宗孟皇后與劉婕妤爭寵）而言，皇太后的屈辱和隱忍也是難以想象的。不僅如此，哲宗尊崇皇太妃的詔旨，又大多假托和利用了皇太后之名，事實上，皇太后幾乎淪為哲宗母子予取予求的“橡皮圖章”，這一點，從哲宗及章惇偽造皇太后手詔，廢掉孟皇后，另立劉皇后（即上文中與孟皇后爭寵的劉婕妤），即可見一斑。
相較于皇太后之于哲宗的護佑之功，哲宗對待皇太后就顯得刻薄寡恩。皇太后惟育有一女，即神宗長女、延禧公主，可惜夭折，為此，皇太后打算施建一座慈云寺，以便時時薦饗愛女。對此，哲宗似乎漠不關心，后來，在知開封府蔡京幫助下，皇太后才得償所愿。
二
皇太后不希望皇太妃的兩個兒子相繼為皇帝，是顯而易見的，至于皇太后為什么要選擇端王，同樣其來有自，另有隱情。
據(jù)《宋史·宗室傳》，神宗共育有十四子，其中，哲宗諱煦，為神宗第六子，哲宗駕崩時，神宗尚有五子在世，他們都是哲宗之弟，而“（申王）佖于諸弟為最長，有目疾不得立”。另外，依次是端王佶、莘王俁、簡王似以及睦王偲。
如果將申王佖和簡王似排除在外，“五王”中還剩下端王佶、莘王俁、睦王偲可供皇太后挑選，莘王俁、睦王偲同為林婕妤所生，林婕妤早逝，但其家世顯赫，為“三司使特之孫，司農(nóng)卿洙之女”。相較之下，端王佶為陳氏所生，陳氏早逝，且家世低微，母家無人，尤為重要的是，端王與皇太后之間的特殊關系，更讓其成為不二之選。
趙佶為神宗第十一子，受封端王期間，便與皇太后往來頻密。《宋史·后妃下》載，“徽宗為端王，每日朝慈德宮，欽圣命鄭、王二押班供侍。及即位，遂以二人賜之?！被侍笾u欽圣，居慈德宮，因此，“慈德宮”代指皇太后，而押班為后宮內職名，后來，鄭、王二押班，一為皇后，一為貴妃。
此外，徽宗端邸時的“隨龍人”，即親信內侍，“皆太后殿中人，在藩邸祗應日久。”這些都表明徽宗與皇太后之間往來已久，且關系非同尋常?；兆谂c皇太后之間最重要的紐帶，很可能源于史籍中一個毫不起眼的人物，即徽宗顯恭王皇后。
美國學者伊沛霞所著《宋徽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第一章，述及王皇后家世時寫道：“關于她的家庭背景，只知道她來自京城，父親是一位地方官。”同樣，國內學者任崇岳在氏著《宋徽宗：北宋家國興亡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中對王皇后及其家庭背景更未置一詞。但是，仔細爬梳宋人文集及碑銘可知，這位王皇后家世顯赫，絕非等閑之輩，其家族與皇太后母家之間的姻親關系，或許才是皇太后決定策立徽宗的原因所在。
有關王皇后，《宋史·后妃下》記載頗為簡略，“徽宗顯恭王皇后，開封人，德州刺史藻之女也?！鼻耙僚嫦枷嚓P論述，顯然源出于此，但作者止步于此，再未做詳考。今存《宋大詔令集》立王皇后的制書和冊文，稱其“胄自勛閥”，“乃祖忠勞王家，書于太史；子孫公侯，出入藩服?！?/p>
北宋皇帝夸飾后妃家世和出身的現(xiàn)象屢見不鮮，最著名的當屬真宗章獻劉皇后，此處有關王皇后及其家世的描述卻基本屬實，據(jù)筆者考證，王皇后實際上是北宋開國功臣王審琦第六世孫女。
汪藻在《浮溪集》（卷二十一）中撰有《吳國太夫人贊》，其中寫道，“吳國太夫人王氏者，秦王審琦五世孫，而顯恭皇后之姑也?！绷頁?jù)胡寅《斐然集》（卷二六）撰《吳國太夫人王氏墓志銘》：“夫人姓王氏，宋初勛臣秦王審琦之五世孫，贈太師慶國公克詢女也……顯恭皇后，夫人同母兄贈太師藻之女?！?/p>
兩處的“吳國太夫人”為同一人，其夫賈公偁或出自真定賈氏，即仁宗朝宰相賈昌朝家族，由贊及墓志銘可知，王皇后，父藻，祖父克詢，六世祖為王審琦。王審琦，字仲實，歷仕五代、宋初，后周時官至殿前都虞侯，與宋太祖趙匡胤同為殿前司統(tǒng)帥之一，后參與“陳橋兵變”，以“佐命功”，被宋太祖擢為殿前都指揮使，后追贈秦王，《宋史》（卷二百五十）、《東都事略》（卷十九）均有傳。
王審琦長子承衍，娶宋太祖長女昭慶公主，后來，承衍曾孫師約，再尚英宗徐國公主，王氏與趙宋皇室之間聯(lián)姻頗多，除王承衍、王師約兩尚公主外，最引人矚目的還有神宗同母弟、徽宗皇叔趙頵之妻、越國夫人王氏，為王審琦次子承衎孫、克善第六女，“今中宮（即王皇后）之姑也?！保ㄚw頵墓志銘，范祖禹撰，見《范太史集》；越國夫人墓志銘，鄭居中撰，見《全宋文》，另越國夫人母親延安郡君張氏墓志銘，畢仲游撰，見《西臺集》卷十四）
據(jù)《宋史·后妃下》，“（哲宗）元符二年（1099）六月，（王皇后）歸于端邸，封順國夫人?；兆诩次?，冊為皇后?！蓖鯉熂s薨于崇寧元年（1102），越國夫人薨于崇寧二年（1103），所以，王皇后嫁給徽宗時，王師約及越國夫人均在世，王師約為王皇后從父，也是徽宗姑父、駙馬都尉，越國夫人則為王皇后之姑，也是徽宗叔母、魏王妃，而王氏“為京師甲族”，（見王綯墓志，張守撰，《毗陵集》，王綯，南宋高宗朝，仕至參知政事，即副相，與王皇后同為王審琦六世孫）足見王皇后的家世、背景，在當時可謂一時無兩。
三
那么，王皇后與皇太后之間又有何關聯(lián)？
《宋史·后妃下》，“神宗欽圣憲肅向皇后，河內人，故宰相敏中曾孫也?！毕蛎糁?，字常之，真宗朝宰相，《宋史》（卷二百八十二卷）有傳，另據(jù)祖士衡撰《文簡向公神道碑》，向敏中凡四娶，“后娶太原王氏，故忠武軍節(jié)度使、同平章事、追封秦王審琦之女?！保ā洱垖W文集》，卷一）由此可見，皇太后與皇后有著傳統(tǒng)意義上的姻親關系。
神宗欽圣憲肅向皇后
宋代流行重親婚姻，即婚姻之家復結婚姻，俗稱“親上加親”。舉例而言，王鬷，臨城人，仁宗朝官至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他的女兒嫁向敏中之孫向綬，（見王鬷墓志，王舉正撰，《宋朝墓志輯釋》）其孫王蘧又娶向綬之女，（見向氏墓志，耿南仲撰，《宋朝墓志輯釋》）向綬即皇太后從父；臨城王氏還和眉山蘇氏聯(lián)姻，王蘧之弟王適娶蘇轍之女，蘇軾之孫蘇符則娶王適之女。由此推斷，王審琦與向敏中兩大家族之間或不止于一樁婚姻，大抵不會有誤，只是限于史料，難以考證而已。
傳統(tǒng)婚姻講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章獻太后養(yǎng)仁宗為子，并為其納郭皇后在先，皇太后無子，而徽宗生母早亡，皇太后作為徽宗嫡母，或將徽宗養(yǎng)育成人，并擇配王氏，徽宗和皇后之間的政治聯(lián)姻，也可以視為皇太后籠絡徽宗的關鍵步驟，而徽宗母族不彰，更需要仰仗妻族王氏，乃至與王氏有姻親關系的向氏勢力。
綜上，借由皇后與皇太后兩大家族之間的姻親關系，徽宗與皇太后結成政治同盟，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從而，使皇太后必欲立端王，但要玉汝以成，他們還需要和宰執(zhí)們博弈，尤其是皇太妃與宰相章惇欲立簡王，同樣志在必得，“初，梁從政給事皇太妃閣，陰以簡王屬章惇?！保ā痘食幠昃V目備要》，卷第二十五）
神宗元豐改制后，宰執(zhí)滿編八員，當時，宰輔集團僅有四員，其中，章惇為首相，主民政，曾布知樞密院事，主軍政，地位僅次于章惇，兩人對掌二府，另外，還有三省長官，包括中書侍郎許將和尚書左丞蔡卞，曾布、許將、蔡卞則同為執(zhí)政，宰相、執(zhí)政，合稱為宰執(zhí)，宰執(zhí)中率先附和皇太后、嚇阻章惇，進而迫使蔡卞、許將不得不迅速站隊，表態(tài)支持皇太后，從而確保徽宗順利即位為皇帝的則是曾布。
曾布，字子宣，與兄曾鞏及蘇軾等同為嘉祐二年進士，也是王安石變法的重要干將，《宋史》將他和章惇、蔡卞等人一起列入《奸臣傳》。曾布之所以和皇太后配合默契，使皇太后一言定鼎，是因為自己和向氏家族同樣有姻親關系，據(jù)曾布自言，其婿“向子莘，此自是皇太后族屬”。（當為皇太后子侄輩，《曾公遺錄，卷九》）此外，曾布還和皇太后之父向經(jīng)有交集，對此，皇太后直言不諱，“先大王與樞密最有舊?！保ㄏ蚪?jīng)，“以后族”，贈吳王，《宋史》卷二百八十二有傳，附向敏中）
因為和皇太后的這層關系，端邸時，徽宗或許便已經(jīng)和曾布暗中往來，因此，被徽宗“簡在潛邸”。（《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九）在徽宗、曾布之間往來穿梭、聯(lián)絡的，很可能便是《水滸傳》中的“六賊”之一高俅。（《〈水滸傳〉第一反派高俅事跡新考》，何冠環(huán)，《東吳歷史學報》）
曾布應該已經(jīng)預知哲宗駕崩，并就立端王為皇帝一事，和皇太后達成默契，為此，他特意提前暗示蔡卞、許將：“至十一日晚……余竊揆之，萬一有變故，唯端王年長，當立無疑。至日（即己卯日，是日立徽宗為皇帝）早聚仆射廳，余遂云：‘天下事無大小，然理在目前，但以大公至正之心處之，無不當者。’冀同列默諭此意。及至廉前，（章惇）遽有簡王之請，兼厲聲陳白，唯恐眾人不聞?！保ā对z錄》，卷九）
當然，章惇成為眾矢之的，是和哲宗朝后期宰執(zhí)集團的矛盾和權力斗爭分不開的。首先，曾布與章惇之間的權力之爭由來已久；其次，元符以來，章惇與蔡卞、蔡京兄弟之間的沖突，更以“蹇序辰事件”，逐漸公開化；最后，元符元年，“惇乃因蘇駉事，并逐（林）?！保霸S將與林希，俱是親家”。（《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四百九十七）
這場皇位之爭，以并不被人看好的端王即位為皇帝終結，其間，卻不啻于一場宮廷政變，由此，導致“皇帝踐祚，內外皆有異意之人”。尤其是“（章）惇與（梁）從政皆懷家族之憂，惇為首相，從政握親兵，內外反側”。（《曾公遺錄》，卷九）
最能說明當時緊張情勢的，莫過于徽宗即位之初，宮廷防衛(wèi)急劇加強，對此，《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五百二十）記載頗詳，如此情形，終北宋一朝，恐怕也僅此一例：
“詔入內內侍省使臣四十人被甲守內東門，殿前諸軍指揮使六十人坐甲于內東門之外，增新、舊城守門卒，皇城司并諸門各增親從官。命內侍省官四人各部親從官四百人巡警禁中，差官十二人各將甲士二百人巡警皇城及新、舊城，至成服而罷。
殿前副指揮使姚麟乞守內東門外，從之。
又差閣門通事舍人一人部禁兵五十人，于軍器庫前稽察。至晡，百官入臨，諸軍指揮使以上臨于宣佑門外。自是朝晡臨，自小祥至禫祭，朝一臨。軍使押班帥其屬哭于其營，三日止。輔臣宿資善堂，宗室、遙郡刺史以上宿崇政殿門之外，至成服止?！?/p>
四
《宋史·徽宗紀》認為，北宋之亡始于立徽宗，章惇、蔡京為首惡，考慮到章惇之惡恰好在于“廉前異議”，不欲立徽宗，由此，蔡京弄權才是根本，但是，蔡京之所以能在徽宗初年入朝、拜相，從而，引發(fā)政局翻覆與震蕩，是和徽宗即位之爭以及即位前后的形勢和處境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
即位之初，為鞏固皇權，徽宗不得不奏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俗稱“垂簾聽政”，在皇太后強勢主導下，徽宗拜“為廉中（即向太后）所信”的韓忠彥為左相。韓忠彥，字師樸，仁宗、英宗朝宰相韓琦長子，娶呂公弼之女，與皇太后從父向紀為友婿，今稱連襟。（呂公弼神道碑，范鎮(zhèn)撰，見《名臣碑傳琬琰集》）
與此同時，作為政治酬傭，徽宗投桃報李，再將兼有“定策之功”的曾布拜為右相，韓忠彥引陳瓘、鄒浩為臺諫，并與曾布聯(lián)手，最終將章惇一黨逐出朝廷。不久之后，“皇弟蔡王（徽宗即位，簡王改封蔡王）似以小史坐指斥系獄，上表待罪?！?/p>
韓忠彥及陳瓘、鄒浩等人傾向于舊黨，舊黨人士紛紛入朝，替徽宗鏟除心腹之患簡王及章惇的同時，勢必導致新、舊黨爭卷土重來，愈演愈烈，從而，反噬自身。與此同時，執(zhí)政集團內部韓忠彥與曾布之間的權力之爭也隨之浮出水面，結果，蔡京乘隙而入。
史稱“（韓）忠彥怨（曾）布……遂召（蔡）京。京之用，自韓忠彥始”。終徽宗一朝，蔡京“四入相”，“執(zhí)政幾三十年”，深刻影響了北宋晚期的政治局勢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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