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學系”(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的更名是大勢所趨,數年前劍橋大學就將其“東方學系”更名。牛津大學“東方學系”的系名一直以來也備受爭議,近年系里決定對系名進行商議。在一年半載紛紛揚揚的討論后,結果終于塵埃落定,“東方學系”已于2022年8月1日起更名為“亞洲與中東研究系”(Faculty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更名不僅僅是一次事實層面的事件,更涉及文化層面的論爭。筆者經歷了東方學系更名的全過程,本文將其記錄下來,以饗讀者。從牛津大學的例子中,可以窺見更名浪潮之一斑。
牛津大學拉德克利夫圖書館與萬靈學院
東方學淵源于基督教歐洲,其正式出現(xiàn)被認為是從1312年維也納基督教公會(Church Council of Vienne)決定“在巴黎、牛津、波洛尼亞、阿維農和薩拉曼卡”等大學設立“阿拉伯語、希臘語、希伯來語和古敘利亞語”系列教席開始的。早在東方學系成立前,牛津大學對于東方語言與文學的研究即已存在。十六世紀上半葉都鐸王朝亨利八世時期,英國皇室就贊助了希伯來語的欽定教席(Regius Professorship),此后數百年間牛津大學先后設立了阿拉伯文、梵文、漢學、亞述學和埃及學的教席。1636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兼牛津大學校長威廉·勞德設立勞狄安阿拉伯文講席教職(Laudian Professorship of Arabic),由愛德華·波科克擔任首任教授;1869年,詹姆斯·萊格(漢名理雅各)擔任最早的漢學講席教授;1891年,阿奇博爾德·賽斯擔任最早的亞述學講席教授。其余如波斯語和緬甸語等雖無講席教職,但在牛津大學也有相關人員從事教學與研究。十九世紀中下葉,作為整體的牛津“東方學”成立,歸在藝術系下,與古典學和現(xiàn)代歷史并列。在二十世紀初,這一形成中的系科終于得以單列,最初被命名為“東方語言與文學系”,后來改為“東方學系”。
按照牛津大學的章程,東方學系的地域范圍大體是“非西方”,使命是進行“從古至今有文字記載之文明的跨學科研究”。歐洲視野中的“東方”是一有機聯(lián)系的整體,涉及到經濟、宗教、文化等方方面面:地中海世界和東亞的商品互有交換;佛教將南亞、東南亞、中亞與東亞相連接;印度敘事文學被翻譯成阿拉伯語和波斯語;阿拉伯世界的醫(yī)學和天文知識在亞洲的其他區(qū)域廣泛傳播。因此,將對于這一廣袤地域的研究命名為“東方學”,本身看上似乎并無不妥。
然而,追溯歷史就能理解“東方學”命名在今天遇到的問題。無可否認的是,牛津“東方學”在19世紀成立初期之時,與英國的“帝國事業(yè)”緊密相連。以印度學為例,牛津對該地區(qū)的研究,旨在為大英帝國在印度的殖民地培養(yǎng)合格的公務員。博登梵語講席教職(Boden Professorship of Sanskrit)由東印度公司的約瑟夫·博登上校設立,初衷在于“使本土印度人改宗基督教”,象征著牛津對印度次大陸的濃厚興趣。從1860年第二任博登梵語講席教授的任命上,也可以看出學術與帝國擴張之間復雜而微妙的關系。其時孟尼爾·威廉士(Monier Williams, AD 1819-1899)與馬克斯·繆勒(Max Müller, AD 1823-1900)競爭這一職位。盡管馬克斯·繆勒學術聲望更高,但馬克斯·繆勒是德國人,與牛津倡導自由化的神學家關系甚好,遂而引起了教會保守派的懷疑,而孟尼爾·威廉士向來以虔誠的英國國教教徒著稱。最終,孟尼爾·威廉士勝出。在就職演講中,他表達了在印度傳播基督教的愿景,“一個偉大的東方帝國業(yè)已投入我們的統(tǒng)治,我們的目的不在于使其成為政治的試驗田,也暫不在于擴展我們的貿易,增強我們的自信,或是助長我們的聲望,而在于使愚昧的人們得到啟蒙,每一個男人、女人和孩子……聽那報喜的福音?!焙髞砻夏釥枴ね坑肿隽恕杜=虼髮W應如何最佳地盡到對印度的責任?》的演講,提出應該讓牛津大學填補東印度公司學院關閉留下的真空,使得學術更好地服務于帝國。在大英帝國的黃金時代,“東方學”與帝國議程相連,是題中應有之義。人們對此習以為常,熟視無睹。
帝國的衰落使得“東方學”成為一項遺產。一個多世紀后,薩義德《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出版,“東方學”這一名稱變得越發(fā)敏感起來。自此,東方學與西方中心主義劃上了等號,人們也逐漸清醒地認識到,傳統(tǒng)東方學中潛藏著種族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傾向。在后殖民主義視野下,東方學被認為是西方對東方的殖民擴張所進行的合理性論證。薩義德的指控,首當其沖地針對了現(xiàn)有學術建制下的東方學系。作為回應,牛津大學在每年新生入學第一周都會教育所有東方學系的學生拒斥西方中心視角,在進行學術研究時有意識地突破傳統(tǒng)東方學的窠臼。不過,反對“東方學系”系名的呼聲仍然愈發(fā)強烈?!皷|方學”及其原初的帝國主義內涵成為一項幾乎是全體師生拒絕的遺產。據牛津大學調查反饋,有些學生甚至羞于在簡歷中明確標明自己畢業(yè)于“東方學系”,因為這可能會在求職時造成不必要的尷尬。
薩義德《東方主義》第一版封面
英國的政府工作報告也反映了傳統(tǒng)“東方學”的不合時宜。二戰(zhàn)后的斯卡布羅報告(the Scarborough Report)指出,隨著殖民地的解體,牛津已沒有必要繼續(xù)教授諸如印地語、烏爾都語、孟加拉語、泰米爾語等語言。1961年的海特報告(the Hayter Report)后,更多的政府經費從古代文明研究轉而投入當代語言與社會研究,促進了區(qū)域研究的興起。而1986年的派克報告(the Parker Report)后,政府經費轉向支持亞洲與中東研究中對于當下“外交與商業(yè)”有助益的學科。隨著時間的變遷,“東方學”的內涵與外延有所改變,后殖民時代的“東方學”已不是曾經的“東方學”。
在“東方學”引發(fā)尷尬與自身變遷的大背景下,2020年冬季米迦勒學期,系里對更名問題進行了第一次線上調研。本次調研共回收452份有效問卷,其中69%的參與者支持更名,31%的參與者反對更名或是立場不明。支持者與反對者各執(zhí)一詞,從多方面進行論證,支持者認為“東方學系”具有冒犯性,更名象征意義重大,而反對者覺得這不過是過度的政治正確。參與者共提供了93種不同的更名選項,排在前六位的是“古代與持續(xù)(世界)文明系”、“亞洲與中東研究系”、“亞洲與北非研究系”、“亞洲與非洲語言與文化系”、“亞洲與北非文明系”以及“世界語言與文化系”。更名工作組分別列出了每一個待選名稱的優(yōu)缺點。比如“亞洲與北非文明系”雖明確指出了本系的研究范圍,但“文明”將會引發(fā)新的論戰(zhàn),因其暗指了社會的“先進”與“落后”;又比如“世界語言與文化系”名稱雖具靈活性,但缺乏地理范圍指稱,過于寬泛。
2021年春季希拉里學期,系里的六組學科群(阿拉伯、波斯與土耳其研究組、中國研究組、埃及學與古代近東研究組、希伯來與猶太研究組、內亞與南亞研究組、日韓研究組)以及負責籌集資金的發(fā)展辦公室分別討論系名變更事宜,并將討論結果匯總。其中,日本與香港的發(fā)展辦公室特別提出,不希望新的系名中包含“文明”或“文化”,因為東亞社會傾向于認為自己是“現(xiàn)代”的,“文明”或“文化”會造成“前現(xiàn)代”的印象,使得贊助人在捐錢時更加猶豫。2021年夏季圣三一學期,系里進行了第二次線上調研。與此同時,更名工作組對于全球大學的相近學科名稱進行了調查,以供更名時參考。2022年春季希拉里學期,系里進行了最后一次線上調研,讓學生和教職工在四個系名備選項(“亞洲與地中海研究系”、“亞洲、非洲與中東研究系”、“亞洲與中東研究系”以及“國際語言與文化研究系”)中排序。最終,“亞洲與中東研究系”獲得最多票數,被報送人文學部和大學理事會,替代“東方學系”成為新的系名。歷時近兩年之久的更名過程終告結束。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中心絕非僅僅是東方學系才受到的詬病。事實上,不少牛津大學的系科名稱都自知或不自知地采用了西方中心的視角。有論者就指出,若需真正破除西方中心,牛津大學的“古典學系”應更名為“古代希臘羅馬研究系”,因為古埃及學、亞述學,或是梵文和古漢語同樣可以劃歸古典學范疇,卻未被包含在內。以此類推,“中世紀與現(xiàn)代語言系”應更名為“歐洲中世紀與現(xiàn)代語言系”、“哲學系”應更名為“西方哲學系”,因其研究范圍并沒有囊括世界其他地區(qū)的語言和哲學。
“東方學系”的更名事宜已告一段落,不過新的系名“亞洲與中東研究系”也存在問題,因為“中東”本身也暗含著歐洲視角。那么,在全球化時代新一輪學術浪潮中,系名會被再度更改嗎?我們是否可以預見,更多的系科將面臨更名?
主要參考文獻
Hayter, William. “The Hayter Report and After.”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Vol. 1, No. 2, Education and Pluralism (1975), pp. 169-172.
Richard Symonds. Oxford and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Email Correspondences. University of Oxford, 2020-2022.
Ulrike Roesler, et al. “History of the Faculty”. Faculty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Website, University of Oxford,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