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每個中國人都知道越王勾踐。一提起勾踐，大家就會想到他臥薪嘗膽、復仇吳國的故事，他也因此成為刻苦自勵、艱苦奮斗的象征。很多人也佩服伍子胥，他可謂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忠臣，給人留下不惜性命、直言進諫的印象。但是，如果我們認真品讀《吳越春秋》，就會發(fā)現勾踐和伍子胥形象的崩塌：他們成了兩個說謊大師——在趙曄的筆下，勾踐和伍子胥是靠一路說謊才獲得成功的。事實上，說謊的又何止是他倆！從創(chuàng)立吳國的太伯到篡位謀反的闔閭，從身居高位的范蠡到甘作綠葉的漁父，在吳越爭霸的過程中幾乎人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說謊。他們?yōu)槭裁匆f謊？他們怎樣說謊？趙曄對說謊濃墨重彩的描寫又體現了他對哪些問題的思考？換一種角度解讀吳越爭霸，多一種視角理解這段歷史！
關于季札的疑問
在吳越爭霸的腥風血雨中，失敗的夫差固然難逃眾人的指責，即使是獲勝的勾踐也并非獲得了全然的贊譽——至少在復仇后對功臣們的態(tài)度上，他還是招致了許多非議。不過，有一個人物卻贏得了兩千多年來一致的肯定。他就是闔閭的叔叔季札。
大家可能還記得，季札是吳王壽夢的幼子。當壽夢病危之時，就是想把王位傳給他?？墒羌驹鞔_表示了拒絕。無奈，壽夢薨后，只好由長子諸樊繼位，隨后依次把王位傳給了二弟余祭和三弟余昧。可是余昧去世之后，季札還是不愿意接受王位，于是余昧之子繼位，是為吳王僚。這才有了公子光的不滿，起意謀反，刺殺吳王僚，自己做了吳王闔閭。隨后吳國稱霸，再遭滅國之災。
不管吳國的命運如何，季札從當時至后世，都為人所褒揚。他被夸贊的品德很多，其中主要有兩點：一是讓位，二是守信?！秴窃酱呵铩分性敿毭枋隽思驹淖屛唬贿^涉及守信的筆墨不多。當公子光刺殺吳王僚，吳國上下血雨腥風之時，季札在很大程度上處于隱身的狀態(tài)。于是有一個問題自然就浮現出來：為什么像季札這樣一個有“德行”的人，會允許謀殺篡位這般不倫之事發(fā)生在吳國？
這只是問題的開始?！秴窃酱呵铩方o我們留下了很多關于季札的疑問，讓我們對季札兩千多年來的盛名產生質疑。季札的讓位究竟合適不合適？季札對吳國的衰落要不要負責任？季札在外人那里所展現的“信”，為何沒有對吳國產生任何的影響？要言之，季札的所謂“德行”是不是一種自我欺騙——自以為行有德之事，而事實上卻不過只是構建了自我的正義形象而已？
季札與壽夢：不孝？
讓我們先從他的讓位說起，再次回顧一下壽夢臨死前的場景。趙曄說：“季札賢，壽夢欲立之?！边@是一句極為微妙的話語。我們千萬不要想當然地以為季札“賢”是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在壽夢的眼中季札的的確確是“賢”的，但問題在于，壽夢的眼光行不行呢？我們不要忘記，壽夢把王位繼承之事搞得一團糟，如果他本身就不是一個完全靠譜的人，那么他眼中“賢”人的品行就可能需要打上一個問號了。關于壽夢靠不靠譜，《吳越春秋》有一句看似漫不經心的話：“（壽夢）二年……吳始通中國而與諸侯為敵?！彼嬖V我們一個事實：是壽夢結束了自太伯以來吳國不與諸侯為敵的和平狀態(tài)。那么，壽夢自己是不是一個賢人呢？
不要忘記，雖然當年壽夢的祖先古公也認為孫子姬昌賢能而要把王位傳給幼子季歷，但古公本人也是位賢明的君王，帶著老百姓遷徙到了岐山，獲得了廣泛的擁戴。古公眼中的“賢”方是真正的賢，事實也證明他的眼光非常準確：孫子姬昌成為了千古圣王“周文王”。因此，可以說《吳越春秋》的敘述從一開始就對季札之“賢”提出了隱晦的質疑。
然而，季札顯然也覺得自己“賢”。他一開口就讓我們感受到了撲面而來的“正義感”。季札對壽夢說：“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這是一句義正辭嚴的話，但是請注意，這是兒子對父親說的。在《吳越春秋》之中，兒子對父親說話的次數雖然不多，但是從有限的幾次來看，沒有別的兒子會像季札這樣用不客氣的語氣對父親說話。當季札口口聲聲地說“禮有舊制”時，他顯然覺得自己熟諳禮制，殊不知自己所言不但拒絕了父王的美意，而且還有頂撞父王的嫌疑。季札的自欺形象也就躍然紙上了。
季札的樣子讓我們想起了質疑孔子不懂禮的陳司敗，更讓我們想起了《論語》中的葉公?！蹲勇贰菲f：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笨鬃釉唬骸拔狳h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p>
這是一個有趣的畫面，簡單來說，就是葉公和孔子對“直”提出了不同的理解。葉公認為當父親偷羊時，兒子向失主證明父親的行為，這樣才是“直”；而孔子則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父子互相隱瞞不說實話才是“直”的體現。如果讓季札做選擇，那么他應該會站在葉公這一方。
事實上，鼓吹“直”而不隱的葉公至少在字面程度上隱藏了自己的真實意圖：他分明是想批評孔子的“隱”，卻使用了間接的表達方式，說起了他們家鄉(xiāng)的情況。換言之，葉公用“隱”的方式來批評“隱”，這難道不恰恰說明了“隱”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嗎？因此，當他試圖攻擊孔子的隱時，同時也暴露了他的自欺：他以為自己是徹底反對隱的，而事實上他卻用自己所反對的“隱”來反對“隱”。
我們不難在趙曄對季札的描述中找到相對應的地方。當季札覺得自己拒絕父王的王位是在遵守禮制時，卻忘記了兩個基本的原則：第一是“不辱君命”，趙曄明確告訴我們壽夢的考量并非出于對幼子的寵愛，而是為了國家的利益；第二則是“孝”，當季札公開質疑壽夢的決定，并用強烈的疑問語氣來表達自己的意見時，他的表現無疑是值得商榷的。用孔子父子相隱的原則來說，即使父親做錯了事情，兒子也應當“隱”，何況身為父親的壽夢并沒有真的出于“私”而作出決定，作為兒子的季札卻給他戴了一頂莫須有的帽子。而此時的季札也一如葉公，自信滿滿，覺得自己才是正義在手，殊不知他正是以不守禮的方式在宣揚守禮。
和季札相比，其長兄諸樊才真正地懂得什么叫做舊制。當壽夢告訴諸樊自己的想法后，諸樊明確表示祖先古公當年就采用了“廢長立少”，才有了周朝和吳國的繁榮，因此一定會支持父王的決定?！案也粡拿背浞煮w現了諸樊的守禮。有意思的是，吳國在諸樊的統(tǒng)治之下并未出現混亂，這也從側面證明了壽夢的眼光并不準確。
季札與諸樊：不悌？
壽夢去世后，長子諸樊讓位與季札，此時季札又有一場與兄長的“精彩對話”。諸樊對季札說，先王想要把國家給你，現在吳國是“子之國也”。諸樊表示自己“愿達前王之義”，支持季札為王。諸樊所言強調了兩點：第一，這是先王的決定；第二，這是你的“國家”。前一點彰顯的是季札繼位的合法性；后一點強調的是季札所面對的是不可逃避的神圣“義務”。國不是普通的私人財產，當季札辭讓的是“國”時，不僅辭去的是權力，同時也逃避了義務。
這并非是牽強附會。季札回答說，長子為王“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樊則回應說，只要能有利于國家，哪里需要拘泥所謂的先王之命。諸樊再次強調，古公傳位于幼子季歷，于是太伯和仲雍遠赴荊蠻，在蠻夷之地領導人民創(chuàng)立了吳國，前人對此贊不絕口，而這一切是“子之所習也”。
這一輪對話進一步體現了季札的無知。“豈可變乎”徹底印證了季札的死板。眾所周知，儒家思想講究“經”和“權”，所謂“經”就是一般需要遵守的規(guī)則，所謂“權”則是在特殊情況下的靈活應變。如果說在其他諸侯國“廢長立少”還可能會帶來麻煩，那么吳國本身就是“廢長立少”的產物。正因如此，諸樊才回敬了季札一句“子之所習也”——這一切你應該是了熟于心的，為什么要大驚小怪呢？諸樊的話還強調了一點，那就是太伯創(chuàng)立吳國，絕不是為了權力，而是為了荊蠻的人民。言下之意，放棄王位并不是對權力的蔑視，而是對責任的逃避！
季札繼續(xù)舉例來證明自己選擇的正確性。然而，他舉了一個完全不合適的例子。他對諸樊講的是曹國子臧讓位的典故。曹宣公死后，公子負芻殺死了太子自立為王，成為了曹成公。各國諸侯和曹國人都認為新立的曹君不義，晉國抓住了曹成公，想要讓周天子立子臧為曹君。然而子臧選擇離開曹國，以成全曹君繼續(xù)在位。后世贊頌子臧讓國之舉，子臧也就成為了品德高尚之人的代表。
當諸樊在對季札講祖先時，季札卻對兄長講曹國。這本身就是忘本的表現——吊詭的是，季札還反復聲稱不能改變舊制。只要稍作對比，就知道子臧所面對的局面和季札全然不同。前者面臨的是曹國政變后的混亂局面，如果子臧再爭奪王位，可能會火上澆油；而吳國在壽夢去世之后則局勢平穩(wěn)，即使季札繼位也完全可以順利過渡。因此，季札只是抓住了子臧讓國這一點，而完全忽略了其他細節(jié)，屬于生搬硬套。按照季札的類比，若他是子臧，難道諸樊是殺了太子的曹成公不成？
堅持要季札繼位的不只是諸樊，還有吳國人民?！皡侨斯塘⒓驹?，但是季札依然拒絕而“耕于野”。太伯當初建立吳國，也是“國民君而事之”，“數年之間，民人殷富”。而到了季札這里，百姓的愿望也不再重要。那么對他來說，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他究竟是怕無法像太伯那樣讓吳國富強，還是滿足于讓國之名呢？
事實上，季札的堅辭讓他的兄長們非常為難。趙曄接下來的敘述意味深長：“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在此之前，諸樊都是一個有理有節(jié)之人，對先祖和父王充滿了敬畏之情。忽然之間，他就變成了一個驕縱蠻橫，肆意妄為之人。且慢，諸樊真的是一個糟糕的君王嗎？真的一做了吳王就忘記了自己的初衷？“仰天求死”四字似乎作了解釋：諸樊可能就是想通過這么做來獲得上天的懲罰，從而可以盡快地把王位傳給季札。這也解釋了諸樊在臨死前對二弟余祭下令說：“必以國及季札。”一個“必”字蘊藏了諸樊的決心。換言之，諸樊所作的一切都是為了“一定”能讓季札成為吳王。可能就是季札的讓國促使諸樊“求死”，而季札卻依然沉浸在自己讓國之舉的“仁義”之中，以為讓國可以使自己贏得子臧一樣的美名，卻完全無視這一行為所帶來的不孝不悌。諸樊死后，季札被封于延陵，世人稱他為“延陵季子”。
季札與闔閭：不賢？
《吳越春秋》在接下來的篇幅中提及季札的內容寥寥無幾。也許我們可以把季札的隱身做兩方面的理解：一方面他對吳國的稱霸未有什么貢獻；另一方面他也沒有阻止吳國所發(fā)生的種種惡行。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季札甚至于成為了公子光謀反的理由之一。當專諸質疑刺殺吳王僚的必要性與合理性時，公子光就是用季札作為借口。公子光說，本來從他的父親諸樊傳到二叔余祭，再到三叔余昧，最后王位應該傳到季札，可是余昧去世之時季札剛好出使他國，不在吳國，按照道理就應該輪到下一輩中最為年長之人，也就是公子光自己——公子光是諸樊的兒子，沒想到余昧立了自己的兒子吳王僚。公子光信誓旦旦地對專諸說，自己不過是為了討一個公道，而絕非真的為了權力，等季札回國后，也不會因此怪他把他廢了的。
公子光的話讓人感到，在這位侄子的眼中，叔父季札不過是一枚棋子。公子光會選擇季札不在吳國的時候刺殺吳王僚，這究竟是出于對叔父的敬畏，還是為了保全叔父自我幻想出來的臉面，我們不得而知。畢竟，季札自以為他的讓國是為了像子臧一樣不給吳國制造麻煩和紛爭，如果公子光當真在季札的眼皮底下弒君叛亂，那么也許會讓季札所塑造的自我形象徹底毀滅。因此，不如讓他像鴕鳥一樣，安慰自己吳國所發(fā)生的一切和他并無關系，一個侄子殺死另一個侄子只是他們之間的爭斗與糾紛，完全不影響自己的聲譽。
有人也許會想起蘇軾著名的《延州來季子贊》。蘇軾告訴我們季札之所以知道吳國必亡，卻沒有做任何的努力，也沒有說一句諫言，是因為他“知言之無益處也”。蘇軾為季札辯解說，夫差毫不留情地殺了伍子胥，“豈獨難于季子乎”，言下之意，要是季札亂說話，夫差還可能殺了季札。因此他得出結論：“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于使季子不敢言也?！边@論斷聽起來像是在為季札辯護，實則讓人對季札的風骨產生了懷疑。蘇軾眼中的季札最大的特點是明哲保身，也就是他所謂的“不死者也”。問題是，既然只是為了自己的“不死”，那么也就無所謂“讓”國。且不說夫差會不會對長自己兩輩的季札下手，如果季札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祖先留下來的吳國更為重要，那么他又有何面目自稱重“義”守禮呢？季札這樣的自我評價，難道不是在對自己說話、不是一種徹頭徹尾的自我欺騙嗎？
季札在《吳越春秋》中出現的最后一個場面，是他回到吳國，已經從公子光變成了吳王的闔閭假惺惺地要把王位讓給他。當吳王闔閭都會“以位讓”時，我們就知道“讓國”已經成為了一個笑話，一個謊言，一張用來掩飾自己丑惡嘴臉的面具。王位是闔閭費盡心思“搶”來的，他根本舍不得“讓”，但是他會說自己愿意“讓”。那么，季札所謂“讓”的背后，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面對闔閭之讓，季札說，如果余昧沒有廢了禮制，那么本來繼位的就是你，我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季札的話和闔閭想的理由一模一樣。問題在于，如果不廢禮制，成為吳王的應該是季札。季札用這樣輕描淡寫的話掩飾了自己的責任，也把闔閭殺死吳王僚的惡行一筆勾銷。他最后說：“非我所亂，立者從之，是前人之道?！本秃孟窠K點又回到起點，季札再一次提到了“前人”，可是他已經偷換了概念：最初他所效仿的是前人讓國，而現在則已經蛻化至自己不做什么壞事，誰被立為吳王就服從誰……季札的眼中已經沒有了闔閭手中的鮮血，隱隱然有了阿倫特“平庸之惡”的模樣，而他卻告訴我們，這就是“前人之道”！
也許在《左傳》或是其他典籍的記載中，季札的形象并非如此。不過，《吳越春秋》中的季札的確充滿了對自己的欺騙。能不能做一個既明哲保身又仁義賢良的人呢？這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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