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史講義：給碩士生的七堂課》，葛兆光著，商務印書館，2022年9月版，280頁
廣州小雪過后的天氣晴陰無定，冷暖交替。雖然蟄居鄉(xiāng)野，暫離塵囂，在這樣時令中讀書的心情仍然很受影響。原以為在這時沒什么心情讀那些大部頭的書，但是前幾天參加由新京報書評和廣西師大社上海分部組織的線上讀書談，主題就是在今天為什么要讀“厚重之書”，正好應對了時下的讀書心情。何謂“厚重之書”? 在我看來很難下一個嚴格的定義，只能說它有一個大致的指向。大部頭的篇幅固然是一個因素，但還有更重要的因素是內(nèi)容、思想內(nèi)涵、經(jīng)典地位以及面向現(xiàn)實和未來的開放性意義。有些“導讀”“講義”類著作的篇幅并不“厚重”，但是同樣可以以其學術與思想含量給人以厚重之感。例如英國學者西蒙·斯威夫特（Simon Swift）的《導讀阿倫特》（陳高華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8年）是“勞特利奇批判思想家”（Routledge Critical Thinkers）系列中的一本，這套叢書的“編者前言”說，該叢書致力于把那些重要思想家和他們的觀念放回原本的語境中論述，從而引導讀者閱讀思想家的原著?；蛟S在專業(yè)研究者看來，這類“導讀”面向初學者和學生，往往不具有學術上的深度和作者的獨創(chuàng)性思維。但是，有一次當我和爾克討論這類“導讀”書的時候，他卻提出了一些反證，例如那套“牛津通識讀本”中的《維特根斯坦與哲學》（by A. C. Grayling），不僅對概述性的導讀持有高度謹慎的態(tài)度，同時對維特根斯坦在晚近哲學中的地位和影響也提出了不乏獨創(chuàng)性和爭議性的見解，這說明不可否認的是，有些“導讀”的學術目標并不滿足于概述與介紹；當然他也認為過于充滿個人性和爭議性的“導讀”實際上或許難以符合這類叢書讀物的初衷。這是一個頗有意思的關注視角，或許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何謂“厚重之書”。
讀葛兆光教授的《學術史講義：給碩士生的七堂課》（商務印書館，2022年9月），翻開之后就放不下來。該書是作者二十年間給碩士生講授“古代中國學術史研究”一課的講義，這門課“主要講有關古代中國的學術研究的歷史，應對掌握的學術方法，以及中國學術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的轉(zhuǎn)化”（“開場白”，第3頁）。在“后記”中說由于“學術”的內(nèi)容太廣，“學術史”的范圍太大，“所以嚴格地說，這本書的書名應當叫‘古代中國知識、思想與信仰研究的學術史’”。雖然只是寫給研究生讀的講義，但是其學術研究的方法論思考以及其中涉及關于思想史的歷史背景問題的論述均有很深的學術與思想內(nèi)涵，而且具有現(xiàn)實的學術與思想語境的針對性，讀完之后頗有“厚重之書”的感覺。講義與專著雖然在體裁和讀者預設上有區(qū)別，但是作為教師在講義中不僅呈現(xiàn)其最新學術研究成果，同時自覺以研究視野、方法作為“金針”度與學生，實在是體現(xiàn)了一種很好的學術知識生成與傳播機制，完全可以免去作者也提到的胡適和錢鍾書對以講義當著作的譏評。
在該書“后記”中，作者談到了如今大學人文學科里的“有用”這個問題：“現(xiàn)在的大學人文學科，有人常常標榜‘無用之為大用’。有時候說得興起，甚至把坐在虛空云端里講的一些不著邊際的話頭，以及類似‘安慰劑’一樣的心靈雞湯，也當作人文學科祛除自卑、傲視眾生的本領。所以，他們不免對工具性的‘有用’嗤之以鼻，以至于害得有些研究生也走上‘游談無根’和‘放言高論’的路向?！边@很值得思考，除了澄清對“無用之為大用”的曲解之外，更包含有對學術不正之風的嚴肅批評。還可以進一步思考的是，出現(xiàn)在學術著述、教學和講座中的“不著邊際的話頭，以及類似‘安慰劑’一樣的心靈雞湯”其實有多種面相，有些是肚子里沒有料，拿不出一點像樣的學術貨色，只能說些“不著邊際的話頭”；也有些是自以為功成名就，每以學術“大咖”自居就有了可以“放言高論”的資本。但是更值得警惕的是一種帶有某些復雜意味的“高論”，那就是時下的學界風氣中并不少見的學術化病態(tài)。主要表現(xiàn)為以學術話語把研究對象與歷史語境以及日常生活世界割裂開來，學術研究完全與當下現(xiàn)實語境脫節(jié)，滿足于以學術專業(yè)的“黑話”（jargons，即時髦的學術話語，甚至是一種話術）唬人。尤其是在近現(xiàn)代歷史的各個研究領域中，以貌似“深耕細作”的文本閱讀和挪用西方學術話語來遮蓋、回避其研究對象中的歷史真相與敏感問題。這種學術病態(tài)對于青年學者的影響很壞，這是近年來我閱讀一些論文常想到的問題。對此，葛兆光指出：“歷史研究的意義是什么呢？如果它不是借著對過去的發(fā)掘，讓人們理解歷史的傳統(tǒng)和現(xiàn)在的位置，如果它不是去通過歷史的講述，去引導一個族群一個國家對未來的思考，如果它僅僅作為一種專門知識，一種大學或研究所里面陳陳相因的學科技術，成了只在實驗室的試管里，永遠不進入臨床的藥物，成了找不到對象下手，只能孤芳自賞的‘屠龍之技’，它還會有生機嗎？”（見商務印書館“葛兆光講義系列”首發(fā)，2022-10-04）說得很對，或許還可以作為在“后記”中所談到的“有用”——人文學科應該“給大學生常識，給碩士生方法，給博士生視野”——的補充，這當然是一種基本的“有用”；加上上面所講的讓人們理解歷史的傳統(tǒng)和現(xiàn)在，引導對未來的思考，這更是真正的“大用”。其實，在這方面還可以從古典學問與日常世界的緊密關聯(lián)、古典哲人的話語始終對于脫離生活的“黑話”保持警惕的人文學術傳統(tǒng)中受到啟發(fā)和鼓勵。皮埃爾·阿道（Pierre Hadot，1922-2010）在《哲學是作為生活的一種方式》（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中認為古代哲學思想與日用人生有緊密聯(lián)系，古代希臘哲學家不是為了要構建純思維系統(tǒng)，而是要將思想放置于日常生活的實踐中，他們強調(diào)的是哲學的“日常生活的面向”（living praxis）。他指出十八十九世紀以來對古希臘哲學的解釋往往忽略了這個重要面向。（參見王汎森《執(zhí)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三聯(lián)書店，2014年， 第8頁）
對于九十年代出現(xiàn)的學術史熱中的“懷舊”，葛兆光認為把學術史變成懷舊、抒情和對現(xiàn)實政治的批判雖然有其時代的合理性，但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史，“毋寧說是思想史（也有人說是‘生命史’或‘精神史’）”，把握很精準，而且對于反思所謂九十年代的“學術凸顯”也很有啟發(fā)。至于在這撥學術史熱中出現(xiàn)的學術八卦趨勢，他認為“一些人鉆頭覓縫、尋章摘句，當學術史的索隱派，拿著放大鏡在巨人身上找瑕疵，仿佛成語說的嗜痂成癖，這很無聊”（同上，第9頁），也是值得“索隱派”反思的問題，把某些“八卦”作為“知人論世”的必要史料未嘗不可，但前提是必須要有有意義的問題意識。
在反思九十年代學術史熱的基礎上，對于學術史研究的意義，作者認為“既不是‘懷舊’（批判現(xiàn)實），也不是‘表彰’（見賢思齊），而在于知道‘一代有一代的問題和方法’”。繼而系統(tǒng)地指出有四個方面：“具體一點兒來說，我們要討論學術史的目的是什么？大概是四個方面——第一，通過學術史，了解今天我們從事的‘現(xiàn)代學術’，是怎樣從‘傳統(tǒng)學術’中轉(zhuǎn)型而來的？也就是說，‘學術轉(zhuǎn)型’是一個重點。第二，通過學術史，了解這一‘學術轉(zhuǎn)型’的背景和動力是什么？是域外刺激，是學術制度變化，是新資料新方法的推動，還是政治情勢、國家危機和國際環(huán)境的作用？第三，通過學術史，我們要了解當下學術研究的趨向、理論和方法，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應當改變的？第四，通過學術史，我們要看到未來學術發(fā)展的方向是什么？什么是‘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學術問題，什么是‘增長點’的學術領域？”（開場白，10頁）歸結起來就是要把握學術史研究的兩個大問題：一是歷史上的學術轉(zhuǎn)型，二是學術發(fā)展方向及研究方法，最終目的還是改進和推動今天的學術發(fā)展。
在這里我想起多年前讀過的《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中研院”史語所，2000年12月），這個書名或許更切合葛兆光的這部《學術史講義》。但由于《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主要是一部圍繞史語所發(fā)展的選題和論述的論文集，對于學術史和方法論本身沒有展開系統(tǒng)的討論。文集中余英時《學術思想時的創(chuàng)建與流變——從胡適與傅斯年說起》一文的主旨是闡釋和分析胡適—傅斯年的史學研究典范的歷史意義，切入角度是“古代學術思想史這一范疇”。其中談到民初新史學的淵源來自清中葉所謂經(jīng)史考據(jù)之學，指出“如果我們承認現(xiàn)代史學曾經(jīng)歷‘革命’過程的話，那么事實上它是從中國古代哲學史或?qū)W術思想史的研究開始的，而胡適先生在此則恰好扮演著一個革命性的角色”（第2頁）?！昂m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既然已開創(chuàng)學術思想史研究的新天地，那么又是怎樣繼承下去？這里則有必要提到傅斯年先生?！保ǖ?頁）最后比較接近于結論的觀點是認為“胡適和傅斯年在中國學術思想史領域上各辟蹊徑。胡適是以一般性的哲學史方法論發(fā)揮完成《中國哲學史大綱》，傅斯年的《性命古訓辨證》則開創(chuàng)了用語言學加上歷史演變的觀點來解釋古代思想。這兩條路后來的發(fā)展際遇殊異。胡在《中國哲學史大綱》的方法論可以說有許多人曾先后嘗試，但最后卻也都離開它……這是研究現(xiàn)代中國學術思想史，特別在現(xiàn)代新學術建立時一個很重要的關鍵”（11頁）。這是《論文集》中比較突出地切合學術思想史與方法論角度的一篇論文，但對于學術史與思想史的聯(lián)系與區(qū)別并沒有論述，另外雖然談到《中國哲學史大綱》的意義在于超越了乾嘉各家的考證成就，卻也沒有進而闡釋清代學術史與民國學術發(fā)展的關系，這或許也是與余文的論旨所限有關。這些問題在葛兆光的《學術史講義》中都有所探討和論述。比如在“開場白”就比較系統(tǒng)地分析了“學術”與“思想”的糾結與邊界問題，在“有關戴震研究的學術史”中也探討了清代學術中的戴震敘事對王國維、梁啟超、胡適等人的現(xiàn)代戴震研究的影響；從“知識系譜”的角度看“戴震”的形象形成史，進而研究在戴震研究中呈現(xiàn)出來的“學術史”與“思想史”（239頁）。在這些論述中給我的感覺是，葛兆光對存在于“學術史”與“思想史”之間的問題意識的敏感和闡釋力是很突出的，這樣的學術史研究有深厚的當下關懷。
德國古典學者普法伊費爾（Pfeiffer，R.）認為，“學術的完整屬性與諸多形態(tài)正是在歷時過程之中、民族興替與世代更迭之間得以揭示的。故此，古典學術史乃形成中之古典學術。以這種眼光來看，一本追述學術史的書籍有權要求被視同為學術本身不可或缺的部分”（普法伊費爾《古典學術史（上卷）自肇端諸源至希臘化時代末》，劉軍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作者序言”）。在這里談到了學術的屬性、形態(tài)與歷史變動的關系；“‘學術’（Scholarship）是理解、闡釋與恢復文獻傳統(tǒng)之術。在公元前3世紀，得益于詩人們保存與應用其文學遺產(chǎn)亦即‘經(jīng)典’的努力，它開始成為一門獨立的智識學科。因此，實際上，學術是作為‘古典’學術（‘classical’scholarship）興起的”（同上，第3頁）。這里講的是學術與學術史的關系。而葛兆光在他的講義中用更為清晰、樸素的語言把文獻、學術史與學術研究的關系論述清楚：“我希望在這門課里，讓研究生盡可能多地閱讀最基本的歷史文獻和最經(jīng)典的學術論著，也希望你們能夠切實地理解三點：（1）目前學術界的心情和思路。這里所謂‘心情’，是來自社會關懷和現(xiàn)實感受，它可能是學術研究的問題意識的社會背景和知識背景，它刺激著研究某個問題的沖動。這里所謂‘思路’，包括了觀察問題的角度，思考問題的預設、趨向和途徑，分析問題的理論和方法，以及查找材料的范圍等。（2）能夠知道中國學術界有什么困惑和問題，你們將面對的學術瓶頸是什么樣的。不了解這一點，你就不知道從哪里用力。（3）能夠想一想，在古代中國思想、學術和文化史研究方面，為什么有些能夠產(chǎn)生影響的問題和話題，不是來自我們，而總是來自歐美和日本。”（《學術史講義》，第4頁）這三個問題的意義當然超出了學術史研究范疇，尤其是第一個問題，講的其實就是當下學術界和研究者本身“歷史語境”問題。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英國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受英國歷史哲學家柯林伍德的影響而提出“歷史語境主義”（Historical Contextualism）研究方法，強調(diào)將人的思想意圖和概念放到歷史脈絡中了解，提出“文本”“行為”和“闡釋”這三個重要概念，強調(diào)從文本、行動與歷史語境之間的關系中以揭示作者的意圖。但是所謂的重返“歷史語境”這個說法本身也是有問題：如果說它并非是單一的、固化的和人所公認的，又或者說不同的學術文本之間不但有各自的歷史語境而且這些語境之間也是會相互影響的，那么在“重返”之前就必然有選擇與判斷，才能解決為何選擇或優(yōu)先選擇某種歷史景觀作為“語境”的問題。換句話說，當研究者自覺要重返學術史的歷史語境的時候，實際上是無法脫離研究者自己的價值觀念、知識背景和研究動機等主觀性因素。因此也出現(xiàn)了相應的 “史學語境”的概念，指的是研究者所置身于其中的知識和思想環(huán)境，由此而產(chǎn)生研究的動機、方法和對所欲重返的“歷史語境”的選擇。葛兆光關于學術界的“心情和思路”的論述正可以看作是“史學語境”的問題，尤其是說到“它刺激著研究某個問題的沖動”，非常準確。
正是在這樣的“心情和思路”中產(chǎn)生的問題意識，使一部學術史講義成為了我認為的“厚重之書”，因為它具有了學術史闡釋與現(xiàn)實批判相結合的思想力度。例如，“從根本上來說，經(jīng)學中的今、古文之爭是有意義的。意義有好有壞，其壞的一面，是表現(xiàn)了經(jīng)學成為壟斷性的意識形態(tài)以后，所發(fā)生的利益之爭，所有思想學說一旦成了意識形態(tài)，掌握了權力，就一定要發(fā)生這種利益爭奪、權力瓜分，這是沒有辦法的。其好的一面，是促成了經(jīng)學的內(nèi)在分化和緊張，促成了經(jīng)典解釋資源的多樣化，后來，好多經(jīng)學史上的新創(chuàng)見，都是借了兩方面的資源來強化自己的合理性的，你想想，如果只有一個絕對正確，你還有什么自由解釋的空間？”（35頁）這不是很值得深思的現(xiàn)代思想論題嗎？又例如“至于法家，其實說白了，就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加上政府管理者的實用策略，就是‘王霸道雜之’，就是入了官家、成為官員之后，‘循吏’和‘酷吏’的區(qū)別，都是‘吏’，只是取徑有別”。商鞅講“法”，強調(diào)的是臣下的責任；申不害講“術”，強調(diào)的是君主的權力；慎到又講“勢”，就是利用權勢、推動政治管理?！捌鋵崗乃麄兯伎嫉某霭l(fā)點和目的地來看，也就是從立場、目的到策略，都是和儒家一樣的，為的就是兩個字‘秩序’，也就是統(tǒng)治的秩序”（83頁）。讀中學的時候我們曾掛在嘴邊的“儒法斗爭”，說穿了就是這么回事。有了“來自社會關懷和現(xiàn)實感受”，總是能夠發(fā)現(xiàn)在學術史到政治史之間存在的真實聯(lián)系和問題意識。
該書第六講“《明儒學案》以及明代思想與社會研究”的重點是圍繞《明儒學案》，討論思想史研究應該怎樣重建歷史背景，也就是如何讓思想史回到歷史語境中去，具體的針對性文本是侯外廬的《中國思想通史》。對我來說，這一講是讀得最有興味的。比如作者對近代主義與唯物史觀關于明代中葉思想歷史背景的分析的三點質(zhì)疑，尤其是對常常被稱為是社會史和思想史結合的侯氏思想史中的“社會史”問題的有兩個問題的分析—— “一是總在為社會性質(zhì)和社會階層定性，然后規(guī)定某個思想家和思想屬于什么社會什么階級；二是常常先有某種性質(zhì)的認定，然后再按圖索驥地尋找可以用來說明的社會史證據(jù)?！保?07頁）。記得在讀大學的時候，我曾經(jīng)與同學林偉然討論過這部思想通史，當時也有這種感覺。但是在葛兆光的論述中把問題講得很深很透，包括對那部同樣影響很大的任繼愈《中國哲學史》的分析，指出“這種所謂的思想史的社會背景分析，看似把社會與思想結合，實際上是拼合，因為社會史說明不了思想史‘為什么如此這般’，而思想史也說明不了‘何以這樣回應社會’，所以需要重新尋找背景分析的途徑”（209頁）。由此想到在我們有些美術史研究著述中，類似這樣的歷史背景與美術作品的“拼合”不是更為草率和淺陋嗎？
只有經(jīng)過對歷史背景的“遠景、中景和近景等不同層次”的進行微觀、具體的實證研究，才能對學術、思想與時代的聯(lián)系作出盡可能接近歷史真相的判斷。于是才“可以說，儒家理想中的社會秩序和道德秩序，只是在明初才最終短暫地形成。結果是什么？就是同一性社會的建立。什么是同一性？就是社會秩序化，道德嚴厲化，真理絕對化，這是一個泛政治化的時代，農(nóng)民出身的朱元璋，借了（1）鄉(xiāng)村社會基礎上建立的儒家理想，和（2）制度化的法家政策，（3）配合以整體的教育和宣傳，建立了一個以鄉(xiāng)村社會秩序為基礎的國家政治秩序?？瓷先ズ孟裾R有序，但是這種整齊有序是以大多數(shù)人的自由的犧牲為代價的，也是以遏制城市商業(yè)和生活的發(fā)展為代價的”（212頁）。在這里也不難看到作者的“史學語境”和問題意識。這是作為“明代思想史的背景”的一部分，經(jīng)過圍繞這個問題的多層次、多視角探討，最后得出的是大問題：“一個時代思想史的背景，應該如何來研究，是否需要改變過去各種思想史那種籠統(tǒng)的做法，對遠景、中景、近景有細致的重建和分析？如果這樣做，是否思想史就回到歷史學和文獻學的基礎上來了？這是一個大大的問題?！保?32頁）對于我們的美術史而言，我思考的是在重建藝術的歷史背景敘事的同時，如何堅持藝術史的學科本位；就如前些時候在討論“全球化語境中的中國近現(xiàn)代美術”的時候，我在發(fā)言中討論的是如何以全球化視角糾正美術研究中的國別史、區(qū)域史“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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