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繩戰(zhàn)場的“收尸人”

“二戰(zhàn)”時期的沖繩是日本戰(zhàn)略意義上的“國門”。沖繩島若是失守，日本軍隊將喪失對日本本土、朝鮮半島及中國沿海的控制。1945年3月，美軍發(fā)動了登陸日本沖繩島的“破門之戰(zhàn)”。為了達到盡量阻礙美軍進攻日本本土這一目的，日本軍隊決定在沖繩全力抵抗。這場戰(zhàn)役異常激烈，雙方傷亡慘重,在英語世界里有“Typhoon of Steel（鐵之風暴）”之稱，日語則用“鐵雨”或“鐵暴風”來表達。同時，造成數(shù)萬名沖繩當?shù)仄矫駟噬?、受傷或“集體自殺”。

1944至1945年間，在日本沖繩，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在那霸使用炸藥尋找日本狙擊手。

沖繩戰(zhàn)場的“收尸人”

在戰(zhàn)后的很長一段時期，“沖繩民眾在戰(zhàn)時選擇自殺也不投降”被理所當然地理解為“日本和日本人”的特性而被敘說著。到了1965年，日本本土的青年作家大江健三郎踏上沖繩的土地。他大量閱讀沖繩戰(zhàn)史，既多方調查訪問，也不斷地與沖繩歷史廢墟上的幽靈對話。1970年，他將陸續(xù)寫下的有關沖繩的散文札記結集為《沖繩札記》，由巖波書店出版。該書描述了日本近代化以來沖繩的前身琉球被納入日本的曲折過程，沖繩、沖繩民眾與日本、日本人之間的關系。他認為，沖繩戰(zhàn)的悲劇和沖繩人的命運是日本近代化以來皇民化教育的結果。這本書還描述了作為美軍基地的沖繩，被迫協(xié)力朝鮮戰(zhàn)爭和越南戰(zhàn)爭的苦情，以及由美國返還施政權后沖繩縣民的生存狀態(tài)，揭示了在核時代的東亞體制中沖繩的“棋子”角色和“棄子”命運。作為小說家，他擯棄說教口吻和充滿學術氣息的注釋和引文，用細節(jié)來呈現(xiàn)沖繩的歷史與現(xiàn)實，同時把自己放到故事當中，不斷地引發(fā)思考，用生動的語言不斷地揭示真相，挑戰(zhàn)日本“正統(tǒng)”歷史敘述的漏洞和盲點。而揭示的真相之一，就是所謂沖繩民眾的“集體自殺”，其實是在日軍的命令下被迫的“集體自殺”。

當戰(zhàn)爭結束，戰(zhàn)場被清理干凈之后，作家來重新審視戰(zhàn)爭以及由此引發(fā)的災難，讓他筆下的文字與人類苦難的記憶相聯(lián)系，這就是文學的力量。因此有人稱作家是“收尸體的人”。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把大江健三郎稱為沖繩戰(zhàn)場的“收尸人”。

挑釁“歷史真相”

時隔近四十年之后的2005年8月，時任沖繩戰(zhàn)中駐守沖繩座味間島的守備隊長梅澤裕少佐以及渡嘉敷島的守備隊長赤松嘉次大尉的弟弟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訴訟,狀告巖波書店和大江健三郎,認為《沖繩札記》中有關軍方強令民眾“集體自殺”的表述是“虛偽的事實”，以“名譽受到損毀”為由，要求作者大江健三郎以及巖波書店停止發(fā)售該書，并賠償兩千萬日元的精神損害補償。

然而事實的真相是：大江健三郎并沒有在《沖繩札記》里記載“集體自殺”事件責任者的名字。大江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本打算引用上地一史的《沖繩戰(zhàn)史》和沖繩時報社編輯的《鋼鐵暴風》中的相關記述，但是考慮到其中出現(xiàn)了赤松的名字，還是決定放棄引用。大江的初衷是這樣的：追究某個個體并無意義，只有挖掘出事件發(fā)生的結構性問題才是有意義的，而這個結構性問題，就是日本近代化以來的皇民化教育滲透到?jīng)_繩的國民思想,日本軍第三十二軍強加于沖繩民眾的“軍官民同生共死”的方針，列島的守備隊長這種縱向構造,它的形成及運作形態(tài)。如果說這個構造系統(tǒng)上的守備隊長抗拒上級的命令，不去動員或者阻止沖繩民眾的“集體自殺”，從而避免了那場悲劇，那么大江認為歷史應該記載這個守備隊長的名字。然而守備隊長只是認真而機械地去執(zhí)行命令，馴服地參與了“由國家機器所組織的行政謀殺”，最終釀成罪惡！因此，把引發(fā)悲劇的罪責歸咎于某個具體的執(zhí)行者是無意義的，應該做的是打破那個結構，并且在更高的意義上，即所有的日本普通人都要接受審判，否則那就會造成“集體失憶”。而“集體失憶”的惡果不僅在于留下歷史空白，更在于傷害未來。比如相較于艾希曼審判之后彌漫于德國年輕人中間沉重的罪責感，日本年輕人則欠缺對歷史的罪責感。比如對罪責的追究上，艾希曼于1962年5月末的耶路撒冷法庭上受到絞刑的判決，而到了1970年，再度訪問沖繩的原守備隊長卻并沒有受到?jīng)_繩民眾的審判，并且這些守備隊長并沒有罪的自覺，也沒有贖罪的意識。他們也不會去讀批判守備隊長的《沖繩札記》。

《沖繩札記》以及圍繞它的訴訟意涵異常豐富，原本應該引起輿論的普遍關注。但是，訴訟結果公布之際,日本國內(nèi)的幾家大報只是將其作為普通新聞，以通稿的形式作了附帶圖片的報道，盡量淡化訴訟的焦點和意義以及終審之后原被告雙方的反應，等等。而我國的重要媒體也很少關注圍繞《沖繩札記》的訴訟案。這與我國的媒體和學界長期忽視戰(zhàn)后的沖繩問題有關。因此，有必要去探究“大江健三郎·巖波沖繩戰(zhàn)審判”的意義及其引發(fā)的連帶思考。

當?shù)貢r間2021年3月3日，日本沖繩縣，發(fā)現(xiàn)多具在1946年沖繩島戰(zhàn)役死去的尸骨，其中包括6名成人，2名兒童。根據(jù)服飾和鞋子判斷，這些成年人可能是日本士兵。

市民空間的形成與對歷史的護衛(wèi)

這場被稱為“大江健三郎?巖波沖繩戰(zhàn)審判”的訴訟持續(xù)了五年八個月，雙方經(jīng)過十四次法庭辯論，于2011年4月21日迎來終審判決：太平洋戰(zhàn)爭末期沖繩戰(zhàn)中的“集體自殺”與日軍的參與有關，《沖繩札記》中所涉相關內(nèi)容并未損害他人名譽，駁回原告的停止發(fā)售該書、賠償精神損害和登載謝罪告示等上訴請求，大江健三郎和巖波書店贏得了最后的勝利。

法院的裁定有利于日本文部科學省在檢定歷史教科書時做出參照，使沖繩問題能夠在教科書中得到正確的表述。然而就在2011年4月初通過日本文部科學省檢定的歷史教科書中，依然有篡改沖繩戰(zhàn)中沖繩住民被日軍逼迫“集體自殺”的歷史的現(xiàn)象。而原告也聲稱，其目的并非僅在挽回個人名譽，而是讓訴訟成為一個事件,敦促通過檢定的教科書刪除“命令”“強制”的字眼,重寫歷史教科書，進而“重塑”國民的歷史認識。就像憲法學家奧平康弘在《記錄?沖繩“集體自殺”審判》（巖波書店編，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年版）中說的：“這場訴訟乃是借民法七〇九條看似尊重個人名譽的自由主義制度，來試圖達到對戰(zhàn)爭乃至戰(zhàn)前日本等的歷史意識形態(tài)加以修飾的早有預謀的一個例證?！迸c歷史教科書審查問題互為表里的還有所謂“恢復”日本軍的名譽問題、修改憲法問題、維持還是改變?nèi)彰劳藛栴}，等等。雖說本案的勝訴有助于粉碎日本推卸戰(zhàn)爭責任、走向戰(zhàn)爭的企圖，但是可以預見的是，從勝訴到普通民眾認識論層面的根本變革，其間還有相當漫長的道路要走。

不過在訴訟過程中，在社會活動家和歷史學家的傾力推動之下，大江健三郎和巖波書店獲得了市民廣泛的支持，日本民間組成各種支援團體，如“大江健三郎?巖波書店沖繩戰(zhàn)審判支援聯(lián)絡會”“不容歪曲沖繩戰(zhàn)歷史、促進沖繩和平教育會”“支援大江健三郎?巖波書店沖繩戰(zhàn)審判、弘揚沖繩真相的首都圈會”等，日本市民通過集會、講演活動與本案的被告方形成互動，豐富了相關知識和歷史認知。自覺護衛(wèi)歷史的市民空間的形成,可以說給被告注入了巨大的力量。

而更為重要的是，勝訴將沖繩問題再次推到人們的眼前，希求日本政府能夠調整、減少和撤除美軍基地,明確指出沖繩在《日美安保條約》下被迫付出的巨大犧牲。我們早已注意到，日本媒體漠視本訴訟案的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和媒體已經(jīng)達成默契，對所有反對政府路線的社會運動一律不予報道或者少報道，而這種回避的態(tài)度在有關《日美安保條約》的社會運動上表現(xiàn)尤為明顯，其中又以沖繩問題的報道最為突出。這里試圖遮掩的問題是：日本政府無視自己作為美國推行世界戰(zhàn)略的亞洲工具，無視生活于美軍基地的沖繩人在處于戰(zhàn)備境況下隨時面臨生命危險的事實，這里掩藏著日本對于歷史和未來走向認知的奧秘。所以說，把沖繩的基地問題視作衡量日本的國家性質和日本民主主義進程的尺度,有其合理性。

審判結束翌年，巖波書店出版了《記錄?沖繩“集體自殺”審判》一書，詳細記錄了訴訟提起的歷史淵源、訴訟的爭論焦點、審判過程、訴訟意義，同時拷問了歷史修正主義。該書作者由作家、哲學教授、法學家、律師、新聞記者、沖繩史專家、官員、和平運動者和高中歷史教師構成。那些作家,例如大江健三郎、目取真俊,都走出書齋，以不同的形式參與到實際斗爭中。作為“戰(zhàn)后的民主主義者”，大江健三郎一直對國家主義和天皇制持嚴厲的批判態(tài)度。為保守放棄戰(zhàn)爭的憲法第九條的理念，他與加藤周一、井上廈、梅原猛、小田實、澤地久枝、鶴見俊輔等九人結成“九條會”，在日本全國各地舉辦演講會，試圖通過面對面的談話，讓市民建立理性的政治判斷，以此傳播維護和平憲法第九條的信念。大江健三郎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身份的影響力無疑對逐漸右翼化的日本社會的道德、禁忌和倫理構成了巨大的挑戰(zhàn)，而這是日本保守勢力所不能容許的。但他從來沒有放棄過斗爭。那些哲學教授,例如高橋哲哉，為了研究作為問題的事態(tài)，比如戰(zhàn)爭、大屠殺、戰(zhàn)爭責任等,使用所有可以使用的方法，直到自己弄懂為止,這成了他的哲學。憲法學家奧平康弘和松井茂記聚焦于司法,特別是日本憲法所保障的表達的自由這一觀點來分析案情。就在趙京華老師孜孜翻譯“九條會”成員之一奧平康弘的文章時，奧平先生離開了人世（2015年1月26日）。當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他的時候，他連連感慨。死去的人，他的思想得以繼承，我想，這是對他最好的懷念,也是不同民族之間建立連帶感、表達對先輩敬意的一種獨特方式吧。以學術為底色，以捍衛(wèi)歷史正義為追求,是被告及其后援團的活動特征，故而這樣的知識人同樣是沖繩戰(zhàn)場的“收尸人”。

那些關注《沖繩札記》，關注大江健三郎、日本問題和東亞問題的讀者，對于《記錄?沖繩“集體自殺”審判》的出版或許會感到欣喜。然而同時由于此書是不同的人針對同一個事件的寫作，所以在表述上難免有重復的地方，這大概也會引起讀者的不滿吧。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批判一個歷史謊言需要不同的、反復發(fā)出的嚴正的聲音，我們或許會原諒此書在這一點上的不足。日本是一個多元化的民主社會，盡管呈現(xiàn)出向右轉的趨勢,但它并非只有惡意篡改歷史的右翼，并非只有令人容易沉湎其中的動漫，還有以生命來維護歷史正義、熱愛和平的大多數(shù)民眾。其中讓人動容而不能不提的,就是被列入本訴訟案被告的家永三郎及其《太平洋戰(zhàn)爭》?！岸?zhàn)”之后，他編寫的高中歷史教科書《新日本史》一直被日本當局采用。但在1963年歷史教科書檢定中，卻被文部省視作“不合格”。為了維護學術尊嚴和歷史真實,家永先生與日本政府打了近四十年的官司。由于家永先生去世，此書圍繞他的文字并不多。我希望家永三郎和他的《太平洋戰(zhàn)爭》一書也能夠得到譯介，畢竟那里有我們的歷史，比如南京大屠殺，等等。

讓我們來看一下《記錄?沖繩“集體自殺”審判》中的核心觀點。

高橋哲哉在《訪談：浮出水面的“靖國”思想——教科書修改的背后》一文中首先指出：自由主義史觀持有者想要操縱沖繩戰(zhàn)役的歷史記述問題，與日本目前正在進行的修改憲法第九條這一潮流有緊密關聯(lián)。日本憲法第九條的改定要依靠最終的法律性結論，那就是讓自衛(wèi)隊以自衛(wèi)軍的名義變成“新日本軍”，以自衛(wèi)或者維護國際和平等為理由行使武力。換句話說，就是讓日本成為一個能夠進行戰(zhàn)爭的國家。曾經(jīng)的“大日本帝國戰(zhàn)爭”，得到了以靖國神社和忠君愛國教育為兩大支柱而制造出來的“國民精神”的支撐。如果國民在國家危急之際能夠遵循“舍命盡忠天皇和國家”這一教育敕語的教誨，就會成為“靖國的英靈”。那么按照這樣的邏輯，說沖繩民眾的“集體自殺”是在日軍命令下被迫進行的,顯然有違教育敕語所塑造的“國民精神”。那么，一旦日本成為一個能夠進行戰(zhàn)爭的國家，如何讓國民為了“殉國”崇高而純潔地獻出生命？因此那些人極力抹殺歷史記憶，讓沖繩戰(zhàn)役的記憶“靖國化”。另外，高橋指出，持自由主義史觀者否定沖繩戰(zhàn)役中民眾被迫“集體自殺”一事，其手法如同否定南京大屠殺、否定從軍“慰安婦”一樣，就是通過糾纏細節(jié)，從而制造出全體都有問題、否定事件性質的印象。比如，對南京大屠殺死亡者人數(shù)的質疑，在“慰安婦”問題上糾纏于“慰安婦”的自愿與否，等等，對整個歷史事件的性質乃至歷史社會結構的基本特征加以否定，結果使得到學界共識和受到多數(shù)文獻支持的觀點不能寫進歷史教科書。

目取真俊在《某教科書檢定的背景——沖繩的自衛(wèi)隊強化與戰(zhàn)爭的記憶》一文中認為，1972年施政權返還,沖繩同時成了美軍以及日本自衛(wèi)隊的基地。而“軍隊不保護住民”這種意識已經(jīng)在沖繩縣民中廣泛扎根，沖繩民眾從沖繩戰(zhàn)役的記憶中產(chǎn)生的對舊軍人的反感以及對戰(zhàn)爭的否定，都成為在沖繩設置基地的感情障礙。因此淡化舊日軍的暴行、謀求曖昧化表述，是強化日本自衛(wèi)隊、日美加強軍事同盟的必然要求。

奧平康弘在《名譽損害與表達的自由》一文中指出：原告把巖波書店列入被告，提出《沖繩札記》等特定書籍“不得出版、販賣及繼續(xù)刊行”這一罕見的訴訟請求,實際上是試圖達到對戰(zhàn)爭乃至戰(zhàn)前日本歷史意識形態(tài)加以修飾的目的，是反民主主義、與自由表達為敵的行為。法院的判決，對于作為對起訴人團體的粗暴企圖設定了意義深遠的防止基準，富有開創(chuàng)先例的價值意義。

訴訟之于中國的意義

如果將更多的與此次訴訟相關的歷史事實關聯(lián)起來,我們會發(fā)現(xiàn)，挑起“大江健三郎·巖波書店沖繩戰(zhàn)審判”的律師，也曾參與否定南京大屠殺的“百人斬”這一事件；同樣是這個團體，在“慰安婦”問題上也有他們“奔忙”的身影。這就提醒我們不能把沖繩歷史與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等歷史事件割裂開來考慮。對沖繩歷史真相的追問，構成了東亞地區(qū)追究日本戰(zhàn)爭責任的有機組成部分；借由沖繩問題再來重新審視南京大屠殺問題、“慰安婦”問題，就能更為清晰地去理解日本社會的政治結構問題。以此訴訟案為契機，加強歷史認知,轉向對現(xiàn)代東亞思想的探索，加強東亞之間的連帶感，才是我們要努力去做的有意義的事情。

（本文選摘自《萬壑有聲：中日書間道》，陳言著，知識產(chǎn)權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