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者”斯科特與……早期文明的“新圖景”

《作繭自縛：人類早期國家的深層歷史》，[美] 詹姆斯·C·斯科特著，田雷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雅理，2022年5月版，362頁，79.00元

詹姆斯·C.斯科特的《作繭自縛：人類早期國家的深層歷史》（原書名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 是一部很有意思的“越界者的‘勘探報告’”，它要論述的主題處于史前史、考古學、古代史和人類學的交合處。該書的“前言”其實是一份頗有意思的學術自供狀，所談到的問題意識、所表達的學術胸懷與氣質，在我看來有點像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給研究生講學術門徑的一堂課，讓我這個旁聽的老學生也有所思考和深受鼓舞。斯科特自稱該書“是一份越界者的‘勘探報告’”，“是一位‘外行’的作品”。在我看來這不是謙虛，而是實情。剛開始讀的時候我真有點擔心，因為史前史、考古學、古代史和人類學這些領域的確不是慣于持刀解剖現代國家的權力邏輯與“化外之民”的生存之道的斯科特的強項，但是看到他為“越界行徑”自我辯護的三點理由，我相信他是可以的——其中第二條說：“作為一名‘消費者’，我兢兢業(yè)業(yè)，凡同本書議題有涉，無論是生物學、流行病學、考古學、古代歷史、人口學，以及環(huán)境史，我都設法去跟蹤其中最新的學識和爭論?！保ㄇ把裕┻@是一名站在學術前沿的“消費者”，是關于知識儲備與學術生產的形象表述。關于這一點，斯科特有更為坦率的自述：他稱之為進入“腦補模式”，并且將據實以告；他依靠的是散布在他不熟悉的諸多學科領域中的值得信任的“本地引路人”，并且直言“我所要做的就是要偷師”。問題不在于是否偷師，而在于要懂得從哪些引路人那里去偷師，以及他們是否真的值得信任。

更具體來說，作為“消費者”的產物，作者說本書“并未開創(chuàng)出任何屬于自己的新知，但仍懷有自身的雄心壯志，希望能將現存的知識‘整合出新的圖景’，以期帶來或明或暗的啟示”。（同上）屬于自己的“新知”與希望整合出“新的圖景”，這其實是學術生產的兩種路徑，新知固然是開創(chuàng)性的，是知識生產的基礎；新的圖景則是經由整合而來的知識成果，同樣需要有引領整合的問題意識與學術目標。應該說，“新知”可以點滴挖掘、聚沙成塔，“新的圖景”則要有較高的站位和戰(zhàn)略意識以及深層次探測的能力。這就是斯科特所講的“雄心壯志”，不可小看的“越界者”的“勘探”。但關鍵是這幅圖景必須是“新的”，否則就失去了學術意義。弄清楚這兩者的關系，對于學者而言就有了更為自覺的問題意識：挖掘新知，還是描繪新的圖景？

斯科特這幅“新的圖景”的底色毫無疑問是與學術主流唱反調：在這幅圖景中，定居遠早于動植物的馴化，農業(yè)村落的出現則更晚；走向農業(yè)并非人類的福祉與進步；早期國家的興起并非因其文明的吸引力，而是依仗對人口的捕獲、控制和奴役，而且是脆弱的和易于崩潰；但繼之而起的“黑暗時代”并不黑暗，而是常常標志著人類福祉真切的改善；最后是關于所謂“蠻族”的生活，他們常常是活得好好的，“更輕松，更自由，也更健康，至少相較于文明社會內的勞苦大眾是如此”。（前言）這一曲曲的反調既不是刻意為之的，更沒有那種真理在手、不容反駁的傲慢，而是很清醒也很坦率地表示“在本書里所寫的根本談不上蓋棺論定的學說”，他的目標只是藉此在這些問題上凝聚已有的認識，以及提出更宏觀、也更有論斷性的命題以“激發(fā)起后繼的思考”。（同上）說到被激發(fā)的思考，在閱讀中我感受最深的是他關于早期國家的論述其實就是一劑對于國家的崇拜與恐懼的解讀劑，這無論如何也是斯科特的國家歷史研究對當代生活的最大貢獻。

所謂的“論斷性”，在斯科特這里更應該說是顛覆性的，是對關于早期國家的知識生成與價值判斷的顛覆性論述，直指已經積淀為所謂的歷史常識究竟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遮蔽了歷史真相的。由此而應該思考的是，學術研究中的問題意識實際上有建設性與顛覆性的不同性質，而后者也有意義和力度的深淺之別。斯科特自稱是“越界者”，實際上不僅是說在學科之間的跨界，更有不囿成說、跨越定論邊界之意。無論是在政治學還是史學的研究領域中，斯科特都是以一名勇敢、睿智和謙遜的“越界者”形象出現。如果挪用著名考古學家巴里·坎利夫對本書的盛贊之語“歷史就應該這么寫”，我們還可以說“學術人生就應該是這個樣子！”——越界勘探，無所畏懼。

只要讀過斯科特的《逃避統(tǒng)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王曉毅譯，三聯(lián)書店，2016年），對他的國家論述從觀點到內在精神氣質應該并不陌生，他的獨特的學術思路與具有鮮明異質性的價值取向使其國家論述充滿了敏銳的歷史洞察力和尖銳的顛覆性。這在《作繭自縛》這部新作中也鮮明體現出來，他認為“在我看來，最好的歷史學，應當是一門最具顛覆力的學科，因為它可以告訴我們，那些我們認為天經地義的事情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第4頁）從越界勘探到顛覆者，這是無政府主義者斯科特在學術上最典型的形象。前兩年讀他的《逃避統(tǒng)治的藝術》，我頭腦中一直在形成一幅在山林中的無政府主義者的形象，尤其是斯科特在書中所描述的那種情景：國家權力總是集中在谷地統(tǒng)治人口、征收賦稅，而山民則是主動地通過各種方式來逃避國家的控制、奴役；傳統(tǒng)觀點認為山民是國家臣民的前身，其實他們是國家壓迫的產物，是真正的“不愿做奴隸的人們”；傳統(tǒng)觀點認為國家與文明不可分割，而斯科特則指出在國家統(tǒng)治體制之外，同樣存在著文明的生活方式。于是，“山地”的形象成了中國傳統(tǒng)山水的新版本，促使我創(chuàng)作了一幅水墨畫《斯科特的“山地”與無政府主義》，還參加了去年年底的一個同人展覽。在山水樹木的舊圖式中，端坐在小房子里的就是想象中的斯科特與他的助手，并由此而遙想“贊米亞”（ Zomia），那些“遙遠山地的人民”。

《斯科特的“山地”與無政府主義》，李公明 作，2021年12月

其實，把《逃避統(tǒng)治的藝術》與《作繭自縛》作比較，不難發(fā)現前者是以一種新的區(qū)域研究方式看待文明與國家政治權力關系，雖然也運用了大量的歷史學材料，但是其基本視角和研究方法仍然更多屬于政治學與人類學，最終的落腳點是區(qū)域的自主與獨特的歷史特質問題?！蹲骼O自縛》則有更為宏觀的視角和更長時段的歷史視野，有更為恢弘的關于國家與歷史的整體性演化景觀，以及對于隱藏在生態(tài)變化與國家權力消長等所有變化背后的結構性因素的深刻分析。從書名中副標題“深層歷史”來看，的確是對布羅代爾式的文明史研究的呼應，但是從國家與文明的關系史觀來看，斯科特所唱的反調則對于布羅代爾的文明-國家史觀更有挑戰(zhàn)性。

斯科特建議盡可能從廣義上來“馴化即對再生產之掌控”（domestication as control over reproduction） 這一命題，它不僅僅是指向對火、植物和動物等事物的掌控，“甚至可以把‘馴化’的對象擴展至奴隸、國家屬民，以及父權制家庭中的女性”。（前言）想起來“馴化”這個概念在知識理性的意義上進入我的記憶的確是在大學一年級學習史前時期歷史的時候，而廣義上的理解和運用則是在后來轉移到了公共政治領域中。斯科特以越界的勘探姿態(tài)堅持在早期國家領域中深層挖掘，在“馴化”的歷史譜系中追根溯源，的確是知古而論今。在生活中，大量的尤其是近期的人類生活經驗更是凸顯了“馴化”與“反馴化”的沖突，在某種意義上正是把歷史學與政治學的“馴化”概念融匯到一起，使它成為切割在麻木的社會肌體上的鋒利的思想刀刃。斯科特的研究提醒我們，“馴化”作為歷史的和政治的涵義有了更厚重的分量。在斯科特看來，人類在馴化植物、動物的過程中同時也在馴化著自己，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讓自己被馴化?！皬奈覀兙奂霓r莊，到我們受限的活動范圍，生活環(huán)境的密集，以及我們不同以往的身體活動和社會組織模式，都在馴化著我們自己?！保?3頁）其實如果放眼人類征服自然、征服異國、征服異質文化的萬千圖景，作為征服者的主體同樣避免不了被馴化的命運。從國家政治的視角中看，斯科特的“馴化”就等同于“奴役”，正如他指出的：“國家總是盯著‘馴化’屬民的人口數和生產力，這就好像牧羊人看管他的羊群或者農夫照料地里的莊稼。在歷史的行程中，奴役的形式繁多，變化多端，如若記住這一點，我們不妨在此斷言：‘沒有奴役制度，也就沒有國家?！保?77頁）

到底什么是國家對人民的“馴化”，斯科特曾經在另一部著作中援引蒲魯東的話來解釋：“被統(tǒng)治就是時刻被留意、被監(jiān)視、被偵查、被控制、被教化、被灌輸道理、被列進名單和被刪除、被估計、被評價、被指責、被命令……被統(tǒng)治就是在每一項操作、每一次交易、每一個行動中都被記錄、登記、計數、定價、警告、預防、改革、調整和糾正?！保ㄕ材匪埂に箍铺亍秶业囊暯恰切┰噲D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 王曉毅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248頁）蒲魯東在說這段話的時候心中想的是十九世紀中期的現象，在今天看來這更像是對種種高科技社會監(jiān)控現象的預言，是驚人的超前和準確的預見。

談到“反馴化”，斯科特在別處說過，“在當今世界，我們未來的自由依賴于馴化利維坦式國家，而非逃避它……”他引用約翰·鄧恩的話說，人們從未像現在這樣“把他們的安全和繁榮如此悲慘地維系在統(tǒng)治他們的那些人的技能和良好意愿上”?！八€補充說，我們所有的唯一且脆弱的馴化工具就是來自希臘的另外一個北大西洋模塊：代議制民主?！保ㄕ材肥俊に箍铺亍短颖芙y(tǒng)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王曉毅譯，三聯(lián)書店，2016年，404頁）說這是反馴化的唯一工具，大概是建立在現代社會中的國家臣民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成為“贊米亞”之一員的可能性，生活不可能在別處。

“擺正國家的位置”是該書導論中的一個有點觸目的小標題，它很自然使我想起過去曾熟習的那句話：“你要擺正個人的位置?！边@就是曾經的位置論啟蒙，其語境是各種批判“個人主義”的場合，針對的是所謂的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的沖突。而斯科特來一個當頭棒喝，針對的是國家而不是個人。他提出這個“國家位置論”指的是在有關國家形成的歷史敘事中，國家總是被賦予了與實際情況并不相符的顯赫地位，“超過了它在一部均衡的人類演化史上本應占據的位置”。為什么會這樣？斯科特講出了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因為這部關于國家的歷史是由國家來主宰書寫的，“國家成為考古和歷史記錄的主宰，這一現象其實不難理解?！徒袢斩裕粌H國家這種形式完全壓倒其他政治可能，而且世界各地的考古和歷史研究大都受國家資助而開展，這往往等同于國家在自戀地繪制自畫像”。（14頁）話說得很生動、很形象，有些考古學家在早期國家歷史敘事中原來就是這么回事。而考古學與文獻學的專業(yè)傳統(tǒng)也的確對此很起作用，考古學家和公眾總是對那些大型遺址、巨石工程等等更感興趣，文獻學者更熱心解讀以國家為中心的稅收、單位、貢品清單、王室譜系、建國神話、法律等文本。相比之下，零星的、小型的生活遺址及其易朽的材質都大大降低了出現在考古記錄中的可能性，而個人生活敘事更難以進入文字記錄的譜系。“國家的位置”就是這樣被建構、被提升乃至被崇拜，它的顯赫是因為它壟斷了書寫的權力。

究竟什么才是正確的“國家的位置”呢？斯科特從空間和時間這兩個歷史研究的最基本維度進行分析。一方面“在大歷史的視野內，直至四百年前，地球三分之一的地方仍由游獵部族、游耕者、牧民以及獨立的農藝群落所占據，而當時的國家仍是以農業(yè)為本的，基本上只能局限在地球表面適于耕作的一小部分土地上”。（16頁）這是在空間中的國家的真實位置。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要找到國家真正取得霸權的時刻，那么屬于國家的時代不過起始于約公元后的1600年，換算到人類這個物種的政治生活的歷史中，國家所主導的時段不過只是最近千分之一這個‘瞬間’而已”。（同上）把國家重新置于時空維度之中，就能看清楚國家的真實所在。

那么，到底如何才能“擺正國家的位置”呢？除了上述從時空的維度中認識國家的真實位置之外，還要通過認真而且深入的書寫“非國家”的歷史（nonstate history）來還原國家的真實位置。斯科特對此的解釋是，“就國家的形成和國家的崩潰而言，許多方面此前要么是消失于史冊中，要么不過是留下只言片語，而本書的目的就是要把注意力引向這些面向?！诒緯?，我將盡我所能，努力避開國家自我呈現出的光芒，轉而去探索那些隱藏起來的歷史力量——尤其是那些從性質上難以見于王朝之成文歷史，并且無法被考古學的標準技術所挖掘出來的力量”。（18-19頁）這是在國家之外尋求同樣重要、甚至是更為重要的歷史，是尋找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創(chuàng)造了歷史”?！芭Ρ荛_國家自我呈現出的光芒”，這又是一句非常有警示意義的國家歷史的研究者箴言。遺憾的是在考古學、歷史學以及其他學科中，并不鮮見的是競相夸大、美化、神化“國家自我呈現出的光芒”，這是一支曾經被青年黑格爾狠狠嘲諷過的“鸚鵡學舌的大軍”。但是僅僅這兩個方面還不能說已經擺正了“國家的位置”，因為還有兩個重要問題必須涉及：一是國家自身的脆弱性，它遠非人們所認為的那么強大、那么堅不可摧；二是國家的殘酷性與野蠻性，它遠非人們所認為的那么仁慈、那么愛民。斯科特指出，早期國家經常無法保持住它的人口，因而是非常脆弱的和容易崩潰或者瓦解的；因此動用各種強制力量對人民實施強制性的奴役是慣常的治國手段?！皬娖鹊膭谝墼谝韵禄顒又杏绕渲匾盒拗菈偷缆罚_挖溝渠，采礦，采石，伐木，營造宏偉的建筑工程，羊毛紡織，當然還有農事勞作?！保?9頁）那種殘酷的情景對于現代人來說仍然是不難想象的。有意思的是，斯科特引述了烏爾第三王朝的一首贊美詩，認為我們應該以“反轉思路”對其進行解讀。這首詩說：“女奴同她的女主人平起平坐 / 男奴同他的男主人并肩而行 / 孤兒沒有被送到有錢人家 / 寡婦也沒有奉獻給有勢者 / 債主沒有走進窮人的家里 / 他[統(tǒng)治者]收起了鞭子和刺棒 / 男主人沒有猛擊奴隸的頭 / 女主人沒有掌摑女奴的臉 / 他[統(tǒng)治者]取消了所有的債務?！保?86頁） 其實這樣的反諷我們小時候就學會，那是在電影《平原游擊隊》中老大爺在鬼子軍官面前說“皇軍”如何“好”。那些在話語中出現的、與真實情況完全相反的并且從未發(fā)生過的事情，我們的確并不陌生。斯科特還由此談到霍布斯和洛克的社會契約理論，雖然在這里他并非對此理論體系作全面的分析，但是他抓住的一個問題確實是有道理的：他們的國家觀將國家視為一塊“磁石”，象征著內部和平、社會有序、擁有免于恐懼的自由，以其魅力吸引四方民眾前來歸附，斯科特認為他在該書中討論的那些關于國家的最早形成主要依靠強力手段的證據，證明這套論述是很難站得住腳的。（28-29頁）

總而言之，斯科特的目的就是要人們打破對國家的崇拜與恐懼，這是“擺正國家的位置”的論述中最重要的問題，要讓已經習慣被國家馴化、奴化的國民反思“作繭自縛”的遭罪與愚昧。在這樣研究視角中繼續(xù)深化下去，就涉及對國家“崩潰”和分裂的“黑暗時代”的重新認識。對于早期國家的脆弱與崩潰，斯科特在各種原因之中強調的是因其農業(yè)生態(tài)所導致的成因。但更重要的是他強調國家所謂的“崩潰”究竟是什么意思。他認為，“事實上，許多王國只是多個較小聚落的聯(lián)盟而已，在此意義上，所謂‘崩潰’，所指的不過是國家又一次化整為零罷了，或許來日還能重整河山。有些時候是雨量減少導致作物歉收，在這種情形下，‘崩潰’所指的可能是某種相當常規(guī)性的離散，以應對周期性的氣候有些時候則發(fā)生了大規(guī)模逃亡，或者是抗拒苛捐雜稅、徭役征兵的叛亂，但即便在如此情形中，難道我們不應該慶祝一個充斥著壓迫的社會秩序已經被埋葬了，又為何為之悲嘆呢？”（35頁）最后這一句話顯然是斯科特之為斯科特最應該說的話。“國家是一時的，文明才是長久的，故而文明從來都不能同國家混為一談?！保ㄍ希┻@個道理本來很簡單，但是放在斯科特的早期國家論述中又有了“Against the Grain”的豐富涵義。

關于分裂的“黑暗時代”（也即所謂的“蠻族時代”），斯科特的描述用語在我看來不無理想化之嫌：“這實在是一段靜好歲月。這個階段到底有多長，是因地而異的，端視國家力量和軍事技術；然而從始至終，這一時期都可稱為蠻族人的流金歲月?！保?6頁）但是如果從不被國家的強制化手段所奴役、剝削的意義上說，也可以理解斯科特帶有感情色彩的描述。甚至從“流金歲月”的字面上，斯科特所描述的蠻族人同時在游牧、貿易和搶掠早期國家那些被馴化的國民而獲益滿滿、“來去自由如風”，這也能讓我們聯(lián)想到梁山水泊的中國式根據地。而且斯科特說早期國家也會反過來雇用蠻族人當兵，因此是“蠻族人親手埋葬了自己短暫的黃金年代”。（39頁）梁山的被招安，就是另一個類似的版本。

最后，似乎應該回過頭來談談該書的書名?！癆gainst the Grain”在另一個中文版譯本（翁德明譯，麥田出版社，2019年）直譯作“反谷”，其依據或可以看作是對書中關于“谷物立國”（“只有當先民依靠栽培谷物作為食物來源，且沒有其他選擇時，國家方才可能形成?！薄?5頁）以及反抗國家這兩層意思的直接表達，但是在中文的理解上比較困難。作為意譯的“作繭自縛”的依據則是Against the Grain作為英文中的習語“格格不入、違反本性、違反意愿、背道而馳”等意思，但這“作繭自縛”者到底是誰？斯科特可能看中的是Against the Grain具有的雙關語的涵義，應該說是別有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