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在北京基督教青年會擔任干事的美國人西德尼·D.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曾如此記錄他對這座城市的觀感：“北京雖然是一個古老帝國的都城，但并不是一個行將退出歷史舞臺的城市，它正迅速地接受著現代生活方式。電燈、自來水、馬路、排水系統(tǒng)、火車、汽車，甚至飛機都可以在這座城市找到，北京越來越成為一個當代共和制的國家?！本驮谕粫r期，溥儀的英文教師、英國人莊士敦（Reginald F. Johnston）剛剛來到北京，他看到的景象是，“這個城市正在努力追趕著時代的步伐，力圖使自己無愧于偉大民主的首都地位。這個城市的大學中，聚集著渴望變革的學生，他們正懷著不顧一切的急切態(tài)度，將現代科學和哲學，與世界語和卡爾·馬克思的著作一起，用來奪取過去被儒家傳統(tǒng)和腐朽圣賢們占據的領域?！?/p>
兩人觀察的重點雖不相同（前者側重于物質，后者側重于精神），但傳遞出的態(tài)度卻是相似的，他們都對北京正在發(fā)生的改變表示了樂觀與期待。不過，當莊士敦通過神武門進入紫禁城時，卻似乎進入了“一個空間與外界迥然不同的新世界”，那里有坐在四抬大轎上的高級官員，他們頭戴鑲有紅寶石和珊瑚珠以及孔雀花翎的朝冠，那里還有依照不同等級穿著不同服飾的宦官，更重要的是，那里還有一位十幾歲的少年皇帝。紫禁城的圍墻將墻內與墻外隔絕成了兩個世界：帝制與共和，這種空間上的割裂感給莊士敦留下了深刻印象，“通過這道城門，使我不僅從一個共和國度回到了君主國度，而且使我從二十世紀的新中國倒退回了其歷史可追溯到古代羅馬之前的古老中國。”
1912年清朝覆亡與民國建立之后，北京作為政治意義上的“帝都”身份已經喪失，但與之匹配的一套制度體系與倫理觀念并未馬上退出歷史舞臺。在與民國政府達成的優(yōu)待條件的保障下，遜清皇室仍然占據紫禁城的北半部分，作為一個微型的政治實體，這個“小朝廷”仍保留著一套獨特的運行體制，延續(xù)的是前清的衣冠正朔，使用的還是宣統(tǒng)年號，如同東交民巷一樣，都是“國中之國”。隆裕太后的葬禮與溥儀大婚仍是北京社會層面的大新聞，前朝的步軍統(tǒng)領衙門也仍然留存于民國國都的社會治理體系之中，鑾儀衛(wèi)也在執(zhí)行自己的使命，北京城依舊每天響起暮鼓晨鐘。這種政治結構對民初北京的文化環(huán)境影響巨大，各種性質迥異的事物相互之間似乎界限分明，但也并非不可通融。
清王朝已經傾覆，皇權已經崩解，但“皇帝情結”仍然彌漫在一些北洋官員以及一些讀書人之中，他們與遜清皇室保持著密切聯絡，關系曖昧。溥儀堂弟、也是“伴讀”的溥佳回憶說：“每逢婚喪嫁娶，光弄到大總統(tǒng)的匾額還不過癮，總要設法讓溥儀也‘賜’給一塊，才覺得體面。”當時在北京政府外交部任職的顧維鈞也注意到：“每逢廢帝生辰或新年，總統(tǒng)要派專人去祝賀，群眾對此也習以為常。但更奇怪的是，在前清做過官的政府高級官員也進宮表示個人的祝福。他們可以得到一軸條幅或蓋有御璽的‘?！畨邸址馁p賜?！鳖櫴弦蛭丛谇迤谧鲞^官，所以也沒進過紫禁城的“小朝廷”，但他列舉了同為留學生的顏惠慶曾得過溥儀賜給的大“福”字，掛在自家客廳壁爐之上。
另一位當事人、同在北洋政府任職的瞿宣穎對北平風物非常熟稔。1936年，他在上海的《宇宙風》雜志上連載十期《北游錄話》，以與友人對話的方式系統(tǒng)介紹了北平的歷史、地理、人情等，其中的一些說法正與上述記錄相印證：
庚子所改變的，是西洋化之輸入，而根本未十分動搖。辛亥所改變的是革命色彩之加入，然后不久還是屈服。自辛亥至于戊辰十七年中，雖然奉的是民國正朔，而帝制色彩的確保存不少，官僚化的程度似乎不遜于前清。雖然號稱加入革命色彩，其實不過添了一班起于草澤的軍閥與夫歸自西洋的官僚而已。人家客廳里還?？匆姃煊P字畫，胡同里不少皇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的對聯。
如果再把時間向前推至1918年，李大釗如此描述當時社會的新舊共生：“中國今日生活現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舊的性質相差太遠，活動又相鄰太近。換句話說，就是新舊之間，縱的距離太遠，橫的距離太近，時間的性質差的太多，空間的接觸逼的太緊。同時同地不容并存的人物、事實、思想、議論，走來走去，竟不能不走在一路來碰頭，呈出兩兩配映、兩兩對立的奇觀?！睅缀跖c此同時，魯迅也有類似的感慨，中國社會“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自油松片以至電燈，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鏢槍以至機關炮，自不許‘妄談法理’以至護法，自‘食肉寢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義，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他們談論的雖是寬泛意義上的“中國”，但主要還是出自在北京的生活經驗；如果將兩人的觀感置放在北京這一更加具體的場景中，讀者會有更深刻的理解。
十幾年之后，李大釗、魯迅的看法越來越成為一種“共識”。1932年北平《獨立評論》上的一篇文章仍提到：“中國社會上的狀態(tài)，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四方八面幾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同在這一年，上?！渡鐣侣劇返挠^察則更加具體：“故都春夢中的北平，本來是謎一般的都市，一方面有遺老，王公，古物，宮殿等等封建古典主義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有共產黨，學潮，社會思想，大洋樓等等的時代產物在茁張……往往一個青年，早晨參加革命的會，中午碰到了父輩遺老，下午游了三海，晚上跳舞去”。正是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區(qū)間內，社會發(fā)生劇變，具有很大矛盾性的不同事物共存于有限的空間范圍內，進一步放大了彼此的差異與對峙。北京作為延續(xù)數百年的“帝都”，面對近代中國的歷史大變局，受到的刺激與沖擊更加直接，正如后來沈從文感受的那樣，北京“把附屬于近八百年建都積累的一切，在加速處理過程中”。
從遼金時代開始，北京從一個北部中國的軍事重鎮(zhèn)，逐漸發(fā)展成為大一統(tǒng)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作為五方雜處之地，沒有哪一座城市能夠比北京容納更多如此相互對立的事物。詩人錢歌川就曾描述說，北平“真是一個怪地方，新的新到裸腿露臂，舊的舊到結幕而居?！睙o獨有偶，一位筆名“老向”的作者也注意到了類似現象：“赤著大腿的姑娘，和纏著小腳的女人并排的立著走著，各行其是，誰也不妨礙誰。圣人一般的學者，和目不識丁的村氓可以在一塊兒喝茶，而各不以為恥，如同電燈和菜油燈同在一個房間一樣，各自放著各自的光?！彼麨榇瞬坏貌桓袊@：“北平有海一般的偉大，似乎沒有空間與時間的劃分。他能古今并容，新舊兼收，極沖突，極矛盾的現象，在他是受之泰然，半點不調和也沒有”。
朱自清曾評論：“北平之所以大，因為它做了幾百年的首都；它的懷抱里擁有各地各國的人，各色各樣的人，更因為這些人合力創(chuàng)造或輸入的文化”。正是這種城市特質賦予了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一種極大的自信，瞿宣穎可以“嘲笑”上海街市只有“西服”和“尖頂瓜皮小帽與硬領長衫”，如果要穿第三種，則必為市人所目笑，而北平則決然不同，“從紫袍黃褂的蒙古西藏僧徒，藍袍青褂的垂辮老者，光頭大肚的商人，藍布罩袍的名士，中山服的政軍服務人員，加上上海的種種，無不兼容并蓄。他們的思想，從忠君愛國一直到共產；他們的生活，從游牧民族一直到工廠的工人；他們的來歷，從冰天雪地一直到炎天熱海；他們的信仰，從拜佛一直到無神；他們的時代，從乾隆一直到一九三六。形形色色，比肩并存于一城之內，這是何等奇觀！”
如果說，長期生活在北京的瞿宣穎因為天然的無法切割的地緣情感有可能被影響看待北京的態(tài)度與眼光的話，福建人林語堂居住在北京的時間很有限，但在離開多年之后，仍用具象的細節(jié)描述出與瞿氏大致相同的歷史場景：
滿洲人來了，去了，老北京不在乎；歐洲的白種人來了，以優(yōu)勢的武力洗劫過北京城，老北京不在乎；現代穿西服的留學生，現代卷曲頭發(fā)的女人來了，帶著新式樣，帶著新的消遣娛樂，老北京也不在乎；現代十層高的大飯店和北京的平房并排而立，老北京也不在乎；壯麗的現代醫(yī)院和幾百年的中國老藥鋪兼存并列，現代的女學生和赤背的老拳術師同住一個院子，老北京也不在乎；學者、哲學家、圣人、娼妓、陰險的政客、賣國賊、和尚、道士、太監(jiān)，都來承受老北京的陽光，老北京對他們一律歡迎。
顧維鈞則用了他的親身經歷提示了民初北京的“過渡特征”：
從施政方式和政府結構來看，北京表現一種奇特的現象。官方行文完全和前清一樣沿用舊式文體，唯一的變化就是官銜的稱呼變了。奏折和呈文現在是遞給總統(tǒng)和總理，表達方式仍沿用前清舊習。在官方集會儀式中，叩頭是免了，但在官員家庭中仍遵守舊習。在生日和新年節(jié)日，家人和奴仆還給老爺、太太叩頭而不是鞠躬。成長中的年青一代則極力仿效西方風俗，穿西裝，老年人則仍穿老式服裝。政府各部中，至少一半人是在前清供職多年的舊官僚。歸國留學生主要在外交部和交通部任職，其他如內務部或蒙藏事務局等部門還和自古以來那樣墨守成規(guī)……例如，總長一到，仆役即從大門口直到各司高聲通報總長到！每天不知喊多少次。總長出門拜客，回到部里又得喊。
以上羅列的一些材料展示了近代北京社會政治與文化領域紛繁纏結的歷史畫面，瞿宣穎曾把從北京庚子到戊辰（1900-1928）將近三十年的時段稱為“新舊交爭的時代”：“舊的一切還不肯完全降服，而對于新的也不能不酌量的接收。譬如拿些新衣服勉強裝在舊骨骼之上，新衣服本不是上等的，而舊骨骼也不免失去原有的形狀?！贝颂幍摹敖粻帯币辉~客觀呈現了那一時期北京各種不同性質的事物與現象之間既對峙又融匯的共生關系。
從表面看，作為曾經的“帝都”，既有前清貴胄遺老，也有大批民國政要，同時駐留著數量可觀的外交官群體以及多國僑民。由于高校林立，大批新式知識分子在此聚集。除此之外，本地居民以及外來人口占據底層社會的大多數。不同群體之間雖有交集，但分享不同的城市空間，更多是在各自專屬的軌跡中前行。各種不同的文化現象在時空中交錯，特定的人口結構、階層結構培育出北京多維雜陳的城市特質，它們既是傳統(tǒng)的，又是現代的；既是古樸的，又是歐化的；既是貴族的，又是平民的，哪一種類型的文化都有特定的擁躉與市場，沒有哪一種力量能夠完全占據主導地位。
如果拋開這些外部表象深入到城市深層可以發(fā)現，北京正在掙脫“帝都”身份對它的各種限定，成長為一座現代意義上獨立的城市實體，這是明清以來幾百年間一個根本性的大變化。不管是新的地方行政機構的創(chuàng)設、城市管理體系的調整，還是新生政權對北京城市功能的重新定位、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的不斷演變……這些跡象一時表現的并不“張揚”，但相互疊加累積，展示出制度性變革的力量，預示了一種不可阻擋的趨勢，猶如“新酒”裝入“舊瓶”。從外在樣貌看，北京這個“舊瓶”最初變化不大，但因“新酒”的源源流入，持續(xù)浸潤瓶壁，發(fā)生化學反應，留下“浸漬”，“舊瓶”因內部分子結構的變化而不再是那個“舊瓶”，“新酒”也會受到“舊瓶”的反作用影響，不再是原來味道。
（本文為王建偉著《舊都新城：近代北京的社會變革與文化演進》導言節(jié)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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