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黨是紛亂的晚明政局中一股重要的政治勢力，幾乎參與了從萬歷初期到明朝滅亡的所有重大政治事件，但關(guān)于東林黨的評價一直紛亂不一。時人曾評價：“今天下之言東林者，以其黨禍與國運終始，小人既資為口實，以為亡國由于東林，稱之為兩黨。即有知之者，亦言東林非不為君子，然不無過激，且依附者之不純?yōu)榫右?，終是東漢黨錮中人物?！睆臍v史事實上來看，此評價不可謂不客觀。在天啟朝，于東林黨和閹黨的斗爭中，甚至無意中形成過一些“合謀”，最典型的就是冤殺熊廷弼事件。
熊廷弼是湖北江夏（今武昌縣）人，自幼家境貧寒，但志向高遠，兼耕兼讀少年成才。萬歷二十四年（1596）參加鄉(xiāng)試奪魁，次年即金榜題名。清人的《柳南隨筆》中認為熊廷弼是先中了武舉人，但遭人蔑視，遂棄武從文連中三元（即鄉(xiāng)試、會試、殿試三次考試第一名），因此有“三元天下有，兩解世間無”之譽。此說雖為孤證，但熊廷弼身長七尺，能騎善射，文武雙全確是事實。
熊廷弼塑像
他中進士后授保定府司理，任上秋毫明斷，糾正冤假錯案上百起，因而成名，被提拔為工部主事。熊廷弼性情剛直，有救國之志，結(jié)合其科舉正途的出身，本應屬于東林黨的天然同路人。而且當時東林勢力日漸強大，“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呼應”，自認為正直的士大夫多自動將自己歸屬東林陣營。但熊廷弼已清醒地認識到，東林黨除了占據(jù)大義的名分之外，在黨爭中的行為方式和被其斥為“邪黨”的一方并無二致，因而不愿趨附東林，還以詩明志，表達自己有心國事，無意黨爭的心氣，同時不以陣營預設(shè)立場，積極結(jié)交齊、宣、昆黨中志同道合的有志之士，因此引起東林忌恨。而且熊廷弼是楚人，就自動被東林劃歸楚黨，列為斗爭和打擊對象。東林黨將所有不肯依附的人劃為邪黨的做派，與后來的閹黨將所有反對者“率指為東林”沒有什么區(qū)別。熊廷弼不久就遭東林黨攻訐罷官，雙方就此結(jié)下難解的矛盾。
后宣、昆兩黨得勢，熊廷弼又被重新啟用，更坐實了東林黨視他為楚黨的刻板印象，雙方積怨加深。萬歷三十六年（1608）熊廷弼巡按遼東，此時主持遼東軍政的李成梁家族已經(jīng)軍閥化，與包括建州在內(nèi)的多個女真部落勾連極深，對其在抗倭援朝戰(zhàn)爭后進行的女真兼并戰(zhàn)爭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放任其坐大，且有意為其遮掩，仍將遼西松散的蒙古部落作為主要的防御和打擊對象。熊廷弼敏銳地指出“今之危敵，不在河西（蒙古）而在河東（建州女真）”，上疏彈劾總兵李成梁“驅(qū)民棄地”，主動放棄戰(zhàn)略要地寬甸六堡、綏靖努爾哈赤的做法，主張轉(zhuǎn)變戰(zhàn)略重心，將努爾哈赤作為主要防備對象，修繕針對女真方向的防御工事，重新屯墾。這無疑證明了熊廷弼不僅文武雙全，而且具有戰(zhàn)略眼光，是明末不可多得的儒將。
巡按遼東三年之后，熊廷弼再次受命督學江南，針對江南地主、財閥利用經(jīng)濟勢力作用于科舉制度，從而在朝堂中培養(yǎng)代理人的企圖，熊廷弼盡力向朝廷輸送有真才實學的寒門子弟，斬斷其利益輸送鏈條，而江南恰恰是東林書院的所在地和東林黨人的大本營，熊廷弼“所拔多名士，所進皆寒微，所黜皆鄉(xiāng)紳津要子弟，而東林子弟居多”的做法極大損害了東林黨的政治利益，雙方積怨日深，“人妄擬先生有意摧東林，至此禍不可解”。熊廷弼不久就再遭東林打擊，第二次辭官回鄉(xiāng)。
薩爾滸之戰(zhàn)的慘敗讓朝廷“上下震動，舉朝驚駭”后，朝廷不得不再次啟用熊廷弼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遼東經(jīng)略，并賜尚方寶劍。實際上是在無人可用的情況下，讓熊廷弼去遼東收拾大敗后的危局，熊廷弼到任后“招流徙，繕守具，分置士馬，由是人心復固”，收斂殘兵敗將，安置流民，修繕城堡，斬殺了一些貪污、怯戰(zhàn)的將校和官員，稍稍穩(wěn)定住了局勢。然而熊廷弼雖是文官出身，舉止做派卻頗類武人，他“好謾罵，不為人下，物情以故不附”。治軍嚴格，令行禁止，在當時文恬武嬉、荒唐糜爛的官場大環(huán)境中很不受待見。更重要的是，熊廷弼以國事為重，將國家利益置于所屬政治團體利益之上的立場，與包括東林黨在內(nèi)的絕大多數(shù)官僚集團相左，因而觸犯了很多人的利益，很快再次卷入黨爭之中，吏科右給事中、浙黨姚宗文污蔑熊廷弼：
“臣往日出關(guān)，閱其兵馬不訓練，將領(lǐng)不部署，人心不附戢。至工作之無時而已，邢威之有時竊發(fā)，群策之不足以圖大功，恃獨賢之不足以成大事，故閱視之役，不行薦舉，誠不敢上欺君父也?！?/p>
按理說，后來依附魏忠賢成為閹黨的姚宗文是東林黨的政敵，而楚黨已與東林黨開始合作，東林黨人即使因為積怨罔顧國家利益，不愿為熊廷弼秉公直言，至少也應該根據(jù)“敵人反對的就應該支持”的黨爭原則而提出反對意見。然而東林黨卻一反常態(tài)，對熊廷弼群起而攻之，致使他不得不一邊苦撐遼東危局，一邊應對朝堂之上的攻訐，很快再次去職。
東林黨這種奇怪的態(tài)度，實際上源于其自身小團體的利益算計，他們當時已逐漸掌握政權(quán)，正謀劃使其黨人李三才復出，因此極力攻訐熊廷弼，希望以李三才取而代之。后雖未完全得逞，但也成功使東林黨人袁應泰取代了熊廷弼，基本實現(xiàn)了其利益目標。而與“邪黨”合力攻熊廷弼去職，實在是東林黨人在政治方面的一大污點。
取代熊廷弼的袁應泰是東林黨人中品格和能力都比較突出的人才，但其既“素不知兵”，沒有軍事經(jīng)驗和軍事才能，又缺乏邊疆治理的經(jīng)歷，對遼東的險惡局勢缺乏深入的認識和了解?！凹炔恢?，亦不知遼”導致了他既輕敵，又輕信，很快犯下一系列幼稚的錯誤。天啟元年初，努爾哈赤再次出兵，在沒有重型攻城火炮的情況下，用中世紀的方式連續(xù)輕易攻克有高墻深塹環(huán)繞，又有大小火炮嚴密防守的遼、沈二城，袁應泰戰(zhàn)敗自殺。明朝在薩爾滸之后，再次在軍事上遭受重大打擊，而此時主政的東林黨卻忙于黨爭，既拿不出可以拯救危局的辦法，也推選不出可以拯救危局的人物，大小言官反而以遼、沈之敗為由競相攻擊，試圖讓政治對手承擔戰(zhàn)敗的責任，遼、沈兩座關(guān)外重鎮(zhèn)，數(shù)萬明軍將士的生命和鮮血，數(shù)十萬明朝百姓的流離失所，都變成了朝堂之上一個抽象的符號，爭斗中的各方勢力都想把這個符號加諸對手身上，至于現(xiàn)實中千里之外的危局和慘狀，卻并無人真正關(guān)心。大小臣工論起遼、沈失陷之責，則群情洶洶，論起克復遼、沈之策，則噤若寒蟬。畢竟袁應泰已是當時東林陣營能力相對突出的官員，依然落了個軍敗身死的下場，而那些遠較袁應泰庸碌得多的文官在這種勢若累卵的危局中遠赴遼東，無異于以身飼虎，必死無疑。
整個朝堂上彌漫的這種無心國事、全力黨爭、萬馬齊喑、無人可用的氣氛，為熊廷弼的再次復出創(chuàng)造了條件，也注定了他最終的悲劇命運。史載：“京師告急，宸衷震怒，大小臣工人人自危，恐勢不可支，禍必及身，乃謀復起廷弼于田間。”熊廷弼應召時正患重病臥床，“一聞君命，慷慨出關(guān)”，提出“三方布置策”：
“廣寧用騎步對壘于河上，以形勢格之而綴其全力；海上督舟師，乘虛入南衛(wèi)，以風聲下之而動其人心；奴必反顧，而亟歸巢穴，則遼陽可復。于是議登萊、天津并設(shè)撫鎮(zhèn)，山海適中之地特設(shè)經(jīng)略，節(jié)制三方，以一事權(quán)?！?/p>
在當時的種種“平遼”設(shè)想中，“三方布置策”是謀略最為深遠且最具可行性的一種，他客觀上承認了明軍在野戰(zhàn)中打不過后金軍隊的現(xiàn)實，避免了明朝使用添油戰(zhàn)術(shù)不斷將軍隊送到遼東白白送死，同時吸取了遼、沈之敗的經(jīng)驗，隱晦地回避了依賴漫長的補給線，將大量物資集中在少數(shù)孤城重鎮(zhèn)，陷入與后金圍繞一城一堡死斗困局的風險。注意發(fā)揮明軍在水師、火炮方面的優(yōu)勢，同時針對明朝在遼東事權(quán)、軍權(quán)混亂，令出多門的亂象，提出收回五指、攥緊拳頭的集權(quán)主張。
但這種基于客觀現(xiàn)實的可行之策要得以實施，要克服的內(nèi)部壓力，遠比外部困難大得多。首先“三方布置策”是一個先守后攻的策略，戰(zhàn)略收錯勢必要暫時放棄一些補給難度較大，防守不易的地方，很容易背上“棄地”的罪名，而在當時東林主政的背景下，朝堂之上以“大義”為不能觸碰的政治正確。“問棄之何地則不知所在，但聞棄地則暴跳如雷”，“清流”言官們往往連要放棄的地方在哪里都不知道，只要聽到要棄地就群起而攻之。身既不在遼東、也不知兵的文官們大多是主張“速勝論”的狂熱主戰(zhàn)派，而《明季北略》的作者計六奇說“廷弼本膽氣過人者，宜不畏戰(zhàn)，而反主守，是知彼知己，能剛能柔一等人，真可將矣”。這樣一來，二者之間形成了尖銳的矛盾，“三方布置策”要得以實施，必須面對巨大的朝堂壓力。
而且“節(jié)制三方，以一事權(quán)”則意味著熊廷弼獲得了統(tǒng)御全遼的大權(quán)，這是東林黨所絕對不能接受的局面，在這種惡劣的政治環(huán)境中，“三方布置策”不可能成功實施。東林黨人為阻撓熊廷弼掌權(quán)，由遼東巡撫、東林黨人王化貞干擾、牽制熊廷弼，針鋒相對地提出“借虜平奴策”，化貞為人“騃而愎，素不習兵，輕視大敵，好謾語”，與熊廷弼復雜的“三方布置策”相比，他的“借虜平奴策”非常簡單，就是以財物籠絡(luò)北元林丹汗與后金為敵，出兵“四十萬騎”進攻后金，同時聯(lián)絡(luò)前明朝邊將、后金額駙李永芳為內(nèi)應，一舉蕩平后金。
這實在是一個小兒囈語、癡人說夢的荒唐計劃，一來林丹汗雖然是名義上的北元大汗，然而其自身實力和對其他蒙古部落的控制力均十分有限，處于其直接控制下的人口尚不足四十萬，又怎么可能有四十萬兵力？這不過是其自我吹噓，威嚇其敵人，以及誆騙明朝不知邊事愚蠢官僚的虛言。而且林丹汗自從與后金發(fā)生沖突之后，從未取得過一次像樣的勝利，雖然對明朝官員夸下海口，實際上外強中干，已經(jīng)有了畏敵心理。二來李永芳早已死心塌地效力后金，王化貞妄想策反李永芳算計后金，卻不知李永芳對他的虛與委蛇均得到了后金高層的首肯，意在算計王化貞。而王化貞本人卻對此洋洋得意，狂言半年平遼。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荒唐的計劃，卻得到了朝堂之上大部分大臣的支持，“廟堂諸公向聞人言復遼難，須兵多餉多輒眉皺聽，一聞化貞言可反掌而得，輒大喜，謂才可獨任”，足見當時明朝君臣見識之短淺，人心之浮浪，已經(jīng)到了罔顧常識的地步。王化貞的對策得到了朝堂認可，自然也得到了兵部尚書、東林黨人張鶴鳴的鼎力支持，而熊廷弼不但得不到一兵一卒的支援，而且所請的官、兵、錢、糧全被駁回，“三方布置策”實際上根本沒有實施，史載：
“廣寧有兵十四萬，而廷弼關(guān)上無一卒，徒擁經(jīng)略虛號而已。延綏入衛(wèi)兵不堪用，廷弼請罪其帥杜文煥，鶴鳴議寬之。廷弼請用卜年，鶴鳴上駁議。廷弼奏遣之垣，鶴鳴故稽其餉?！?/p>
天啟二年（1622）正月，后金進攻廣寧，明軍大敗，廣寧失陷，王化貞倉皇奔逃，熊廷弼以五千兵馬出大凌河，掩護潰敗軍民入關(guān)。廣寧失陷次月，王化貞被逮捕，熊廷弼聽勘，按照當時的分工，遼東經(jīng)略負責統(tǒng)御山海，因此廣寧之敗熊廷弼無責，護送軍民入關(guān)反而有功，熊廷弼自己也是這么認為的：
“臣奉命控扼山海，非廣寧所得私，撫臣不宜卸責于臣?！?/p>
當時的輿論也普遍認為熊廷弼無責：
“廣寧之敗，化貞忽同三四百萬遼民一時盡潰，廷弼五千人，不同潰足矣，尚望其屹然堅壁哉！廷弼罪安在？”
王化貞按律當誅，兵部尚書張鶴鳴也難逃干系，背后指使張鶴鳴操縱遼東兵權(quán)轉(zhuǎn)移的內(nèi)閣也要承擔主要責任，因此東林黨則欲將廣寧之敗的責任栽贓在熊廷弼頭上以推卸責任，同時保住張鶴鳴，熊廷弼對此憤怒地上疏爭辯稱：
“惟河西所以斷送之故，雖由撫臣王化貞，而主令決戰(zhàn)以致其七進七退玩兵速敗者，張鶴鳴也；恿用間用賄用鄉(xiāng)兵遼將，以致于佯退賣陣謀縛獻城者，張鶴鳴也；兵馬錢糧器械盡送廣寧，不容關(guān)上留下，不為登、津處給窘，經(jīng)略如窮人無歸者，張鶴鳴也；駐扎關(guān)上調(diào)度三路有敕，嚴勒兵將控扼山海有諭，廣寧進兵方出策應，屢討兵馬下部議復皆抗違不遵百計破壞，張鶴鳴也專救節(jié)制廣，寧、登、津、薊、真、山東各撫鎮(zhèn)，特救調(diào)度各省鎮(zhèn)而為廣寧謀奪節(jié)制沮抑經(jīng)略不得行一議做一事者，張鶴鳴也，怒臣章疏書揭屢屢責備而恨不立陷封疆以陷臣，而挾其忿者，張鶴鳴也?！?/p>
然而在當時東林把控朝政的大背景下，熊廷弼孤立無援，內(nèi)閣要推卸責任，必保張鶴鳴，而保張鶴鳴，則必殺熊廷弼，而且熊廷弼剛直的性格和巨大的冤屈，使得他在上疏中指出了一個對東林黨和對他自己都非常致命的問題，即在文官中普遍存在的“玩兵”問題。因為文武分家導致的文武地位懸殊，使得明季士大夫無論陣營，既不把兵士當同胞，也不把武將當同僚，而將其當做無意識的工具和耗材，為了政治目的白白犧牲將士的鮮血和生命亦不甚惜，只要自己占住了“大義”的道德高地，萬一自己“玩兵”僥幸賭贏了，則是大功一件；要是“賭輸”了，無論枉死多少武夫，自己都不需要承擔責任，翻臉就可以搖唇鼓舌，以大敗為由攻擊政治對手?？v觀明亡清興過程中明軍在關(guān)外的幾次大敗，從薩爾滸到松錦，那些對前線將領(lǐng)攻訐不休，指責其畏敵懼戰(zhàn)，不停催促將領(lǐng)出擊，甚至遙控“玩兵”的文官，大多數(shù)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
當時后金將領(lǐng)嘲諷明軍“上陣如以命作戲耳”，實際上就是文官玩兵的惡果。除了接踵而至的災難性慘敗，文官玩兵更嚴重后果是文武加速離心，以及武將為了避免執(zhí)行文官玩兵所下達的自殺式指令而自覺或不自覺加速軍閥化，崇禎時代大批武將“聽詔不聽宣”“儼然如一方諸侯”就與此有很大的關(guān)系。熊廷弼在這種于己不利的處境中指出東林黨“玩兵速敗”，無異于直戳整個東林黨高層的肺腑，將自己送上必死之路。當時一些心中仍存良知，對熊廷弼的冤屈抱有同情的東林黨高官如韓爌，對他也是“生前不肯營救，只于死后鳴冤”，這與熊廷弼揭露東林黨本質(zhì)的這封上疏是不無關(guān)系的。
天啟二年四月會審熊廷弼時，東林果然傾巢而出，誣陷熊廷弼失陷封疆，不救廣寧，必欲置其于死地：
“熊廷弼向使廣寧告急之日兵方出策應，肯做興師或卷甲疾趨廣寧，提一劍以勘禍難，或堅壘固守右屯，收余燼以圖恢復，反敗為功，死且不朽?！?/p>
當時遼西歸王化貞統(tǒng)領(lǐng)的兵馬有十余萬，且有堅城可恃無，尚且在旦夕之間大潰而逃，熊廷弼只有孤軍五千，如何“反敗為功”？更有無恥之尤者如左都御史鄒元標，直接質(zhì)問熊廷弼為何不愿去死：
“廷弼拭捫心一思，喪師失地，同抱頭鼠竄，亦安得有差乎胡不引從前之經(jīng)略觀之也，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方之袁應泰反欠一死若厚誅化貞，而廷弼少及于寬罪，同罰異非刑也不惟無以服天下萬世之心，亦恐無以服楊鎬、袁應泰之心矣宜用重典，以警將來?！?/p>
東林黨就靠這些顛倒黑白、匪夷所思的構(gòu)陷之語，將熊廷弼和王化貞一同論死下獄定案。張鶴鳴畏罪乞休，僅被罷官。當時也有一些正直之人替熊廷弼多方活動營救，若能拖到崇禎朝，熊廷弼或可不死。此事本與閹黨無涉，但天啟四年楊漣等上疏彈劾魏忠賢時，魏忠賢苦于沒有可以置楊、左、魏等于死地的罪名，閹黨徐大化向他獻計：
“彼（楊漣、左光斗）但坐移宮罪，則五臟可指。若坐納楊鎬、熊廷弼賄，則封疆事重，殺之有名?！?/p>
于是孤立無援的熊廷弼就成為了閹黨和東林黨殘酷斗爭的犧牲品，閹黨為了置楊漣等東林黨人于死地，誣陷熊廷弼挪用遼東軍餉向楊漣行賄，將與熊廷弼無關(guān)的移宮案和與失陷封疆案合成一案：
“擬以移宮為案，苦無贓。徐大化倡為封疆之說，蓋移宮止屬楊（漣）、左（光斗），與顧大章無預；封疆止周朝瑞薦熊廷弼，顧大章與楊維垣爭辯與楊、左四人又無預，合移宮封疆為一局?！?/p>
這樣一來，要殺楊漣等“六君子”，就要先處決熊廷弼，天啟五年八月，魏忠賢主持朝議時向群臣施壓稱“廷弼即議處決”，眾臣不敢反對，熊廷弼當月被殺，“傳首九邊，尸棄漏澤園”，其子也被“奉旨追贓”的貪官污吏逼迫自殺，熊家一門家破人亡，下場極慘。熊廷弼死后，東林“六君子”“七君子”隨即被害，閹黨繼以“封疆通賄案”為契機，殺得東林黨人頭滾滾，而他們在“失陷封疆案”中構(gòu)陷熊廷弼時，大概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因為自己做成的冤案與熊廷弼一同被殺。
時人高汝栻痛惜熊廷弼之死稱:
“廷弼慷慨揮霍有余，涵養(yǎng)溫恭則不足。高言雄氣不肯下人，世所以剛愎虛驕目之。自有遼事以來，再任經(jīng)略，不取一錢，不通一饋問，終日焦唇敝舌與人爭言大計，視國如家，第以經(jīng)撫見左，復與中樞宿怨，動輒掣肘，憤激坐視，遂膺顯戮。悲哉！然當事者亦無意即殺，自楊（漣）、左（光斗）起而熊廷弼之死決矣。故曰: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時局，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也。珰謂不以封疆串移宮則不能創(chuàng)大獄，不以封疆受賄誣諸臣，則不能作清流之陷阱，不殺廷弼，則不能借題追贓，加諸臣以身后之誅。夫貽誤封疆，伏法何辭，然終不死于封疆而死于時局，不死于吏議而死于奸珰。是以九泉之下，目不瞑耳?！?/p>
熊廷弼死不瞑目，而廣寧之敗真正的罪魁禍首王化貞卻因為行賄，一直拖到崇禎五年（1632）東林黨第二次主政時迫于輿論壓力才被處決，王化貞在臨刑時怒罵東林黨人：
“奸臣爾，當日要殺熊廷弼，教我只管爭功，今敗事是汝等誤我也?！?/p>
這個“騃而愎”、一生稀里糊涂的愚蠢官僚，死到臨頭時說的這句明白話，卻道出了喪盡初心之后的東林黨的本質(zhì)，可謂是那個黑暗的亂世中，最為漆黑的黑色笑話。
熊廷弼之死確實由閹黨親自操刀，但他的死局卻是東林黨人一手造成的，一群以“救國”為志向的人，害死了一個真正救國的人，然后又被自己所制造的冤案害死。熊廷弼的悲慘命運，既是那些厭棄黨爭，一心救國的士大夫悲劇的縮影，也是明末整個士大夫集團悲劇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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